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3日，是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与世长辞120周年。日本《文春周刊》通过对比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和中国，突显了福泽谕吉强调的国家文化力的重要性。他力主日本学习欧美的国民意识、海权思想和先进科技，使日本迅速崛起为一个近代强国。

守旧与创新的巨大差距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文化力的较量是深层次的较量。福泽谕吉强调要增强国家的文化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科技意识。科学技术能催生先进的装备，科技意识则直接关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一个国家科技意识的强弱，最终会通过装备的发展水平将其影响力投射到方方面面，包括战争。
　　清政府治下的中国重道轻器，总体上缺乏科技意识。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在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待之。以下列举三个典型事例加以说明。
　　第一个事例发生在1793年。当时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动火枪、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型、望远镜、热气球等。马戛尔尼认为，这些物品足以打动中国人的心。但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反应极为冷淡。名将福康安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演时，“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料来没有什么稀罕！’”
　　对英国人赠送的火炮和炮弹，清廷君臣不屑一顾，一直将它们摆放在圆明园而未曾使用，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仍完好无损。英军将它们运回了伦敦。要知道，英国军队在鸦片战争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枪、望远镜和主力战舰，与马戛尔尼访华时给中国人展示过的基本相同。
　　第二个事例，是清军火炮技术失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开花炮弹的国家（15世纪后期）。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初炮弹大都为开花炮弹。然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和清军火炮专家黄冕竟然都不知道这种武器技术。林则徐奏称：“封门炮子一项，向来俱用实铁弹，于致远攻坚已属得力，但一炮只毙一贼，多亦不过数贼而止。”当林则徐好不容易了解到英军的开花炮弹技术后，便急忙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和仿制——一项地地道道的中国发明，却在时隔3个多世纪后由中国人从西方引进，当事者还为之欣喜不已。又过了二三十年，左宗棠督兵西征新疆途中，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朝所遗开花炮弹，这才恍然大悟，发出感叹：“西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第三个事例，是清初火器专家戴梓的故事。戴梓发明了一种连珠铳，也可以叫连珠炮。据记载，此铳背装有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有人称之为“早期的机关枪”。这难免有些夸张，但这种武器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可悲可叹的是，他将连珠铳样品造出来后，却不敢献给清政府，更不敢让清军量产、使用。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他在某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有人斥责他：上天有好生之德！这种武器杀伤力太大，太厉害，如果流行开来，你的子孙一个都留不下！戴梓醒来，吓出一身冷汗。结果，这种连珠铳就真的没有大规模生产，也没流传下来。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文化落后压制了技术的发展”。
　　《文春周刊》指出，通过这些事例不难看出，当年清政府的北洋海军成军之后，为何技术和装备都止步不前。反观日本，在福泽谕吉等思想家“科技兴国”的理念下，大力发展工业和军事技术，使得日本海军仅用几年时间就赶超了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导致后者的舰速、炮速和炮弹威力都不如日本海军。
　　中国古籍《管子》有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法国历史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历史学的精神在根本上是批判的。现实生活因夹杂着种种小事而显得模糊不清，历史的眼光却能简化现实生活而揭露其真相。”

国民意识的比拼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支撑要素。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精神胜于武力。”福泽谕吉强调，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就是心里有国家。国民意识建立在国民自由平等地位的确立上，建立在国民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国民意识一旦形成，特别是当战争来临之际被激发出来，将产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化育官兵、激励官兵、震慑敌人、瓦解敌人的实质性作用。
　　《文春周刊》指出，甲午战争前，清王朝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務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中，有人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近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在中国还没有兴起，“当时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严重短板。

　　日本方面的史料记载，甲午之战前，日军间谍多次在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清国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这场战争几乎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反观日本，甲午战争前后，其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福泽谕吉等日本思想家就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1879年，植木枝盛在其所著《民权自由论》中说：“日本的农民们，商人们，工匠们，士族们，医生、船夫、脚夫、猎手、卖糖小贩、新平民（部落民），大家联合起来！”
　　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鲜半岛和对中国的战争后，原本存在尖锐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筹捐巨款。日本民众在“伸张国权”思想的发动下，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统计，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影师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派出的军人记者。
　　《文春周刊》指出，日本当年靠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完成了它的战争动员，固结了它的战争意志，增强了它的战争支撑力。这当然是不可取的，数十年后日本也因此受到了惨痛的教训。但在甲午战争前后，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客观上做到了“举国内全体之力”。

消极“海防”难敌积极“海权”

　　在决定一个国家文化力的因素中，海洋观念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日分别作为大陆濒海国家和海岛国家，对海洋的认知和情感明显不同，处理涉海事务的态度和原则也大相径庭，核心是海权意识强弱悬殊。认知和情感、态度和原则，直接作用于两国的海军建设，也深刻影响到两国对甲午战争的战略指导。
　　以全球的眼光看，陆地和海洋是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础，是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客观条件。从地理条件上看，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兼备国家，西南高山为屏障，北面被大漠阻隔，东南濒临大海，中间平原辽阔。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高度发达。
　　南宋以后，中国的历史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进入“南北轴线”时代。这条轴线就是京杭大运河，各种力量沿着它进行南北对抗。一直到清朝前期，这种格局和特性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总体上看，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重心在内陆，没有转移到海边，更没有拓展到海上，以海外贸易為主的商业文化并不发达。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祖禹，专门研究地理问题，在山川关隘方面有很多研究成果。然而，他的《读史方舆纪要》只讲到沿海一线，到海岛为止，再往外就笔锋不到了。
　　马汉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海上航线随船只的航行而延伸。海上交通的载运量是陆上交通根本无法相比的。但是，海上交通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的使用是另一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特别是海军力量。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的状态，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马汉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海洋观、海权观。
　　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此相适应的农耕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决定了它在文化上倾向于“面向大陆背向海洋”。封建统治者对海洋茫然无知，普通民众对海洋漠然以对，整体上缺乏海洋意识。
　　进入近代以后，在受到列强侵袭的情况下，中国的海权观念仍然淡薄，把海权问题矮化成“海防”问题，更遑论对海洋的通达性、海军的机动性优势的认识。眼界的狭窄，限制了思维的空间，思维的局限带来的必然是行动上的不力。哲学家黑格尔曾站在欧洲远距离观察中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帝国自己产生出来，跟外界似乎毫无关系，这是永远令人惊异的。在他们（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是陆地的天然限制;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在黑格尔的观念中，这是因为“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
　　近代日本的观念与清王朝有很大不同。19世纪下半叶，日本认为海军是机动性与攻击性结合最为紧密的军种。基于这一特性，对海军最好的使用方式就是积极的海上进攻。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虽然它紧邻中国、远离欧美，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岛国的基本属性使它在近代接触西方文明以后，越来越愿意将自身定位为海洋国家，特别是迅速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部和内阁对海权问题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提出的重视海权的主张得到认同。山本权兵卫说：“大凡偏处海国，或领有海疆之邦……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的海军力量大体相当。当两国战争不可避免时，两国海军的决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清政府在战争开始之前，并未提出明确而完整的战略计划，只是在宣战诏书中以“布告天下”的形式表示要在朝鲜半岛“厚集陆师，迅速进剿，以拯韩民于涂炭”。同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史学界据此将当时清军的战略意图概括为“海守陆攻”。
　　依据这个总的战略意图，北洋海军的基本任务是固守渤海湾，具体又以防守旅顺、威海两军港及其附近海域为中心，没有确立积极主动进行海上决战的指导思想。这就必然使北洋海军陷于一种消极应付的状态，将海上作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本。
　　甲午战争中，日本战时大本营正是根据对海权的深刻认知，制订了一个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关键的“作战大方针”，把海军的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战略高度优先予以考虑，从而也使整个战略带有明显的海军制胜特色。从日军实际的作战情况来看，完全是围绕攻击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来进行的，即以海权的得失决定其他作战行动。就最终两军作战的实际效果来看，日本是对的——海战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动权。
　　编辑：姚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