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以万计的汉字浩翰海洋中，恐怕只有“馕”这个字是唯一为新疆食品而造的。出了新疆，无人知道这字是什么意思，口里人来新疆，不说“馕”而叫做“馕饼”，就连中国文字大师郭沫若也在“馕”字上栽了跟斗，出了洋相。
　　其实馕的历史很悠久，吐鲁番出土文物中便有唐朝的馕。馕，不过古称“胡饼”，无怪郭老不知。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中说：“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出新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以辅兴无”。看起来唐朝时京城不但有“馕房”，会“打馕”，而且还成了学习的“样板”，甚至“邮局”还能“寄胡饼”，说明当时的馕已具有经久不坏的特点。
　　另外，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也摘录了“食经”的烤馕技术。从此新疆的馕便正式列入了中华食谱。
　　“胡饼”，意即西域大饼，古时“西域”很模糊，有时专指新疆，有时还包括中亚、西亚。今天我们在影视中还经常能看到阿拉伯民族头顶装满烤馕的硕大扁筐叫卖的镜头。
　　1960年到1962年间，新疆博物馆一位郁郁不得志的某人，杜撰了一个不存在的所谓唐代西域回纥诗人“坎曼尔”，又为“坎曼尔”抄写并伪造了几首创作的“唐诗”，并请另一同伙偷偷誊写在一件1959年出土的唐代纸片上，混在文物箱中，至1962年博物馆检查文物时被“发现”，公诸于世，并轰动一时。
　　沫若先生为此撰文《〈坎曼尔诗签〉试探》，对这位捏造出来的“兄弟民族诗人”大加赞赏。其实这个捏造的“文物”漏洞百出，当时就有人指出。比如，“文物”中出现了五十年代才制定的简化字，如“诗坛”的“坛”、“五谷”的“谷”；又比如，有些词语如“东家”“李杜诗坛”等根本不是唐朝所能有的；还有，“坎曼尔”所写的正楷，使用的不是唐朝通常的字体；再说，坎曼尔的身份也颇值得怀疑，这个能够累世学习汉文的诗人至少应该是地主以上的富户，但其诗文内容却充满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与中国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的“革命情结”如出一辙。而且坎曼尔所抄的白居易《卖炭翁》，也恰好是当年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反映“阶级斗争”的诗词，尤为奇怪的是，坎曼尔与白居易同为元和年间的人，所抄白诗与唐代抄本不同，却与宋明流传的抄本即今语文课本相同，这一差异连郭老自己也列举得很清楚，却未提出一句质疑。
　　郭老出于当时“反修”的政治需要，急于驳斥苏联宣传的“中国北界是万里长城，西界从未超过甘肃和四川”的谬论，对“文物”中明显的疑点视而不见。文末，郭老以诗人特有的炽烈感情，替不存在的“坎曼尔”把“超过了老沙皇的豺狼们”痛斥了一番。
　　最有趣的是，“某人”生造的一个字难倒了当代甲骨文大师。诗中有一句“东家豺狼恶，食吾饣良，饮吾血”。郭老不认识这个“饣良”字，只好猜测，当是“粮”的简化。
　　后来某“新疆同志”认为“饣良”应为“馕”的简化（这一点说得不错，在乌鲁木齐街头经常可以看到“饣良房”“烤饣良”的招牌），说“馕是新疆兄弟民族的一种面制的食品，类似烘饼”。郭老才恍然大悟，认为这样“更具体，而且具有地方民族风味，更亲切”。该“新疆同志”算是当了一回郭老的“一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