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季的孩子,那些稚嫩的生命,为何一次次成为行凶者砧板上的鱼肉?在淋漓的鲜血面前,让孩子免于成为无辜受害者的恐惧,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生命,在为成人世界中的罪恶埋单。孩子,这是我们的过错,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儿童节,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这次写的不是童话,是歌词。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上学去啦。
　　希望这不是永别,我要活着回家。
　　亲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
　　您不能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
　　亲爱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学啊。
　　您有不满×××
　　我要活着回家!”
　　没什么比孩子的苦难更触痛我们,没什么比孩子的安危更揪人心。在江苏泰兴血案后,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为这些一连串的校园惨案写了这样一首词——《我要活着回家》。
　　“远方的人与我们有关。”如果你有鲁迅的这种精神,你一定会清晰地记得,4月28日,福建南平小学生血案杀人凶犯郑民生被枪决,那一起惨案里,死亡9人、受伤4人。
　　郑民生的弒童案就像一个噩梦的开端,似乎成了那些雷同血案的导火索,模仿者们看到的是一种报复社会的手段——拿最没有抵抗力的孩子下手,或者说,选择社会最脆弱的地方报复社会。
　　对于郑民生的处置,“从重从快”的好处显而易见,疮疤可以很快被掩盖起来。在从不缺乏谈资的现代社会,一度笼罩在校园惨案上的血色和恐惧无疑将很快变得模糊不清。
　　然而,“从重从快”并没有阻止类似事件一再发生。郑民生伏法后的24个小时里,广东雷州和江苏泰兴一下子又冒出两个“郑民生”。难怪有网友感叹——他还魂也太快了。
　　他们,似乎把郑民生作为了榜样,以最恶毒的方式和这个世界道别。
　　在不惧试法的郑民生们身上,暴露出的不止是学校管理的脆弱、心理变态的疯狂,还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端倪。
　　与疮疤一起被掩盖的,还有郑民生们的诸多特性。人到中年,事业失败、婚姻失败、家庭失和、人际关系紧张、报复幼儿等无辜弱小者……对照前后数起事件,诸多因素惊人相似。
　　对校园的杀戮,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开脱。无论受到何等挫折、不幸、不公,都不能成为滥杀无辜的理由。然而,当效仿者接连而起,当校园血案被一再复制时,除了要求严惩作恶者的愤怒,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反思?
　　“那些花季的孩子,那些稚嫩的生命,为何一次次成为行凶者砧板上的鱼肉?
　　在淋漓的鲜血面前,让孩子免于成为无辜受害者的恐惧,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些刚刚长出嫩芽的生命,在为成人世界的罪恶埋单。
　　孩子,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儿童节,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惨案发生后,有些部门还在推责
　　
　　在4月28日的雷州一案中,陈康炳在下午3时左右的上课时间,携带藏有60厘米长刀的背包,乘坐两轮摩托至校门口下车,堂而皇之进入当地重点小学校园,未遇任何阻拦,到达教学楼五楼五年级(7)班教室。他持刀砍伤15名学生和1名男性美术教师。
　　在事件中,保安连最基本的入门登记手续都未履行。
　　同样,在4月29日的泰兴一案中,31人被砍伤。如果侧门按规定上锁,凶手徐玉元或许也难轻易进入。
　　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刚刚开始人生的鲜活生命,都有一个个充满期待的家庭。
　　但惨剧仍难阻止。4月30日,在徐玉元被批捕的当天,因征地拆迁纠纷心怀不满的山东省潍坊市尚庄村村民王永来,骑摩托车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随后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抱住2名学生点燃。学校老师奋力将学生抢出,王永来则被当场烧死。
　　一周后,血案再度发生。5月12日,富裕的农村商人吴焕明手持菜刀,冲进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一家私立幼儿园,造成9死11伤。这已是50天来连续发生的第六起校园惨案。
　　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校园安保问题,终在经过30年断断续续的热议后,在2010年全国连续6起惊天校园惨案的血泊之中上升到“国家高度”。
　　“打”和“防”是这场运动的关键词。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称:“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
　　对此,资深媒体人程鹤麟称:“我很感动。但我觉得关键还是防,因为那些杀童的王八蛋根本也不想活了。”
　　问题是,这种运动式的严打能坚持多久?因为这场运动需要铜墙铁壁式的安保、充足的警力、雄厚的财力。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004年的4月到10月,在北京、江苏以及湖南等地,先后发生了至少7起的校园凶案,100多名未成年学生死伤。然而,校园伤害案势头被遏之后的数年间,各地公安机关和各学校,逐渐在平静之中再次放松了警惕,直到新的悲剧刺激。
　　南平惨案发生之后,恰恰还有一些部门在推责。有人就说,责任不在教育主管部门,有的说公安部门管不过来,有的人说责任不能归学校,还有的说家长也有责任,有的还说社会也有责任。
　　这样的推来推去,最终就把孩子的安全推在脑后,推在了悬崖边上,最终把政府的安保责任推在脑后。
　　在泰兴惨案发生后,有网友建议“把政府和幼儿园的安保力量对调一下”。
　　
　　年届不惑的失意者们
　　
　　《新京报》记者孔璞用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形象来描述郑民生,“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内心变异和丧心病狂只是犯罪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便是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和被抛弃的孤独感。
　　通观此前媒体的报道,除广西合浦凶杀案犯有精神病史外,其他人均无精神病,但他们有另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所谓的“失意者”或正在经历挫折的人。
　　福建的郑民生曾是一名社区诊所医生,这个42岁的未婚医生,于去年辞职后,一直处于待业状况。他做了18年的外科医生,和哥哥一家三口、80岁的老父亲在61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0年。从1990年住进楼里起,基本上是夏天住走廊,冬天住客厅。
　　雷州的陈康炳是一名教师,33岁时查出乙肝,病休。他得了乙肝后,学校同事都不愿与他一起吃饭或说话,更糟糕的是,陈康炳此前有一位女友,在他病休后两人也不欢而散。
　　泰兴凶案的制造者徐玉元,今年47岁,无业。他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于2001年被单位辞退,此前还曾从事过违法传销活动。
　　那些惊人案件中的凶徒,有失业的,有久病的,有被拆迁的……多数性格偏执或近于偏执,往往只是一时不能自我化解心中块垒,便心起报复社会之念,而且只敢将屠刀伸向比他们更为柔弱的生命。
　　作为离职医生的郑民生和作为乡村教师的雷州血案凶犯,无疑属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当他的怨愤需要无辜者来埋单时,这种“无差别杀人”的恐惧就势必加剧人们彼此防范的心理,也必然增大社会群体间的裂痕。
　　可以说这是社会转型期的代价之一吗——这样的代价过于沉重。郑民生们由普通失意者骤变为杀人恶魔,折射出积存已久的社会危机:40、50人员的就业问题;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对人性的扭曲;底层百姓情绪无法疏导而积聚起来的社会戾气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个月内的第五件校园惨案(“陕西汉中案”)发生的次日通过凤凰卫视讲话,表示要正视事件的根源,在加强治安措施之外,探讨“一些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