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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嵌入性”理论，围绕H村茉莉基地以合作社名义开办私人企业以及当地政府在知晓这一行为后依旧给予扶持这两种行为逻辑深入展开。并对合作社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合法化问题加以探討。
【关键词】：合作社 政治嵌入 合法性
一、研究述评
1.经济行为的关系嵌入。格兰诺维特提出，行动者的行为既具有自主性，同时也是嵌入在自身所处的社会网络，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和影响[1]。周雪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之间的合同虽是市场中的经济关系，但在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嵌入社会网络与制度规范之中[2]。许放明的经验调查总结出，经济行动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早已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差序格局，进而扩展到更大的关系范围作用于经济活动[3]。可以看出，在个体或组织经济行动的实践中，总是受到嵌入其中的网络关系的推动或制约，作用经济活动的运作逻辑并影响其实践结果。
2.经济行为的文化嵌入。泽丽泽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指出，无形中人们总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但情感终归在文化层面上溶于经济行为[4]。费孝通也认为人的行动动机只有经过文化陶冶才能符合生存条件，行动的形式与内容总是有文化因素渗透其中[5]。经济行动主体的行动不仅处于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状态，而且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习俗、情感等文化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经济行动的选择[6]。 如今，在国家的政策激励下，文化不仅结合外部的国家扶持嵌入于乡村的发展过程，也提供给村庄重生的内源性动力。
3.经济行为的政治嵌入。“政治嵌入”原意是指基于公民自然法权与人民主权，民间自治组织在既有政治体制以外主动但间接地“政治嵌入”到地方性政治活动。同时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也暗涵了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的规范建设[7]。弗雷格斯坦认为，国家作为市场秩序的管理者和维护者，总是影响着市场行动者的行为倾向和选择[8]。从嵌入性的视角出发，政治作为一种非经济因素的外部力量，当产业嵌入政治运作过程时所触发的辅助性的力量对个体或组织的经济行动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茉莉基地的运行与发展
H村是位于福建省南端的一处近海村落，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战略下，劳动力的大量流失造成村庄的经济衰退，致使一部分村民的日常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茉莉基地作为该村唯一的经济联合体，茉莉基地四年的开办以来，逐渐在发展中遭遇到一些机遇和阻碍。一是合作社作为实质上的家族企业，在利益层面上对村民具有排他性。二是在基地长期不断努力壮大过程中吸引了当地政府的关注。与村民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政府不仅在很多项目制上给予茉莉基地资助，并主动出资利用媒体力量对茉莉基地进行品牌宣传推广，力图将茉莉基地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产业园区。
三、 茉莉基地的创办与转型
1.茉莉基地寻求政府庇护的缘由
依我国的国情现状来看，社会结构出现问题一般与市场经济的自身逻辑密切相关。市场转型的大环境下，农村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走向衰落，主要是工业化生产冲破了以往的原始的农耕操作，深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1）大批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参与现代化建设，导致农村的大量土地被闲置荒废，使得农村也面临衰败的格局。（2）收入来源的固定单一使得农民面临窘迫的现状。（3）留守人口剧增是农村速衰的重要因素。
2.政治嵌入的结果
对社会组织而言，政治嵌入主要体现为政治系统的维持与制约。目前基地已经在很多方面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合作社最终将村民纳入进来，汇聚成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经济主体，将与市场环境下的其他经济实体拥有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相对显著的经济地位。其二，为了降低成本，合作社尽可能地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从而使得整个经济主体获得经营利润最大化。其三，政府按照相关的政策机制来制定优惠和补助措施，为合作社提供一定程度的融资机会。
3.走向“实质合作社”的历程
从发展之初到现在成为一定规模的乡企产业，茉莉基地逐渐由名义上的“合作社”向实质性的合作社趋近。一方面，政府方面欲将其吸纳为典型政绩，茉莉基地必须消除自身合法性带来的阻碍，因此迫于政府和村民两方面的运行压力，茉莉基地便需要成为“合格”的合作社;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自身掌握的资源也是来自于上层政策方针的下发指标，而关于政策规范的实施自有一套符合大众期许的合法性策略，因此，茉莉基地要想持续发展只得将自身转变为合法性结构;此外，茉莉基地内部引发的结构性缺陷也迫使其必须向实质性合作社转型。
四、结论与讨论
综合来看，茉莉基地与政府在结构互动中得到了显著性地优化发展。随着政府力量的逐渐深入，在保证茉莉基地自主性的同时，可以借助政治力量化解自身的局限性。此外，政府在帮助扶持产业有效发展的同时，不仅能够稳固当地区域的发展局势，也能为当地经济体的发展争取到更多的产业发展资源。长此以往，若出现个别经济体取得良好的发展成绩，便会辐射带动利益相关群体的积极响应。因此，合作社的发展不仅是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它最终的受益群体是整个村庄的蓬勃发展。从村庄内部集聚的自主力量结合外在的政治助力，将发展视野提高到乡村共同体的层面上，去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整个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Granover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
【2】Xueguang Zhou.Embeddedness 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3
【3】许放明.2003.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对浙江省义乌市H村的调查分析[N].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泽丽泽.2018.给无价的孩子定价[M].华东师范出版社
【5】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
【6】陈文超.2016.经济、关系、地位：市场化社会中经济行动的逻辑[N]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7】陶庆.汪阳.2014.村民对公共预算的政治嵌入与基层治理重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关键词】：合作社 政治嵌入 合法性
一、研究述评
1.经济行为的关系嵌入。格兰诺维特提出，行动者的行为既具有自主性，同时也是嵌入在自身所处的社会网络，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和影响[1]。周雪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之间的合同虽是市场中的经济关系，但在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嵌入社会网络与制度规范之中[2]。许放明的经验调查总结出，经济行动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早已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差序格局，进而扩展到更大的关系范围作用于经济活动[3]。可以看出，在个体或组织经济行动的实践中，总是受到嵌入其中的网络关系的推动或制约，作用经济活动的运作逻辑并影响其实践结果。
2.经济行为的文化嵌入。泽丽泽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指出，无形中人们总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但情感终归在文化层面上溶于经济行为[4]。费孝通也认为人的行动动机只有经过文化陶冶才能符合生存条件，行动的形式与内容总是有文化因素渗透其中[5]。经济行动主体的行动不仅处于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状态，而且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习俗、情感等文化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经济行动的选择[6]。 如今，在国家的政策激励下，文化不仅结合外部的国家扶持嵌入于乡村的发展过程，也提供给村庄重生的内源性动力。
3.经济行为的政治嵌入。“政治嵌入”原意是指基于公民自然法权与人民主权，民间自治组织在既有政治体制以外主动但间接地“政治嵌入”到地方性政治活动。同时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也暗涵了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的规范建设[7]。弗雷格斯坦认为，国家作为市场秩序的管理者和维护者，总是影响着市场行动者的行为倾向和选择[8]。从嵌入性的视角出发，政治作为一种非经济因素的外部力量，当产业嵌入政治运作过程时所触发的辅助性的力量对个体或组织的经济行动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茉莉基地的运行与发展
H村是位于福建省南端的一处近海村落，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战略下，劳动力的大量流失造成村庄的经济衰退，致使一部分村民的日常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茉莉基地作为该村唯一的经济联合体，茉莉基地四年的开办以来，逐渐在发展中遭遇到一些机遇和阻碍。一是合作社作为实质上的家族企业，在利益层面上对村民具有排他性。二是在基地长期不断努力壮大过程中吸引了当地政府的关注。与村民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政府不仅在很多项目制上给予茉莉基地资助，并主动出资利用媒体力量对茉莉基地进行品牌宣传推广，力图将茉莉基地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产业园区。
三、 茉莉基地的创办与转型
1.茉莉基地寻求政府庇护的缘由
依我国的国情现状来看，社会结构出现问题一般与市场经济的自身逻辑密切相关。市场转型的大环境下，农村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走向衰落，主要是工业化生产冲破了以往的原始的农耕操作，深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1）大批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参与现代化建设，导致农村的大量土地被闲置荒废，使得农村也面临衰败的格局。（2）收入来源的固定单一使得农民面临窘迫的现状。（3）留守人口剧增是农村速衰的重要因素。
2.政治嵌入的结果
对社会组织而言，政治嵌入主要体现为政治系统的维持与制约。目前基地已经在很多方面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合作社最终将村民纳入进来，汇聚成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经济主体，将与市场环境下的其他经济实体拥有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相对显著的经济地位。其二，为了降低成本，合作社尽可能地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从而使得整个经济主体获得经营利润最大化。其三，政府按照相关的政策机制来制定优惠和补助措施，为合作社提供一定程度的融资机会。
3.走向“实质合作社”的历程
从发展之初到现在成为一定规模的乡企产业，茉莉基地逐渐由名义上的“合作社”向实质性的合作社趋近。一方面，政府方面欲将其吸纳为典型政绩，茉莉基地必须消除自身合法性带来的阻碍，因此迫于政府和村民两方面的运行压力，茉莉基地便需要成为“合格”的合作社;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自身掌握的资源也是来自于上层政策方针的下发指标，而关于政策规范的实施自有一套符合大众期许的合法性策略，因此，茉莉基地要想持续发展只得将自身转变为合法性结构;此外，茉莉基地内部引发的结构性缺陷也迫使其必须向实质性合作社转型。
四、结论与讨论
综合来看，茉莉基地与政府在结构互动中得到了显著性地优化发展。随着政府力量的逐渐深入，在保证茉莉基地自主性的同时，可以借助政治力量化解自身的局限性。此外，政府在帮助扶持产业有效发展的同时，不仅能够稳固当地区域的发展局势，也能为当地经济体的发展争取到更多的产业发展资源。长此以往，若出现个别经济体取得良好的发展成绩，便会辐射带动利益相关群体的积极响应。因此，合作社的发展不仅是追求自身的利益目标，它最终的受益群体是整个村庄的蓬勃发展。从村庄内部集聚的自主力量结合外在的政治助力，将发展视野提高到乡村共同体的层面上，去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整个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Granover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
【2】Xueguang Zhou.Embeddedness 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s Transitional Econom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3
【3】许放明.2003.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对浙江省义乌市H村的调查分析[N].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泽丽泽.2018.给无价的孩子定价[M].华东师范出版社
【5】费孝通.1998.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
【6】陈文超.2016.经济、关系、地位：市场化社会中经济行动的逻辑[N]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7】陶庆.汪阳.2014.村民对公共预算的政治嵌入与基层治理重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