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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铸久的工作室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座写字楼里，大门上贴着的一个“碁”字，低调地显示出这里的不同。“这是‘棋’的古体字，围棋棋盘最早是用石头做的。”江铸久解释说。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江铸久手书的《围棋十诀》：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
每个周末，都会有二十几个孩子来这里学棋。这些孩子学习围棋的环境是江铸久那一代棋手所不能比的。
江铸久，1962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围棋世家，祖父是个热爱围棋的老中医，山西的众多好手都是他的学生。江铸久称自己是“野路子”。“严格地说，中国的很多棋手都不是科班出身，因为那时候没有围棋教育，我们都是自己琢磨。”
江铸久学棋的最初动力是参加围棋队可以吃饱饭。“我家四个孩子，我排行第三。家里很少吃馒头，窝头都是切成片的。而参加了围棋队，就有补助了，每天可以吃一个二两的馒头，窝头管够。”
12岁时，江铸久参加了全国围棋比赛，获得儿童组冠军，后进入山西省队。1978年，入选国家队。在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他连续击败了依田纪基、小林觉、淡路修三、片冈聪和石田章，一战成名。他的妻子芮乃伟是围棋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子九段棋手，曾在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担任先锋，取得两场比赛的胜利。
对于今天学棋的孩子来说，30年前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只是遥远的故事，对于江铸久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当初是怎么参加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
江铸久（以下简称江）：当时选人是根据比赛成绩，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很快就定了。30岁那拨人里面就聂卫平一个厉害的。我成绩虽然一般，但对日本棋后的成绩特别好，据说定我就是因为这一点。
记：擂台赛这种形式在围棋比赛中常见吗？
江铸久：有，但不多见。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比赛是当湖十局，清代两个最厉害的高手比了十盘棋。日本在德川家康时代，就请围棋下得最好的门派在幕府里公开比赛，获胜者每年10万石大米，相当于省部级。后来形成了以本因坊一门为主线的围棋四大家族，可以说围棋在日本已经有400年的职业化历史了。
在中国，围棋从历史上就是贵族、知识阶层在玩，劳动人民不大懂。关于围棋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很可能是某个帝王发明的，是为了让继承者聪明的工具。作家阿城的看法是，即使是在贵族当中，也只传给那些辅助帝王的人，比如帝师、巫师等等。发展到唐朝以后，围棋才变成一个游戏。晚清民国一直到1949年以前，中国人是下着玩的，光靠下棋养活不了自己。新中国成立以后围棋能有所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举国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发现，没有举国体制，市场经济下也运作得不错。
记：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的围棋人口各有多少？擂台赛之后，中国的围棋爱好者增加了多少？
江：围棋人口有两种统计，包括“特别爱好者”和“知道围棋的人”，当时这两种加起来在日本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1O，有1000万，后来在比例上超过日本的只有韩国。那时候，我国下围棋的人非常少，山西是围棋底子很薄的省份，比我下的好的就是我哥。擂台赛以后，发展最多的人群是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大学的那拨人多少都了解一点围棋。李克强总理也是大学期间学的，他是业余三段，在讲话中经常会引用围棋术语。
记：在擂台赛之前，您对日本棋手有多少了解？
江：1978年，我刚到国家队的时候，我们了解日本围棋的情况还不方便。因为《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上有日本围棋比赛的消息，棋院每个月派政治上可靠的人去新华社剪报，我就经常被派去，从体育馆路骑车到宣武门。
中日建交后，日本围棋界一直支持和帮助中国围棋界的发展。从1974年开始，《读卖新闻》办了一个友谊赛性质的比赛，每年的比赛在两国轮换。1980年，我和曹大元、杨晖去了，算是去的新人。
出国之前要学习三个半天的出国礼仪，包括置装。我们在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做了衣服，皮鞋是在王府井买的。我记得还专门去问了那些出过国的人做什么衣服，他们做的都是中山装，我还做了一身青年装。忘了在哪本书里看到的，不能穿新衣服比赛，不自在的话，容易影响发挥。我就在宿舍里穿着新衣服打谱，他们还觉得很奇怪，我也不好说是为什么。
擂台赛是《新体育》杂志社推动的，主编郝克强说，干脆我们来一次，看看和日本的水平到底差多少。
当时，无论是日本人投票还是中国人投票，都认为是我们输，觉得少输点就是赢。我们自己也觉得就是输。
记：给你们定擂台赛的目标了吗？
江：我们每年都是要评奖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评一等奖的标准是赢日本九段，全年奖金120块。擂台赛我们定的目标就是能见到小林光一，因为他前面横着很多厉害的人，能见到他，我们队就能评奖。那之前，我们很少有人赢日本九段。我是擂台赛才开始赢九段的，当时中国的围棋水平在上升，这里面有偶然也有必然。
记：为参加擂台赛，您做了哪些准备？
江：跟依田纪基比赛前，也不知道准备什么，大家都出去比赛了，就我一个人做准备。把依田的棋都看了，还看了一些心理学的书。打谱的时候经常想，到底哪个开局对我比较有利。为了练习深呼吸，还每天跟着男排沿龙潭湖跑步。
记：赛前给您定的任务是什么？
江：赢一盘。赛前给每个人定的都是赢一盘，但也知道是不可能的，肯定有人要输。
记：赢了依田纪基以后，有哪些心理变化？
江：第一场赢了之后，日本记者问我，你最好的准备是什么？我说，我挺想去香港的，没去过，那意思是我要连赢两盘。日本记者愣了一下。我们领队赶紧跟日本人说，他是开玩笑的。
从日本连赢两盘回国后，郝克强来机场接我，他说一人赢一盘，没想到你赢3盘，活着回来了。金庸说要接我们到香港下第四盘，但由于翻译的失误，最后还是在上海下的。 记：在你取胜的五盘中，哪一盘最艰难？
江：和淡路修三那盘棋最困难，从早晨10点开始，下了8个小时，后来又复盘了很久。每方的比赛用时是2小时50分，淡路修三还剩1个多小时的时候，我已经读秒了。可见前面我很苦，想来想去想不出办法来。对方相对来说很轻松，但是我一直也没死，一直熬着，也没乱，这样他就慌了。他边下边说：“这小子，怎么总打不死。”
我后来和淡路的关系特别好，棋手就是尊重强者。那会儿慢慢就建立了自信，想要赢下面一个对手。
记：可惜，后来您还是惜败于小林光一。
江：1981年，我和小林光一下过。那一次，他来中国下了7场，7战全胜，他当时是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日本棋手。大家都说我中盘战斗力强，其实就是因为布局差，只能中盘力战。那一盘中盘战的时候，胜负就已被他控制住了。那时候我已经学日语了，吃完饭，特地去请教小林光一，他说我觉得你胜负处和中盘要加强。日本人说话通常比较客气，但是他比较直。我日语又不好，他就得说得更直接。他说中盘强是要拿计算力说话的，计算力不强就不叫中盘强。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其实是中盘弱。
擂台赛上最大的遗憾就是和小林光一的比赛没下好。前一天和石田章的比赛到了很晚才结束，和小林光一下的时候，休息就不够。输了以后，我拉着小林光一复盘了很久，有点难过。我不是没尽力，实力上肯定是有差距，只是期待能坚持得久一点。
记：棋手之间的交流，会有保留吗？
江：棋界的传统很好，当年日本媒体办的比赛都有一名记者跟着写观战记，比赛结束以后，也一定要复盘研究。除了职业道德，记者也一定会问棋手，胜负的关键点在哪里，双方都要讲清楚，这种方法对提高整体的围棋水平非常有用。
记：后来小林光一的大逆转给你们带来了怎样的压力？
江：小林光一一下子打败6个人的时候，我们有过很低落的情绪，觉得我们这次可能是要不行了。因为他确实厉害，而且后面还有个加藤呢。
小林光一和聂卫平那场比赛下完，小林光一呆在那儿了。那盘棋他形势不错，后来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就下错了，被聂卫平干掉了。
聂卫平和加藤在日本比赛的时候，当时国内正进行八强赛，下到一半的时候日本那边联系我，说聂卫平赢了。当时唐克等中央首长都在，我进去说聂卫平赢了，唐克让我大声点说，大家听了都很激动。按说，赛场是不能中途被打扰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在等待日本那边的消息。我汇报完之后还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报了这个消息，隔了没两分钟，他们又打电话回来确认消息是不是准确。
到决赛的时候，整个体育馆的看台上都是人。到那时候，就是输赢都做准备了，觉得赢的可能性很大。
记：擂台赛之后，棋手们都成了明星，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江：擂台赛受关注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没有那么火。到第四盘棋下完，复盘结束以后，让我和片冈聪一块去讲棋。在上海长江剧场，我很吃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听讲棋的。讲完以后，忽然人群就围上来要签名，笔都在眼前戳着，水泄不通，后来是出动保安把我们拉到后台走的。
当时在全国火的程度，除了女排就是围棋，而且围棋的好处是谁都可以参与。各个大学都来邀请我们去做报告，现在的说法就是“励志”。去了二三十个大学吧，清华去了好几次，因为他们有围棋协会。
我还被评为全国劳模、“新长征突击手”。我去参加全国劳模大会的时候，人家都以为我是工作人员呢，太年轻了。轮到我发言的时候，还被人家问，你们到底有什么贡献啊，我说参加什么比赛赢了1.5万美金都上缴国家了，这下好多人愕然了，因为那会儿没这么多钱，觉得你们这个还是有贡献的。
我们那会儿一年的奖金是120元，工资五六十，关键我们圪住都在队里，不花钱，—年还发两身衣服。出国有指标，买一个电视机回来就很厉害了。现在还有人说我们就是那时候的“高富帅”。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江铸久手书的《围棋十诀》：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
每个周末，都会有二十几个孩子来这里学棋。这些孩子学习围棋的环境是江铸久那一代棋手所不能比的。
江铸久，1962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围棋世家，祖父是个热爱围棋的老中医，山西的众多好手都是他的学生。江铸久称自己是“野路子”。“严格地说，中国的很多棋手都不是科班出身，因为那时候没有围棋教育，我们都是自己琢磨。”
江铸久学棋的最初动力是参加围棋队可以吃饱饭。“我家四个孩子，我排行第三。家里很少吃馒头，窝头都是切成片的。而参加了围棋队，就有补助了，每天可以吃一个二两的馒头，窝头管够。”
12岁时，江铸久参加了全国围棋比赛，获得儿童组冠军，后进入山西省队。1978年，入选国家队。在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他连续击败了依田纪基、小林觉、淡路修三、片冈聪和石田章，一战成名。他的妻子芮乃伟是围棋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子九段棋手，曾在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担任先锋，取得两场比赛的胜利。
对于今天学棋的孩子来说，30年前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只是遥远的故事，对于江铸久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当初是怎么参加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
江铸久（以下简称江）：当时选人是根据比赛成绩，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很快就定了。30岁那拨人里面就聂卫平一个厉害的。我成绩虽然一般，但对日本棋后的成绩特别好，据说定我就是因为这一点。
记：擂台赛这种形式在围棋比赛中常见吗？
江铸久：有，但不多见。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比赛是当湖十局，清代两个最厉害的高手比了十盘棋。日本在德川家康时代，就请围棋下得最好的门派在幕府里公开比赛，获胜者每年10万石大米，相当于省部级。后来形成了以本因坊一门为主线的围棋四大家族，可以说围棋在日本已经有400年的职业化历史了。
在中国，围棋从历史上就是贵族、知识阶层在玩，劳动人民不大懂。关于围棋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很可能是某个帝王发明的，是为了让继承者聪明的工具。作家阿城的看法是，即使是在贵族当中，也只传给那些辅助帝王的人，比如帝师、巫师等等。发展到唐朝以后，围棋才变成一个游戏。晚清民国一直到1949年以前，中国人是下着玩的，光靠下棋养活不了自己。新中国成立以后围棋能有所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举国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发现，没有举国体制，市场经济下也运作得不错。
记：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的围棋人口各有多少？擂台赛之后，中国的围棋爱好者增加了多少？
江：围棋人口有两种统计，包括“特别爱好者”和“知道围棋的人”，当时这两种加起来在日本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1O，有1000万，后来在比例上超过日本的只有韩国。那时候，我国下围棋的人非常少，山西是围棋底子很薄的省份，比我下的好的就是我哥。擂台赛以后，发展最多的人群是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大学的那拨人多少都了解一点围棋。李克强总理也是大学期间学的，他是业余三段，在讲话中经常会引用围棋术语。
记：在擂台赛之前，您对日本棋手有多少了解？
江：1978年，我刚到国家队的时候，我们了解日本围棋的情况还不方便。因为《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上有日本围棋比赛的消息，棋院每个月派政治上可靠的人去新华社剪报，我就经常被派去，从体育馆路骑车到宣武门。
中日建交后，日本围棋界一直支持和帮助中国围棋界的发展。从1974年开始，《读卖新闻》办了一个友谊赛性质的比赛，每年的比赛在两国轮换。1980年，我和曹大元、杨晖去了，算是去的新人。
出国之前要学习三个半天的出国礼仪，包括置装。我们在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做了衣服，皮鞋是在王府井买的。我记得还专门去问了那些出过国的人做什么衣服，他们做的都是中山装，我还做了一身青年装。忘了在哪本书里看到的，不能穿新衣服比赛，不自在的话，容易影响发挥。我就在宿舍里穿着新衣服打谱，他们还觉得很奇怪，我也不好说是为什么。
擂台赛是《新体育》杂志社推动的，主编郝克强说，干脆我们来一次，看看和日本的水平到底差多少。
当时，无论是日本人投票还是中国人投票，都认为是我们输，觉得少输点就是赢。我们自己也觉得就是输。
记：给你们定擂台赛的目标了吗？
江：我们每年都是要评奖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评一等奖的标准是赢日本九段，全年奖金120块。擂台赛我们定的目标就是能见到小林光一，因为他前面横着很多厉害的人，能见到他，我们队就能评奖。那之前，我们很少有人赢日本九段。我是擂台赛才开始赢九段的，当时中国的围棋水平在上升，这里面有偶然也有必然。
记：为参加擂台赛，您做了哪些准备？
江：跟依田纪基比赛前，也不知道准备什么，大家都出去比赛了，就我一个人做准备。把依田的棋都看了，还看了一些心理学的书。打谱的时候经常想，到底哪个开局对我比较有利。为了练习深呼吸，还每天跟着男排沿龙潭湖跑步。
记：赛前给您定的任务是什么？
江：赢一盘。赛前给每个人定的都是赢一盘，但也知道是不可能的，肯定有人要输。
记：赢了依田纪基以后，有哪些心理变化？
江：第一场赢了之后，日本记者问我，你最好的准备是什么？我说，我挺想去香港的，没去过，那意思是我要连赢两盘。日本记者愣了一下。我们领队赶紧跟日本人说，他是开玩笑的。
从日本连赢两盘回国后，郝克强来机场接我，他说一人赢一盘，没想到你赢3盘，活着回来了。金庸说要接我们到香港下第四盘，但由于翻译的失误，最后还是在上海下的。 记：在你取胜的五盘中，哪一盘最艰难？
江：和淡路修三那盘棋最困难，从早晨10点开始，下了8个小时，后来又复盘了很久。每方的比赛用时是2小时50分，淡路修三还剩1个多小时的时候，我已经读秒了。可见前面我很苦，想来想去想不出办法来。对方相对来说很轻松，但是我一直也没死，一直熬着，也没乱，这样他就慌了。他边下边说：“这小子，怎么总打不死。”
我后来和淡路的关系特别好，棋手就是尊重强者。那会儿慢慢就建立了自信，想要赢下面一个对手。
记：可惜，后来您还是惜败于小林光一。
江：1981年，我和小林光一下过。那一次，他来中国下了7场，7战全胜，他当时是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日本棋手。大家都说我中盘战斗力强，其实就是因为布局差，只能中盘力战。那一盘中盘战的时候，胜负就已被他控制住了。那时候我已经学日语了，吃完饭，特地去请教小林光一，他说我觉得你胜负处和中盘要加强。日本人说话通常比较客气，但是他比较直。我日语又不好，他就得说得更直接。他说中盘强是要拿计算力说话的，计算力不强就不叫中盘强。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其实是中盘弱。
擂台赛上最大的遗憾就是和小林光一的比赛没下好。前一天和石田章的比赛到了很晚才结束，和小林光一下的时候，休息就不够。输了以后，我拉着小林光一复盘了很久，有点难过。我不是没尽力，实力上肯定是有差距，只是期待能坚持得久一点。
记：棋手之间的交流，会有保留吗？
江：棋界的传统很好，当年日本媒体办的比赛都有一名记者跟着写观战记，比赛结束以后，也一定要复盘研究。除了职业道德，记者也一定会问棋手，胜负的关键点在哪里，双方都要讲清楚，这种方法对提高整体的围棋水平非常有用。
记：后来小林光一的大逆转给你们带来了怎样的压力？
江：小林光一一下子打败6个人的时候，我们有过很低落的情绪，觉得我们这次可能是要不行了。因为他确实厉害，而且后面还有个加藤呢。
小林光一和聂卫平那场比赛下完，小林光一呆在那儿了。那盘棋他形势不错，后来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就下错了，被聂卫平干掉了。
聂卫平和加藤在日本比赛的时候，当时国内正进行八强赛，下到一半的时候日本那边联系我，说聂卫平赢了。当时唐克等中央首长都在，我进去说聂卫平赢了，唐克让我大声点说，大家听了都很激动。按说，赛场是不能中途被打扰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在等待日本那边的消息。我汇报完之后还给中央电视台打电话报了这个消息，隔了没两分钟，他们又打电话回来确认消息是不是准确。
到决赛的时候，整个体育馆的看台上都是人。到那时候，就是输赢都做准备了，觉得赢的可能性很大。
记：擂台赛之后，棋手们都成了明星，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江：擂台赛受关注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没有那么火。到第四盘棋下完，复盘结束以后，让我和片冈聪一块去讲棋。在上海长江剧场，我很吃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听讲棋的。讲完以后，忽然人群就围上来要签名，笔都在眼前戳着，水泄不通，后来是出动保安把我们拉到后台走的。
当时在全国火的程度，除了女排就是围棋，而且围棋的好处是谁都可以参与。各个大学都来邀请我们去做报告，现在的说法就是“励志”。去了二三十个大学吧，清华去了好几次，因为他们有围棋协会。
我还被评为全国劳模、“新长征突击手”。我去参加全国劳模大会的时候，人家都以为我是工作人员呢，太年轻了。轮到我发言的时候，还被人家问，你们到底有什么贡献啊，我说参加什么比赛赢了1.5万美金都上缴国家了，这下好多人愕然了，因为那会儿没这么多钱，觉得你们这个还是有贡献的。
我们那会儿一年的奖金是120元，工资五六十，关键我们圪住都在队里，不花钱，—年还发两身衣服。出国有指标，买一个电视机回来就很厉害了。现在还有人说我们就是那时候的“高富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