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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儒学一直是中古时期士人思想世界中的两条路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两者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对于士人身份的认定一方面出于后世研究者所采取的立场，另一方面取自于史籍本身对士人身份的判定，正史中《儒林传》和《文苑传》（或称之为《文艺传》）就是书写者对士人认定并将其集合的一种书写模式。自秦汉到魏晋，文学的独立性逐渐加强，文学不再只是有助教化的经典之文，而成为士人的一种审美情趣，文质之间的争论也导致中古思想中文学与文化产生结构性紧张。这直接促成了《文苑传》出现在了正统史书的列传中，并为后世所沿用。然而在唐宋以前，文儒之间并未有严格的区分，两者的界线十分模糊，儒林多指经生，但文苑中也颇多通经义或被人称为儒者的士人。到了唐宋，文学和儒学都先后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此时的列传书写往往呈现出一种总评的趋势，文儒间的隔阂也开始逐渐产生。成书于五代及宋的“两唐书”中包含着两套不同的儒林、文苑书写模式，一方面显示出书写者对于唐代文学儒林整体风貌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唐代儒学、文苑在历史阐释中出现了大的变动，从而影响到后世对唐代文学、儒林整体景观的认识。
一、经礼之间：“两唐书”儒林的书写及对比
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儒学传》中对于儒学之形态有这样一番见解，其序云：
古称儒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
在《旧唐书》的书写中，儒学的核心即为经学，通一经，且引经决事才是儒者教化天下的手段。一如以往《儒林传》所采取的书写模式， 《旧唐书》（含附传）所载之45人，大都是通晓一经，举明经，出任国子监官职的经生。《旧唐书》试图将唐代的儒学风貌引到经学上去，但其又言“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以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故近理国多劣于前古”。由此可见，自魏晋以后，重文轻儒的现象出现，士人不纯用经学治国，参以文学、法家等多样手段。儒道己衰，士人对待儒学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纯粹。儒者在自身认定上，也并不以解经者作为标准，这在《旧唐书·儒学传》中也有所体现。如李善“尝注解文选”④。 《文选》并不能算是经学的一种，李善却以注解《文选》知名被选入《儒学传》而不是《文苑传》中。 《新唐书》将李善从《儒学传》剔除，论者多以为《旧唐书》选取不当，不若《新唐书》之精要。然《旧唐书》所选曹宪、许演、公孙罗诸人入《儒学传》之理由皆与《文选》有关，不可看为李善个人的误记。如曹宪“精诸家文字之书”，多为音训引证，其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可见，曹宪的入选是因其在文字、音韵学上的造诣，许淹和公孙罗也由此入选。而李善的入选并不止在其音义上的造诣，还在其诸文引证中对儒学经典的大量使用，其博于征引而略于音训，使得其在文学通用程度上不及五臣注《文选》，而流行于文儒并用的学者之中。同入儒林的刘伯庄则是以注《史记》 《汉书》闻名，秦景通以精《汉书》为显，路敬淳以明谱系、善于究根溯源入选，柳冲亦由明世族入选。
《旧唐书》对儒学士人的选取标准大体在史学、经学、谱学三个方面，而在选取断限上，多选取玄宗朝之前的，中晚唐则很少，在选取的中晚唐诸儒中，如许岱，因其多涉诸子；苏弁，少有文学；许康佐，登宏词科。除了新春秋学派的陆质、著《三传异同》的冯伉外，都跟文学相关，且不再经由明经入仕。这一方面跟中晚唐明经科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晚唐儒学定义的模糊化，除陆质、啖助等新春秋学派外，大都转向了非经学化的儒学路数，而在此间文学（不单指辞章诗赋且指各种表章诏令的书写）成为儒士间互相认定的身份标准。文儒之间的界限显得十分模糊，这在元和年间最为显名的几位儒士如韩愈、柳宗元身上也体现出来。尽管《旧唐书》试图将儒学重新书写成经生的流变史，但在选取和书写中已经无法改变中唐以后儒文并举的现象。
相比之下，《新唐书》的书写要整齐划一得多。《新唐书·儒学传》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大幅增加了一些经学之士，将《旧唐书》单独立传的孔颖达划归到儒学中，盛谈唐初经典修订之事，同时增加了礼学之士在《儒学传》中的比重。其所选定的中晚唐儒士，如韦彤乃为中晚唐治礼之名家， 著有《五礼精要》，陈京曾参与中晚唐著名的棉袷之争等。在《新唐书》的书写中，礼学为叙述的重点，其所选68人中，通经者，通诸子、通史、通书法、谱学者事迹颇从简，而大幅增加了治礼者有关礼仪的各种言谈。据此可窥测，《新唐书》认为唐代儒林的核心议题和核心成就均保存在礼学的评议中，礼为儒学之本。这与北宋初年儒风盛行和士人对儒学的体认有关，宋真宗言：“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浸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北宋初年大批士子以振兴儒学为己任，朝野上下也大力尊崇扶植儒学，作为维护儒家伦理秩序的礼对于国家的象征意义就更为重要。《新唐书·礼乐志》就曾对三代以后礼乐的衰败叹 息云：“由三代 以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自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正是因为对礼乐为虚名的忧患意识，宋祁等人对唐代熟悉礼法、详于治礼之人多了一份认同，将其视为唐代儒林的“主流”，另一方面，大歷以来的礼学名家对宋代的礼仪世界影响极深，韦彤的《五礼精要》成为北宋礼仪机构案头必备之书，对于北宋礼制的建立和运行都起了极大作用，这也恐怕是《新唐书》在儒林的书写中尤重礼学名士的另一层原因。
《新唐书》在构建礼学世界的同时对大历以来流行于时的种种学术进行了批判，其言“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 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学者往往引此文做中唐以后学术变革说，认为其为中唐学风之大变，摆脱旧说，直探经文，改变了过去寻章摘句的注经方法。啖、赵诸人敢于挑战官方经学，热心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为宋以后学术之变注入新活力。然宋祁等人在《新唐书》中并未将大历以来新说做时代突破之举，其引唐文宗评施士匄：“朕见之（士匄《春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己，何必劳苦旁求，然后得邪矣。”其评新春秋诸儒之言则更甚：“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 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 “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己。”施十匄和新春秋学派诸儒都为春秋注解，且所注经义多不与前人合，好为标新立异之文，至少在中唐时期只能视为一种时风并不能视为学术的主流，前引文宗言可见一斑。而在宋、欧诸公看来，新春秋学派对于经义的解读则是全凭己意的，对于三家注毫不承继，完全是靠自己的意思来推断孔子之意。对于这些新异的学说， 《新唐书》并不十分推崇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然而北宋中期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道学的兴起使道学家在选取前人成果时，往往爱好那些自抒胸臆的义理阐释而非经义的训诂，这使他们对啖、赵、陆诸人多了一份支持，如《二程集》言：“昔者孔子伤时王之无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贬恶，为后王发也，自去圣既远，诸儒异论，圣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陆淳学于啖、赵，号为达者，其存书有《綦例》、《微旨》、《义统》，今之学者莫不观焉。”（14）同时，刘敞对《春秋》的注解也继承了中唐以来的新春秋学派，新春秋学派影响涉及了其后的整个经学史，重为义说的宋学即由其发端。⑩宋学的兴起抬高了新春秋学派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改变了以往的书写模式，使整个评价体系发生了改变，而北宋初期成书的《新唐书》采取的书写形式并不像其后道学那样，也不像《旧唐书》那样模糊文儒之间的界限，或者说《新唐书·儒学传》试图书写的是一种北宋建国初期士人期待的儒者形象 一他们有气节，有一定的家学渊源，精于礼学，试图将政治回归到一个礼仪规范的世界中。 二、何谓斯文：“两唐书”《文苑传》的对比研究
“两唐书”在《文苑传》的书写上则更加不同，这种不同来源于对“文”的理解上的不同。傅汉思就曾对《旧唐书·文苑传》的文士做过定型分析，认为其是按照固定的书写模式来书写文士们的。田恩铭的博士论文也探讨了“两唐书”《文苑传》所选文士之资格、意图及唐宋变革间文学观念的变化。那么“两唐书”对于文的理解究竟有何不同呢？
《旧唐书·文苑传》就有唐一代文学做论：
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黄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
《文苑传》序秉持一种文质交替的文学观念，对前代尚“质”而宗训论鄙雕虫的“是古非今”观念进行了批判。其所持的文学评议建立在沈约的“斟酌《二南》，剖陈三变”，重音律的基础上，认为代有风骚，不独只是曹植、谢灵运独占汉魏以来文学鳌头。⑩自魏晋以来独立的文学理念愈来愈盛行，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形式，是否应该具有自己的艺术审美，而不去在意经典文本、儒学教化对文学本身的束缚这种思考一直萦绕于魏晋士人的头脑中，此间对文章独立于教化的批评也时有论及。⑩然而在唐代，这种文、儒间的对立并非那么强烈，相反，儒士之间交游及向座主行卷等往往依托于文学，在《旧唐书》的书写中，唐代文学景象是多元的，初唐有横汾之诗，也有柏梁之奏。燕、许、吴、陆、元、刘、王、杜等诸文士共享天机秀绝之名。 《旧唐书》所举唐代文苑之魁首及评议标准与当代文学史颇不类同，张说、苏颋、吴通玄、陆贽、刘黄都算不上当代所谓一流文学家，何以《旧唐书》将其列为唐代文学之风尚呢？其一为列传不列爵位崇高者，如韩柳诸人别为之传；其二，张、苏、吴、陆、元、刘诸人所借非为诗歌辞赋而为“王言” “对策”，《文苑传》中涉及中唐以后文士多以其善奏对，诏策入选。唐代“文”不单指词章歌赋，如制诰、表颂、谥册等诸多朝堂公文都可以视为“文”之范畴，善于公文者皆可视为善属文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及入翰林院者多为唐代文士中文坛巨匠，也为文士中的最优期望。⑧如许景先， “俄转中书舍人。自开元初，景先与中书舍人齐瀚、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又如席豫，“三迁中书舍人，与韩休、许景先、徐安贞、孙逖相次掌制诰”。齐瀚、徐安贞、孙逖都有传于文苑内，皆因善书制诰得选。
中书舍人在正五品上，其常直禁垣，代为王言，为文士希冀之良选。安史之乱后，知制诰多入翰林由郎中等官所兼，两年后为真中书舍人，如吴通玄“贞元初，召充翰林学士。迁起居舍人、知制诰，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等同视草”（24）。又如王仲舒“元和五年，自职方郎中知制诰。仲舒文思温雅，制诰所出，人皆传写。”（25）官拜中书舍人知制诰的文士，其“文”之修养己被朝廷所认可，被作为一种示范性的“文”传达而下，为广大士人争相传写。依靠代为王言， “文”具有官方性和象征性，代表着权力统摄下“文”应有的面貌和框架，从而引导文士积极地向这种风尚转变，在《旧唐书》的书写中，这种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文”，被视为一种文苑标志所彰显。
《新唐书》对唐代文苑的分析与《旧唐书》迥异，其言：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締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己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掃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浞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
为一王法，此其极也。（26）
《新唐书》很明显地反对以往浮糜华丽的文学风气，将唐代的文苑进程描绘为文学趋于雄浑朴实的发展史。从玄宗起，即“崇雅黜浮”，到大历、贞元年间，唐文学达到顶峰，由韩、柳、李等人“擩哜道真”，推崇古文，排逐百家，使唐代文学超过了汉魏。
在《新唐书·文艺传》中，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艺术审美的文体出现，很清晰地勾勒出唐代文学的脉络，将其视为一种不断革新而日趋精妙淳厚的图式。⑤在这种分析模式中，萧、李、韩、柳以来的古文传统被作为唐“文”之典范， 因韩愈“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 “要之无抵捂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 以荀况、杨雄为未淳，宁不信然”。（28）文与道合， 以文显道，是《新唐书》对“文”的理解，也是宋初古文家对古文推行之意旨，其余以文翰为生，吸咏诗歌的文士只能是儒士的“一艺”，“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29）如果科举不试，也能乐得悠闲，不怨望朝堂，劝君行善。
在《旧唐书》中被列入文苑的许多士人，在《新唐书》中归为了儒林，如徐齐聃、徐安贞等，还有不少被归入列传中，如“许景先、齐瀚、席豫、吴通玄等”（30）。这些士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都曾为草诰之臣，在《新唐书》选取标准中，那些以草诰、奏表为显的词臣被剔除出去，而加入了许多以诗文显名的士子。《新唐书》对徐齐聃列入儒林的理由是曾议过家庙之礼，赠礼部尚书；徐安贞因与褚无量、卢僎、陆去泰等雠定旧籍，列入儒林，其以文显名的事迹被忽略。这是由于《新唐书》碍于时代所限，对唐代文之理解已经不再能深入到唐代具体的语境中去，而采取一种“文学史”式的提萃法，即选取符合其文学观的唐代文学诸士子， 以标志性精英人物作为此时代文学的典范和标准。入列传的文士大都是在当时显名一时的诗赋之士，虽不登宰辅，但大多数都有官职，而唐代更多的是努力跻身仕途的普通文士，他们的声名不如这些入列史籍的文士那么显赫，对他们来说，文是谋取政治地位和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策论和文诰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身处中书、翰林的词臣对其影响要大于后世普遍认定的文学家们，例如在元和年间，天下的文宗为权德舆，元稹自言：“元和以来，贞元而下，阁下主文之盟，余二十年矣。”⑧在其掌贡举的三年中，元和诸文学名家皆由其门入，可见这些身处台阁的词臣对当时的文坛何等的重要。
《旧唐书》在选取上尚能贴近唐代一般文士的语境，显出这些词臣在文坛中的重要性。而在《新唐书》中，这种语境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诗歌之士，一是由于宋去唐已有百年，對前朝理解难免有所纰漏。二则唐宋以来文风己变，宋学之文风承韩柳之古文，发道学之深义，以宋风视唐风，使得《新唐书》在描写唐代文苑时未免多出于自我构建。《新唐书·文艺传》中还增加了大量的古文家文士的列传篇幅，如萧颖士、李华等，盛言古文之兴。 《新唐书》裁汰骈文，多用韩柳文是一个普遍现象，赵翼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其言：“欧苏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必尽删之。”“其他骈体有新语不忍弃者，则宁代为改消存之。”（32）而遇到韩柳古文可入史者，必揉摭不遗。萧、李等与韩柳古文师承相关的诸人，也由于宋祁等北宋古文家对古文的推崇而获得较高的评价。（33）
三、结论
对比“两唐书”中儒林、文苑传，可以看出两书对唐文儒的书写模式不同。《旧唐书》所依照的是经学化和公文化的文儒模式，其对于文苑、儒林之间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显，一些兼具文词经学的士人， 《旧唐书》无法清晰地定位其身份归属，一些出现在《文苑传》中的文士，都曾经少好儒学，或被称之为儒士。这在唐以前的正史文本中都十分常见，这是由于尽管独立的文学观出现，但士人无法分别对待文学和儒学，儒学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所有的知识都要围绕其进行诠释。
一、经礼之间：“两唐书”儒林的书写及对比
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儒学传》中对于儒学之形态有这样一番见解，其序云：
古称儒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
在《旧唐书》的书写中，儒学的核心即为经学，通一经，且引经决事才是儒者教化天下的手段。一如以往《儒林传》所采取的书写模式， 《旧唐书》（含附传）所载之45人，大都是通晓一经，举明经，出任国子监官职的经生。《旧唐书》试图将唐代的儒学风貌引到经学上去，但其又言“近代重文轻儒，或参以法律，儒道既丧，淳风大衰，故近理国多劣于前古”。由此可见，自魏晋以后，重文轻儒的现象出现，士人不纯用经学治国，参以文学、法家等多样手段。儒道己衰，士人对待儒学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纯粹。儒者在自身认定上，也并不以解经者作为标准，这在《旧唐书·儒学传》中也有所体现。如李善“尝注解文选”④。 《文选》并不能算是经学的一种，李善却以注解《文选》知名被选入《儒学传》而不是《文苑传》中。 《新唐书》将李善从《儒学传》剔除，论者多以为《旧唐书》选取不当，不若《新唐书》之精要。然《旧唐书》所选曹宪、许演、公孙罗诸人入《儒学传》之理由皆与《文选》有关，不可看为李善个人的误记。如曹宪“精诸家文字之书”，多为音训引证，其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可见，曹宪的入选是因其在文字、音韵学上的造诣，许淹和公孙罗也由此入选。而李善的入选并不止在其音义上的造诣，还在其诸文引证中对儒学经典的大量使用，其博于征引而略于音训，使得其在文学通用程度上不及五臣注《文选》，而流行于文儒并用的学者之中。同入儒林的刘伯庄则是以注《史记》 《汉书》闻名，秦景通以精《汉书》为显，路敬淳以明谱系、善于究根溯源入选，柳冲亦由明世族入选。
《旧唐书》对儒学士人的选取标准大体在史学、经学、谱学三个方面，而在选取断限上，多选取玄宗朝之前的，中晚唐则很少，在选取的中晚唐诸儒中，如许岱，因其多涉诸子；苏弁，少有文学；许康佐，登宏词科。除了新春秋学派的陆质、著《三传异同》的冯伉外，都跟文学相关，且不再经由明经入仕。这一方面跟中晚唐明经科衰落有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晚唐儒学定义的模糊化，除陆质、啖助等新春秋学派外，大都转向了非经学化的儒学路数，而在此间文学（不单指辞章诗赋且指各种表章诏令的书写）成为儒士间互相认定的身份标准。文儒之间的界限显得十分模糊，这在元和年间最为显名的几位儒士如韩愈、柳宗元身上也体现出来。尽管《旧唐书》试图将儒学重新书写成经生的流变史，但在选取和书写中已经无法改变中唐以后儒文并举的现象。
相比之下，《新唐书》的书写要整齐划一得多。《新唐书·儒学传》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大幅增加了一些经学之士，将《旧唐书》单独立传的孔颖达划归到儒学中，盛谈唐初经典修订之事，同时增加了礼学之士在《儒学传》中的比重。其所选定的中晚唐儒士，如韦彤乃为中晚唐治礼之名家， 著有《五礼精要》，陈京曾参与中晚唐著名的棉袷之争等。在《新唐书》的书写中，礼学为叙述的重点，其所选68人中，通经者，通诸子、通史、通书法、谱学者事迹颇从简，而大幅增加了治礼者有关礼仪的各种言谈。据此可窥测，《新唐书》认为唐代儒林的核心议题和核心成就均保存在礼学的评议中，礼为儒学之本。这与北宋初年儒风盛行和士人对儒学的体认有关，宋真宗言：“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浸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北宋初年大批士子以振兴儒学为己任，朝野上下也大力尊崇扶植儒学，作为维护儒家伦理秩序的礼对于国家的象征意义就更为重要。《新唐书·礼乐志》就曾对三代以后礼乐的衰败叹 息云：“由三代 以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自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正是因为对礼乐为虚名的忧患意识，宋祁等人对唐代熟悉礼法、详于治礼之人多了一份认同，将其视为唐代儒林的“主流”，另一方面，大歷以来的礼学名家对宋代的礼仪世界影响极深，韦彤的《五礼精要》成为北宋礼仪机构案头必备之书，对于北宋礼制的建立和运行都起了极大作用，这也恐怕是《新唐书》在儒林的书写中尤重礼学名士的另一层原因。
《新唐书》在构建礼学世界的同时对大历以来流行于时的种种学术进行了批判，其言“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 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学者往往引此文做中唐以后学术变革说，认为其为中唐学风之大变，摆脱旧说，直探经文，改变了过去寻章摘句的注经方法。啖、赵诸人敢于挑战官方经学，热心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为宋以后学术之变注入新活力。然宋祁等人在《新唐书》中并未将大历以来新说做时代突破之举，其引唐文宗评施士匄：“朕见之（士匄《春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己，何必劳苦旁求，然后得邪矣。”其评新春秋诸儒之言则更甚：“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 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 “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己。”施十匄和新春秋学派诸儒都为春秋注解，且所注经义多不与前人合，好为标新立异之文，至少在中唐时期只能视为一种时风并不能视为学术的主流，前引文宗言可见一斑。而在宋、欧诸公看来，新春秋学派对于经义的解读则是全凭己意的，对于三家注毫不承继，完全是靠自己的意思来推断孔子之意。对于这些新异的学说， 《新唐书》并不十分推崇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然而北宋中期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改变，道学的兴起使道学家在选取前人成果时，往往爱好那些自抒胸臆的义理阐释而非经义的训诂，这使他们对啖、赵、陆诸人多了一份支持，如《二程集》言：“昔者孔子伤时王之无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贬恶，为后王发也，自去圣既远，诸儒异论，圣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陆淳学于啖、赵，号为达者，其存书有《綦例》、《微旨》、《义统》，今之学者莫不观焉。”（14）同时，刘敞对《春秋》的注解也继承了中唐以来的新春秋学派，新春秋学派影响涉及了其后的整个经学史，重为义说的宋学即由其发端。⑩宋学的兴起抬高了新春秋学派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改变了以往的书写模式，使整个评价体系发生了改变，而北宋初期成书的《新唐书》采取的书写形式并不像其后道学那样，也不像《旧唐书》那样模糊文儒之间的界限，或者说《新唐书·儒学传》试图书写的是一种北宋建国初期士人期待的儒者形象 一他们有气节，有一定的家学渊源，精于礼学，试图将政治回归到一个礼仪规范的世界中。 二、何谓斯文：“两唐书”《文苑传》的对比研究
“两唐书”在《文苑传》的书写上则更加不同，这种不同来源于对“文”的理解上的不同。傅汉思就曾对《旧唐书·文苑传》的文士做过定型分析，认为其是按照固定的书写模式来书写文士们的。田恩铭的博士论文也探讨了“两唐书”《文苑传》所选文士之资格、意图及唐宋变革间文学观念的变化。那么“两唐书”对于文的理解究竟有何不同呢？
《旧唐书·文苑传》就有唐一代文学做论：
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黄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
《文苑传》序秉持一种文质交替的文学观念，对前代尚“质”而宗训论鄙雕虫的“是古非今”观念进行了批判。其所持的文学评议建立在沈约的“斟酌《二南》，剖陈三变”，重音律的基础上，认为代有风骚，不独只是曹植、谢灵运独占汉魏以来文学鳌头。⑩自魏晋以来独立的文学理念愈来愈盛行，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形式，是否应该具有自己的艺术审美，而不去在意经典文本、儒学教化对文学本身的束缚这种思考一直萦绕于魏晋士人的头脑中，此间对文章独立于教化的批评也时有论及。⑩然而在唐代，这种文、儒间的对立并非那么强烈，相反，儒士之间交游及向座主行卷等往往依托于文学，在《旧唐书》的书写中，唐代文学景象是多元的，初唐有横汾之诗，也有柏梁之奏。燕、许、吴、陆、元、刘、王、杜等诸文士共享天机秀绝之名。 《旧唐书》所举唐代文苑之魁首及评议标准与当代文学史颇不类同，张说、苏颋、吴通玄、陆贽、刘黄都算不上当代所谓一流文学家，何以《旧唐书》将其列为唐代文学之风尚呢？其一为列传不列爵位崇高者，如韩柳诸人别为之传；其二，张、苏、吴、陆、元、刘诸人所借非为诗歌辞赋而为“王言” “对策”，《文苑传》中涉及中唐以后文士多以其善奏对，诏策入选。唐代“文”不单指词章歌赋，如制诰、表颂、谥册等诸多朝堂公文都可以视为“文”之范畴，善于公文者皆可视为善属文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及入翰林院者多为唐代文士中文坛巨匠，也为文士中的最优期望。⑧如许景先， “俄转中书舍人。自开元初，景先与中书舍人齐瀚、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又如席豫，“三迁中书舍人，与韩休、许景先、徐安贞、孙逖相次掌制诰”。齐瀚、徐安贞、孙逖都有传于文苑内，皆因善书制诰得选。
中书舍人在正五品上，其常直禁垣，代为王言，为文士希冀之良选。安史之乱后，知制诰多入翰林由郎中等官所兼，两年后为真中书舍人，如吴通玄“贞元初，召充翰林学士。迁起居舍人、知制诰，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等同视草”（24）。又如王仲舒“元和五年，自职方郎中知制诰。仲舒文思温雅，制诰所出，人皆传写。”（25）官拜中书舍人知制诰的文士，其“文”之修养己被朝廷所认可，被作为一种示范性的“文”传达而下，为广大士人争相传写。依靠代为王言， “文”具有官方性和象征性，代表着权力统摄下“文”应有的面貌和框架，从而引导文士积极地向这种风尚转变，在《旧唐书》的书写中，这种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文”，被视为一种文苑标志所彰显。
《新唐书》对唐代文苑的分析与《旧唐书》迥异，其言：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締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己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掃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浞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
为一王法，此其极也。（26）
《新唐书》很明显地反对以往浮糜华丽的文学风气，将唐代的文苑进程描绘为文学趋于雄浑朴实的发展史。从玄宗起，即“崇雅黜浮”，到大历、贞元年间，唐文学达到顶峰，由韩、柳、李等人“擩哜道真”，推崇古文，排逐百家，使唐代文学超过了汉魏。
在《新唐书·文艺传》中，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艺术审美的文体出现，很清晰地勾勒出唐代文学的脉络，将其视为一种不断革新而日趋精妙淳厚的图式。⑤在这种分析模式中，萧、李、韩、柳以来的古文传统被作为唐“文”之典范， 因韩愈“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 “要之无抵捂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 以荀况、杨雄为未淳，宁不信然”。（28）文与道合， 以文显道，是《新唐书》对“文”的理解，也是宋初古文家对古文推行之意旨，其余以文翰为生，吸咏诗歌的文士只能是儒士的“一艺”，“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29）如果科举不试，也能乐得悠闲，不怨望朝堂，劝君行善。
在《旧唐书》中被列入文苑的许多士人，在《新唐书》中归为了儒林，如徐齐聃、徐安贞等，还有不少被归入列传中，如“许景先、齐瀚、席豫、吴通玄等”（30）。这些士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都曾为草诰之臣，在《新唐书》选取标准中，那些以草诰、奏表为显的词臣被剔除出去，而加入了许多以诗文显名的士子。《新唐书》对徐齐聃列入儒林的理由是曾议过家庙之礼，赠礼部尚书；徐安贞因与褚无量、卢僎、陆去泰等雠定旧籍，列入儒林，其以文显名的事迹被忽略。这是由于《新唐书》碍于时代所限，对唐代文之理解已经不再能深入到唐代具体的语境中去，而采取一种“文学史”式的提萃法，即选取符合其文学观的唐代文学诸士子， 以标志性精英人物作为此时代文学的典范和标准。入列传的文士大都是在当时显名一时的诗赋之士，虽不登宰辅，但大多数都有官职，而唐代更多的是努力跻身仕途的普通文士，他们的声名不如这些入列史籍的文士那么显赫，对他们来说，文是谋取政治地位和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策论和文诰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身处中书、翰林的词臣对其影响要大于后世普遍认定的文学家们，例如在元和年间，天下的文宗为权德舆，元稹自言：“元和以来，贞元而下，阁下主文之盟，余二十年矣。”⑧在其掌贡举的三年中，元和诸文学名家皆由其门入，可见这些身处台阁的词臣对当时的文坛何等的重要。
《旧唐书》在选取上尚能贴近唐代一般文士的语境，显出这些词臣在文坛中的重要性。而在《新唐书》中，这种语境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审美价值的诗歌之士，一是由于宋去唐已有百年，對前朝理解难免有所纰漏。二则唐宋以来文风己变，宋学之文风承韩柳之古文，发道学之深义，以宋风视唐风，使得《新唐书》在描写唐代文苑时未免多出于自我构建。《新唐书·文艺传》中还增加了大量的古文家文士的列传篇幅，如萧颖士、李华等，盛言古文之兴。 《新唐书》裁汰骈文，多用韩柳文是一个普遍现象，赵翼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其言：“欧苏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必尽删之。”“其他骈体有新语不忍弃者，则宁代为改消存之。”（32）而遇到韩柳古文可入史者，必揉摭不遗。萧、李等与韩柳古文师承相关的诸人，也由于宋祁等北宋古文家对古文的推崇而获得较高的评价。（33）
三、结论
对比“两唐书”中儒林、文苑传，可以看出两书对唐文儒的书写模式不同。《旧唐书》所依照的是经学化和公文化的文儒模式，其对于文苑、儒林之间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显，一些兼具文词经学的士人， 《旧唐书》无法清晰地定位其身份归属，一些出现在《文苑传》中的文士，都曾经少好儒学，或被称之为儒士。这在唐以前的正史文本中都十分常见，这是由于尽管独立的文学观出现，但士人无法分别对待文学和儒学，儒学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所有的知识都要围绕其进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