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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30年时间里，中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1978年至2007年，中国的GDP从2280亿美元增长到3.42万亿美元，增长率15倍；金融体系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单到复杂从世界金融市场上可以忽略不计的边缘化小角色到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参与者，其中两项重要指标的变化最有说服力：（1）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单一表现为储蓄，总额仅为210.6亿元，按当年人口量计量人均为21.88元，而至2008年10月底，全国城乡居民不算股票债券基金外币的拥有量仅储蓄总额即已突破21万亿元，人均金融资产增长远超过1200倍；（2）1978年全国外汇储备总额仅为16亿美元，而至2008年10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1.9万亿美元，30年也增长近1200倍。我觉得，这两项金融指标的1200倍能最简明地诠释中国30年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金融奇迹的确切涵义。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农村改革并启动了城市经济改革，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本内容，实际上是让农民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然后在分配上核定上交集体和国家的数额后将全部剩余产品支配权交还给农民，由此刺激起来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就像魔法一样从地下呼唤出巨大财富，中国的粮食生产局面很快得到改观。农业生产商品率的提高及剩余产品进入城市又很快改变了城市粮食蔬菜的供给水平，到1993年，中国彻底取消了粮票制度，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说明，从1978年开始的以解放生产力、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短缺这个关键经济特征的改革用15年时间就使中国经济真正进入了货币化时代，即在日常消费和流通领域，除了货币不再有任何其他的物化等价物或特权。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起步要晚得多，其滞后时间大约为10年，即到1987年时才开始将价格改革优先还是股份制改革优先这样的以企业体制改革作为城市改革中心点类的问题提到全国性的改革讨论中来，中国决策层在1988年夏季北戴河会议上选择了所谓的“价格闯关”即价格改革先行作为改革切入点，这种特定的改革政策出台曾引发了高通货膨胀和城乡居民对日用消费品的抢购风潮。
在改革的第一个10年里，货币政策开始受到重视，而被重视的过程，除了货币化进程和上面提到的由“价格闯关”决策触发的通货膨胀外，还有一实一虚的两件事值得提及。比较“实”的一件事是1979年至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在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前后始终围绕信贷管理办法对全国的货币发行、信贷扩张计划和管理等问题进行调控方面的探索。到1986年12月，人民银行真正形成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实行调节的成型思路，即提出：（1）从1987年起试编社会信用规划；（2）提高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双重目标控制设想；（3）多存多贷；（4）中央银行贷款条块结合，实贷权下到二级分行。我认为，只是从这时起，中国从实务层面才算有了货币政策。还有一件比较“虚”的事是1985年9月2日到7日的“巴山轮会议”，那虽然只是一次普通的国际性理论研讨会，但这次会议对中国的改革实践和经济理论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却是革命性爆炸性的。“巴山轮会议”已过去了23年，这些年里中国也开过无数次的国际性理论研讨会，国内的研讨会更是数不胜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来过不少人，然而，没有一次研讨会可与“巴山轮会议”相提并论。因为那是一次为中国改革开辟思想道路的会议，是一次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思考方式确立标准化概念的会议。正是“巴山轮会议”之后，中国才有了可以与世界勉强接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研究。当年有近30位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国外学者以1981年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和从1953年开始就系统思考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弊端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为代表，国内学者则以薛暮桥安志文马洪等人为代表，与会者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方法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改革与经济稳定以及如何继续推进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当年竟无一人参加这次历史性的理论研讨会。我常常思考其中的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历来得不到重视，尽管中国有像黄达先生这样水平很高智商超群的学者，但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实践一直以货币金融压抑为基本特色。也就是说，改革前的28年并没有为金融理论工作者提供坚实、生动、丰富的基础观察背景。在那个年代，中国很多有才华的关注货币问题的学者们甚至可以为“货币到底有没有阶级性”之类的问题争吵上很长很长时间。1979年以后，传统计划体制下长期受计划部门财政部门挤压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货币金融实践的领导和操作部门，首要任务是“扩地盘”即在业务上由过去只管国有企业的“超定额流动资金供应”向“定额流动资金供应”方面延伸，那是对旧体制下形成的所谓“物资跟着计划走，财政跟着物资走，银行只是钱口袋”模式的一种初步的小打小闹式的改革。而财政之所以在国企流动资金供应领域对银行的步步进逼不断退却倒也不是财政部门的人有什么改革新思维，只是因为10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国库空虚，经济已到崩溃边缘，财政连解决人头费吃饭钱重点基建资金都很紧张，更不要说给国有企业供应流动资金了，因此，当年银行的“进攻”和财政的“退却”都是形势逼出来的。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改革前10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贷款管理上打转转，而同一时期的货币金融理论研究，我们也能从这种实践背景的发展变化中理出一条线索。在1984年以前，中国的货币理论研究首先从货币的外延开始讨论，学者们从争吵诸如“存款算不算是货币”开始，然后又开始分析“货币到底应该分几个层次”、“存款、贷款和货币流通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在“巴山轮会议”的刺激下，从1986年开始，中国才算有了真正的货币政策理论研究。当时的研究是在改革与经济稳定、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改革初期的宏观经济环境选择这样的重要命题下展开并延展至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最终目标、工具选择、调节方式、传导机制、政策时滞、国际比较、金融微观基础等等方面。所有这些研究，一方面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介绍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开放实践探索高度融合。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改革的初始10年中真正懂金融理论货币政策的人少之又少，在老一辈的金融专家中，理论界的黄达为最大代表，实务界则以刘鸿儒为最大代表；中青年的起承上启下的一代理论工作者则刚刚崭露头角。
进入改革的第二个10年即1989年至1998年，中国货币金融学研究已彻底改变了在改革头一个10年被边缘化的状态，成了人人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货币政策在这个10年中已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全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彻底转变在宏观经济调节工具中居于首要地位。1978至1988那10年中财政和银行、金融界人士开会就“吵架”的现象已经很难再见到了。因为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的兴起，计划配置资源在1989年至1998年这10年间已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说作用已微乎其微了，而宏观经济调节中的货币供应控制这类货币政策的功能等话题也成了经济研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8月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再到2008年9月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近这10年发生的故事。如果说，改革第二个10年中货币金融研究只是改变了在改革第一个10年被边缘化的状态，那么，在中国改革的第三个10年中，货币金融学已成了中国的“显学”，一个从各层官员到普通民众都十分关心热衷的话题。现在，股市行情成了可以沟通各行各业人士的谈资，各种规模城市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各类金融机构推广业务的大幅广告，每天打开电视总能看到各种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在大讲全球金融危机。货币金融学成为显学的背后原因就是：改革30年中的最初10年中国着力解决的是生产和吃饭问题；第二个10年解决的是交换和产权问题；第三个10年才开始真正触及到分配和调整问题，而在货币金融主导要素流动的体制背景下，只有货币金融政策才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分配机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举措中发挥关键作用。现在，中国还不敢说自己是技术大国军事大国，但可以自信地宣称自己是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和金融大国。从金融角度讲，我们有世界上最高的居民储蓄率、最雄厚的国家外汇储备以及改善速度最快功能地位最重要的银行系统。当中国货币当局将货币政策最近两年来的稳健、微紧、紧缩的调节方向在2008年11月9日突然改变为“适度宽松”以后，我们又看到：中国也有了比较成熟识大体顾大局能因时而变的货币政策决策团队。这样评价的理由是：如果货币当局看不到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成长受挫问题的严重性仍然拘泥保守硬要给货币政策由“紧缩”向“宽松”过渡中间插入一个貌似老成持重的所谓“稳健”阶段，那么，市场信心的恢复就会被人为拖延。现在，货币政策要展示的就是在“治冷”和应对衰退方面的内需刺激功能，我们在“适度宽松”定语下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矫枉过正”和“超调”，就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时说过的“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这样做了并选取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将中央的调节意图转变为切实有效的操作行动，中国的宏观经济才能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保持旺盛健康的成长势头。在货币政策的具体调节层面，我建议中央银行能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利率、短期融资券、农村金融和中小企业贷款推动等多方面落实“适度宽松”的主旨，在2008年底前和2009年上半年就连续出台一系列有力度的措施。此外，中央银行应接受艾伦•格林斯潘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只关心通货膨胀指数而不关心资产价格指数的教训，也注意中国的资产价格指数问题特别是对股票市场阴跌不止的行情提起警惕，和有关部门一道采取协调的政策行动，将扭转股市低迷局面，遏制资产价格非理性下跌作为治疗宏观经济转冷的一个构成内容。这样，已做出了革命性调整的货币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预期，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农村改革并启动了城市经济改革，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本内容，实际上是让农民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然后在分配上核定上交集体和国家的数额后将全部剩余产品支配权交还给农民，由此刺激起来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就像魔法一样从地下呼唤出巨大财富，中国的粮食生产局面很快得到改观。农业生产商品率的提高及剩余产品进入城市又很快改变了城市粮食蔬菜的供给水平，到1993年，中国彻底取消了粮票制度，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说明，从1978年开始的以解放生产力、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短缺这个关键经济特征的改革用15年时间就使中国经济真正进入了货币化时代，即在日常消费和流通领域，除了货币不再有任何其他的物化等价物或特权。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起步要晚得多，其滞后时间大约为10年，即到1987年时才开始将价格改革优先还是股份制改革优先这样的以企业体制改革作为城市改革中心点类的问题提到全国性的改革讨论中来，中国决策层在1988年夏季北戴河会议上选择了所谓的“价格闯关”即价格改革先行作为改革切入点，这种特定的改革政策出台曾引发了高通货膨胀和城乡居民对日用消费品的抢购风潮。
在改革的第一个10年里，货币政策开始受到重视，而被重视的过程，除了货币化进程和上面提到的由“价格闯关”决策触发的通货膨胀外，还有一实一虚的两件事值得提及。比较“实”的一件事是1979年至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在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前后始终围绕信贷管理办法对全国的货币发行、信贷扩张计划和管理等问题进行调控方面的探索。到1986年12月，人民银行真正形成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实行调节的成型思路，即提出：（1）从1987年起试编社会信用规划；（2）提高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双重目标控制设想；（3）多存多贷；（4）中央银行贷款条块结合，实贷权下到二级分行。我认为，只是从这时起，中国从实务层面才算有了货币政策。还有一件比较“虚”的事是1985年9月2日到7日的“巴山轮会议”，那虽然只是一次普通的国际性理论研讨会，但这次会议对中国的改革实践和经济理论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却是革命性爆炸性的。“巴山轮会议”已过去了23年，这些年里中国也开过无数次的国际性理论研讨会，国内的研讨会更是数不胜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来过不少人，然而，没有一次研讨会可与“巴山轮会议”相提并论。因为那是一次为中国改革开辟思想道路的会议，是一次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思考方式确立标准化概念的会议。正是“巴山轮会议”之后，中国才有了可以与世界勉强接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研究。当年有近30位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国外学者以1981年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和从1953年开始就系统思考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弊端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为代表，国内学者则以薛暮桥安志文马洪等人为代表，与会者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方法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改革与经济稳定以及如何继续推进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当年竟无一人参加这次历史性的理论研讨会。我常常思考其中的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历来得不到重视，尽管中国有像黄达先生这样水平很高智商超群的学者，但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实践一直以货币金融压抑为基本特色。也就是说，改革前的28年并没有为金融理论工作者提供坚实、生动、丰富的基础观察背景。在那个年代，中国很多有才华的关注货币问题的学者们甚至可以为“货币到底有没有阶级性”之类的问题争吵上很长很长时间。1979年以后，传统计划体制下长期受计划部门财政部门挤压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货币金融实践的领导和操作部门，首要任务是“扩地盘”即在业务上由过去只管国有企业的“超定额流动资金供应”向“定额流动资金供应”方面延伸，那是对旧体制下形成的所谓“物资跟着计划走，财政跟着物资走，银行只是钱口袋”模式的一种初步的小打小闹式的改革。而财政之所以在国企流动资金供应领域对银行的步步进逼不断退却倒也不是财政部门的人有什么改革新思维，只是因为10年文化大革命搞得国库空虚，经济已到崩溃边缘，财政连解决人头费吃饭钱重点基建资金都很紧张，更不要说给国有企业供应流动资金了，因此，当年银行的“进攻”和财政的“退却”都是形势逼出来的。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改革前10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工作就是在贷款管理上打转转，而同一时期的货币金融理论研究，我们也能从这种实践背景的发展变化中理出一条线索。在1984年以前，中国的货币理论研究首先从货币的外延开始讨论，学者们从争吵诸如“存款算不算是货币”开始，然后又开始分析“货币到底应该分几个层次”、“存款、贷款和货币流通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在“巴山轮会议”的刺激下，从1986年开始，中国才算有了真正的货币政策理论研究。当时的研究是在改革与经济稳定、价格改革与通货膨胀、改革初期的宏观经济环境选择这样的重要命题下展开并延展至通货膨胀、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最终目标、工具选择、调节方式、传导机制、政策时滞、国际比较、金融微观基础等等方面。所有这些研究，一方面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介绍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开放实践探索高度融合。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改革的初始10年中真正懂金融理论货币政策的人少之又少，在老一辈的金融专家中，理论界的黄达为最大代表，实务界则以刘鸿儒为最大代表；中青年的起承上启下的一代理论工作者则刚刚崭露头角。
进入改革的第二个10年即1989年至1998年，中国货币金融学研究已彻底改变了在改革头一个10年被边缘化的状态，成了人人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货币政策在这个10年中已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全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彻底转变在宏观经济调节工具中居于首要地位。1978至1988那10年中财政和银行、金融界人士开会就“吵架”的现象已经很难再见到了。因为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的兴起，计划配置资源在1989年至1998年这10年间已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说作用已微乎其微了，而宏观经济调节中的货币供应控制这类货币政策的功能等话题也成了经济研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8月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再到2008年9月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近这10年发生的故事。如果说，改革第二个10年中货币金融研究只是改变了在改革第一个10年被边缘化的状态，那么，在中国改革的第三个10年中，货币金融学已成了中国的“显学”，一个从各层官员到普通民众都十分关心热衷的话题。现在，股市行情成了可以沟通各行各业人士的谈资，各种规模城市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各类金融机构推广业务的大幅广告，每天打开电视总能看到各种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在大讲全球金融危机。货币金融学成为显学的背后原因就是：改革30年中的最初10年中国着力解决的是生产和吃饭问题；第二个10年解决的是交换和产权问题；第三个10年才开始真正触及到分配和调整问题，而在货币金融主导要素流动的体制背景下，只有货币金融政策才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分配机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举措中发挥关键作用。现在，中国还不敢说自己是技术大国军事大国，但可以自信地宣称自己是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和金融大国。从金融角度讲，我们有世界上最高的居民储蓄率、最雄厚的国家外汇储备以及改善速度最快功能地位最重要的银行系统。当中国货币当局将货币政策最近两年来的稳健、微紧、紧缩的调节方向在2008年11月9日突然改变为“适度宽松”以后，我们又看到：中国也有了比较成熟识大体顾大局能因时而变的货币政策决策团队。这样评价的理由是：如果货币当局看不到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成长受挫问题的严重性仍然拘泥保守硬要给货币政策由“紧缩”向“宽松”过渡中间插入一个貌似老成持重的所谓“稳健”阶段，那么，市场信心的恢复就会被人为拖延。现在，货币政策要展示的就是在“治冷”和应对衰退方面的内需刺激功能，我们在“适度宽松”定语下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矫枉过正”和“超调”，就是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时说过的“胆子再大一点儿，步子再快一点儿”，这样做了并选取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将中央的调节意图转变为切实有效的操作行动，中国的宏观经济才能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保持旺盛健康的成长势头。在货币政策的具体调节层面，我建议中央银行能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利率、短期融资券、农村金融和中小企业贷款推动等多方面落实“适度宽松”的主旨，在2008年底前和2009年上半年就连续出台一系列有力度的措施。此外，中央银行应接受艾伦•格林斯潘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只关心通货膨胀指数而不关心资产价格指数的教训，也注意中国的资产价格指数问题特别是对股票市场阴跌不止的行情提起警惕，和有关部门一道采取协调的政策行动，将扭转股市低迷局面，遏制资产价格非理性下跌作为治疗宏观经济转冷的一个构成内容。这样，已做出了革命性调整的货币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预期，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