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东生是我国黄土研究方面的专家。在半个世纪的地学研究中，他建立的黄土“新风成说”，平息了170多年来黄土成因的风成与水成之争;通过对古土壤的序列研究，向四次冰期提出挑战，经过3年的时间，他总结出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古环境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刘东生完成了到现在为止，全球惟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使中国的黄土成为认识全球变化的一把“钥匙”，被称为“黄土之父”。
刘东生，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环境地质学家、高山和极地科学家，现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在面对自然的地质年龄时，人永远是年轻的。作为一个老而弥坚的智者，刘东生既年轻又快乐。他既穿梭在杳无人烟的地球“三极”，也穿越在另一个“黄土高原”——黄土研究领域的“空白地带”。
1942年，刘东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他师承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科学家杨钟健进行鱼化石研究。但是刘东生一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地质勘探。1954年，国家提出治理黄河，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当时37岁的刘东生决定离开古脊椎所，去从事没有人愿意做的黄土研究。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志向。
在刘东生看来，黄土就像一部神秘的天书，每一层都蕴含着一个地球故事，为了读懂这些故事，他走遍了每一寸有黄土的地方。
从极地大穿越到自然科考大发现
尽管这位老人早已功成名就，无意再去开创中国的自然科学考察之最，但近年来，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却默默地书写下令人吃惊的记录。
刘东生的相当一部分科学考察工作是在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完成的。“我们中不少人从青年到壮年到老年，为青藏高原奋斗了差不多50年，回首过去我们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和青藏高原人民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只有在青藏高原工作过的人，才能面对喜马拉雅山而发出一览众山高的惊叹！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的伟大，使我们的眼界扩大。这种环境刺激了我们产生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欲望。”
刘东生为了拍摄专业图片和采样，攀陡坡爬悬崖是家常便饭。他专挑侵蚀风化强烈的地方带头采样、测量，“捷足”先登，“如履平地”，让身边的同志心里发毛，乃至心惊肉跳。大部分队员有高山反应，普通食欲不佳，头痛失眠，甚至呕吐不止。
他承认，在高原考察时，富于诗意的生活总是少于艰险。1964年，他来到希夏邦马峰考察。宿营时，用的是外层涂有橡胶的不透气的帐篷。固然，这种帐篷保暖性好。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便一头栽倒在雪地上。此地处于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度，队友们以为他患了高山反应，赶紧把他抬到山下5000米的地方。很快，他就恢复了正常。后来才发现，这并非高山反应所致，而是因为帐篷内的氧气被吸光后，密封的帐篷阻止了同外面空气的交换，才导致他严重的缺氧。
1991年，在他74岁时去了南极。大凡没有远征过的考察队员，在重大考察行动之前，想到未来的艰险，心绪总是格外地不平静。刘东生说，他去南极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心态，主要得益于多年的青藏高原考察探险，攀高崖、越鸿沟、睡野外、忍饥饿，对于类似的艰险已司空见惯。
1996年8月，在他年近79岁时，又赴地处北极的北纬78度13分的斯瓦巴德岛考察，并不畏险阻，登上一座冰川，以至让随行的一位20多岁的挪威科技人员为之瞠目，感叹他的好体力，钦羡他的科学求实精神。
令世人瞩目的地球三极，他都到了，而且是在年迈之际，实现了他的极地梦。老而弥坚。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恋北京恬适的生活，继续做出一个个惊人的壮举，其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刘东生院士的回答是，“自己喜欢实地踏访，也是由所从事的学科特点决定的。从政治方面来看，中国强大了，自己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地位也提高了，便于同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同时，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不存在昔日赴昆明受租界巡捕的气、去西藏受英国人的卡。因此可以说，个人再有才华，也要仰赖于国家的强大。否则，就会被人另眼相看。”同时，这位我国唯一到过“三极”——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的老人向记者透露：“中国科学家最近将在挪威属斯瓦尔巴德群岛上建设中国第一座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并开始对北极地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
踏遍沟壑为求突破黄土之谜
1954年，刘东生第一次参加了对黄土高原的研究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时年37岁的刘东生第一次认识了几乎占据了他后半辈子整个生活的两件珍宝——是他始终为之倾心的黄土，一是他的夫人胡长康。
这年夏天，一个由古生物学、地质学等多位研究人员组成的综合考察小组来到了河南省会兴镇。刘东生发现这里的窑洞跟城市里的楼房一样，在同一个位置有好几层。所不同的是，这些窑洞的房顶都是一片红色的土和下层一片被老乡称之为“料姜石”的石灰质结合层，科学名称为土壤层的淀积层，老乡们就利用淀积层的坚固性来做了窑洞的顶，相当于天然的天花板。但是，让刘东生感到奇怪的是，这样的淀积层水平延伸得很长，而且一层层和黄土、红色的土相间隔，三层窑洞都同样是以料姜石做天花板，黄土做墙，红色的土做地。这样的结构引起了原本研究古生物的刘东生的极大兴趣。于是，一回到驻地，刘东生便跑去请教土壤学家朱显漠。 朱显漠院士告诉他，以前被杨钟健先生称为“红色的土”这部分其实也属于古土壤层。回去以后，刘东生便立刻展开了对黄土的研究，第二年便初步确定了我国的黄土有250万年的历史。
“我们现在所见的黄土高原已经存在了250万年，从地质上讲，我国的干旱史也有250万年了。如今，中国一代一代研究黄土的人们还在读着黄土这本书，希望在解读这本天书的过程中，能够找到中国乃至全球环境、气候演变的历程和规律。”刘东生院士说。
50年代中期，中科院有个重要的研究项目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问题。刘东生设计了大面积网格状路线调查方案。这是一次向黄土进军的誓师。就这样，凭对科学工作的热情，依靠两条腿，各调查小组步行走完了每条路线。在黄土高原完成了东西与南北向行程上万里的10条大剖面，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我国黄土研究走上世界舞台的第一级台阶。
兴趣爱好与工作事业相互交融
问到刘老有何爱好，他的回答是：出外，喜欢融于大自然中，做大自然之子。小时侯，刘东生比较淘气，没上学前家住在沈阳郊区的皇姑屯，他爱到乡下玩耍，每每看见色彩斑斓的昆虫，总喜欢把它们抓住，仔细看一下。
“我从事科学工作的起因，是源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好奇，在科学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工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说一切科学问题的产生都源于好奇心。”真没想到，童年的纯真竟成就了他一生要走的道路。
小学时，刘东生便喜爱看一些科学探险类的书，更喜欢到一些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认为这是一种刺激与乐趣。诚然，好奇心往往可能会为我们带来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忽视不得。而今，他回家后最喜欢阅读的是涉猎科学探险方面的书，以及科学家传记。
40年代，刘东生到考古研究所鉴定从殷墟挖掘出来的兽骨化石，当时的他对解剖几乎一无所知。返回地质研究所的路上，刘东生看见路边肉摊的屠夫把猪腿剖开，轻巧地剔出腿部的骨头，骨骼特征一目了然，就站在肉摊边看了一天。
从小刘东生就喜欢运动，注意锻炼身体，曾为天津南开中学的排球队主力队员与游泳运动健将。他一直喜欢摄影，到现在还坚持着。
“年纪大了，原来的好些爱好没有时间再坚持或发展了，只是摄影这项老爱好没丢弃。拍摄尽管不是很专业，但我们野外工作多，拍摄是一种工作需要。”
刘东生，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环境地质学家、高山和极地科学家，现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在面对自然的地质年龄时，人永远是年轻的。作为一个老而弥坚的智者，刘东生既年轻又快乐。他既穿梭在杳无人烟的地球“三极”，也穿越在另一个“黄土高原”——黄土研究领域的“空白地带”。
1942年，刘东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他师承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科学家杨钟健进行鱼化石研究。但是刘东生一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地质勘探。1954年，国家提出治理黄河，进行水土保持工作。当时37岁的刘东生决定离开古脊椎所，去从事没有人愿意做的黄土研究。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志向。
在刘东生看来，黄土就像一部神秘的天书，每一层都蕴含着一个地球故事，为了读懂这些故事，他走遍了每一寸有黄土的地方。
从极地大穿越到自然科考大发现
尽管这位老人早已功成名就，无意再去开创中国的自然科学考察之最，但近年来，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却默默地书写下令人吃惊的记录。
刘东生的相当一部分科学考察工作是在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完成的。“我们中不少人从青年到壮年到老年，为青藏高原奋斗了差不多50年，回首过去我们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和青藏高原人民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只有在青藏高原工作过的人，才能面对喜马拉雅山而发出一览众山高的惊叹！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的伟大，使我们的眼界扩大。这种环境刺激了我们产生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欲望。”
刘东生为了拍摄专业图片和采样，攀陡坡爬悬崖是家常便饭。他专挑侵蚀风化强烈的地方带头采样、测量，“捷足”先登，“如履平地”，让身边的同志心里发毛，乃至心惊肉跳。大部分队员有高山反应，普通食欲不佳，头痛失眠，甚至呕吐不止。
他承认，在高原考察时，富于诗意的生活总是少于艰险。1964年，他来到希夏邦马峰考察。宿营时，用的是外层涂有橡胶的不透气的帐篷。固然，这种帐篷保暖性好。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便一头栽倒在雪地上。此地处于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度，队友们以为他患了高山反应，赶紧把他抬到山下5000米的地方。很快，他就恢复了正常。后来才发现，这并非高山反应所致，而是因为帐篷内的氧气被吸光后，密封的帐篷阻止了同外面空气的交换，才导致他严重的缺氧。
1991年，在他74岁时去了南极。大凡没有远征过的考察队员，在重大考察行动之前，想到未来的艰险，心绪总是格外地不平静。刘东生说，他去南极之前没有出现这样的心态，主要得益于多年的青藏高原考察探险，攀高崖、越鸿沟、睡野外、忍饥饿，对于类似的艰险已司空见惯。
1996年8月，在他年近79岁时，又赴地处北极的北纬78度13分的斯瓦巴德岛考察，并不畏险阻，登上一座冰川，以至让随行的一位20多岁的挪威科技人员为之瞠目，感叹他的好体力，钦羡他的科学求实精神。
令世人瞩目的地球三极，他都到了，而且是在年迈之际，实现了他的极地梦。老而弥坚。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恋北京恬适的生活，继续做出一个个惊人的壮举，其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刘东生院士的回答是，“自己喜欢实地踏访，也是由所从事的学科特点决定的。从政治方面来看，中国强大了，自己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地位也提高了，便于同外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同时，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不存在昔日赴昆明受租界巡捕的气、去西藏受英国人的卡。因此可以说，个人再有才华，也要仰赖于国家的强大。否则，就会被人另眼相看。”同时，这位我国唯一到过“三极”——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的老人向记者透露：“中国科学家最近将在挪威属斯瓦尔巴德群岛上建设中国第一座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并开始对北极地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
踏遍沟壑为求突破黄土之谜
1954年，刘东生第一次参加了对黄土高原的研究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时年37岁的刘东生第一次认识了几乎占据了他后半辈子整个生活的两件珍宝——是他始终为之倾心的黄土，一是他的夫人胡长康。
这年夏天，一个由古生物学、地质学等多位研究人员组成的综合考察小组来到了河南省会兴镇。刘东生发现这里的窑洞跟城市里的楼房一样，在同一个位置有好几层。所不同的是，这些窑洞的房顶都是一片红色的土和下层一片被老乡称之为“料姜石”的石灰质结合层，科学名称为土壤层的淀积层，老乡们就利用淀积层的坚固性来做了窑洞的顶，相当于天然的天花板。但是，让刘东生感到奇怪的是，这样的淀积层水平延伸得很长，而且一层层和黄土、红色的土相间隔，三层窑洞都同样是以料姜石做天花板，黄土做墙，红色的土做地。这样的结构引起了原本研究古生物的刘东生的极大兴趣。于是，一回到驻地，刘东生便跑去请教土壤学家朱显漠。 朱显漠院士告诉他，以前被杨钟健先生称为“红色的土”这部分其实也属于古土壤层。回去以后，刘东生便立刻展开了对黄土的研究，第二年便初步确定了我国的黄土有250万年的历史。
“我们现在所见的黄土高原已经存在了250万年，从地质上讲，我国的干旱史也有250万年了。如今，中国一代一代研究黄土的人们还在读着黄土这本书，希望在解读这本天书的过程中，能够找到中国乃至全球环境、气候演变的历程和规律。”刘东生院士说。
50年代中期，中科院有个重要的研究项目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问题。刘东生设计了大面积网格状路线调查方案。这是一次向黄土进军的誓师。就这样，凭对科学工作的热情，依靠两条腿，各调查小组步行走完了每条路线。在黄土高原完成了东西与南北向行程上万里的10条大剖面，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我国黄土研究走上世界舞台的第一级台阶。
兴趣爱好与工作事业相互交融
问到刘老有何爱好，他的回答是：出外，喜欢融于大自然中，做大自然之子。小时侯，刘东生比较淘气，没上学前家住在沈阳郊区的皇姑屯，他爱到乡下玩耍，每每看见色彩斑斓的昆虫，总喜欢把它们抓住，仔细看一下。
“我从事科学工作的起因，是源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好奇，在科学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工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说一切科学问题的产生都源于好奇心。”真没想到，童年的纯真竟成就了他一生要走的道路。
小学时，刘东生便喜爱看一些科学探险类的书，更喜欢到一些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认为这是一种刺激与乐趣。诚然，好奇心往往可能会为我们带来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忽视不得。而今，他回家后最喜欢阅读的是涉猎科学探险方面的书，以及科学家传记。
40年代，刘东生到考古研究所鉴定从殷墟挖掘出来的兽骨化石，当时的他对解剖几乎一无所知。返回地质研究所的路上，刘东生看见路边肉摊的屠夫把猪腿剖开，轻巧地剔出腿部的骨头，骨骼特征一目了然，就站在肉摊边看了一天。
从小刘东生就喜欢运动，注意锻炼身体，曾为天津南开中学的排球队主力队员与游泳运动健将。他一直喜欢摄影，到现在还坚持着。
“年纪大了，原来的好些爱好没有时间再坚持或发展了，只是摄影这项老爱好没丢弃。拍摄尽管不是很专业，但我们野外工作多，拍摄是一种工作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