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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寿最早是诗人,20世纪90年代起先后出版过诗集《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等。谢冕先生评价说:“在当前很多诗人跃跃欲试要振兴中国诗歌的时候,这些‘古老大海的浪花’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给予了有力的回答。”新世纪以来,徐兆寿又将笔力挺向长篇小说,在《非常日记》《生于1980》《非常情爱》和《我的虚拟婚姻》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与焦虑、苦闷和彷徨搏斗的人物形象。总体看来,他的小说创作比诗歌量大,然而,不知为何,作为一个诗人的徐兆寿更受关注,作为小说家的徐兆寿却被忽视了。直到《荒原问道》出版,情势却急转直下,人们似乎又忘记了徐兆寿是一位诗人,只谈论他的小说了,我也不例外。如此这般的纷扰,真是有意思,然而,意蕴盎然的小说更有意思。《荒原问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塑造的三重世界,以下逐一分析。
一 历史与生活的无限真实
毫无疑问,《荒原问道》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忠实,既忠实于历史,又忠实于生活;二是批判,既批判城乡矛盾,也批判现代文明。小说讲述夏木和陈子兴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是在一个非常宏阔的时代背景上展开的,与历史的记忆完全相符,和生活的细节完全重合。
就历史而言,整部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为线索,无论是道听途说还是亲身经历,每一个历史时期,作者都提及了这个时间段中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变化或者社会事件,文字很实诚,时空无虚构。20世纪50年代反右时期,甘肃夹边沟饿死许多知识分子,小说中彭清扬的意义即在于铭记这段历史。70年代恢复高考,80年代闹学潮,90年代市场经济流行“读书无用论”等,小说中都有笔墨一一展现。这是小说与时代的互动,也是小说的功能之一,只有呼应了真实的世界,小说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就生活而言,整部小说是以中国西部社会的城乡生活为环境的,作者无意把小说写成中国西部社会的“清明上河图”,但是,“清明上河图”的影子却无处不在。甘南扎尕那的风景美丽如画,大学校园里的派别斗争无比复杂,而校园职称评定则黑幕重重,等等。这是作者生活的世界,也是读者熟悉的世界。循着文字的方向,顺着作者的指引,读者诸君几乎都能从中找出属于自己生活的插曲,从而接近或抵达作者的精神栖息之所。小说描写男主人公陈子兴的中学生活,就几乎是在复制现如今四五十岁左右的农村出身的中年人的过去。“我每天都会在八点五十左右去她的屋子,在火炉底仓里的灰烬上洒上一点水,把灰尘压住,然后轻轻地将灰烬铲在一个桶子里,一直提到两百多米的露天厕所旁边倒掉,然后飞奔着穿过操场到教工食堂旁的一间煤房里,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个桶子装满,再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她的屋子。这时,就听见上课的铃声响了。我就跟她打个招呼,关上门飞奔到教室。老师已开始上课,我从后门进去,悄悄地坐在倒数第一排。”表面上看,这段文字像流水账一样,然后来然后去的,但实际上,是对历史和过往生活有闻必录,立此存照,与人物形象高度一致。主人公无暇它想,只能以飞快地动作完成固定任务,从而掩饰对老师的暗恋所引起的心理波动。
如果仅有对历史和生活的完全模仿,《荒原问道》就不会是一部好作品。细节使整部小说引人入胜,耐读性强,而批判的立场,才使整部小说的现实主义韵味达到高潮。我们所处的“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它的不同领域各有不同的模式,按照不同节奏变化,并且有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面对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多元的社会,作为一部小说,《荒原问道》有着明显的反思特征。这种反思显然是以我留恋荒原、远赴希腊为标志的,但相对于主旨般的宏大而言,有些细微的批判则更加耐人寻味。小说对城乡二元矛盾的批判在我哥哥的不幸婚姻中慢慢剥开,在黄美伦被夫家抛弃、万人唾骂时半遮半掩,而在钟秋香姐妹进城后完全呈现,在批判时有一种生活逻辑隐藏其中,让批判本身变得有滋有味。小说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在王秀秀的性焦虑中被人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在屡次占卜的一回回灵验中被人深信不疑地记忆,又在黑子死亡后被人们决绝地领悟,批判的立场愈来愈明晰,文学的力量像演习一般一次次呈现,震撼人心。
当然,小说对现实世界的刻画,明显受到了内外因素的影响。杨显惠先生的《甘南纪事》和《夹边沟记事》,就能从中找到痕迹。作者自己原来的作品,也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的虚拟婚姻》中的主人公杨树,生活环境和命运遭际与陈子兴就极其相似。
二 灵与肉的无限挣扎
《荒原问道》里的每个人物都有他(她)的内心挣扎,其心理世界异常丰富。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我认为整部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似乎是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信徒,或迟或早地接受了加缪的灵魂洗礼。小说中两次出现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里的一段话:“我们已经明白: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像寓言一样,给小说的故事涂了底色,给每一个与命运作对或者与命运抗争的人作出了行为注解。
小说要塑造人物,尽可能多角度地表现人物的心理世界,这是小说的任务,也是小说成败的关键。在《荒原问道》里,我们能看到众多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女性和知识分子。他们或是亲人,或是师生,或是同事,或是同为天涯沦落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饱含着对寂寞的无限放大,对生命本能的向往与崇拜。小说家们通行的做法是,塑造这样的一群人物的过程中,人物具体的“做”比人物抽象地“想”更重要,因为人物的行为比人物的心理更能够体现明确的性格和独特的形象。但是,我总觉得,《荒原问道》中,每一个人物“怎么想”比“怎么做”更重要,这也是我把人物形象分析放在心理世界中加以讨论的主要原因。
秉承着《红楼梦》的传统,徐兆寿笔下的女性也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在行为、性格、社会地位和审美趣味上各不相同,这些女性在其内部似乎有着巨大的距离,但她们都是大地的精灵,都在追求幸福的人生。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在“怎么做”方面,她们各不一样,黄美伦饱读诗书却演绎不伦之恋,钟冬梅暗恋成真却只为护佑子嗣,王秀秀假戏真做却变为真戏假做,钟秋香以身相许到头来却是相许一生,张蕾与爱玩耍却终被爱耍,我奶奶唠唠叨叨却相知相守,可谓千差万别。但事实上,借助于“怎么想”,女性之间的这些距离在小说中被完全抹杀了,黄美伦想要成全爱人,钟冬梅想要家庭美满,王秀秀想要酣畅淋漓,钟秋香想要厮守终生,张蕾想要义无反顾,我奶奶想要真正的男人,“怎么想”变成了万能的神的妙法,这些出奇地一致,她们想延长或者创造真正的男人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农村老太太——我奶奶——反倒成了小说中所有女性的“教主”,她洞察世事,识人识体,是幸福的女人中最成功的女人,成功的女人中最幸福的女人,堪称完美的女性形象。与其相比,其他女性要么“想”得不彻底,要么“想”得太过分,反而削弱了心理的境界。需要指出一点,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黄美伦和陈子兴之间悖逆世俗的不伦之恋才会有所有正剧应有的结局。 相对于女性,知识分子是《荒原问道》所着力塑造的形象。陈十三从乡下到城里最后想要去希腊寻根问道,夏木从城市到乡村又到城市最后远遁想要拯救文化,洪江远离俗世想要重写孔子,彭清扬死于非命想要树立伟大人格,山之宽精于权术想要建立山派美学,黑子无限书写却归于挽歌。看得出来,所有的“怎么做”都不一样,可所有的“怎么想”却是一样的,最终都归于荒原,城市的荒原,和自然的荒原、童真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毫无生机的荒原,即精神的荒原。正是借助于“怎么想”,也就是想象中的荒原,小说才消除了知识分子们“怎么做”之间的距离,让知识分子有了拯救人类的资格。然而,我始终觉得,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似乎是一些过客,并不完整,其心理世界是历史的截面(横断面),而不是历史的全部。究其原因,与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不健全密切相关,“人们一旦与过去切断联系,就绝难摆脱从将来本身产生出来的最终空虚感。信仰不再成为可能。艺术、自然或冲动在酒神行为的醉狂中只能暂时地抹杀自我。醉狂终究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冷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地降临大地。这种在劫难逃的焦虑必然导致人人处于末世的感觉”。在我看来,带着满肚子的焦虑,是难当大任的。
三 宗教救赎的无限可能
《荒原问道》中还始终弥漫着加缪式的英雄主义情结。作者怀有深深的担忧:“人是这样一种动物,能适应各种生活。神在的时候,能做神的仆人。神死的时候,人做自己的主子。可是,现在呢,人也死了,只剩下一些欲望,我们就是欲望的奴隶。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我有时觉得我连欲望都没有了,就只剩下虚无的影子。”环境被破坏,生命被扭曲,本能被遏制,道德被践踏,真正的“人”消失了,一些行尸走肉遍布周围,使得“救赎”成为小说的主题之一,哲学家式的思考成为小说行文的常态。在救赎的模式下,叙事的技巧和文字的机灵退居其次,而作者的抱负和价值诉求则随之上升。从这一点出发,《荒原问道》更像一部学术专著,以形而上的方式,用作者的内心烛照一段荒凉,也即文化世界的建构。
小说中从头到尾对文化世界的构建,是英雄主义情结的集中体现,也是小说最出彩的地方。一方面,作者用哀伤的笔调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实然”的文化世界,新的礼崩乐坏到处蔓延,劣质的文化种子到处播撒。在整理黑子的遗诗时,主人公对“实然”的文化世界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从痛苦的宣泄到纷乱的质问,从情感到理性,潦草的诗歌。我感到了沉重,感到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我想起在黑子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谋划着如何自杀”。另一方面,小说以“超人”的力量勾勒出一个“应然”的文化世界,至高无上的诗歌胜利了,宗教胜利了,本能与自然胜利了,与生俱来的宿命被打破了。在小说中,有两种意象反复出现:荒原和小羊,在我看来,荒原就是“应然”的文化世界,小羊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居民。“现代人的傲慢就表现在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地扩张;现代世界也就为自己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当荒原被不断蚕食,小羊在梦里不停叫喊时,小说里的文化超人就应运而生了,那就是宗教。
是的,一切救赎,只有宗教能够完成,也许还应该加上民间的力量。小说中,连续有三个人物失踪,都与宗教或民间有关。文清远“竟然成为一个有着广阔胸怀和高远志向的佛教徒”,黄美伦“本来对西方的东西就喜欢,但从来没想过信基督……信了上帝后,灵魂渐渐地安静了”,夏木“走向民间……心中平静如水,毫无牵挂和仇恨……生于道,隐于道。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他们笃信民间,走向宗教,才“割掉爱和欲”,穿越了无穷无尽的荒原。只有宗教,才可以把人变为超人,或许宗教就是超人本身。这是小说匠心独运的地方,因为小说中确实有一个“超人”的意象存在,他(也许应该称为我)与命运抗争,调度一切,给人以希望,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然而,超人终究要现身,如果作家企图把“救赎”的重担往自己肩膀上扛,大家所担心的事情就会再次出现:“尼采宣告的那个超人,给二十世纪的艺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艺术家一旦自认为超人,便开始发疯,那无限膨胀的自我变成了盲目失控的暴力,艺术的革命家大抵就是这样来的。然而,艺术家其实跟常人一样脆弱,承担不了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也不可能救世……尼采自塑的一个无限自恋的超人的形象,对脆弱的艺术家来说是个假象,否定传统的一切价值,最终也同样导致对自我的否定。”所以说,《荒原问道》里所有的苦痛和挣扎就在于此:“远赴希腊之前,我又一次漫游于无穷无尽的荒原之上。”究竟要远赴希腊还是漫游荒原,选择过程必定苦痛丛生,超人也需挣扎其中,因为出发的前提非常一致:不是对社会的悲凉,而是对自我的迷失。
(杨华,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一 历史与生活的无限真实
毫无疑问,《荒原问道》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忠实,既忠实于历史,又忠实于生活;二是批判,既批判城乡矛盾,也批判现代文明。小说讲述夏木和陈子兴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是在一个非常宏阔的时代背景上展开的,与历史的记忆完全相符,和生活的细节完全重合。
就历史而言,整部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为线索,无论是道听途说还是亲身经历,每一个历史时期,作者都提及了这个时间段中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变化或者社会事件,文字很实诚,时空无虚构。20世纪50年代反右时期,甘肃夹边沟饿死许多知识分子,小说中彭清扬的意义即在于铭记这段历史。70年代恢复高考,80年代闹学潮,90年代市场经济流行“读书无用论”等,小说中都有笔墨一一展现。这是小说与时代的互动,也是小说的功能之一,只有呼应了真实的世界,小说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就生活而言,整部小说是以中国西部社会的城乡生活为环境的,作者无意把小说写成中国西部社会的“清明上河图”,但是,“清明上河图”的影子却无处不在。甘南扎尕那的风景美丽如画,大学校园里的派别斗争无比复杂,而校园职称评定则黑幕重重,等等。这是作者生活的世界,也是读者熟悉的世界。循着文字的方向,顺着作者的指引,读者诸君几乎都能从中找出属于自己生活的插曲,从而接近或抵达作者的精神栖息之所。小说描写男主人公陈子兴的中学生活,就几乎是在复制现如今四五十岁左右的农村出身的中年人的过去。“我每天都会在八点五十左右去她的屋子,在火炉底仓里的灰烬上洒上一点水,把灰尘压住,然后轻轻地将灰烬铲在一个桶子里,一直提到两百多米的露天厕所旁边倒掉,然后飞奔着穿过操场到教工食堂旁的一间煤房里,以最快的速度把那个桶子装满,再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她的屋子。这时,就听见上课的铃声响了。我就跟她打个招呼,关上门飞奔到教室。老师已开始上课,我从后门进去,悄悄地坐在倒数第一排。”表面上看,这段文字像流水账一样,然后来然后去的,但实际上,是对历史和过往生活有闻必录,立此存照,与人物形象高度一致。主人公无暇它想,只能以飞快地动作完成固定任务,从而掩饰对老师的暗恋所引起的心理波动。
如果仅有对历史和生活的完全模仿,《荒原问道》就不会是一部好作品。细节使整部小说引人入胜,耐读性强,而批判的立场,才使整部小说的现实主义韵味达到高潮。我们所处的“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它的不同领域各有不同的模式,按照不同节奏变化,并且有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面对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多元的社会,作为一部小说,《荒原问道》有着明显的反思特征。这种反思显然是以我留恋荒原、远赴希腊为标志的,但相对于主旨般的宏大而言,有些细微的批判则更加耐人寻味。小说对城乡二元矛盾的批判在我哥哥的不幸婚姻中慢慢剥开,在黄美伦被夫家抛弃、万人唾骂时半遮半掩,而在钟秋香姐妹进城后完全呈现,在批判时有一种生活逻辑隐藏其中,让批判本身变得有滋有味。小说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在王秀秀的性焦虑中被人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在屡次占卜的一回回灵验中被人深信不疑地记忆,又在黑子死亡后被人们决绝地领悟,批判的立场愈来愈明晰,文学的力量像演习一般一次次呈现,震撼人心。
当然,小说对现实世界的刻画,明显受到了内外因素的影响。杨显惠先生的《甘南纪事》和《夹边沟记事》,就能从中找到痕迹。作者自己原来的作品,也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我的虚拟婚姻》中的主人公杨树,生活环境和命运遭际与陈子兴就极其相似。
二 灵与肉的无限挣扎
《荒原问道》里的每个人物都有他(她)的内心挣扎,其心理世界异常丰富。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我认为整部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似乎是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信徒,或迟或早地接受了加缪的灵魂洗礼。小说中两次出现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里的一段话:“我们已经明白:西西弗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像寓言一样,给小说的故事涂了底色,给每一个与命运作对或者与命运抗争的人作出了行为注解。
小说要塑造人物,尽可能多角度地表现人物的心理世界,这是小说的任务,也是小说成败的关键。在《荒原问道》里,我们能看到众多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女性和知识分子。他们或是亲人,或是师生,或是同事,或是同为天涯沦落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饱含着对寂寞的无限放大,对生命本能的向往与崇拜。小说家们通行的做法是,塑造这样的一群人物的过程中,人物具体的“做”比人物抽象地“想”更重要,因为人物的行为比人物的心理更能够体现明确的性格和独特的形象。但是,我总觉得,《荒原问道》中,每一个人物“怎么想”比“怎么做”更重要,这也是我把人物形象分析放在心理世界中加以讨论的主要原因。
秉承着《红楼梦》的传统,徐兆寿笔下的女性也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在行为、性格、社会地位和审美趣味上各不相同,这些女性在其内部似乎有着巨大的距离,但她们都是大地的精灵,都在追求幸福的人生。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在“怎么做”方面,她们各不一样,黄美伦饱读诗书却演绎不伦之恋,钟冬梅暗恋成真却只为护佑子嗣,王秀秀假戏真做却变为真戏假做,钟秋香以身相许到头来却是相许一生,张蕾与爱玩耍却终被爱耍,我奶奶唠唠叨叨却相知相守,可谓千差万别。但事实上,借助于“怎么想”,女性之间的这些距离在小说中被完全抹杀了,黄美伦想要成全爱人,钟冬梅想要家庭美满,王秀秀想要酣畅淋漓,钟秋香想要厮守终生,张蕾想要义无反顾,我奶奶想要真正的男人,“怎么想”变成了万能的神的妙法,这些出奇地一致,她们想延长或者创造真正的男人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农村老太太——我奶奶——反倒成了小说中所有女性的“教主”,她洞察世事,识人识体,是幸福的女人中最成功的女人,成功的女人中最幸福的女人,堪称完美的女性形象。与其相比,其他女性要么“想”得不彻底,要么“想”得太过分,反而削弱了心理的境界。需要指出一点,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黄美伦和陈子兴之间悖逆世俗的不伦之恋才会有所有正剧应有的结局。 相对于女性,知识分子是《荒原问道》所着力塑造的形象。陈十三从乡下到城里最后想要去希腊寻根问道,夏木从城市到乡村又到城市最后远遁想要拯救文化,洪江远离俗世想要重写孔子,彭清扬死于非命想要树立伟大人格,山之宽精于权术想要建立山派美学,黑子无限书写却归于挽歌。看得出来,所有的“怎么做”都不一样,可所有的“怎么想”却是一样的,最终都归于荒原,城市的荒原,和自然的荒原、童真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毫无生机的荒原,即精神的荒原。正是借助于“怎么想”,也就是想象中的荒原,小说才消除了知识分子们“怎么做”之间的距离,让知识分子有了拯救人类的资格。然而,我始终觉得,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似乎是一些过客,并不完整,其心理世界是历史的截面(横断面),而不是历史的全部。究其原因,与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不健全密切相关,“人们一旦与过去切断联系,就绝难摆脱从将来本身产生出来的最终空虚感。信仰不再成为可能。艺术、自然或冲动在酒神行为的醉狂中只能暂时地抹杀自我。醉狂终究要过去,接着便是凄冷的清晨,它随着黎明无情地降临大地。这种在劫难逃的焦虑必然导致人人处于末世的感觉”。在我看来,带着满肚子的焦虑,是难当大任的。
三 宗教救赎的无限可能
《荒原问道》中还始终弥漫着加缪式的英雄主义情结。作者怀有深深的担忧:“人是这样一种动物,能适应各种生活。神在的时候,能做神的仆人。神死的时候,人做自己的主子。可是,现在呢,人也死了,只剩下一些欲望,我们就是欲望的奴隶。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我有时觉得我连欲望都没有了,就只剩下虚无的影子。”环境被破坏,生命被扭曲,本能被遏制,道德被践踏,真正的“人”消失了,一些行尸走肉遍布周围,使得“救赎”成为小说的主题之一,哲学家式的思考成为小说行文的常态。在救赎的模式下,叙事的技巧和文字的机灵退居其次,而作者的抱负和价值诉求则随之上升。从这一点出发,《荒原问道》更像一部学术专著,以形而上的方式,用作者的内心烛照一段荒凉,也即文化世界的建构。
小说中从头到尾对文化世界的构建,是英雄主义情结的集中体现,也是小说最出彩的地方。一方面,作者用哀伤的笔调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实然”的文化世界,新的礼崩乐坏到处蔓延,劣质的文化种子到处播撒。在整理黑子的遗诗时,主人公对“实然”的文化世界的失望达到了极点,“从痛苦的宣泄到纷乱的质问,从情感到理性,潦草的诗歌。我感到了沉重,感到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我想起在黑子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谋划着如何自杀”。另一方面,小说以“超人”的力量勾勒出一个“应然”的文化世界,至高无上的诗歌胜利了,宗教胜利了,本能与自然胜利了,与生俱来的宿命被打破了。在小说中,有两种意象反复出现:荒原和小羊,在我看来,荒原就是“应然”的文化世界,小羊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居民。“现代人的傲慢就表现在拒不承认有限性,坚持不断地扩张;现代世界也就为自己规定了一种永远超越的命运——超越道德,超越悲剧,超越文化。”当荒原被不断蚕食,小羊在梦里不停叫喊时,小说里的文化超人就应运而生了,那就是宗教。
是的,一切救赎,只有宗教能够完成,也许还应该加上民间的力量。小说中,连续有三个人物失踪,都与宗教或民间有关。文清远“竟然成为一个有着广阔胸怀和高远志向的佛教徒”,黄美伦“本来对西方的东西就喜欢,但从来没想过信基督……信了上帝后,灵魂渐渐地安静了”,夏木“走向民间……心中平静如水,毫无牵挂和仇恨……生于道,隐于道。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他们笃信民间,走向宗教,才“割掉爱和欲”,穿越了无穷无尽的荒原。只有宗教,才可以把人变为超人,或许宗教就是超人本身。这是小说匠心独运的地方,因为小说中确实有一个“超人”的意象存在,他(也许应该称为我)与命运抗争,调度一切,给人以希望,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然而,超人终究要现身,如果作家企图把“救赎”的重担往自己肩膀上扛,大家所担心的事情就会再次出现:“尼采宣告的那个超人,给二十世纪的艺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艺术家一旦自认为超人,便开始发疯,那无限膨胀的自我变成了盲目失控的暴力,艺术的革命家大抵就是这样来的。然而,艺术家其实跟常人一样脆弱,承担不了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也不可能救世……尼采自塑的一个无限自恋的超人的形象,对脆弱的艺术家来说是个假象,否定传统的一切价值,最终也同样导致对自我的否定。”所以说,《荒原问道》里所有的苦痛和挣扎就在于此:“远赴希腊之前,我又一次漫游于无穷无尽的荒原之上。”究竟要远赴希腊还是漫游荒原,选择过程必定苦痛丛生,超人也需挣扎其中,因为出发的前提非常一致:不是对社会的悲凉,而是对自我的迷失。
(杨华,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