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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大漠以北”
在现今世界政治-地域格局奠基的20世纪早期，政治上的疲弱使中国令人遗憾地失去了北纬50度附近以及更高纬度地区的大量土地———当然也包括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适应高纬度地区生态-自然地理，呈现独特文化方式的人群———后来连这块区域南部的蒙古高原也不幸一并失去了。
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在于，位于蒙古高原北部，西伯利亚地台南缘，北倚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北部辽阔的泰加林带，与北纬50度大致重合。要想了解这块区域，尚余两个途径，尽管我们失去了亲身践履这一地区的良机，但借助与这一区域东、西两侧，同一纬度，且仍属中国境内的北疆阿尔泰山以南的阿勒泰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西侧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仍能对这个地区的生态与人类文化，建立基本的认识。
在汉地农耕文化观察者的眼中，农耕文化北方天然的草原过渡带以北，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阴山以北再无绿洲，这里的生态与文化完全就成了羊群、毡房、戎车的世界。而事实恰好相反，曾经追随长春真人丘处机沿着克鲁伦河溯流，循道蒙古高原以北地区一路西行的通玄大师李志常曾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录了旅途中经历的环境变化：“水流东北，两岸多高柳”，逐渐是“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丽，水草且丰美”，直到高原西部杭爱山麓的“松桧森森，干云蔽日……平地皆有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这正好是13世纪初时，对这片后来连同蒙古高原一道从我们视野中消失的极广阔地域，自东向西的真实描述。简言之，大漠以北其实生活着一个与我们声息相通，景致仿佛，但又黄沙相隔的世界，正是这个以北纬50度展开的区域对中国的历史造成了巨大而又微妙的影响。
实际上，20世纪世界格局对中国传统领土造成的深远影响，不仅使我们失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也用余下领土中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边界观念，束缚了我们通过更完整地理-文化视野解开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路。
幸运的是，一批富有理想的德国社会人类学家和探险家从18世纪起，就没有放弃过对这一和德国几乎处于相同纬度地区的兴趣，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命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始终以“当代西伯利亚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作为研究重点。尽管这本《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西伯利亚研究回顾》（以下简称《回顾》）瑰集的研究课题是以20世纪80-90年代西伯利亚“转型期的产权及产权关系的变化”为主的9篇论文，但书中提供的生态、文化、生计类型视角与丰富材料，无疑为我们重新发现那个“林中百姓”生息的北亚草原-林地带，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窗口。借助这些视角，能让我们重建那些上千年来建立在生态适应方式基础上的文化互动。
重建“林中百姓”的生活
我曾到过北疆最北端的阿勒泰地区，这里生活的图瓦人，曾是汉文文献中“唐努乌梁海人”四十八佐领的四分之一，另外的四分之三，一部分成为蒙古国居民，另一部分成为今天俄联邦的图瓦共和国。
在《图瓦人的时间观及其转化意识》一文中，该篇作者用一个当代（20世纪70年代）的案例讲述了一个图瓦猎人在柳树滩狩猎马拉赤鹿时———一种体型近似于马的西伯利亚鹿种———听到一个禁止他猎鹿的女人声音，猎人剥了鹿皮，切割了鹿肉，归来后未几病重而亡的故事。萨满对此的解释是，猎人没有遵守森林女神对泰加群落的规则：“大型动物或者任何非同寻常的动物都不可以捕杀，因为它们都是当地神灵的财产”。尽管今天中国境内的图瓦人在生计上表现为骑马放牧牛羊的牧人形象，甚至在该文的配图中也是林地白色帐篷前的牦牛群和另一幅阉割绵羊羔的照片。但是在这则案例中，猎人、森林和鹿，却成了故事的主角；这无疑让我们联想到《蒙古秘史》开篇第12-17节的内容，成吉思汗的祖先朵奔·蔑儿干到山岗上去捕猎野兽，在森林里遇到一个兀良合惕部人，“在杀一头三岁的鹿，用火烧烤那头鹿的肋条肉和内脏”，这只鹿的肉为后来蒙古部落的繁衍壮大埋下了伏笔。有趣的是，《秘史》中提到成吉思汗的始祖之一豁埃·马阑勒的蒙古语本意就是“白鹿”。
事实上，《秘史》直到第19节才提到了“腊羊肉”。这显然与我们生为定居农业对游牧者的刻板印象颇有出入。正如《回顾》中另一篇“阿尔泰共和国的旅游及其保护自然的举措”中对阿尔泰山北坡同名国家的描述：“阿尔泰不仅是山脉、森林、河流和瀑布，它还是鲜活的精神……森林、鲜花和草原是他多彩的服饰……湖泊是他的眼睛……瀑布和河流是他川流不息的生活……”当代阿尔泰作家的笔下，在我们的蒙古戈壁以北是这样一片“宛如童话般美丽”的仙境。从生态的角度来看，显然是鹿和猎人，比羊和牧人，更适合“森林”环境，因为羊群和马匹需要的牧草在泰加林光照不足的林地底层难以繁茂，而鹿能在漫长冬季厚厚积雪下依靠苔藓为生；而且羊群和马匹也无法适应高纬度地区漫长冬季的严寒。既然羊群无法在这里生活，那么围绕牧羊展开的生计活动就在这里走到了尽头，同时，围绕这种生计方式产生的文化，也不得不发生变迁，转型为另一种更适应林地生活的文化。
在《西伯利亚南部托发族与托著族的产权比较分析》一文中，我们看到了这些阿尔泰山北部驯鹿牧人在林地中的生活，“大多数托著人在苏联时期都可以带着他们的牧群过游牧生活，……驯鹿对大面积草场的需求，变化无常的天气，以及野生资源的资源环境（主要是牧场和野生动物），这些要求获取自然资源的渠道更加灵活，同时也防止了财产私有性和排他性的产生”。驯鹿放牧为当地群体提供了包括乳品在内的重要蛋白质来源，而林地的动物资源则为他们提供了肉类和用于交易的毛皮的狩猎机会。实际上，驯鹿放牧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羊群放牧的生计-文化类型———在我们基于农耕文化的认识中，所有的放牧都刻板化地变成同一类———由于资源的有限和环境的多变，这些驯鹿牧人往往以更小的聚落规模，保持更平等主义的分配方式。
我们可以对比弗里德里克·巴特在其赖以成名的《波斯南部的游牧者》一书中描绘的牧羊者的社会，在伊朗，部落的酋长和大人们并不参与围绕年度迁徙（伊尔-哈路线[ilrah]）的游牧活动，他们定居在水源充足、适宜农业的类似“汗庭”区域，由部民放牧大量属于酋长的畜群，同时那些因种种原因失去牧群的贫困部民则开始固定在土地上，耕种酋长的农田，为酋长提供粮食收入。条件较好的牧民也会在定居村落附近买一块土地，雇佣当地农民替他们耕种，等一年周期之后，收取他们收成的份额。这同样颠覆了我们对牛、羊放牧者的想象，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依靠游牧生活的人群！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找出他们的田地。 当我们把视角重新移到《回顾》，我们就能发现，在我们尚且熟悉的草原游牧者更北方的区域，其实生活着另一种不尽相同的森林游牧文化，他们在物质上比牧羊者更倾向平等主义，在狩猎技术上更符合“引弓之民”的称号；由于他们通常以较小规模人群适应林地有限的资源，他们在分享诸多文化共同点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文化多样性。正如《秘史》（第239节）提到，1207年，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让这些森林部落“带着白海青、白马、黑貂，前来觐见成吉思汗”，不过，根据前引《秘史》的内容，蒙古部落的祖先似乎也是森林中猎鹿人的形象。
阅读《回顾》，我们可以通过当代西伯利亚居民生态-文化方式，重建拉施特《史集》中“林中百姓”的形象，因为哪怕当时生活在该处的人群早已追随蒙古军队，攻占低纬度农耕社会后，采用了当地的生计类型（也发生了与这种生计相适应的文化变迁），但北纬50度附近开始的泰加林带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今天生活在当地的人群，依然要采用近似的生态适应方式———至少环境（基本与纬度重合的气候带）为文化的模式写好了脚本。同时，阅读当代的材料也为我们解开另一个史籍中的问题提供了线索：作为成吉思汗祖先的“林中百姓”，是怎样转变成移动性更强，更符合我们想象的游牧民族的？
文化整体观：从经济视角揭示文化互动
同样在“西伯利亚南部托发族与托著族”一文中，作者提到“托法人60%的收入来自土地（主要是出售毛皮、鹿茸和麝腺）”———毛皮指的是黑貂皮。“如果氏族的领地上黑貂皮短缺，不论任何原因，其成员都可以到别人的领地上狩猎”，对照这些20世纪的情况，我们找到了《秘史》（第9节）成吉思汗祖先之一的“豁里剌儿台·蔑儿干由于豁里·秃马惕地区自相禁约，不得捕猎貂鼠、青鼠等野兽，感到烦恼。……因不儿罕·合勒敦山为可捕猎野兽的好地方”便迁移了过来。如果我们把“青鼠”的“青”色等同于“黑色”，那不难找出其与黑貂的一致性。那么和驯鹿游牧提供的生计来源相比，北方森林的动物资源为“林中百姓”提供了“收入”之源。
如果说当今世界环保主义运动对毛皮贸易的抵制，已经让我们无法仔细窥到“黑貂皮”贸易背后的物质流动，那么一项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包括中国在内东亚国家驱动的“鹿茸”贸易，以类似的方式呈现了区域贸易网络的潜在意义。《西西伯利亚地区驯鹿牧民的家庭经济及其与南亚的商品贸易》一文的作者以翔实的笔墨记述了“鹿茸生产的民族志描述”：“收购鹿茸的企业通常做法是，乘直升机飞到每一个驯鹿牧民的营地，以便确认割鹿茸的准确日期。……（牧民）挑选直升机上由中间商们提供的各种货物：当天的新鲜面包、茶叶、烟草、意大利面食、调味品……”；等到下一次直升机再来装运收割下来的鹿茸时，牧民还会收到他们上次的订单：摩托雪橇的活塞、中国产录音机的电池、最新的俄罗斯迪斯科音乐磁带、游牧帐篷用的帆布，以及枪支弹药，还有最重要的面包和茶叶。
一位驯鹿牧民一次向来自中国、韩国或日本的东亚商人出售300公斤鹿茸，相当于一辆俄罗斯摩托雪橇价格的2/3，不过，包括此类物质需求导致的结果则是“非常拥挤的冻原”。与此同时，当在牧民开始依赖收购者提供的直升机商品时，由于贸易路线的不稳定性，“鹿茸收购者无法兑现他们的承诺，没有给牧民们送去他们卖鹿茸换回的货物”，如果这种贸易约定屡被打破，某种潜在的悲剧就会对牧民的生活产生威胁。
在揭示经济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之前，《回顾》用“人为制造经济传统：国家驯鹿经济和民族群体的保存”一文展现了东西伯利亚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后的图景，“那些便宜的生活必需品、燃料、社会保障、正常的交通和更高水平的生活，……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一起消失”的情景。“大多数西伯利亚原著民……不得不重新开始狩猎和捕鱼。……驯鹿作为交通工具越来越重要了，这是因为燃料的缺乏。”“一个驯鹿牧养人痛苦的陈述：‘现在我们又需要开始养驯鹿了，我们都快忘记它了！’”该文似乎以相反的预言方式，描绘了西伯利亚林地-苔原经济的脆弱本质。
那么当我们再次读到《北史》《隋书》“室韦传”中几乎雷同的记载：“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多貂”“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尤多貂及青鼠”以及“用父母尸体捕貂”的臆想时，或许就能体会，当包括貂皮在内物质流动的网络从7世纪之前很久即已开始铺设时，卷入这场贸易网络的人群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当更南方的农业人群或亲自参与，或经过其他游动性更强的游牧群体充当中介，北方森林中的生产者必然受到来自贸易网络的驱动；生产更多鹿茸/貂皮，是获取更多贸易产品的动机和结果。当“非常拥挤的冻原”开始出现，人们的生活就开始围绕贸易发生转变———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人力从事生产，同时也交换包括枪支、食物在内的技术援助。
然后，这种贸易机制本身即使从今天的民族志看来依然脆弱———哪怕依赖直升机这类现代工具———那么在千年之前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而且传统时代的森林居民也没有黯然“重新开始狩猎和捕鱼”，他们选择更激烈的方式回应这种经济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如，在贸易终止，供应不足时，沿着业已存在的贸易路线，以劫掠等手段，克服因社会生产结构过度依赖物质交换，带来的经济停滞———在定居农耕者的眼中，就往往呈现出游牧民族源源不断南下的景象。当然，实际情况显然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如《后汉书·祭肜传》所言，当鲜卑、满离、高句骊之属以“貂裘好马”加入到这一贸易网络中后，农业帝国的将领还鼓励他们攻击匈奴以获得更多奖励———在经济行为中，加入了政治维度———如我们在后来文献中所见，这些提供“貂裘”的“森林居民”最后摧毁了农耕者的防线，但对于这个进程最初的源头，却需要某个“生产-交换”模型的揭示（这个话题已经超过了本文的范围了）。
《回顾》的启发
《回顾》一书为我们发掘蒙古高原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广大泰加林带，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文化视角，虽然书中的内容来自当代的民族志经验，但结合汉文/蒙文古代文献，为我们重建历史脉络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能。同时《回顾》也用更开阔的思路启发我们，北亚———尤其是蒙古高原以北地区的文化体系———对认识中国，乃至东亚大陆历史进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视角往往是传统研究者所忽略的（或者被分割于所谓“正史”和边疆史/民族史两个不同的学科中）。毕竟，1220年长春真人与十八名弟子出居庸关，沿着大兴安岭西坡，沿克鲁伦河溯流一路向西的路线，也是数世纪之前，包括乌桓、鲜卑等等北方林地人群向南移动，最终成为农耕社会一员的路径。
在现今世界政治-地域格局奠基的20世纪早期，政治上的疲弱使中国令人遗憾地失去了北纬50度附近以及更高纬度地区的大量土地———当然也包括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适应高纬度地区生态-自然地理，呈现独特文化方式的人群———后来连这块区域南部的蒙古高原也不幸一并失去了。
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在于，位于蒙古高原北部，西伯利亚地台南缘，北倚横亘整个欧亚大陆北部辽阔的泰加林带，与北纬50度大致重合。要想了解这块区域，尚余两个途径，尽管我们失去了亲身践履这一地区的良机，但借助与这一区域东、西两侧，同一纬度，且仍属中国境内的北疆阿尔泰山以南的阿勒泰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西侧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仍能对这个地区的生态与人类文化，建立基本的认识。
在汉地农耕文化观察者的眼中，农耕文化北方天然的草原过渡带以北，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阴山以北再无绿洲，这里的生态与文化完全就成了羊群、毡房、戎车的世界。而事实恰好相反，曾经追随长春真人丘处机沿着克鲁伦河溯流，循道蒙古高原以北地区一路西行的通玄大师李志常曾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录了旅途中经历的环境变化：“水流东北，两岸多高柳”，逐渐是“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丽，水草且丰美”，直到高原西部杭爱山麓的“松桧森森，干云蔽日……平地皆有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这正好是13世纪初时，对这片后来连同蒙古高原一道从我们视野中消失的极广阔地域，自东向西的真实描述。简言之，大漠以北其实生活着一个与我们声息相通，景致仿佛，但又黄沙相隔的世界，正是这个以北纬50度展开的区域对中国的历史造成了巨大而又微妙的影响。
实际上，20世纪世界格局对中国传统领土造成的深远影响，不仅使我们失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也用余下领土中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边界观念，束缚了我们通过更完整地理-文化视野解开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路。
幸运的是，一批富有理想的德国社会人类学家和探险家从18世纪起，就没有放弃过对这一和德国几乎处于相同纬度地区的兴趣，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命名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始终以“当代西伯利亚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作为研究重点。尽管这本《马克斯·普朗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西伯利亚研究回顾》（以下简称《回顾》）瑰集的研究课题是以20世纪80-90年代西伯利亚“转型期的产权及产权关系的变化”为主的9篇论文，但书中提供的生态、文化、生计类型视角与丰富材料，无疑为我们重新发现那个“林中百姓”生息的北亚草原-林地带，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窗口。借助这些视角，能让我们重建那些上千年来建立在生态适应方式基础上的文化互动。
重建“林中百姓”的生活
我曾到过北疆最北端的阿勒泰地区，这里生活的图瓦人，曾是汉文文献中“唐努乌梁海人”四十八佐领的四分之一，另外的四分之三，一部分成为蒙古国居民，另一部分成为今天俄联邦的图瓦共和国。
在《图瓦人的时间观及其转化意识》一文中，该篇作者用一个当代（20世纪70年代）的案例讲述了一个图瓦猎人在柳树滩狩猎马拉赤鹿时———一种体型近似于马的西伯利亚鹿种———听到一个禁止他猎鹿的女人声音，猎人剥了鹿皮，切割了鹿肉，归来后未几病重而亡的故事。萨满对此的解释是，猎人没有遵守森林女神对泰加群落的规则：“大型动物或者任何非同寻常的动物都不可以捕杀，因为它们都是当地神灵的财产”。尽管今天中国境内的图瓦人在生计上表现为骑马放牧牛羊的牧人形象，甚至在该文的配图中也是林地白色帐篷前的牦牛群和另一幅阉割绵羊羔的照片。但是在这则案例中，猎人、森林和鹿，却成了故事的主角；这无疑让我们联想到《蒙古秘史》开篇第12-17节的内容，成吉思汗的祖先朵奔·蔑儿干到山岗上去捕猎野兽，在森林里遇到一个兀良合惕部人，“在杀一头三岁的鹿，用火烧烤那头鹿的肋条肉和内脏”，这只鹿的肉为后来蒙古部落的繁衍壮大埋下了伏笔。有趣的是，《秘史》中提到成吉思汗的始祖之一豁埃·马阑勒的蒙古语本意就是“白鹿”。
事实上，《秘史》直到第19节才提到了“腊羊肉”。这显然与我们生为定居农业对游牧者的刻板印象颇有出入。正如《回顾》中另一篇“阿尔泰共和国的旅游及其保护自然的举措”中对阿尔泰山北坡同名国家的描述：“阿尔泰不仅是山脉、森林、河流和瀑布，它还是鲜活的精神……森林、鲜花和草原是他多彩的服饰……湖泊是他的眼睛……瀑布和河流是他川流不息的生活……”当代阿尔泰作家的笔下，在我们的蒙古戈壁以北是这样一片“宛如童话般美丽”的仙境。从生态的角度来看，显然是鹿和猎人，比羊和牧人，更适合“森林”环境，因为羊群和马匹需要的牧草在泰加林光照不足的林地底层难以繁茂，而鹿能在漫长冬季厚厚积雪下依靠苔藓为生；而且羊群和马匹也无法适应高纬度地区漫长冬季的严寒。既然羊群无法在这里生活，那么围绕牧羊展开的生计活动就在这里走到了尽头，同时，围绕这种生计方式产生的文化，也不得不发生变迁，转型为另一种更适应林地生活的文化。
在《西伯利亚南部托发族与托著族的产权比较分析》一文中，我们看到了这些阿尔泰山北部驯鹿牧人在林地中的生活，“大多数托著人在苏联时期都可以带着他们的牧群过游牧生活，……驯鹿对大面积草场的需求，变化无常的天气，以及野生资源的资源环境（主要是牧场和野生动物），这些要求获取自然资源的渠道更加灵活，同时也防止了财产私有性和排他性的产生”。驯鹿放牧为当地群体提供了包括乳品在内的重要蛋白质来源，而林地的动物资源则为他们提供了肉类和用于交易的毛皮的狩猎机会。实际上，驯鹿放牧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羊群放牧的生计-文化类型———在我们基于农耕文化的认识中，所有的放牧都刻板化地变成同一类———由于资源的有限和环境的多变，这些驯鹿牧人往往以更小的聚落规模，保持更平等主义的分配方式。
我们可以对比弗里德里克·巴特在其赖以成名的《波斯南部的游牧者》一书中描绘的牧羊者的社会，在伊朗，部落的酋长和大人们并不参与围绕年度迁徙（伊尔-哈路线[ilrah]）的游牧活动，他们定居在水源充足、适宜农业的类似“汗庭”区域，由部民放牧大量属于酋长的畜群，同时那些因种种原因失去牧群的贫困部民则开始固定在土地上，耕种酋长的农田，为酋长提供粮食收入。条件较好的牧民也会在定居村落附近买一块土地，雇佣当地农民替他们耕种，等一年周期之后，收取他们收成的份额。这同样颠覆了我们对牛、羊放牧者的想象，其实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依靠游牧生活的人群！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找出他们的田地。 当我们把视角重新移到《回顾》，我们就能发现，在我们尚且熟悉的草原游牧者更北方的区域，其实生活着另一种不尽相同的森林游牧文化，他们在物质上比牧羊者更倾向平等主义，在狩猎技术上更符合“引弓之民”的称号；由于他们通常以较小规模人群适应林地有限的资源，他们在分享诸多文化共同点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文化多样性。正如《秘史》（第239节）提到，1207年，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让这些森林部落“带着白海青、白马、黑貂，前来觐见成吉思汗”，不过，根据前引《秘史》的内容，蒙古部落的祖先似乎也是森林中猎鹿人的形象。
阅读《回顾》，我们可以通过当代西伯利亚居民生态-文化方式，重建拉施特《史集》中“林中百姓”的形象，因为哪怕当时生活在该处的人群早已追随蒙古军队，攻占低纬度农耕社会后，采用了当地的生计类型（也发生了与这种生计相适应的文化变迁），但北纬50度附近开始的泰加林带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今天生活在当地的人群，依然要采用近似的生态适应方式———至少环境（基本与纬度重合的气候带）为文化的模式写好了脚本。同时，阅读当代的材料也为我们解开另一个史籍中的问题提供了线索：作为成吉思汗祖先的“林中百姓”，是怎样转变成移动性更强，更符合我们想象的游牧民族的？
文化整体观：从经济视角揭示文化互动
同样在“西伯利亚南部托发族与托著族”一文中，作者提到“托法人60%的收入来自土地（主要是出售毛皮、鹿茸和麝腺）”———毛皮指的是黑貂皮。“如果氏族的领地上黑貂皮短缺，不论任何原因，其成员都可以到别人的领地上狩猎”，对照这些20世纪的情况，我们找到了《秘史》（第9节）成吉思汗祖先之一的“豁里剌儿台·蔑儿干由于豁里·秃马惕地区自相禁约，不得捕猎貂鼠、青鼠等野兽，感到烦恼。……因不儿罕·合勒敦山为可捕猎野兽的好地方”便迁移了过来。如果我们把“青鼠”的“青”色等同于“黑色”，那不难找出其与黑貂的一致性。那么和驯鹿游牧提供的生计来源相比，北方森林的动物资源为“林中百姓”提供了“收入”之源。
如果说当今世界环保主义运动对毛皮贸易的抵制，已经让我们无法仔细窥到“黑貂皮”贸易背后的物质流动，那么一项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包括中国在内东亚国家驱动的“鹿茸”贸易，以类似的方式呈现了区域贸易网络的潜在意义。《西西伯利亚地区驯鹿牧民的家庭经济及其与南亚的商品贸易》一文的作者以翔实的笔墨记述了“鹿茸生产的民族志描述”：“收购鹿茸的企业通常做法是，乘直升机飞到每一个驯鹿牧民的营地，以便确认割鹿茸的准确日期。……（牧民）挑选直升机上由中间商们提供的各种货物：当天的新鲜面包、茶叶、烟草、意大利面食、调味品……”；等到下一次直升机再来装运收割下来的鹿茸时，牧民还会收到他们上次的订单：摩托雪橇的活塞、中国产录音机的电池、最新的俄罗斯迪斯科音乐磁带、游牧帐篷用的帆布，以及枪支弹药，还有最重要的面包和茶叶。
一位驯鹿牧民一次向来自中国、韩国或日本的东亚商人出售300公斤鹿茸，相当于一辆俄罗斯摩托雪橇价格的2/3，不过，包括此类物质需求导致的结果则是“非常拥挤的冻原”。与此同时，当在牧民开始依赖收购者提供的直升机商品时，由于贸易路线的不稳定性，“鹿茸收购者无法兑现他们的承诺，没有给牧民们送去他们卖鹿茸换回的货物”，如果这种贸易约定屡被打破，某种潜在的悲剧就会对牧民的生活产生威胁。
在揭示经济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之前，《回顾》用“人为制造经济传统：国家驯鹿经济和民族群体的保存”一文展现了东西伯利亚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后的图景，“那些便宜的生活必需品、燃料、社会保障、正常的交通和更高水平的生活，……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一起消失”的情景。“大多数西伯利亚原著民……不得不重新开始狩猎和捕鱼。……驯鹿作为交通工具越来越重要了，这是因为燃料的缺乏。”“一个驯鹿牧养人痛苦的陈述：‘现在我们又需要开始养驯鹿了，我们都快忘记它了！’”该文似乎以相反的预言方式，描绘了西伯利亚林地-苔原经济的脆弱本质。
那么当我们再次读到《北史》《隋书》“室韦传”中几乎雷同的记载：“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多貂”“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尤多貂及青鼠”以及“用父母尸体捕貂”的臆想时，或许就能体会，当包括貂皮在内物质流动的网络从7世纪之前很久即已开始铺设时，卷入这场贸易网络的人群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当更南方的农业人群或亲自参与，或经过其他游动性更强的游牧群体充当中介，北方森林中的生产者必然受到来自贸易网络的驱动；生产更多鹿茸/貂皮，是获取更多贸易产品的动机和结果。当“非常拥挤的冻原”开始出现，人们的生活就开始围绕贸易发生转变———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人力从事生产，同时也交换包括枪支、食物在内的技术援助。
然后，这种贸易机制本身即使从今天的民族志看来依然脆弱———哪怕依赖直升机这类现代工具———那么在千年之前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而且传统时代的森林居民也没有黯然“重新开始狩猎和捕鱼”，他们选择更激烈的方式回应这种经济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如，在贸易终止，供应不足时，沿着业已存在的贸易路线，以劫掠等手段，克服因社会生产结构过度依赖物质交换，带来的经济停滞———在定居农耕者的眼中，就往往呈现出游牧民族源源不断南下的景象。当然，实际情况显然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如《后汉书·祭肜传》所言，当鲜卑、满离、高句骊之属以“貂裘好马”加入到这一贸易网络中后，农业帝国的将领还鼓励他们攻击匈奴以获得更多奖励———在经济行为中，加入了政治维度———如我们在后来文献中所见，这些提供“貂裘”的“森林居民”最后摧毁了农耕者的防线，但对于这个进程最初的源头，却需要某个“生产-交换”模型的揭示（这个话题已经超过了本文的范围了）。
《回顾》的启发
《回顾》一书为我们发掘蒙古高原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广大泰加林带，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文化视角，虽然书中的内容来自当代的民族志经验，但结合汉文/蒙文古代文献，为我们重建历史脉络中的经济-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能。同时《回顾》也用更开阔的思路启发我们，北亚———尤其是蒙古高原以北地区的文化体系———对认识中国，乃至东亚大陆历史进程的重要性，而这一视角往往是传统研究者所忽略的（或者被分割于所谓“正史”和边疆史/民族史两个不同的学科中）。毕竟，1220年长春真人与十八名弟子出居庸关，沿着大兴安岭西坡，沿克鲁伦河溯流一路向西的路线，也是数世纪之前，包括乌桓、鲜卑等等北方林地人群向南移动，最终成为农耕社会一员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