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春节，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传遍了朋友圈。对于作者黄灯来说，这篇文章是她对家族历史的梳理，是她多年观察的一次偶然出场。由这个视点出发，她又将目光投向了与她生命产生关联的三个村庄：丈夫的老家丰三村、自己的出生地凤形村、和外婆生活的隘口村，对这三个村庄的回望和关照构成了她的新书《大地上的亲人》。
　　作为整个家族里唯一一个获得高学历的人，黄灯的成长经历，隐喻了一条逃离乡村的路径。然而堂弟的一次偶然造访，却打破了她隱匿城市、沉湎学术的平静生活。2002年的中秋，黄灯还在广州读博士，在广州打工的19岁堂弟敲开她宿舍的门，兴奋地告诉她，自己如何巧妙地躲过门卫的盘查，进入神秘的中山大学。堂弟的手里还拎着一盒“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和一箱蒙牛牛奶。
　　黃灯坦言，堂弟的造访对她的冲击，就好像鲁迅在仙台医学院看到国人围观屠杀同胞的幻灯片。她开始反思，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乡村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夺一种本真的感情，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一个出身卑微、年幼丧母的孩子，在戾气横生的坚硬现实里、在广州多年的心酸辗转中，都没有磨灭悲悯与爱的能力，她又有什么资格，每天坐在条件优渥的办公室里，写一些不知所云的论文，让知识稀释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情感。”
　　在黄灯看来，“他们的命运是我的另一种可能”，这样的表述并不夸张。上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里，大批国企工人纷纷下岗；在农村，无论老小，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为生存涌入城市。当黄灯在知识的包裹下不断地靠近“精英”，比黄灯小一岁的表妹，可能在工厂外摆摊贩卖最廉价的内衣和袜子；常年淹没在她记忆中的叔叔，则在为明天的早餐忧心忡忡。
　　因此，她试图在书中处理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如何与和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立一种关联，“农村滋养了这么多人才，贡献了这么多资源，作为一个城市里的农村人，应该想办法回馈农村的父老乡亲。现在城市里的中产，面对困境一个最直觉的反应就是移民。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逃离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完美的解决方案，逃得开这个地方，逃不开你内心的困惑。我觉得还是要有人留下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守护我们生存的土地，解决我们实实在在的问题。”
　　黄灯一直在反问自己，隐匿城市与知识为伍的生活与亲人在乡村生活中的挣扎和困顿，究竟哪一种才是自己需要面对的真实？这能代表成功“逃离”农村的“农二代”的普遍心态吗？反复思考后，她觉得是可以代表的。例如，以前的意义是跟传统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现在主要是跟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一个农村人在外做一些很苦很累的工作，并不单纯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争一口气、挣个面子。如果他的婚礼特别热闹，那在整个仪式之中，他就确认了他的价值，乡亲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觉得他很风光地把老婆娶回来了。他的人生价值来自于别人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标准又来自现在流行的消费主义观念。
　　在书的最后，作者提到，乡村建设的一条可能出路，是从当地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中汲取养分。这样的灵感，主要来自于黄灯外婆生活的村庄隘口村近几年的变化。隘口村所在的长乐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和流传了几百年的民俗形式，内容以民间传说为主。所以长乐镇的农民性格和其他地方的农民很不一样，组织性特别强、很团结、很讲义气，也爱虚荣、爱面子，活色生香的，每个人都很“有劲儿”，有那种很质朴的、粗鲁的原始生命力。从2010年新农村建设以来，很多钱拨到村里，给村里修了很多公共场所，重新形成了村庄的公共空间，比如有了文化活动中心，村民们就开始自发组织腰鼓队、跳广场舞，当地的“说故事”民俗，因为成功申请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人们也开始恢复这种形式的娱乐了。从中，作者看到了传统文化复兴、村民精神生活重新获得新的源泉的可能，也是令人欣喜的一种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