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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关于唐代钱荒出现的时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过这样几种看法：开元二十二年（734）、建中初年（780）、贞元二年（786）及贞元三年（787）年末，迄无定论。本文通过对各种看法进行辨析，认为唐朝钱荒出现的时间在贞元三年年末。
[关键词]唐代 钱荒 发生 时间
关于唐代钱荒出现的时间，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无定论。本人不揣简陋，拟对各种看法进行辨析，敬请方家斧正。
一、钱荒一词的由来
钱荒这个专业术语出现在宋代。欧阳修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上书中提到“淮甸近岁号为钱荒”。从此，“钱荒”即为人们沿袭使用至今。唐朝人把金属流通货币相对不足而引起的货币危机现象称为“钱重货轻”，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货币购买力直线上升，物价急剧下跌。唐代的人们只看到钱重货轻的表现形式，而宋朝人用“钱荒”二字说明了钱重物轻的内涵：“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二、唐代钱荒出现时间的不同看法
李锦绣教授认为，京师钱重货轻，最早见于贞元二年，其后全国均绢谷价下降（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二分册，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乔幼梅教授认为，可以这样说，从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刘秩提出“钱重物轻”（乔幼梅：《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瞿恺先生认为，两税法以前，随着商品种类、数量的增加，物价水平上升，钱荒就已出现（瞿恺：《商品经济与唐代钱荒》，《史学论丛》第2辑，1987年）；黄成教授认为，在我国货币流通史上，第一次钱荒形成于唐代贞元年间（黄成：《略论唐代发生钱荒的主要原因》，《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萧清先生认为，钱荒，……最初出现于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改革以后（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第五章，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可见，关于唐朝钱荒出现的时间有这样几种看法：开元二十二年（734）、建中初年（780）、贞元二年（786）及贞元三年（787）年末。
三、唐代前期的钱重物轻
唐朝初期，伴随着社会安定、生产增加、人口蕃殖、交换和商业的日益发展，因而流通对钱币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但从当时铜币流通发展情况看，铜钱不足的现象较为严重，导致出现钱重物轻现象，太宗贞观之治时出现了“米斗四五钱”的低物价情形。但这时的此种现象反被讴歌为“物殷俗阜”，而不是可怕的“公私俱乏”钱荒现象，其原因在哪里呢？这是由于处在自然经济中的封建小农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只有一般的经济需求，在租庸调制下的农民交纳的主要是实物。“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二十余万端匹屯贯石。诸色资课及勾剥所获不在其中，其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钱则二百余万贯。”所获铜钱主要是户税和其他收入，在赋税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大，所以物价的变动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是不明显的，低物价对农民不会造成多少的损害，杜甫《忆昔》诗可为此而证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充实。……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虽有溢美夸张的成份，但总不至于“公私俱乏”的地步。因此，唐代钱荒出现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之说是不妥当的，是不可取的。
四、贞元三年（787）末之说为是
随着均田制的瓦解，使建立于其上的租庸调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建中元年（780），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来取代租庸调制，实施伊始，“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供京师内外的钱合计3000万缗，如果这些钱都是现钱的话，可以肯定钱荒马上会发生，因政府铸钱最多的年份是每年铸钱32.7万缗，但我们不能忽略两税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即以钱计数，铜钱在这里只是作为一种计算的标准，实际征收时，并非全用铜钱，大部分折成实物交纳。这一点，可从反两税法颇为激烈的陆贽那里得到印证，“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户税折征的往往是绢帛，现钱只是一部分。在两税法实施后的六、七年间，唐朝外受吐蕃的侵扰，内有四镇连兵、泾原之乱等战事，加以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使得铜钱的购买力没有即刻上升，反而表现出下降的趋势，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建中初（780）米为二百文一斗，贞元元年（785）则为五百文一斗，贞元元年（785）、贞元二年（786）间，灾区有斗米千钱的情况还不少，虽然，贞元二年（786）有这样的史实：“时（贞元二年十一月）右丞元琇判度支。……琇以京师钱重货轻，切疾之，乃于江东盐院收获见钱四十余万贯，令转送入关”，但也许铜钱入关后，该种情况便告以缓解了，因在此后，物价依然高昂。贞元三年（787）秋七月，“上（德宗）复问（李）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粟斗直百五十，……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也许该年秋天收成特别好，结果，贞元三年（787）年终，“自兴元（784）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贞元三年（787）秋粟斗价且接近百五十，比之建中元年（780）米斗价二百，应该说物价还是较高的，到了这年年终获得丰收后，米斗价下跌到百五十，粟斗价八十，从此以后，粟米价格日益下跌。
可见，两税法实施后，钱荒并没有马上出现，而是经过六七年之后，即贞元三年（787）末才开始出现，据此，钱荒出现于建中元年（780）两税法实施后、贞元二年（786）、贞元年间（785-805）等说法均不恰当，刘淑珍先生之说法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六册）卷680，巴蜀书社，1991年版
[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80《食货下二·钱币》，中华书局，1977年版
[3][宋]王谠撰：《唐语林》卷3《夙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唐]杜佑撰：《通典》卷6《食货典六》《赋税下》，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
[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2《食货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6]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4《食货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7][宋]王溥撰：《唐会要》（下册）卷83《租税上》，中华书局，1955年版
[8][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六月记事，中华书局，1956年版
[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1《食货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关键词]唐代 钱荒 发生 时间
关于唐代钱荒出现的时间，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无定论。本人不揣简陋，拟对各种看法进行辨析，敬请方家斧正。
一、钱荒一词的由来
钱荒这个专业术语出现在宋代。欧阳修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上书中提到“淮甸近岁号为钱荒”。从此，“钱荒”即为人们沿袭使用至今。唐朝人把金属流通货币相对不足而引起的货币危机现象称为“钱重货轻”，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货币购买力直线上升，物价急剧下跌。唐代的人们只看到钱重货轻的表现形式，而宋朝人用“钱荒”二字说明了钱重物轻的内涵：“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二、唐代钱荒出现时间的不同看法
李锦绣教授认为，京师钱重货轻，最早见于贞元二年，其后全国均绢谷价下降（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二分册，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乔幼梅教授认为，可以这样说，从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刘秩提出“钱重物轻”（乔幼梅：《从中唐到北宋钱荒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瞿恺先生认为，两税法以前，随着商品种类、数量的增加，物价水平上升，钱荒就已出现（瞿恺：《商品经济与唐代钱荒》，《史学论丛》第2辑，1987年）；黄成教授认为，在我国货币流通史上，第一次钱荒形成于唐代贞元年间（黄成：《略论唐代发生钱荒的主要原因》，《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萧清先生认为，钱荒，……最初出现于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改革以后（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第五章，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可见，关于唐朝钱荒出现的时间有这样几种看法：开元二十二年（734）、建中初年（780）、贞元二年（786）及贞元三年（787）年末。
三、唐代前期的钱重物轻
唐朝初期，伴随着社会安定、生产增加、人口蕃殖、交换和商业的日益发展，因而流通对钱币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但从当时铜币流通发展情况看，铜钱不足的现象较为严重，导致出现钱重物轻现象，太宗贞观之治时出现了“米斗四五钱”的低物价情形。但这时的此种现象反被讴歌为“物殷俗阜”，而不是可怕的“公私俱乏”钱荒现象，其原因在哪里呢？这是由于处在自然经济中的封建小农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只有一般的经济需求，在租庸调制下的农民交纳的主要是实物。“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二十余万端匹屯贯石。诸色资课及勾剥所获不在其中，其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钱则二百余万贯。”所获铜钱主要是户税和其他收入，在赋税收入中所占比例不大，所以物价的变动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是不明显的，低物价对农民不会造成多少的损害，杜甫《忆昔》诗可为此而证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充实。……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虽有溢美夸张的成份，但总不至于“公私俱乏”的地步。因此，唐代钱荒出现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之说是不妥当的，是不可取的。
四、贞元三年（787）末之说为是
随着均田制的瓦解，使建立于其上的租庸调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建中元年（780），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来取代租庸调制，实施伊始，“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供京师内外的钱合计3000万缗，如果这些钱都是现钱的话，可以肯定钱荒马上会发生，因政府铸钱最多的年份是每年铸钱32.7万缗，但我们不能忽略两税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即以钱计数，铜钱在这里只是作为一种计算的标准，实际征收时，并非全用铜钱，大部分折成实物交纳。这一点，可从反两税法颇为激烈的陆贽那里得到印证，“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户税折征的往往是绢帛，现钱只是一部分。在两税法实施后的六、七年间，唐朝外受吐蕃的侵扰，内有四镇连兵、泾原之乱等战事，加以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使得铜钱的购买力没有即刻上升，反而表现出下降的趋势，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建中初（780）米为二百文一斗，贞元元年（785）则为五百文一斗，贞元元年（785）、贞元二年（786）间，灾区有斗米千钱的情况还不少，虽然，贞元二年（786）有这样的史实：“时（贞元二年十一月）右丞元琇判度支。……琇以京师钱重货轻，切疾之，乃于江东盐院收获见钱四十余万贯，令转送入关”，但也许铜钱入关后，该种情况便告以缓解了，因在此后，物价依然高昂。贞元三年（787）秋七月，“上（德宗）复问（李）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粟斗直百五十，……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也许该年秋天收成特别好，结果，贞元三年（787）年终，“自兴元（784）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贞元三年（787）秋粟斗价且接近百五十，比之建中元年（780）米斗价二百，应该说物价还是较高的，到了这年年终获得丰收后，米斗价下跌到百五十，粟斗价八十，从此以后，粟米价格日益下跌。
可见，两税法实施后，钱荒并没有马上出现，而是经过六七年之后，即贞元三年（787）末才开始出现，据此，钱荒出现于建中元年（780）两税法实施后、贞元二年（786）、贞元年间（785-805）等说法均不恰当，刘淑珍先生之说法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六册）卷680，巴蜀书社，1991年版
[2][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80《食货下二·钱币》，中华书局，1977年版
[3][宋]王谠撰：《唐语林》卷3《夙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唐]杜佑撰：《通典》卷6《食货典六》《赋税下》，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
[5][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2《食货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
[6]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4《食货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
[7][宋]王溥撰：《唐会要》（下册）卷83《租税上》，中华书局，1955年版
[8][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六月记事，中华书局，1956年版
[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51《食货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