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OCAT 上海馆展出的作品《校花》引发热议。该作品是作者宋拓通过偷拍一所学校里近5000 名女大学生，并按个人审美喜好将女生们进行颜值排序而产生的。作品一经展出，就引发网上众多的批评和讨论。面对质疑，宋拓的回应是：物化女性，是我对她们的尊重。
　　其实，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使用大众影像并不少见，在徐冰的作品《蜻蜓之眼》中，也基本是对监控中大众影像的借用，但与宋拓《校花》不同的是，徐冰尽可能地征求了视频提供者、出现者的授权。在这一过程中，徐冰并非利用监控来操作、评价影像中的人，相反他在这之中为大众提供了一种艺术的参与手段，发现了一种“参与式文化”。我们在《蜻蜓之眼》中看到的是艺术家对现代人精神症状的描述，对图像本身的思考和对监控这一权力视觉的警示。
　　但在《校花》创作中，宋拓显然在把艺术当做一种特权。在这种“权力”的加持下，他建立一个所谓“真实的个人标准”，一个以“好玩”（引自对其个人的采访）为目的的排名体系。在这里他成为审美评价王国的自封之王，将一个个陌生女性变为其彰显自己权力的数字。当他被问及排名的客观性时，他提到：“半年以后品味都变了，我当时很喜欢某一种类型的女孩子，就把这种类型的通通放在前面了，后来我就觉得这类型的有点没劲了。”宋拓作为作者很享受这种在作品中的支配权，并且在对其作品的介绍中肆意地评价、戏谑，以他自以为“幽默”的话语对项目中的女性進行二次伤害。
　　“物化女性没有关系……我掏心掏肺地物化你，这也是一种尊重……最后一名，我把她们放在对的位置上，这就是尊重她们，特别特别尊重。”而这种“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态度反而被包装成“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英雄主义，被一些人称赞其具有反抗精神。艺术在《校花》中就仿佛皇帝的新衣，被庸俗化的学术词汇包裹着对《校花》的阐释护卫着艺术的“高贵”，仿佛只有能够理解、认同这一项目的人才是“真实的”，才真正懂得艺术。
　　此次点燃《校花》爆点的并非是观展者的个人声音或是受害者的维权，而是展馆OCAT 上海馆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在6 月17 日的展馆推文中介绍了宋拓及其作品《校花》（现已删除），时隔一天，又在官方微博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决定撤展的声明。但网友对美术馆的这一声明似乎并不买账。
　　尽管美术馆的权威在中国艺术领域中已经不同于往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术馆在对展品的选择上没有发言权或可以全权交给策展人。引用知乎大神庄泽曦对《校花》这件作品的评价：“这个作品从不同视角看，其价值是不同的。从市场角度看，这也是一件好作品，因为它可以被阐释为对目前女团现象的一种讽刺，并在可预见的未来还能再次利用（请给策展人打钱;给阐释者扬名;作品不是艺术家一个人的，绝不能独占），还能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在数字/ 网络艺术技术普及的今天，艺术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是否能以策展人（更专精于理论生产、影像批评、藏家人脉和宣发推广的人）为中心呢？”
　　在美术馆为歌颂艺术自由而放宽展览门槛的同时，馆内的展品依旧是被选择的，这就无法避免地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态度。因此，美术馆与博物馆在新的艺术环境中，并不能以艺术自由为名义简单地放弃所有标准。放弃所有标准也意味着自我消解，因此美术馆只是在注意力经济的操纵下以挑战法律和道德为其“自由”的符号，相反，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包容同时更具态度的标准才是其迫切需要思考的。
　　如今，盲目推崇艺术的时代已经过去，当艺术的光环褪去，所有假借艺术为名，泥沙俱下的展览显然已经无法简单地靠“艺术”两字的魔力“唬”住大众，被资本包装为“艺术”的罪行已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