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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贯午后湿润的空气、超过35度C的气温，大家午餐过后就快步走回有冷气的室内，办公大楼里的寻常上班族开始传阅下午茶的传单，勾选着午餐后要享用的饮料或点心。
这是台湾执经济之牛耳的城市。在华人世界中，这里可能是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地方：18～20岁学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所有会员国的平均值和美国都高（2011年6月，远见杂志）。台湾公认的最好大学的简称是“台清交成”，意指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成功大学。而我，亦来自这样的环境之中。
1990年到2010年，整个台湾校园弥漫着毕业进科学园区的主流想法。一批又一批最优秀的脑袋拿着硕士、博士学历，义无反顾地投向距离清华、交大一墙之隔的科学园区的各个厂房，因为这里曾经诞生出TSMC、Acer、Asus、HTC等等众多的优秀公司。即便在这个辉煌时代的末期，即便在这些厂房中创造性的工作已经大幅消失、剩下的都是机器人可以代劳的工作。而我，正约20来岁，一边念着下周课上要讨论的HBR Amazon个案，一边在Compaq笔记本上敲着我为A牌计算机公司设计的代码。
而现在的台北，缓慢而闲适，是适合生活的城市。若在台北街头大喊“我要创业！”，大部份的路人会以为你要开鸡排店或咖啡店，很少有人会认为你要创立一个网络公司。在台湾，一般人口中的创业，更像是“做生意”，而不是startup。
我仍然记得我在创立公司时，我和共同创办人谢耀辉二人不支薪、光付薪水给其它人的岁月。那时在招募人才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相对教育程度较好、能力较佳，也就是刚好是创业者最有兴趣的这一群人，他们很难被互联网的创业机会打动，而原因竟然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更多要考虑买车买房、稳定生活的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台湾过分生活化、保守的社会氛围让一个未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忘记了在整个人生长河中，现在才是最能承受风险去为整个人生奋斗的最好时机。他宁愿为了眼前手中的一枚铜币放弃远方的一座金山。当年加入阿里巴巴的蔡崇信的故事，能够放弃香港六位数年薪而领500元人民币的故事，如今在台湾再难发生了。
在台湾的芯片之城新竹，在30年前汇聚着全世界最好的创业资源：从学校、创业者、政策、VC/PE到市场，一应俱全。熟知硬件销售和商业模式的投资人投资着无数成功的硬件公司。在1980年，台湾是全球VC业最发达的地区。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再拥有在硬件上的创业机会，而教育制度、社会观念、VC市场并没有改变。甚至连一本专注报导网络创业的杂志、一个好的科技博客都付之阙如。太多基本的观念、作法和框架没有被“科普”，太多创业者没有被“扫盲”。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北为公司募资时，面对一个知名公司的投资部，对方提及：“公司上次的融资每股多少钱？”很显然，相较于北京或硅谷，台湾面对互联网公司用的还是硬件公司的估值方法，从法律上（台湾的公司法）到投资模式上，都赶不上创业公司的发展。
台湾的天使投资人普遍很少，大多数是殷实的生意人，对互联网并不了解，投资多半考虑的是提携后辈而非题材本身。而台湾登记在案的VC约有300家，按投资规模排名前十大的VC（中华征信所征信数据库2010）无一是专注投资早期和成长阶段的，也无一是专注在TMT领域的。而近年来在台湾相较而言投资较多的，包含泛工研院系统的TMI创意工场、AppWorks、来自日本的CyberAgent和其它非常小型的VC，一年总共的投资金额也很少能超过美金1000万元。相较于创业邦网站上批露的每月投融资信息，规模很难相提并论。
在北京，从我自己所在的活动行办公室、中关村大街幅射出去，旁边有北大、清华、北邮等众多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关村聚集着Google、新浪、百度、网易以及众多的创业公司，东三环附近众多的知名VC，以及这个放射线划出去所涵盖到的网民和市场——从学校、创业者、资本到市场全有了。在北京可以看到的互联网生态圈，就是30年前在新竹所能看到的辉煌。
而现在，这样的生态圈在台北是缺失的。
这是台湾执经济之牛耳的城市。在华人世界中，这里可能是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地方：18～20岁学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所有会员国的平均值和美国都高（2011年6月，远见杂志）。台湾公认的最好大学的简称是“台清交成”，意指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成功大学。而我，亦来自这样的环境之中。
1990年到2010年，整个台湾校园弥漫着毕业进科学园区的主流想法。一批又一批最优秀的脑袋拿着硕士、博士学历，义无反顾地投向距离清华、交大一墙之隔的科学园区的各个厂房，因为这里曾经诞生出TSMC、Acer、Asus、HTC等等众多的优秀公司。即便在这个辉煌时代的末期，即便在这些厂房中创造性的工作已经大幅消失、剩下的都是机器人可以代劳的工作。而我，正约20来岁，一边念着下周课上要讨论的HBR Amazon个案，一边在Compaq笔记本上敲着我为A牌计算机公司设计的代码。
而现在的台北，缓慢而闲适，是适合生活的城市。若在台北街头大喊“我要创业！”，大部份的路人会以为你要开鸡排店或咖啡店，很少有人会认为你要创立一个网络公司。在台湾，一般人口中的创业，更像是“做生意”，而不是startup。
我仍然记得我在创立公司时，我和共同创办人谢耀辉二人不支薪、光付薪水给其它人的岁月。那时在招募人才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相对教育程度较好、能力较佳，也就是刚好是创业者最有兴趣的这一群人，他们很难被互联网的创业机会打动，而原因竟然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更多要考虑买车买房、稳定生活的机会成本。
也就是说，台湾过分生活化、保守的社会氛围让一个未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忘记了在整个人生长河中，现在才是最能承受风险去为整个人生奋斗的最好时机。他宁愿为了眼前手中的一枚铜币放弃远方的一座金山。当年加入阿里巴巴的蔡崇信的故事，能够放弃香港六位数年薪而领500元人民币的故事，如今在台湾再难发生了。
在台湾的芯片之城新竹，在30年前汇聚着全世界最好的创业资源：从学校、创业者、政策、VC/PE到市场，一应俱全。熟知硬件销售和商业模式的投资人投资着无数成功的硬件公司。在1980年，台湾是全球VC业最发达的地区。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再拥有在硬件上的创业机会，而教育制度、社会观念、VC市场并没有改变。甚至连一本专注报导网络创业的杂志、一个好的科技博客都付之阙如。太多基本的观念、作法和框架没有被“科普”，太多创业者没有被“扫盲”。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北为公司募资时，面对一个知名公司的投资部，对方提及：“公司上次的融资每股多少钱？”很显然，相较于北京或硅谷，台湾面对互联网公司用的还是硬件公司的估值方法，从法律上（台湾的公司法）到投资模式上，都赶不上创业公司的发展。
台湾的天使投资人普遍很少，大多数是殷实的生意人，对互联网并不了解，投资多半考虑的是提携后辈而非题材本身。而台湾登记在案的VC约有300家，按投资规模排名前十大的VC（中华征信所征信数据库2010）无一是专注投资早期和成长阶段的，也无一是专注在TMT领域的。而近年来在台湾相较而言投资较多的，包含泛工研院系统的TMI创意工场、AppWorks、来自日本的CyberAgent和其它非常小型的VC，一年总共的投资金额也很少能超过美金1000万元。相较于创业邦网站上批露的每月投融资信息，规模很难相提并论。
在北京，从我自己所在的活动行办公室、中关村大街幅射出去，旁边有北大、清华、北邮等众多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关村聚集着Google、新浪、百度、网易以及众多的创业公司，东三环附近众多的知名VC，以及这个放射线划出去所涵盖到的网民和市场——从学校、创业者、资本到市场全有了。在北京可以看到的互联网生态圈，就是30年前在新竹所能看到的辉煌。
而现在，这样的生态圈在台北是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