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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7岁的乐黛云怀着革命的热忱报考了北大英文系，从小熟读外国文学的她，受屠格涅夫笔下的革命女性影响，渴望做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阴差阳错，她的入学考试作文赢得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的喜爱，被录取到了中文系。
因为血液里有苗族人的热情直爽，又积极追求进步，乐黛云很快担任了北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委员，在共同的工作中，与担任组织委员的汤一介逐渐熟识。汤一介大她四岁，出身书香世家，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便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怀使得两个人自然而然地走近了。
朦胧的情愫是在彼此欣赏中萌芽的。一次，俩人到天坛去玩，读过《中国建筑史》的汤一介便给乐黛云讲“斗拱”，讲建筑史，她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他都能讲得清清楚楚。望着平时拘谨内敛、此刻却滔滔不绝的他，她的眼里顿时多了崇拜。而在北大的舞台上，她的才华同样让他仰慕，组织晚会、指挥活动，那个活力四射的身影都让他觉得“那么美，那么有激情，那么感动人”。
一个儒雅内敛，一个热情奔放，性格上的大相径庭非但没有成为障碍，相反，更加吸引了对方。一次去农村参加义务劳动时，躺在草地上休息的当儿，汤一介揪了几根小草放在乐黛云胸前的工装裤口袋里，不需要什么绵绵情话，她只感到心怦怦直跳：“他是一个含蓄的人，这几棵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是以心相许的那种感觉。”他含情的眼神暴露了心中美好的梦想，她感到，一种新的关系就要开始了。他们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未名湖畔、图书馆里，还有景山后山的乱石小路上，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常常让他们乐此不疲。
爱的藤蔓就这样蓬勃葳蕤起来，在写给她的信中，他热烈地表露心迹：“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她的回应同样豪情满怀：“生活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大学时光，1952年，他们结婚了。没有戒指，没有礼物，在一个好朋友陪伴下，乐黛云就这样从北大沙滩走到汤一介在北海的家。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革命青年怀着寻找真理、探索人生的梦想投身工作，他去了北京市委党校，而偏爱鲁迅的她留校后教授现代文学。1956年，汤一介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向科学进军”，重回北大哲学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国学底子深厚，一个外文扎实，书桌前的交流探讨堪比李赵，简单的日子平实又幸福。
政治运动突然袭来，单纯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风暴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为了让年轻的知识分子能够发表文章，作为党支部书记的乐黛云组织了8个人准备办一本“同仁刊物”，谁料，刊物还没有办起来，其中两篇选题被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领导干部、攻击军队”，虽然选题与她无关，但她是书记，又是发起人，于是，1958年，正在坐月子的乐黛云被划为“极右派”。一顶帽子扣在头上，瞬间什么都没有了，党籍没了，工作停了，同事划清界限了，环视周围，家庭破裂、夫妻劳燕分飞的比比皆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没有吓倒汤一介，他给中文系打电话表示有意见：“乐黛云17岁入党，怎么可能是右派呢？”事情传到哲学系，因为“划不清界限”，他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孩子刚满8个月，乐黛云就被下放劳动了，汤一介坚信她不是右派，坚持每周给她写信，信封上坚持称呼她“同志”。意料之中，他被揭发了，反右倾中，又遭到了批判。在那个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尽管受她牵连，但他始终信任她、爱护她，从没想过要离开她。在北京远郊的农村，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即使是最黑暗低沉的日子，她也会扎一条最鲜艳的头巾。是他的信，给了她希望、勇气和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很快，“文革”开始，汤一介也没躲过“黑帮分子”的厄运。他每天都要写检查、交代罪行，没完没了地挨批挨斗，最艰难的时候，整天被关在哲学楼审判，常常要到夜里12点才能放出来。那时，乐黛云已回校参加劳动，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她白天干完活，晚上就坐在哲学楼的台阶上等他，“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永远再也找不着！”“我坐在那里很重要”，兩三个月，乐黛云风雨无阻。她的等待和陪伴给了他最大的慰藉，支撑他度过了饱受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最险恶的日子。风雨中，他们始终“生死与共，互相信赖”。
20多年动荡的日子终于过去，熬过冬天，他们迎来了学术上的春天。
“文革”结束，相继恢复工作后，汤一介和乐黛云抓紧时间学习、写文章、搞研究，他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而她则“另起炉灶”，成为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从那时起，他们重拾起年轻时的习惯，黄昏的时候总会沿着未名湖走一走，交流一下学术。她思想活跃，接受新鲜事物快，提出的思考常常被他采纳；而大大咧咧的她也会在他的提醒和监督下，把研究做得更为细致和严谨些。那湖边的二月兰，不知名的小花，树丛中的鸟儿，和他们的身影一起，成为北大校园里一道浪漫又温馨的风景。
为了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汤一介呕心沥血，于76岁高龄发起并主持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儒藏》工程，而那时，他已被查出肝硬化。尽管为他的身体担忧，但她还是选择支持，她知道，那是他自90年代就有的梦想。60年相扶相携，他住院，她陪伴；她腿不好，在湖边散步时，他便死死揪着她的衣服，生怕她摔倒；她腿疾严重，没法陪他旅游了，他大度地说：“只要有你陪着，坐在家里看云彩，也是美好的。”
可是，先放手的竟是他，2014年9月9日，留下一句“再也没什么遗憾了”，心力耗尽的汤一介离开了这个世界。遗体告别仪式上，一副挽联令人动容：“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恒。”落款是：你的小黛。
携手半个多世纪，忠贞爱情成就了两位学术大家，斯人虽已去，未名湖畔那两只同行的鸟儿，却成为北大学子记忆深处的美好。花丛中徜徉，砥砺中前行，最好的爱，莫过于此。
（编辑/张金余）
因为血液里有苗族人的热情直爽，又积极追求进步，乐黛云很快担任了北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委员，在共同的工作中，与担任组织委员的汤一介逐渐熟识。汤一介大她四岁，出身书香世家，他从小受到的教育便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怀使得两个人自然而然地走近了。
朦胧的情愫是在彼此欣赏中萌芽的。一次，俩人到天坛去玩，读过《中国建筑史》的汤一介便给乐黛云讲“斗拱”，讲建筑史，她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他都能讲得清清楚楚。望着平时拘谨内敛、此刻却滔滔不绝的他，她的眼里顿时多了崇拜。而在北大的舞台上，她的才华同样让他仰慕，组织晚会、指挥活动，那个活力四射的身影都让他觉得“那么美，那么有激情，那么感动人”。
一个儒雅内敛，一个热情奔放，性格上的大相径庭非但没有成为障碍，相反，更加吸引了对方。一次去农村参加义务劳动时，躺在草地上休息的当儿，汤一介揪了几根小草放在乐黛云胸前的工装裤口袋里，不需要什么绵绵情话，她只感到心怦怦直跳：“他是一个含蓄的人，这几棵小草已经很感动人了，至少是以心相许的那种感觉。”他含情的眼神暴露了心中美好的梦想，她感到，一种新的关系就要开始了。他们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未名湖畔、图书馆里，还有景山后山的乱石小路上，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常常让他们乐此不疲。
爱的藤蔓就这样蓬勃葳蕤起来，在写给她的信中，他热烈地表露心迹：“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她的回应同样豪情满怀：“生活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大学时光，1952年，他们结婚了。没有戒指，没有礼物，在一个好朋友陪伴下，乐黛云就这样从北大沙滩走到汤一介在北海的家。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革命青年怀着寻找真理、探索人生的梦想投身工作，他去了北京市委党校，而偏爱鲁迅的她留校后教授现代文学。1956年，汤一介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向科学进军”，重回北大哲学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国学底子深厚，一个外文扎实，书桌前的交流探讨堪比李赵，简单的日子平实又幸福。
政治运动突然袭来，单纯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风暴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为了让年轻的知识分子能够发表文章，作为党支部书记的乐黛云组织了8个人准备办一本“同仁刊物”，谁料，刊物还没有办起来，其中两篇选题被定性为“反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领导干部、攻击军队”，虽然选题与她无关，但她是书记，又是发起人，于是，1958年，正在坐月子的乐黛云被划为“极右派”。一顶帽子扣在头上，瞬间什么都没有了，党籍没了，工作停了，同事划清界限了，环视周围，家庭破裂、夫妻劳燕分飞的比比皆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没有吓倒汤一介，他给中文系打电话表示有意见：“乐黛云17岁入党，怎么可能是右派呢？”事情传到哲学系，因为“划不清界限”，他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孩子刚满8个月，乐黛云就被下放劳动了，汤一介坚信她不是右派，坚持每周给她写信，信封上坚持称呼她“同志”。意料之中，他被揭发了，反右倾中，又遭到了批判。在那个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尽管受她牵连，但他始终信任她、爱护她，从没想过要离开她。在北京远郊的农村，乐黛云背石头、修水库、垒猪圈，即使是最黑暗低沉的日子，她也会扎一条最鲜艳的头巾。是他的信，给了她希望、勇气和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很快，“文革”开始，汤一介也没躲过“黑帮分子”的厄运。他每天都要写检查、交代罪行，没完没了地挨批挨斗，最艰难的时候，整天被关在哲学楼审判，常常要到夜里12点才能放出来。那时，乐黛云已回校参加劳动，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她白天干完活，晚上就坐在哲学楼的台阶上等他，“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你永远再也找不着！”“我坐在那里很重要”，兩三个月，乐黛云风雨无阻。她的等待和陪伴给了他最大的慰藉，支撑他度过了饱受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最险恶的日子。风雨中，他们始终“生死与共，互相信赖”。
20多年动荡的日子终于过去，熬过冬天，他们迎来了学术上的春天。
“文革”结束，相继恢复工作后，汤一介和乐黛云抓紧时间学习、写文章、搞研究，他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而她则“另起炉灶”，成为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从那时起，他们重拾起年轻时的习惯，黄昏的时候总会沿着未名湖走一走，交流一下学术。她思想活跃，接受新鲜事物快，提出的思考常常被他采纳；而大大咧咧的她也会在他的提醒和监督下，把研究做得更为细致和严谨些。那湖边的二月兰，不知名的小花，树丛中的鸟儿，和他们的身影一起，成为北大校园里一道浪漫又温馨的风景。
为了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汤一介呕心沥血，于76岁高龄发起并主持规模超过《四库全书》的《儒藏》工程，而那时，他已被查出肝硬化。尽管为他的身体担忧，但她还是选择支持，她知道，那是他自90年代就有的梦想。60年相扶相携，他住院，她陪伴；她腿不好，在湖边散步时，他便死死揪着她的衣服，生怕她摔倒；她腿疾严重，没法陪他旅游了，他大度地说：“只要有你陪着，坐在家里看云彩，也是美好的。”
可是，先放手的竟是他，2014年9月9日，留下一句“再也没什么遗憾了”，心力耗尽的汤一介离开了这个世界。遗体告别仪式上，一副挽联令人动容：“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恒。”落款是：你的小黛。
携手半个多世纪，忠贞爱情成就了两位学术大家，斯人虽已去，未名湖畔那两只同行的鸟儿，却成为北大学子记忆深处的美好。花丛中徜徉，砥砺中前行，最好的爱，莫过于此。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