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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联邦政府800亿美元新能源刺激计划启动的一年半之后，这笔投资为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当资金花光之后，会发生什么?
在密歇根州的狭长地带，由于汽车制造业的衰退，已经有大约6家公司开始了转型，生产电动汽车所需要的先进电池。在美国西南部，2个热电厂很快将在沙漠中拓展几千英亩的地域，而它们每个厂都获得了超过1O亿美元的联邦贷款担保支持。从夏威夷到北部缅因州，美国屋脊线上开始树立起风力涡轮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惠于政府的资金支持。
20个月前制定的美国复苏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ct)为旨在开发和部署能源技术的项目提供8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税收抵免和现金津贴。2010年7月中旬，在一个位于密歇根州霍兰市的新能源电池工厂的动工仪式上，奥巴马总统承诺，该工厂将成为“推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奥巴马政府表示，除了带动清洁能源领域的新的就业岗位，联邦资金史无前例地注入能源领域意味着“是为美国清洁能源未来总体战略铺平道路”的第一步。当然，重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需要几年的时间。然而在通过刺激法案的一年半之后，有必要问一问这个战略是否正确?用于能源研究和商业化的几十亿美元联邦资金是否真的代表清洁能源未来总体战略的开端?或者它们仅仅是零碎的投资，一旦联邦津贴终止，就会偏离主题?
仅美国能源部就控制着367亿美元的刺激资金，按照来自该机构的首席财务官史蒂夫艾萨克沃兹(steveIsakowitz)的说法，现在能源部每月在新能源项目的研发和商业化上支出8亿至10亿美元。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艾萨克沃兹表示，快速并高效地运用这笔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些项目已经有了显著拓展：例如，在电网现代化方面的支出从不到2亿美元猛增到了40亿美元。在其他案例中，美国能源部不得不资助全新的项目。例如，3.5亿美元启动建立了美国能源部先进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Agency-Energy，ARPA-E)以资助高风险的研究项目。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他预计与经济刺激相关的支出将在2011年达到140亿美元，而到2012年将减少至90亿美元。
尽管奥巴马总统和其他法案的支持者以创造“绿色岗位”并刺激经济的方式为这些支出正名，但许多经济学家却不同意这个说法。甚至是一些强烈支持政府投资技术的人也指出，任何在研发和新能源上的投资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促使经济增长。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Acemoglu)，也是经济生产率和创新关系领域的权威，他表示尽管他强烈支持增加在能源创新上的联邦资助，因为需要新的技术抑制气候变化，但如果认为这样就能帮助解决国家的失业问题，那就是一个“笑话，也是全然的误导”。
刺激支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弥补了几年来在能源研发上投资减少的事实，并且在投资长期减少的情况下，重新提速清洁能源技术商业化应用的进程。美国在能源研究上的支出少得惊人。在这样情况下，刺激法案提供了一个急需的推动力，将30亿美元资金投入到能源研发，包括创建先进研究计划署，以及全国各地的研发中心。但是到目前为止，刺激法案中最大一块能源支出支持的是新技术的验证和商业化。贷款担保、税收抵免和现金补贴将为新能源电池工厂、太阳能电厂和生物燃料精炼厂提供数百亿美元，这些大型的投资项目在信贷紧缩和衰败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几乎不可能获得私募投资。
然而，这些项目的回报也是不确定的。增加研发开支能否获得相应收益取决于未来的资金支持水平仍保持在高位还是突然下降。相似的，新商业项目的命运也将取决于联邦资助是否会减少及引发的后果。至少在短期内，许多项目没有政府的补贴将无法发展下去。为了让政府的资金支出能够产生长期效益，刺激法案之后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能源创新和投资计划。由于华盛顿的“鹰派势力”反对政府大量投资并干预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政府的投资政策必须建立在项目具有清晰经济收益的基础之上。
数据缺乏
设计可行的能源创新计划，并使政治家和公众相信其价值的挑战之一在于，没有人真正知晓如何量化科学研究的经济利益。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提供了创新如何作用于生产力的理论模型。但是我们几乎不知道研究与创新的关系，或者什么样的研究对于创新才是最有效的。“研发和经济影响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于微观层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Foundation)科学和创新政策项目的科学总监朱莉娅·莱恩(Julia Lane)表示。莱恩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donalInstitutes of Health)的同事们已经开始研究刺激法案中科研支出产生的影响。首先，该机构将简单地追踪由刺激资金资助的研发项目，收集不同学科受资助情况，以及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的数据。然后更复杂、更费时的工作是，他们将试着找到一种新的量化方法，以量化随着时间推移所产生的经济、科学和社会效益。
科学界几乎没有人质疑联邦政府支持研究的价值，但是政治家们目前还没有统一这一思想。莱恩表示，如果科学家不能更清晰地证明他们的研究的正面影响，资金就有风险，“我们应该弄清楚究竟哪些研发值得投资。”现在制定这样的政策很难，莱恩补充道，因为“关于科学概念是如何创造、传播并被采纳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然而，有许多证据表明，如果政府投资和政策工具得到适当运用，能够创造出一个促进创新的环境。但是正如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乔希·勒纳(JoshLerner)在他最近的一本书《梦碎大道：为什么旨在增强企业家精神和鼓励风险投资的公共努力尽皆失败，未来何去何从》中所写到的，政府在促进商业发展方面有利弊并存的记录。书中提到，巨大的成功案例如，政府在硅谷早期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惨淡的失败如，由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兴建的生物科技区，到如今已被称为“生物幽灵谷”了。
勒纳的书没有直接论述能源创新，但是作者指出在实现潜在的新技术时，风险资金和企业家精神是多么重要。他还列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子，证明政府可以鼓励这些活动。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勒纳表示，现在为刺激法案能源支出的成功评分还为时尚早，他担心美国政府会重复其他国家的错误。尤其是将大量资金仅投资于数量相对少的公司中，仅由能源部这样的联邦机构选出获得投资的公司。他建议，更好的方法也许是把少量的资金分给更多的公司，然后“听从市场”，将政府投资与新创公司募集了多少私募投资这样的因素联系起来。尽管有这些担忧，但勒纳强调政府对新技术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在资助并创造出一个 利于能源相关企业活动的环境方面，政府当然要发挥作用，但是需要以正确的方式进行。”
大笔资金
过去几年里，有太多的书籍、学术论文和专家报告建议制定一个连贯的能源创新战略。特别是2010年6月，总部设在纽约、由能源行业高管组成的美国能源创新委员会(American EnergyInnovation Council，AEIC)，发布了“美国能源未来的商业计划”，在上面签名的有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Immelt)和施乐CEO乌苏拉伯恩斯(Ursula Burns)等。报告呼吁将每年联邦政府对新能源项目研究、发展和部署(RD&D)的支持翻三倍，从目前的50亿美元增加到160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用于先进研究计划署。商业领袖也呼吁成立一个“国家能源战略委员会”，它应当“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承担起监督“联邦政府以外的独立公司”的责任，这些公司将帮助把新能源项目商业化。在他们的计划中，这个战略委员会将在lO年时间里通过单一的联邦拨款得到200亿美元。
商业领袖们的行动值得赞赏，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政府对能源创新的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国家能源战略”的必要性。但是，在政治上这可能引来争议。美国民众，以及许多政治家可能对私营公用事业的前景，或者管理国家能源政策的“专家委员会”并没有太大兴趣。
同时，许多能源创新的综合计划都需要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技术事实：大多数现有的化石燃料的替代品目前都因太昂贵而无法大规模取代化石燃料。如果要避免全球变暖的恶劣影响，必须马上开始向低碳燃料转移。许多经济学家支持碳定价，以直接的碳税形式，或是以碳交易的形式。两种方法都能有效地迫使公司为碳污染付费，提高化石燃料的成本，使得替代燃料更具竞争力。但即使是碳定价最强硬的支持者也承认，正如哈佛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所说的，它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换句话说，我们仍然需要能源创新。
当然，“能源奇迹”总是有可能的，但是指望根本性突破的同时也就是忽略了全球变暖的即时性，以及将能源技术彻底商业化所花费的时间。还在研究者实验室里或者风险投资家白板上的技术要对气候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起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气候科学家说得没错，那么这样的措施就显得总是太少、太晚。
要在未来数十年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关键就是大范围地部署低碳技术。”麻省理工学院工业效能中心(Industrial Performance Center)的创始理事，以及核科学和工程系主任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表示，过去几年里，他致力于设计一个更有效的能源创新体系，问题在于，“如今的技术太过昂贵。”
莱斯特表示，制定有效的创新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填补便宜的化石燃料和昂贵的低碳能源之间的“成本鸿沟”。“结论是，通过传统的联邦预算拨款程序，在部署这些新技术的早期，不可能为这个成本鸿沟集齐资金，金额太大。”莱斯特又说道，“使用者为此埋单是说得通的，虽然这不会很受欢迎，但是我想不到其他的处理办法。”
好消息是，创新可以降低新能源技术的成本。刺激法案的一个明智之处是它既支持能源研究，也支持技术部署。其最有创造力的项目，例如先进研究计划署，试图整合研究和部署双重目标。但是这些投资的成功取决于它们是否真的成为综合性能源计划的开端。制定这样的计划就意味着以最有效的方式调研日益增长的学术研究，鼓励创新。这也意味着做出一些不太受欢迎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将付出昂贵的成本。
刺激资金启动一年半之后，华盛顿转而吹起了“节俭风”。美国能源部2011年的预算的确要求增加能源研发的费用，但是几乎没有提到再花费几百亿美元用于支持新能源技术的验证。没有这样的投资，得到刺激资金而建成的项目会渐渐失去活力。它们只会继续代表清洁技术的可能性，而不是为新的能源基础设施打下基础。
在密歇根州的狭长地带，由于汽车制造业的衰退，已经有大约6家公司开始了转型，生产电动汽车所需要的先进电池。在美国西南部，2个热电厂很快将在沙漠中拓展几千英亩的地域，而它们每个厂都获得了超过1O亿美元的联邦贷款担保支持。从夏威夷到北部缅因州，美国屋脊线上开始树立起风力涡轮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惠于政府的资金支持。
20个月前制定的美国复苏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ct)为旨在开发和部署能源技术的项目提供8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税收抵免和现金津贴。2010年7月中旬，在一个位于密歇根州霍兰市的新能源电池工厂的动工仪式上，奥巴马总统承诺，该工厂将成为“推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奥巴马政府表示，除了带动清洁能源领域的新的就业岗位，联邦资金史无前例地注入能源领域意味着“是为美国清洁能源未来总体战略铺平道路”的第一步。当然，重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需要几年的时间。然而在通过刺激法案的一年半之后，有必要问一问这个战略是否正确?用于能源研究和商业化的几十亿美元联邦资金是否真的代表清洁能源未来总体战略的开端?或者它们仅仅是零碎的投资，一旦联邦津贴终止，就会偏离主题?
仅美国能源部就控制着367亿美元的刺激资金，按照来自该机构的首席财务官史蒂夫艾萨克沃兹(steveIsakowitz)的说法，现在能源部每月在新能源项目的研发和商业化上支出8亿至10亿美元。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艾萨克沃兹表示，快速并高效地运用这笔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些项目已经有了显著拓展：例如，在电网现代化方面的支出从不到2亿美元猛增到了40亿美元。在其他案例中，美国能源部不得不资助全新的项目。例如，3.5亿美元启动建立了美国能源部先进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Agency-Energy，ARPA-E)以资助高风险的研究项目。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他预计与经济刺激相关的支出将在2011年达到140亿美元，而到2012年将减少至90亿美元。
尽管奥巴马总统和其他法案的支持者以创造“绿色岗位”并刺激经济的方式为这些支出正名，但许多经济学家却不同意这个说法。甚至是一些强烈支持政府投资技术的人也指出，任何在研发和新能源上的投资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促使经济增长。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Acemoglu)，也是经济生产率和创新关系领域的权威，他表示尽管他强烈支持增加在能源创新上的联邦资助，因为需要新的技术抑制气候变化，但如果认为这样就能帮助解决国家的失业问题，那就是一个“笑话，也是全然的误导”。
刺激支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弥补了几年来在能源研发上投资减少的事实，并且在投资长期减少的情况下，重新提速清洁能源技术商业化应用的进程。美国在能源研究上的支出少得惊人。在这样情况下，刺激法案提供了一个急需的推动力，将30亿美元资金投入到能源研发，包括创建先进研究计划署，以及全国各地的研发中心。但是到目前为止，刺激法案中最大一块能源支出支持的是新技术的验证和商业化。贷款担保、税收抵免和现金补贴将为新能源电池工厂、太阳能电厂和生物燃料精炼厂提供数百亿美元，这些大型的投资项目在信贷紧缩和衰败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几乎不可能获得私募投资。
然而，这些项目的回报也是不确定的。增加研发开支能否获得相应收益取决于未来的资金支持水平仍保持在高位还是突然下降。相似的，新商业项目的命运也将取决于联邦资助是否会减少及引发的后果。至少在短期内，许多项目没有政府的补贴将无法发展下去。为了让政府的资金支出能够产生长期效益，刺激法案之后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能源创新和投资计划。由于华盛顿的“鹰派势力”反对政府大量投资并干预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政府的投资政策必须建立在项目具有清晰经济收益的基础之上。
数据缺乏
设计可行的能源创新计划，并使政治家和公众相信其价值的挑战之一在于，没有人真正知晓如何量化科学研究的经济利益。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提供了创新如何作用于生产力的理论模型。但是我们几乎不知道研究与创新的关系，或者什么样的研究对于创新才是最有效的。“研发和经济影响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于微观层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Foundation)科学和创新政策项目的科学总监朱莉娅·莱恩(Julia Lane)表示。莱恩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donalInstitutes of Health)的同事们已经开始研究刺激法案中科研支出产生的影响。首先，该机构将简单地追踪由刺激资金资助的研发项目，收集不同学科受资助情况，以及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的数据。然后更复杂、更费时的工作是，他们将试着找到一种新的量化方法，以量化随着时间推移所产生的经济、科学和社会效益。
科学界几乎没有人质疑联邦政府支持研究的价值，但是政治家们目前还没有统一这一思想。莱恩表示，如果科学家不能更清晰地证明他们的研究的正面影响，资金就有风险，“我们应该弄清楚究竟哪些研发值得投资。”现在制定这样的政策很难，莱恩补充道，因为“关于科学概念是如何创造、传播并被采纳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然而，有许多证据表明，如果政府投资和政策工具得到适当运用，能够创造出一个促进创新的环境。但是正如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乔希·勒纳(JoshLerner)在他最近的一本书《梦碎大道：为什么旨在增强企业家精神和鼓励风险投资的公共努力尽皆失败，未来何去何从》中所写到的，政府在促进商业发展方面有利弊并存的记录。书中提到，巨大的成功案例如，政府在硅谷早期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惨淡的失败如，由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兴建的生物科技区，到如今已被称为“生物幽灵谷”了。
勒纳的书没有直接论述能源创新，但是作者指出在实现潜在的新技术时，风险资金和企业家精神是多么重要。他还列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子，证明政府可以鼓励这些活动。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勒纳表示，现在为刺激法案能源支出的成功评分还为时尚早，他担心美国政府会重复其他国家的错误。尤其是将大量资金仅投资于数量相对少的公司中，仅由能源部这样的联邦机构选出获得投资的公司。他建议，更好的方法也许是把少量的资金分给更多的公司，然后“听从市场”，将政府投资与新创公司募集了多少私募投资这样的因素联系起来。尽管有这些担忧，但勒纳强调政府对新技术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在资助并创造出一个 利于能源相关企业活动的环境方面，政府当然要发挥作用，但是需要以正确的方式进行。”
大笔资金
过去几年里，有太多的书籍、学术论文和专家报告建议制定一个连贯的能源创新战略。特别是2010年6月，总部设在纽约、由能源行业高管组成的美国能源创新委员会(American EnergyInnovation Council，AEIC)，发布了“美国能源未来的商业计划”，在上面签名的有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通用电气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Immelt)和施乐CEO乌苏拉伯恩斯(Ursula Burns)等。报告呼吁将每年联邦政府对新能源项目研究、发展和部署(RD&D)的支持翻三倍，从目前的50亿美元增加到160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用于先进研究计划署。商业领袖也呼吁成立一个“国家能源战略委员会”，它应当“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承担起监督“联邦政府以外的独立公司”的责任，这些公司将帮助把新能源项目商业化。在他们的计划中，这个战略委员会将在lO年时间里通过单一的联邦拨款得到200亿美元。
商业领袖们的行动值得赞赏，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政府对能源创新的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国家能源战略”的必要性。但是，在政治上这可能引来争议。美国民众，以及许多政治家可能对私营公用事业的前景，或者管理国家能源政策的“专家委员会”并没有太大兴趣。
同时，许多能源创新的综合计划都需要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技术事实：大多数现有的化石燃料的替代品目前都因太昂贵而无法大规模取代化石燃料。如果要避免全球变暖的恶劣影响，必须马上开始向低碳燃料转移。许多经济学家支持碳定价，以直接的碳税形式，或是以碳交易的形式。两种方法都能有效地迫使公司为碳污染付费，提高化石燃料的成本，使得替代燃料更具竞争力。但即使是碳定价最强硬的支持者也承认，正如哈佛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所说的，它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换句话说，我们仍然需要能源创新。
当然，“能源奇迹”总是有可能的，但是指望根本性突破的同时也就是忽略了全球变暖的即时性，以及将能源技术彻底商业化所花费的时间。还在研究者实验室里或者风险投资家白板上的技术要对气候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起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气候科学家说得没错，那么这样的措施就显得总是太少、太晚。
要在未来数十年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关键就是大范围地部署低碳技术。”麻省理工学院工业效能中心(Industrial Performance Center)的创始理事，以及核科学和工程系主任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表示，过去几年里，他致力于设计一个更有效的能源创新体系，问题在于，“如今的技术太过昂贵。”
莱斯特表示，制定有效的创新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填补便宜的化石燃料和昂贵的低碳能源之间的“成本鸿沟”。“结论是，通过传统的联邦预算拨款程序，在部署这些新技术的早期，不可能为这个成本鸿沟集齐资金，金额太大。”莱斯特又说道，“使用者为此埋单是说得通的，虽然这不会很受欢迎，但是我想不到其他的处理办法。”
好消息是，创新可以降低新能源技术的成本。刺激法案的一个明智之处是它既支持能源研究，也支持技术部署。其最有创造力的项目，例如先进研究计划署，试图整合研究和部署双重目标。但是这些投资的成功取决于它们是否真的成为综合性能源计划的开端。制定这样的计划就意味着以最有效的方式调研日益增长的学术研究，鼓励创新。这也意味着做出一些不太受欢迎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将付出昂贵的成本。
刺激资金启动一年半之后，华盛顿转而吹起了“节俭风”。美国能源部2011年的预算的确要求增加能源研发的费用，但是几乎没有提到再花费几百亿美元用于支持新能源技术的验证。没有这样的投资，得到刺激资金而建成的项目会渐渐失去活力。它们只会继续代表清洁技术的可能性，而不是为新的能源基础设施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