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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葛亮长篇小说《北鸢》中的非核心小人物为研究对象，从故事的情节、描写入手，概括葛亮通过对于小人物的塑造，如何进入民国史的书写。葛亮在小人物的身上所表现出的对于历史真实的感慨与深刻刻画，对于历史文化传承问题的思考和在小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历史趋势的描写，都为他的历史长卷写作增添了细节上的可信。在葛亮的小说写作中，也存在概念化历史之下的人物趋同化问题。葛亮的《北鸢》作为七零后作家在历史写作中的代表之作，对于民国史的写作有再次丰富和带来新问题的意义。
【关键词】葛亮；《北鸢》；小人物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出身南京，定居香港，却首先在台湾崭露头角”，王德威这样概括葛亮的文学之路。凭借《七声》《戏年》《谜鸦》《浣熊》等作品，从2005年获得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开始，葛亮的声名便渐起于两岸三地。和许多70年代作家对历史抱有的热望相似，他带着对20世纪的记忆与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写人间烟火，写都市异闻，写金陵古都，写民国历史。尤以《朱雀》《北鸢》两部作品，成为两届《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得主，并被誉为“当代华语界极具大师潜力的小说家”。
对于《北鸢》一书，题名取自曹霑《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葛亮在其自序中曾言：“但我其实十分清楚，真正的原因，来自我面前的一帧小像。”葛亮从祖父肃冷的面容中，窥见那个民国波诡云谲的一角，外在的物质载体内化成一种精神动力，想探究那个时代带给祖辈的厚重与累积。70后作家通过对于父辈历史的间接接触，常常从小人物进入到大历史。通过祖父辈所经历的那段民国历史，以人物群像的写作方式，抵达当时历史的现场。
书中以鸢作喻，带有双主人公的设定，作者安排主人公及其家族的命运如筝线一般飘忽不定，也因一线与家国相连。不仅如此，“《北鸢》中的每个人物犹如空中风筝，每个人的命运与时代交缠，人物的命运在作家笔下，历经沧桑，感受时代的脉搏。”书中上百名人物，作者多数只是略着笔墨，不作细讲。但人物命运背后所承载的人文精神与社会现实，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小荷、郁掌柜、清严法师、小顺……这些角色看似微不足道，或许会被人忘记，或许只是民国倾覆下的微尘众生。但他们在时代的沉浮中，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因为正如书中所言“人生一线，恰似风筝。命运漂浮无着，人亦应有自己的主心骨。”这也与文本开篇“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特别的是，全书所要表达的社会特征、文化特征与历史特征，都含括在小人物命运起伏的内在机理之中。
一、从小人物身上看历史传承
“《北鸢》中有一条清晰的‘物—人—传统文化’的脉络，其指向是民国时代的氛围与作者对古典文化与精神的向往。”葛亮所要表达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在两位主人公身上体现得并不完整。值得注意的是，葛亮把更多的关注度更有针对性地放在了小人物身上。不难发现，手工制作的“风筝”这一意象在贯穿着全文的始终。文本开头便叙：
“说起来，四声房里，这手艺怕是只留下你们一家了吧？”
“是，到我又是单传。”
“生意可好？”
“托您老的福，还好，昨天还签了一单，只是现今自己人少了，订货的净是外国人。”
“哦。”
仅从对话中便可看见传统手工艺的日渐衰颓。说话人的爷爷龙师傅作为风筝的制作者，也是文中人物的一个典型代表。形象上带有对文章这一主旨要义的深层次表达。从龙师傅起，手工制艺便日趋没落，无门科考的龙师傅，仅有这一艺傍身。糊口的营生也渐渐做不下去。但龙师傅铭记着卢家睦的“鱼渔具授”之恩，儿孙们也从父祖辈得来的传承之责。从祖孙三代的行容言论中，便是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不论这文化是古是旧，应有的传承意识与传承的迫切性，葛亮在他们的形象上进行了直接而深入地塑造与表现。
纵览全文可知，卢家睦一角在全文中并不占主要分量。行文没有过半，他的生命便戛然而止。但不可不说的是，其人格品质在对全书精神内涵的充实与主题思想的表达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新与古的融合，卢家睦的形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书中写道，卢家与友家的货物正面临遭毁的困境，而卢家睦之前毫无挂虑的帮助，却促成了友家一纸诉状相告的结果。卢家睦是那个时代下儒商的代表，秉承着儒商精神为人处事，但他人却都是利字当头。正如文中“我卢家睦，许多年就认一个情字，在商言商，引以为憾。如今未逢乱世，情已如纸薄。”卢家睦的固执，是有些“迂”的，可迂在对传统儒家之道的坚守，昭如欢喜，想必作者也是“欢喜”并有意呈现“这份迂”的。卢家睦在作者巨大的历史钩沉下，只是微尘一角，但对比各色人物。他身上所渗透的，正是渐失的民族性格，恰如郁掌柜的描述，卢家睦“向有孟尝风，古道热肠惯了。”这一“古”字，便是对文化的坚守。
二、从小人物身上看历史真实
从两位主人公的命运中，我们不难看出民国的乱与治。论时局变动的难测，外寇入侵的动乱，主人公命运的走向，对此也有较为清晰的展开与勾画。但更多更全面的民国图景，更加细微的社会百态，还是从多个小人物身上体现的。书中的一个人物，可以代表当下民国的一个群体，从而折射一部分的社会面貌。
开篇作者便勾绘出一个场景，一个要卖孩子的妇人，即卢文笙的生母，衣衫破旧，眼神麻木，沉默不语。之前在“哭黄河发大水，哭男人死在半路上”，不得已要卖自己的孩子。她把孩子给了昭如，换来五个大洋，可后来写道：“昭如对她笑一笑，将要转身，却看见了女人眼中倏然闪过的依恋。”作为母亲，女人是不舍得卖自己的骨肉的，可涝灾、流徙、贫穷与无依，她只能做出如此的选择。由此可以看出，她是那个时代下受灾遭困的一个人，但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逃难者也遭受着相同甚至更大的不幸。这背后的社会现实，便十分本真地暴露出来。葛亮少着笔墨，力图从一个典型人物身上去折射社会现实，让读者能够抓住她身上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点，由点及面，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体悟当时的社會现状。 当全书行文到日军侵华之时，主人公的命运是匆匆避难；写主人公的颠沛，是一种侧面下对历史背景的体现，感觉并不直观。因为作者并未直接描写日军恶行，但描写卢家仆从的遭遇，反而给人触目惊心的效果。在卢文笙脑海中闪现的，也是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便是文中所述：“云嫂哭得死去活来的身影”，“云嫂的哭声，令一种和死亡相关的钝痛，变得切身而体肤。”以动乱中一个微小的切口，从而剖开整个国家受戮的大场面的，恰是云嫂的哭声。作者从一个小人物承受的伤痛来反映社会中最原始的现实写真。
三、从小人物身上看历史趋势
行文到后半段，全面抗战爆发，主人公的命运再次转折，形成全书的又一高潮。关于抗战的铺陈，前文仁钰的牺牲已经把握的充足。后来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阶段，也是爱国救亡意识持续迸发的阶段，冯仁桢帮地下共产组织送信，卢文笙毅然参军，我们自是可以从主人公的活动中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但对这一时期历史背景最有力的构建，作者还是把关注点放在小人物身上。因为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一种社会思想的普及是从普通大众观念的转变中体现的。
文中曾描述这一情节，仁桢跟着父亲去听戏，临走时有人向空中散发传单，上面写着“还我山河”“撒传单的是那个男主角，他卸了妆，净头净脸的一个年轻人。眉宇间还有许多稚气。”一个细微场景的描绘，却映射了社会思想的普遍化特征。那演员作为中国青年人的一个代表，已经走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前列与其他青年人汇成抗日救国的热潮。这十分符合当时的历史情节与整体的历史架构。
与此相似，毛克俞在美术课上教学生们画物喻理，卢文笙画了风筝喻“命悬一线”，一画竹子的女生极力称赞，并三言两语道出学生群体对中国遭遇的直观感受，“我倒觉得题得极好，眼下中国的状况，可不就是如此，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我们能坐在这里，是不幸中的大幸。”女生也是稚气未脱的学生，其身上携带着的民族危亡意识，不仅与主题相称，即作者从小人物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微观地去剖析个人与家国的联系，从而掌读社会思想的集體觉醒，也能够客观反映出历史情境的真实感，使文本带有明显的历史性特征。从整本书的历史构建中，作者以虚实相生行文，并带有历史预设的倾向。但总体上讲，作者遵循着基本的历史事实，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并在小人物的形象勾勒上加以体现。
四、概念化的历史与小人物塑造
全书的小人物达数百位，各种角色的分配与社会群体的构成可以较为全面地理解民国的时代内涵。从小人物的塑造对全文各方面的影响看，衬托主人公的形象，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化文章主旨的内涵，确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个文本里，葛亮显现了他钩沉历史、诉说家族的野心与能力。与此同时，可能也暴露了他塑造人物的苍白无力。”在书中对众多女性人物的描绘中，多数形象具有相似的特征，趋同性明显。小湘琴不得相守，因爱惨死；言秋凰为爱女、为国家献身殒命；阿凤为共产主义事业也以牺牲告终，多是深情而无畏的形象，并且命运都是悲剧式的，没有善终。可见，对人物身上独特性与鲜明性的把握力度明显不够，塑造人物便显得单薄和无力。作者在描绘中没有彻底抓住人物身上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没有真正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使多数人物带着趋同的大无畏精神，丧失了原本的文学性色彩。那么，鲜明人物形象的缺失，就使这个文本难以完成作者历史写作的初心与目标。
总而言之，从宏观上讲，作者意在构建大的历史氛围与民国背景，并以众多小人物对文本进行切实的填充，为此所做的繁复的考据工作是十分值得肯定的。由此也可看出，他所要表达的主旨要义与核心思想是内化为小人物活动的中心，得到了较为完整和真实的呈现。对于全书的社会特征、文化特征与历史特征的凸显，也是从小人物群像中进行的延伸与发展。整个文本的走向，对小人物命运的描绘，反映了“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的深刻内涵。但反观文本，从书中多个微观主体看，全书缺少性格鲜明独立的人物形象以及张弛有度的人物行为，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文本的文学性表达产生了影响。所以在这点上，作者笔力的用度还尚需时间的打磨与深层次的探索。
《北鸢》作为70后作家中一本颇有代表性的历史类小说，作者以民国情调、家族故事、人物命运为主要载体，书写祖辈的历史前尘，以如此年轻的视角去钩沉历史，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正如王德威教授的评价，“葛亮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风格，已经隐然成形。当代作家竞以创新突破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遥想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经营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他的小说美学以及历史情怀独树一帜，未来成就必可期盼。”所以，不可不说的是，葛亮作为当代文坛的后起之秀，以“新古典主义”为风格进行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小说创作的新走向与新趋势，以及更进一步的，对当代文学的自省与反思。
参考文献：
[1]葛亮.北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施冰冰.在“新”与“旧”之间的挣扎或沉沦——论葛亮的小说《北鸢》[J].南方文坛，2018.
[3]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J].当代作家评论，2010.
作者简介：王思佳（1984-），女，河南省扶沟县人，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关键词】葛亮；《北鸢》；小人物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出身南京，定居香港，却首先在台湾崭露头角”，王德威这样概括葛亮的文学之路。凭借《七声》《戏年》《谜鸦》《浣熊》等作品，从2005年获得第十九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开始，葛亮的声名便渐起于两岸三地。和许多70年代作家对历史抱有的热望相似，他带着对20世纪的记忆与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写人间烟火，写都市异闻，写金陵古都，写民国历史。尤以《朱雀》《北鸢》两部作品，成为两届《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得主，并被誉为“当代华语界极具大师潜力的小说家”。
对于《北鸢》一书，题名取自曹霑《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葛亮在其自序中曾言：“但我其实十分清楚，真正的原因，来自我面前的一帧小像。”葛亮从祖父肃冷的面容中，窥见那个民国波诡云谲的一角，外在的物质载体内化成一种精神动力，想探究那个时代带给祖辈的厚重与累积。70后作家通过对于父辈历史的间接接触，常常从小人物进入到大历史。通过祖父辈所经历的那段民国历史，以人物群像的写作方式，抵达当时历史的现场。
书中以鸢作喻，带有双主人公的设定，作者安排主人公及其家族的命运如筝线一般飘忽不定，也因一线与家国相连。不仅如此，“《北鸢》中的每个人物犹如空中风筝，每个人的命运与时代交缠，人物的命运在作家笔下，历经沧桑，感受时代的脉搏。”书中上百名人物，作者多数只是略着笔墨，不作细讲。但人物命运背后所承载的人文精神与社会现实，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小荷、郁掌柜、清严法师、小顺……这些角色看似微不足道，或许会被人忘记，或许只是民国倾覆下的微尘众生。但他们在时代的沉浮中，都背负着自己的宿命。因为正如书中所言“人生一线，恰似风筝。命运漂浮无着，人亦应有自己的主心骨。”这也与文本开篇“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特别的是，全书所要表达的社会特征、文化特征与历史特征，都含括在小人物命运起伏的内在机理之中。
一、从小人物身上看历史传承
“《北鸢》中有一条清晰的‘物—人—传统文化’的脉络，其指向是民国时代的氛围与作者对古典文化与精神的向往。”葛亮所要表达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在两位主人公身上体现得并不完整。值得注意的是，葛亮把更多的关注度更有针对性地放在了小人物身上。不难发现，手工制作的“风筝”这一意象在贯穿着全文的始终。文本开头便叙：
“说起来，四声房里，这手艺怕是只留下你们一家了吧？”
“是，到我又是单传。”
“生意可好？”
“托您老的福，还好，昨天还签了一单，只是现今自己人少了，订货的净是外国人。”
“哦。”
仅从对话中便可看见传统手工艺的日渐衰颓。说话人的爷爷龙师傅作为风筝的制作者，也是文中人物的一个典型代表。形象上带有对文章这一主旨要义的深层次表达。从龙师傅起，手工制艺便日趋没落，无门科考的龙师傅，仅有这一艺傍身。糊口的营生也渐渐做不下去。但龙师傅铭记着卢家睦的“鱼渔具授”之恩，儿孙们也从父祖辈得来的传承之责。从祖孙三代的行容言论中，便是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不论这文化是古是旧，应有的传承意识与传承的迫切性，葛亮在他们的形象上进行了直接而深入地塑造与表现。
纵览全文可知，卢家睦一角在全文中并不占主要分量。行文没有过半，他的生命便戛然而止。但不可不说的是，其人格品质在对全书精神内涵的充实与主题思想的表达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新与古的融合，卢家睦的形象生动而具有说服力。书中写道，卢家与友家的货物正面临遭毁的困境，而卢家睦之前毫无挂虑的帮助，却促成了友家一纸诉状相告的结果。卢家睦是那个时代下儒商的代表，秉承着儒商精神为人处事，但他人却都是利字当头。正如文中“我卢家睦，许多年就认一个情字，在商言商，引以为憾。如今未逢乱世，情已如纸薄。”卢家睦的固执，是有些“迂”的，可迂在对传统儒家之道的坚守，昭如欢喜，想必作者也是“欢喜”并有意呈现“这份迂”的。卢家睦在作者巨大的历史钩沉下，只是微尘一角，但对比各色人物。他身上所渗透的，正是渐失的民族性格，恰如郁掌柜的描述，卢家睦“向有孟尝风，古道热肠惯了。”这一“古”字，便是对文化的坚守。
二、从小人物身上看历史真实
从两位主人公的命运中，我们不难看出民国的乱与治。论时局变动的难测，外寇入侵的动乱，主人公命运的走向，对此也有较为清晰的展开与勾画。但更多更全面的民国图景，更加细微的社会百态，还是从多个小人物身上体现的。书中的一个人物，可以代表当下民国的一个群体，从而折射一部分的社会面貌。
开篇作者便勾绘出一个场景，一个要卖孩子的妇人，即卢文笙的生母，衣衫破旧，眼神麻木，沉默不语。之前在“哭黄河发大水，哭男人死在半路上”，不得已要卖自己的孩子。她把孩子给了昭如，换来五个大洋，可后来写道：“昭如对她笑一笑，将要转身，却看见了女人眼中倏然闪过的依恋。”作为母亲，女人是不舍得卖自己的骨肉的，可涝灾、流徙、贫穷与无依，她只能做出如此的选择。由此可以看出，她是那个时代下受灾遭困的一个人，但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逃难者也遭受着相同甚至更大的不幸。这背后的社会现实，便十分本真地暴露出来。葛亮少着笔墨，力图从一个典型人物身上去折射社会现实，让读者能够抓住她身上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点，由点及面，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体悟当时的社會现状。 当全书行文到日军侵华之时，主人公的命运是匆匆避难；写主人公的颠沛，是一种侧面下对历史背景的体现，感觉并不直观。因为作者并未直接描写日军恶行，但描写卢家仆从的遭遇，反而给人触目惊心的效果。在卢文笙脑海中闪现的，也是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便是文中所述：“云嫂哭得死去活来的身影”，“云嫂的哭声，令一种和死亡相关的钝痛，变得切身而体肤。”以动乱中一个微小的切口，从而剖开整个国家受戮的大场面的，恰是云嫂的哭声。作者从一个小人物承受的伤痛来反映社会中最原始的现实写真。
三、从小人物身上看历史趋势
行文到后半段，全面抗战爆发，主人公的命运再次转折，形成全书的又一高潮。关于抗战的铺陈，前文仁钰的牺牲已经把握的充足。后来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阶段，也是爱国救亡意识持续迸发的阶段，冯仁桢帮地下共产组织送信，卢文笙毅然参军，我们自是可以从主人公的活动中了解当时的历史事件。但对这一时期历史背景最有力的构建，作者还是把关注点放在小人物身上。因为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一种社会思想的普及是从普通大众观念的转变中体现的。
文中曾描述这一情节，仁桢跟着父亲去听戏，临走时有人向空中散发传单，上面写着“还我山河”“撒传单的是那个男主角，他卸了妆，净头净脸的一个年轻人。眉宇间还有许多稚气。”一个细微场景的描绘，却映射了社会思想的普遍化特征。那演员作为中国青年人的一个代表，已经走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前列与其他青年人汇成抗日救国的热潮。这十分符合当时的历史情节与整体的历史架构。
与此相似，毛克俞在美术课上教学生们画物喻理，卢文笙画了风筝喻“命悬一线”，一画竹子的女生极力称赞，并三言两语道出学生群体对中国遭遇的直观感受，“我倒觉得题得极好，眼下中国的状况，可不就是如此，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我们能坐在这里，是不幸中的大幸。”女生也是稚气未脱的学生，其身上携带着的民族危亡意识，不仅与主题相称，即作者从小人物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微观地去剖析个人与家国的联系，从而掌读社会思想的集體觉醒，也能够客观反映出历史情境的真实感，使文本带有明显的历史性特征。从整本书的历史构建中，作者以虚实相生行文，并带有历史预设的倾向。但总体上讲，作者遵循着基本的历史事实，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并在小人物的形象勾勒上加以体现。
四、概念化的历史与小人物塑造
全书的小人物达数百位，各种角色的分配与社会群体的构成可以较为全面地理解民国的时代内涵。从小人物的塑造对全文各方面的影响看，衬托主人公的形象，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深化文章主旨的内涵，确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个文本里，葛亮显现了他钩沉历史、诉说家族的野心与能力。与此同时，可能也暴露了他塑造人物的苍白无力。”在书中对众多女性人物的描绘中，多数形象具有相似的特征，趋同性明显。小湘琴不得相守，因爱惨死；言秋凰为爱女、为国家献身殒命；阿凤为共产主义事业也以牺牲告终，多是深情而无畏的形象，并且命运都是悲剧式的，没有善终。可见，对人物身上独特性与鲜明性的把握力度明显不够，塑造人物便显得单薄和无力。作者在描绘中没有彻底抓住人物身上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没有真正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使多数人物带着趋同的大无畏精神，丧失了原本的文学性色彩。那么，鲜明人物形象的缺失，就使这个文本难以完成作者历史写作的初心与目标。
总而言之，从宏观上讲，作者意在构建大的历史氛围与民国背景，并以众多小人物对文本进行切实的填充，为此所做的繁复的考据工作是十分值得肯定的。由此也可看出，他所要表达的主旨要义与核心思想是内化为小人物活动的中心，得到了较为完整和真实的呈现。对于全书的社会特征、文化特征与历史特征的凸显，也是从小人物群像中进行的延伸与发展。整个文本的走向，对小人物命运的描绘，反映了“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的深刻内涵。但反观文本，从书中多个微观主体看，全书缺少性格鲜明独立的人物形象以及张弛有度的人物行为，不可避免地对整个文本的文学性表达产生了影响。所以在这点上，作者笔力的用度还尚需时间的打磨与深层次的探索。
《北鸢》作为70后作家中一本颇有代表性的历史类小说，作者以民国情调、家族故事、人物命运为主要载体，书写祖辈的历史前尘，以如此年轻的视角去钩沉历史，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正如王德威教授的评价，“葛亮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风格，已经隐然成形。当代作家竞以创新突破为能事，葛亮反其道而行，遥想父祖辈的风华与沧桑，经营古典又现代的叙事风格。他的小说美学以及历史情怀独树一帜，未来成就必可期盼。”所以，不可不说的是，葛亮作为当代文坛的后起之秀，以“新古典主义”为风格进行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小说创作的新走向与新趋势，以及更进一步的，对当代文学的自省与反思。
参考文献：
[1]葛亮.北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施冰冰.在“新”与“旧”之间的挣扎或沉沦——论葛亮的小说《北鸢》[J].南方文坛，2018.
[3]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J].当代作家评论，2010.
作者简介：王思佳（1984-），女，河南省扶沟县人，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