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基于经济空间本质属性的分析，并将要素流动纳入规模报酬递增和非完全竞争研究框架，要素禀赋的区域性和非区域性划分可以有效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问题。非区域性要素的空间流动形成了经济活动的集聚过程，而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过程的相互匹配则决定了经济集聚及其外部效应的性质、特征及其内在经济联系。借助固定效应面板数据以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我国配置效率、经济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动态关系进行的经验检验，其结果也进一步表明了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制约，为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了空间规划布局的新思路。
关键词：配置效率；经济集聚；主体功能区；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外部效应；经济空间；要素禀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4-0065-06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现代交通工具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无论是从规模广度，还是从分工深度上，都表现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征。与此同时，面对全球经济所表现出的区域集聚现象，国内外学者却无法进行有效解释，即在经验数据已经明确显示大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成本远高于小城市的情况下，为何企业或个人却仍要集聚到大城市。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基于规模报酬递增与非完全竞争分析范式，从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匹配视角对经济集聚性质、特征及其经济联系进行理论解释，并借助固定效应面板数据以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我国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之间动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旨在对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集聚现象做出符合现实的理论解释。
一、经济集聚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集聚的空间属性
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分析范式[1]。在这种分析范式下，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集聚是循环因果累积的结果。考虑到各区域内要素在区际间的流动，以及凸性生产技术假设，经典贸易理论对经济集聚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即生产要素的区际间无成本流动，或者是商品的区际间无成本贸易，二者择其一就足以保证经济集聚及其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解释。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要素或者商品几乎不可能实现无成本流动或贸易，这就意味着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以其规模报酬不变的分析范式对经济集聚和分工专业化做出了判断，然而这种判断却无法令人信服。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并不能对经济集聚进行有效解释，尤其是规模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正是理解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核心内容。事实上，目前也有一些新经济地理学者开始在非完全竞争分析范式下，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集聚及其空间布局进行研究（Waltz，1996[2]；Fujita M，1999[3]；Krugman P.R.，1991[4]；Martin和Ottaviano，2001[5]）。然而，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为其分析范式对经济集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基于将经济空间高度抽象为同质平面，从没有任何外生差异的前提条件出发讨论经济空间的内生演化，这种理论分析仍然无法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为何发生、何地发生以及是否稳定等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并最终失去了理论的现实应用性。
任何经济活动必然依附于特定的空间展开。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就曾明确提出，所有影响生产活动的因素都属于要素的范畴[6]。因此，关于经济空间属性的本质判断，我们必须回到要素理论中寻找答案。事实上，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某些生产要素只在特定区域内存在，它们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其他区域无法获得；而另外一些要素却区域性特征很弱，或不具备区域性特征，它们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前者我们称之为区域性要素，后者为非区域性要素（姜莉，2013[7]）。如果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内容，那么要素在空间维度上的流动差异及其在时间维度上自我累积就深刻地刻画了经济空间的非均质属性，经济空间的属性究其本质是非均质的。要素在空间维度上的流动差异及其在时间维度上的自我累积不仅深刻地刻画了经济空间的非均质属性，同样也决定着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从空间维度探寻经济集聚的形成和演化，其实质就是研究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规律。正如前文所述，区域性要素是特定区域拥有的特殊要素禀赋，其空间流动成本很高或者根本无法流动，因此经济活动的集聚必然表现为非区域性要素在经济空间中的流动。非区域性要素的空间流动形成了经济活动的集聚过程，而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过程的相互匹配决定了经济集聚的性质、特征及经济活动之间内在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特定区域所拥有的区域性要素禀赋是该地区经济集聚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区域性要素禀赋的变化也决定着该地区经济活动集聚性质和特征的变化。例如我国大庆，因其蕴含丰富的区域性要素石油禀赋而在建国后形成明显的石油产业集聚特征；然而伴随着东北亚经济合作日益成熟，以及高速交通运输工具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区位优势的明显变化正使得大庆经济集聚的内容和性质发生着巨大变化，并日渐成为东北亚地区现代制造业和物流业中心。可见，区域性要素禀赋的变化影响着经济集聚的形成与变迁。
（二）要素流动与集聚外部性
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质空间为其分析范式，结果只能将空间集聚视作“黑箱”来进行外生化处理，而新经济地理学同样基于经济空间同质化分析，结果却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在何地发生以及是否稳定等问题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集聚的外部效应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集聚而产生的对生产活动有益的外部经济利益[8] [9]。在经济集聚的形成过程中，集聚外部效应是关键性因素，正是经济活动集聚外部效应的存在才使得区域内的各种经济活动在相互联系中能够形成锁定效应，集聚方才得以实现。在关于集聚的讨论中，我们知道有效的经济集聚必然是以区域性要素为基础，在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的相互匹配中产生。因此，集聚的外部性也必然是在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的相互匹配中产生。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活动集聚的外部性就来自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扩散和外溢。这种效率外溢不仅来源于不同区域所具有的区域性要素禀赋对于非区域性要素的选择，同时也来源于该地区两种类型要素的匹配。前者是由于不同区域因其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的存在而形成集聚动力，并表现为区域内或邻近区域产业间的高度关联；而后者来源于不同区域间要素匹配效率的差异，这种优势体现在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和新思想的形成以及服务性中间产品的可得性等方面。基于这种要素流动性的效率分析，集聚外部性不仅可以对产业内经济集聚以及产业间经济集聚进行解释，同时也可以对区域间集聚问题做出有力解释。在区域性要素禀赋不同的地区，两种类型要素之间的选择效率决定了产业间集聚的形成，配置效率则决定了产业内集聚的形成；而不同区域间所拥有的区域性要素禀赋差异及其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的匹配，决定了区域间集聚的内在联系与经济特征。 二、经济集聚的市场化分析与模型检验
基于要素流动性的集聚理论，可以揭示产业内、产业间以及区域间各类经济活动的经济集聚规律。事实上，在微观的视角中，要素配置效率扩散所产生的集聚外部性对企业来说是外在的；而从宏观的视角看，要素选择效率外溢所产生的集聚外部性对产业来说则是内在的。因此，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能够从布局在一起受益，而当区域间产品运输成本低于特定值时，不同区域性要素禀赋的地区专门化单一产业集聚会更有效率。
（一）变量与数据说明
由理论分析部分可知，区域经济集聚是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RFS）、不可贸易商品规模（NTG）①、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GED）、市场规模（MTD）、技术溢出（TEI）以及市场结构（MTS）等变量的函数，即：
本文采用全国284个地级市为样本对象来源，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中：（1）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RFS）。由于集聚所带来的超额利益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最终都以补偿更高生活成本的形式转移到工人的收益中，本文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用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进行衡量；（2）不可贸易商品规模（NTG）。不可贸易产品是指空间移动成本过高，或者根本不能移动的区域性产品，其生产取决于不同地区所拥有的区域性要素禀赋。由于区域性要素为特定区域所固有的要素，其生产特征显著区别于其他地区并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特殊要求，因此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表示不可贸易商品规模；（3）类型商品生产专门化程度（GED）。商品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化工人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本文用产业工人的数量进行类型商品专门化生产程度的变量替代。（4）技术溢出（TEI）。各类型区域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表现为各类型区域（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用各城市年度科研活动经费反映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5）市场规模（MTD）。关于区域市场规模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并没有较为统一的方法，然而市场需求是市场生产及其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本文借用各类型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市场规模变量的替代；[10]（6）市场结构（MTS）。用区域内商品种类与全国制造业占总产出份额的比重反映区域的市场结构；（7）人力资源（HR）。考虑到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在经济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各类型城市高等院校在校人数与城市人口比重表示不同城市（区域）内的人力资源水平；（8）交通设施（VEH）。在计量分析中采用各城市人均公路里程表示该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9）通讯基础设施（CMU）。用各城市每十万人所拥有的电话数量表示该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10）区域经济集聚水平（AGL）。关于区域经济的集聚程度，用区域经济学的区位商概念表示，即各城市的集聚程度为该城市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与全国制造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比值。
（二）样本的初步估计结果
首先，本文以Hausman检验方法进行随机效应检验，在检验过程中发现Hausman检验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因此，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方程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变量进行计量估计。表1是以不同组合表现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
表1反映了固定效应方程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各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情况。在表1所列的各个方程中，市场规模（城市商品种类）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水平显著为正。显然，递增报酬与交通成本之间的权衡替代可以解释这种综合性区域生产问题，即在节约成本以及满足消费者消费多样性偏好的考虑下，经济区域倾向于提供多类型产品，人力资源在各方程中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水平也显著为正。由于不同类型产品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不同，专门化生产该类型产品的区域就具有不同的经济规模。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较大的产品决定了该区域的规模也较大，这就从另一方面决定了在均衡状态时，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较大区域的工人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也较高，区域经济的集聚程度与更高水平的工资具有内在的联系。外商直接投资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在固定效应各方程中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水平均显著为正。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交通基础设施等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综合性生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类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可以为区域产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从整体上看，在固定效应方程中各变量在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水平为正，这与现实经济表现一致。然而，在固定效应方程检验中，通讯设施水平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在各方程中均不显著，其在我国区域经济的集聚过程中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中，表1所示的固定效应方程1、方程2与方程3分别是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研究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不可贸易商品规模、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市场规模、技术溢出以及市场结构等变量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作用；而方程4、方程5、方程6和方程7则是全面讨论各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共同作用。在固定效应方程1中，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变量的指标参数估计为0.1072，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对区域经济集聚具有很强影响。而通过方程4、方程5和方程7的参数估计，我们可以看到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源、交通设施、通讯设施等变量后，虽然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变量的指标参数估计从6.01降为3.07，但显著性仍然较强，即：其他相关变量的引入并不影响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对区域经济集聚的作用。这进一步证明了区域性要素禀赋是经济集聚性质、特征及内在联系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只有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在各方程中参数为正，并且非常显著，其他影响因素如不可贸易商品规模仅在方程4中以10%水平显著为正，而其他方程中均不显著。技术溢出仅在方程6中显著为正，在其他方程中均不显著，甚至在方程2中显著为负。市场规模在方程5、方程6和方程7中显著为负，仅在方程3中表现为对区域经济集聚起到作用。那么，为何技术溢出、不可贸易商品规模、市场规模与区域经济集聚的关系表现并不显著？为此，我们设想上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内在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是导致上述变量关系表现不显著的原因。对此我们运用GMM估计分析，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内在关联性分析。 （三）样本的GMM估计分析
本文在采用固定效应方程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变量进行计量估计的过程中发现，技术溢出、不可贸易商品规模、市场规模与区域经济集聚的关系表现并不显著。然而，依据新经济地理学以及本文理论分析部分关于经济集聚的探讨，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不可贸易商品规模、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以及市场规模、技术溢出等因素对于经济集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变量关系以及估计方法进行系统分析之后，笔者认为区域经济集聚与不可贸易商品规模、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市场规模、技术溢出等变量之间的内生联立性可能是导致上述冲突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不可贸易商品规模、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以及市场规模、技术溢出等变量对于区域经济集聚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与此同时，区域经济活动的集聚也会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强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的不断积累，市场规模以及商品生产的专门化程度，这些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估计方法因为存在变量之间的联立内生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导致了上述分析中技术溢出、不可贸易商品规模、市场规模与区域经济集聚的不显著关系表现。为此，我们采用面板广义矩（GMM）估计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内在关联性分析。考虑到差分广义矩估计的有限样本特性较差，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对计量方程再次进行估计（见表2）。
在运用系统广义矩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变量再次进行估计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区域经济集聚与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市场结构与城市集聚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分别考虑引入商品生产专门化程度、不可贸易商品规模，技术溢出、市场规模等变量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本文在估计的过程中分别进行了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其检验结果均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同时在估计过程中进行的Arellano-Bond AR（2）检验，其检验结果也不能拒绝残差无自相关假设。因此，估计分析结果从整体上具有较高信度。
从表2中可以看出，运用系统广义矩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变量再次进行估计的结果与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但仍有所差异。其中，人力资源对于区域经济集聚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并且显著性较强，这在方程8、9、10、13、14中的指标参数估计中都有明显显示；商品专门化程度与交通设施等变量的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与先前固定效应方程估计结论基本一致，在多数方程中显著为正，并对区域经济集聚具有显著影响，但是系统广义矩估计的t统计值有所下降；同样，FDI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仍然显著，但显著性有所下降。需要注意的是，通讯设施影响因素的系统广义矩估计系数仍然不显著，这与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排除了通讯因素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
与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相比，系统广义矩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再次进行估计的结果显著性明显提高。这说明，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市场规模以及商品生产的专门化程度之间确实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这种变量之间的联立内生性导致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的显著性下偏表现。相比较而言：
1. 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的参数估计在多数方程中均有所上升，平均参数值在0.21以上，说明区域性要素从整体上对地区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决定性作用，特定地区区域性要素禀赋的性质决定着该区域发展的性质和特征。因此，我国各地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其区域性要素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引进和发展与其区域性要素配置效率较高的产业，从而深化区域间分工与合作，培育基于区域要素条件并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竞争优势。
2. 方程9、方程11以及方程13反映了配置效率各变量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其中不可贸易商品的参数估计虽然在方程11中没有通过检验，但在其他方程中均为高度正向相关并且显著性较强；而技术溢出的参数估计也仅在方程13中未能通过检验，但在其他方程中也在较高显著水平上表现为高度正向相关。这表明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配置效率足以形成一个内生的经济集聚中心。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过程的相互匹配决定了经济集聚的性质、特征及经济活动之间内在的联系。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配置对区域间集聚的内在联系与经济特征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各地区在规划其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促进要素、技术以及产品在区际间的流动，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等条件，巩固其在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最终形成优势互补、互动合作的区际发展格局。
3. 市场规模的参数估计在各方程中均在较高显著水平上表现为正向相关，这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市场需求的扩大。由于不同类型产品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不同，专门化生产该类型产品的区域就具有不同的规模。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较大的产品决定了该区域的经济规模也较大。与此同时，较大区域经济规模所决定的市场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厂商收益规模、专业化程度以及专门化劳动力的进一步加强，因此市场规模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其集聚具有显著的联立内生性。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依据要素空间布局及其流动性，将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分为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将区域性要素作为构建经济活动空间维度的重要向度，重新构建了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为基本特征的理论分析范式，进而深刻揭示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机制，即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过程的相互匹配决定了经济集聚的性质、特征及经济活动之间内在的联系。经济活动的集聚必然是非区域性要素在区域性要素的基础上，在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间相互匹配的过程中形成。只有这样，经济集聚才能对区域经济带来正面效应。同时，集聚的外部性也必然是在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的相互匹配中产生。具体而言：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各种要素，其发展结果也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区域性要素从整体上对地区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特定地区区域性要素禀赋的条件和性质决定着该地区发展的性质和特征；而两种类型要素之间的匹配程度则决定了该区域生产活动的效率，当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相互匹配时，这种生产关系就会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而如果两种类型要素并不匹配，或者匹配程度较弱时，这种生产关系就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起着消极的影响。 本文对经济集聚、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为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主体功能区理论是我国首次提出，国外目前尚没有直接研究成果。然而创新是逻辑批判与逻辑演绎的结果，正是基于对现实空间开发无序的反思，主体功能区思想方才得以凝炼与提出。主体功能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其实质是突破传统区域经济理论“无空间维度”分析范式，而将具有区位特征的区域经济承载主体（资源约束、环境特征等区域性要素）纳入理论分析之中[11]。因此，只有构建基于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非均质空间经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才能对主体功能区建设做出符合现实的理论判断。由于不同区域的区域性要素禀赋条件，以及两种类型要素之间配置效率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究其本质是依据其区域性要素禀赋条件，并实现各种要素配置效率水平不断提升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从空间规划的角度上说，本文从经济集聚、配置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也为我国主体功能区空间经济规划提供了建设思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因地制宜的选择区域经济集聚核心，通过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等条件，促进要素、技术以及产品在区际间的流动，可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最终形成优势互补、互动合作的区际发展格局。
注释：
①不可贸易产品是指空间移动成本过高，或者根本不能移动的区域性产品。比如特定区域内的学校、住房等区域性产品。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陈良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Kenneth Waltz，Evaluating Theories[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6：913-917.
[3]Fujita M.，P.Krugman and A.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MIT Press，1999.
[4]Krugman，P.R.，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483-499.
[5]Baldwin R.，Martin P.and Ottaviano.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1，（6）：5-37.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7]姜莉.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绩效：基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实践的分析[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
[8]G.M.Grossman，E.Helpman.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M].Cambridge 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1.
[9]汤学兵，张启春.完善我国区域经济政策体系的战略构建——基于国内外区域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的考察[J].贵州社会科学，2013，（3）.
[10]尹德洪.商业集群、分工与市场的共生[J].商业研究，2013，（8）：165-172.
[11]姜莉.非正式约束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研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理论探索[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1）：72-76.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
关键词：配置效率；经济集聚；主体功能区；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外部效应；经济空间；要素禀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4-0065-06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现代交通工具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无论是从规模广度，还是从分工深度上，都表现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征。与此同时，面对全球经济所表现出的区域集聚现象，国内外学者却无法进行有效解释，即在经验数据已经明确显示大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成本远高于小城市的情况下，为何企业或个人却仍要集聚到大城市。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基于规模报酬递增与非完全竞争分析范式，从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匹配视角对经济集聚性质、特征及其经济联系进行理论解释，并借助固定效应面板数据以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我国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之间动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旨在对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集聚现象做出符合现实的理论解释。
一、经济集聚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集聚的空间属性
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分析范式[1]。在这种分析范式下，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集聚是循环因果累积的结果。考虑到各区域内要素在区际间的流动，以及凸性生产技术假设，经典贸易理论对经济集聚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即生产要素的区际间无成本流动，或者是商品的区际间无成本贸易，二者择其一就足以保证经济集聚及其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解释。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要素或者商品几乎不可能实现无成本流动或贸易，这就意味着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以其规模报酬不变的分析范式对经济集聚和分工专业化做出了判断，然而这种判断却无法令人信服。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并不能对经济集聚进行有效解释，尤其是规模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正是理解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核心内容。事实上，目前也有一些新经济地理学者开始在非完全竞争分析范式下，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对经济集聚及其空间布局进行研究（Waltz，1996[2]；Fujita M，1999[3]；Krugman P.R.，1991[4]；Martin和Ottaviano，2001[5]）。然而，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为其分析范式对经济集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基于将经济空间高度抽象为同质平面，从没有任何外生差异的前提条件出发讨论经济空间的内生演化，这种理论分析仍然无法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为何发生、何地发生以及是否稳定等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并最终失去了理论的现实应用性。
任何经济活动必然依附于特定的空间展开。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就曾明确提出，所有影响生产活动的因素都属于要素的范畴[6]。因此，关于经济空间属性的本质判断，我们必须回到要素理论中寻找答案。事实上，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某些生产要素只在特定区域内存在，它们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其他区域无法获得；而另外一些要素却区域性特征很弱，或不具备区域性特征，它们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前者我们称之为区域性要素，后者为非区域性要素（姜莉，2013[7]）。如果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内容，那么要素在空间维度上的流动差异及其在时间维度上自我累积就深刻地刻画了经济空间的非均质属性，经济空间的属性究其本质是非均质的。要素在空间维度上的流动差异及其在时间维度上的自我累积不仅深刻地刻画了经济空间的非均质属性，同样也决定着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从空间维度探寻经济集聚的形成和演化，其实质就是研究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规律。正如前文所述，区域性要素是特定区域拥有的特殊要素禀赋，其空间流动成本很高或者根本无法流动，因此经济活动的集聚必然表现为非区域性要素在经济空间中的流动。非区域性要素的空间流动形成了经济活动的集聚过程，而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过程的相互匹配决定了经济集聚的性质、特征及经济活动之间内在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特定区域所拥有的区域性要素禀赋是该地区经济集聚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区域性要素禀赋的变化也决定着该地区经济活动集聚性质和特征的变化。例如我国大庆，因其蕴含丰富的区域性要素石油禀赋而在建国后形成明显的石油产业集聚特征；然而伴随着东北亚经济合作日益成熟，以及高速交通运输工具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区位优势的明显变化正使得大庆经济集聚的内容和性质发生着巨大变化，并日渐成为东北亚地区现代制造业和物流业中心。可见，区域性要素禀赋的变化影响着经济集聚的形成与变迁。
（二）要素流动与集聚外部性
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质空间为其分析范式，结果只能将空间集聚视作“黑箱”来进行外生化处理，而新经济地理学同样基于经济空间同质化分析，结果却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在何地发生以及是否稳定等问题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集聚的外部效应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集聚而产生的对生产活动有益的外部经济利益[8] [9]。在经济集聚的形成过程中，集聚外部效应是关键性因素，正是经济活动集聚外部效应的存在才使得区域内的各种经济活动在相互联系中能够形成锁定效应，集聚方才得以实现。在关于集聚的讨论中，我们知道有效的经济集聚必然是以区域性要素为基础，在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的相互匹配中产生。因此，集聚的外部性也必然是在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的相互匹配中产生。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活动集聚的外部性就来自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扩散和外溢。这种效率外溢不仅来源于不同区域所具有的区域性要素禀赋对于非区域性要素的选择，同时也来源于该地区两种类型要素的匹配。前者是由于不同区域因其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的存在而形成集聚动力，并表现为区域内或邻近区域产业间的高度关联；而后者来源于不同区域间要素匹配效率的差异，这种优势体现在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力和新思想的形成以及服务性中间产品的可得性等方面。基于这种要素流动性的效率分析，集聚外部性不仅可以对产业内经济集聚以及产业间经济集聚进行解释，同时也可以对区域间集聚问题做出有力解释。在区域性要素禀赋不同的地区，两种类型要素之间的选择效率决定了产业间集聚的形成，配置效率则决定了产业内集聚的形成；而不同区域间所拥有的区域性要素禀赋差异及其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的匹配，决定了区域间集聚的内在联系与经济特征。 二、经济集聚的市场化分析与模型检验
基于要素流动性的集聚理论，可以揭示产业内、产业间以及区域间各类经济活动的经济集聚规律。事实上，在微观的视角中，要素配置效率扩散所产生的集聚外部性对企业来说是外在的；而从宏观的视角看，要素选择效率外溢所产生的集聚外部性对产业来说则是内在的。因此，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能够从布局在一起受益，而当区域间产品运输成本低于特定值时，不同区域性要素禀赋的地区专门化单一产业集聚会更有效率。
（一）变量与数据说明
由理论分析部分可知，区域经济集聚是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RFS）、不可贸易商品规模（NTG）①、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GED）、市场规模（MTD）、技术溢出（TEI）以及市场结构（MTS）等变量的函数，即：
本文采用全国284个地级市为样本对象来源，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中：（1）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RFS）。由于集聚所带来的超额利益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最终都以补偿更高生活成本的形式转移到工人的收益中，本文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用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进行衡量；（2）不可贸易商品规模（NTG）。不可贸易产品是指空间移动成本过高，或者根本不能移动的区域性产品，其生产取决于不同地区所拥有的区域性要素禀赋。由于区域性要素为特定区域所固有的要素，其生产特征显著区别于其他地区并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特殊要求，因此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表示不可贸易商品规模；（3）类型商品生产专门化程度（GED）。商品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业化工人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本文用产业工人的数量进行类型商品专门化生产程度的变量替代。（4）技术溢出（TEI）。各类型区域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表现为各类型区域（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用各城市年度科研活动经费反映城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5）市场规模（MTD）。关于区域市场规模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并没有较为统一的方法，然而市场需求是市场生产及其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本文借用各类型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市场规模变量的替代；[10]（6）市场结构（MTS）。用区域内商品种类与全国制造业占总产出份额的比重反映区域的市场结构；（7）人力资源（HR）。考虑到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在经济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用各类型城市高等院校在校人数与城市人口比重表示不同城市（区域）内的人力资源水平；（8）交通设施（VEH）。在计量分析中采用各城市人均公路里程表示该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9）通讯基础设施（CMU）。用各城市每十万人所拥有的电话数量表示该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10）区域经济集聚水平（AGL）。关于区域经济的集聚程度，用区域经济学的区位商概念表示，即各城市的集聚程度为该城市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与全国制造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比值。
（二）样本的初步估计结果
首先，本文以Hausman检验方法进行随机效应检验，在检验过程中发现Hausman检验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因此，最终采用固定效应方程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变量进行计量估计。表1是以不同组合表现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
表1反映了固定效应方程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各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情况。在表1所列的各个方程中，市场规模（城市商品种类）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水平显著为正。显然，递增报酬与交通成本之间的权衡替代可以解释这种综合性区域生产问题，即在节约成本以及满足消费者消费多样性偏好的考虑下，经济区域倾向于提供多类型产品，人力资源在各方程中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水平也显著为正。由于不同类型产品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不同，专门化生产该类型产品的区域就具有不同的经济规模。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较大的产品决定了该区域的规模也较大，这就从另一方面决定了在均衡状态时，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较大区域的工人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也较高，区域经济的集聚程度与更高水平的工资具有内在的联系。外商直接投资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在固定效应各方程中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水平均显著为正。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交通基础设施等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综合性生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类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可以为区域产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从整体上看，在固定效应方程中各变量在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水平为正，这与现实经济表现一致。然而，在固定效应方程检验中，通讯设施水平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在各方程中均不显著，其在我国区域经济的集聚过程中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中，表1所示的固定效应方程1、方程2与方程3分别是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研究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不可贸易商品规模、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市场规模、技术溢出以及市场结构等变量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作用；而方程4、方程5、方程6和方程7则是全面讨论各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共同作用。在固定效应方程1中，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变量的指标参数估计为0.1072，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对区域经济集聚具有很强影响。而通过方程4、方程5和方程7的参数估计，我们可以看到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源、交通设施、通讯设施等变量后，虽然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变量的指标参数估计从6.01降为3.07，但显著性仍然较强，即：其他相关变量的引入并不影响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对区域经济集聚的作用。这进一步证明了区域性要素禀赋是经济集聚性质、特征及内在联系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只有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在各方程中参数为正，并且非常显著，其他影响因素如不可贸易商品规模仅在方程4中以10%水平显著为正，而其他方程中均不显著。技术溢出仅在方程6中显著为正，在其他方程中均不显著，甚至在方程2中显著为负。市场规模在方程5、方程6和方程7中显著为负，仅在方程3中表现为对区域经济集聚起到作用。那么，为何技术溢出、不可贸易商品规模、市场规模与区域经济集聚的关系表现并不显著？为此，我们设想上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内在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是导致上述变量关系表现不显著的原因。对此我们运用GMM估计分析，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内在关联性分析。 （三）样本的GMM估计分析
本文在采用固定效应方程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变量进行计量估计的过程中发现，技术溢出、不可贸易商品规模、市场规模与区域经济集聚的关系表现并不显著。然而，依据新经济地理学以及本文理论分析部分关于经济集聚的探讨，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不可贸易商品规模、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以及市场规模、技术溢出等因素对于经济集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变量关系以及估计方法进行系统分析之后，笔者认为区域经济集聚与不可贸易商品规模、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市场规模、技术溢出等变量之间的内生联立性可能是导致上述冲突的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不可贸易商品规模、类型商品专门化程度，以及市场规模、技术溢出等变量对于区域经济集聚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与此同时，区域经济活动的集聚也会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加强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的不断积累，市场规模以及商品生产的专门化程度，这些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估计方法因为存在变量之间的联立内生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导致了上述分析中技术溢出、不可贸易商品规模、市场规模与区域经济集聚的不显著关系表现。为此，我们采用面板广义矩（GMM）估计进一步对上述变量进行内在关联性分析。考虑到差分广义矩估计的有限样本特性较差，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对计量方程再次进行估计（见表2）。
在运用系统广义矩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变量再次进行估计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区域经济集聚与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市场结构与城市集聚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分别考虑引入商品生产专门化程度、不可贸易商品规模，技术溢出、市场规模等变量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本文在估计的过程中分别进行了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其检验结果均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同时在估计过程中进行的Arellano-Bond AR（2）检验，其检验结果也不能拒绝残差无自相关假设。因此，估计分析结果从整体上具有较高信度。
从表2中可以看出，运用系统广义矩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变量再次进行估计的结果与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但仍有所差异。其中，人力资源对于区域经济集聚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并且显著性较强，这在方程8、9、10、13、14中的指标参数估计中都有明显显示；商品专门化程度与交通设施等变量的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与先前固定效应方程估计结论基本一致，在多数方程中显著为正，并对区域经济集聚具有显著影响，但是系统广义矩估计的t统计值有所下降；同样，FDI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仍然显著，但显著性有所下降。需要注意的是，通讯设施影响因素的系统广义矩估计系数仍然不显著，这与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排除了通讯因素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影响。
与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相比，系统广义矩对要素流动、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集聚再次进行估计的结果显著性明显提高。这说明，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市场规模以及商品生产的专门化程度之间确实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这种变量之间的联立内生性导致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的显著性下偏表现。相比较而言：
1. 区域性要素禀赋优势的参数估计在多数方程中均有所上升，平均参数值在0.21以上，说明区域性要素从整体上对地区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决定性作用，特定地区区域性要素禀赋的性质决定着该区域发展的性质和特征。因此，我国各地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其区域性要素禀赋条件，因地制宜引进和发展与其区域性要素配置效率较高的产业，从而深化区域间分工与合作，培育基于区域要素条件并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竞争优势。
2. 方程9、方程11以及方程13反映了配置效率各变量对区域经济集聚的参数估计。其中不可贸易商品的参数估计虽然在方程11中没有通过检验，但在其他方程中均为高度正向相关并且显著性较强；而技术溢出的参数估计也仅在方程13中未能通过检验，但在其他方程中也在较高显著水平上表现为高度正向相关。这表明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配置效率足以形成一个内生的经济集聚中心。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过程的相互匹配决定了经济集聚的性质、特征及经济活动之间内在的联系。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配置对区域间集聚的内在联系与经济特征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各地区在规划其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着力促进要素、技术以及产品在区际间的流动，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等条件，巩固其在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最终形成优势互补、互动合作的区际发展格局。
3. 市场规模的参数估计在各方程中均在较高显著水平上表现为正向相关，这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市场需求的扩大。由于不同类型产品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不同，专门化生产该类型产品的区域就具有不同的规模。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较大的产品决定了该区域的经济规模也较大。与此同时，较大区域经济规模所决定的市场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厂商收益规模、专业化程度以及专门化劳动力的进一步加强，因此市场规模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其集聚具有显著的联立内生性。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依据要素空间布局及其流动性，将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分为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将区域性要素作为构建经济活动空间维度的重要向度，重新构建了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为基本特征的理论分析范式，进而深刻揭示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机制，即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在生产过程的相互匹配决定了经济集聚的性质、特征及经济活动之间内在的联系。经济活动的集聚必然是非区域性要素在区域性要素的基础上，在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间相互匹配的过程中形成。只有这样，经济集聚才能对区域经济带来正面效应。同时，集聚的外部性也必然是在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的相互匹配中产生。具体而言：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各种要素，其发展结果也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要素禀赋。区域性要素从整体上对地区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特定地区区域性要素禀赋的条件和性质决定着该地区发展的性质和特征；而两种类型要素之间的匹配程度则决定了该区域生产活动的效率，当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相互匹配时，这种生产关系就会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而如果两种类型要素并不匹配，或者匹配程度较弱时，这种生产关系就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起着消极的影响。 本文对经济集聚、配置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为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主体功能区理论是我国首次提出，国外目前尚没有直接研究成果。然而创新是逻辑批判与逻辑演绎的结果，正是基于对现实空间开发无序的反思，主体功能区思想方才得以凝炼与提出。主体功能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其实质是突破传统区域经济理论“无空间维度”分析范式，而将具有区位特征的区域经济承载主体（资源约束、环境特征等区域性要素）纳入理论分析之中[11]。因此，只有构建基于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非均质空间经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才能对主体功能区建设做出符合现实的理论判断。由于不同区域的区域性要素禀赋条件，以及两种类型要素之间配置效率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究其本质是依据其区域性要素禀赋条件，并实现各种要素配置效率水平不断提升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从空间规划的角度上说，本文从经济集聚、配置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也为我国主体功能区空间经济规划提供了建设思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因地制宜的选择区域经济集聚核心，通过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等条件，促进要素、技术以及产品在区际间的流动，可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最终形成优势互补、互动合作的区际发展格局。
注释：
①不可贸易产品是指空间移动成本过高，或者根本不能移动的区域性产品。比如特定区域内的学校、住房等区域性产品。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陈良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Kenneth Waltz，Evaluating Theories[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6：913-917.
[3]Fujita M.，P.Krugman and A.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MIT Press，1999.
[4]Krugman，P.R.，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483-499.
[5]Baldwin R.，Martin P.and Ottaviano.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1，（6）：5-37.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7]姜莉.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绩效：基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实践的分析[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
[8]G.M.Grossman，E.Helpman.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M].Cambridge 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1.
[9]汤学兵，张启春.完善我国区域经济政策体系的战略构建——基于国内外区域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的考察[J].贵州社会科学，2013，（3）.
[10]尹德洪.商业集群、分工与市场的共生[J].商业研究，2013，（8）：165-172.
[11]姜莉.非正式约束与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研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理论探索[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1）：72-76.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