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赵梓森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母亲靠做缝纫活儿、销售小商品贴补家用。赵梓森的父母虽然没读过书，但深刻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在艰苦的岁月中，仍然供养8个孩子都上了大学。
　　赵梓森是个早产儿。童年时他个子很小，稍有风吹雨淋就会生病，两次伤寒甚至差点夺去他的生命。这让赵梓森早早就意识到：一定要有一副好身板儿。在学校里，他爱上了美术、雕刻、集邮，还喜欢做模型飞机、打乒乓球……更多的时间，他泡在足球场上，身体越来越结实。
　　儿时家里买不起玩具，赵梓森就想方设法自己制作。他带弟弟一起组装矿石收音机。买不起半导体，就把矿石敲碎后用火加热使铜氧化，自制氧化铜检波器，然后钉上弹簧指针，装上耳机。
　　赵梓森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秀，英语、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成绩却常常距离及格线很远。所以各科成绩一综合，总排名就跌到了倒数几名。中考时，赵梓森勉强考上了高中。
　　1949年，赵梓森高中毕业，该考大学了。
　　中学时成绩并不突出，所以他不敢报考学费低但考取难度较高的公立大学理工科。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最终报考了浙江大学农学院。但苦苦坚持了一年，赵梓森得出一个结论—“自己根本不是念农学的料”。
　　他下定决心，重新高考。
　　尽管家中经济拮据，开明的母亲还是支持了他的选择。
　　第二年，赵梓森考上了复旦大学，“报的是物理系，结果因为成绩没达标，被录取到了中文系”。
　　这一次，赵梓森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放弃复旦大学，辗转来到私立的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学习。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并入上海交通大学。赵梓森如愿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电子通信学科，“由于专业都是自己喜爱的，所以门门功课都是优秀”。
　　大学毕业后，赵梓森被分配到武汉电信学校做了一名中专教师。走上讲台，赵梓森才发现自己大学时书并没有读好：“当时课程改制，大学只读了3年，许多重要课程被压缩了，开始教书后才发现，学生用的苏联教材我都不懂。”
　　于是，课余时间赵梓森就在家自学，从大一的课程开始，重学微积分、概率论、外语，一直到把研究生课程都学完。
　　为了看懂国外的杂志、与外国人讨论交流，赵梓森每天新背20个单词，再把前一天背过的单词重背一遍，上午、下午各背一次。3个月下来，他背完了一本简明英语词典。几年后，赵梓森对自己充满信心。
　　领导见他喜欢科研，便把学校的3个实验室交给他负责。整天泡在实验室里的他如鱼得水。指导学生做实验之余，他就做自己感兴趣的实验，还常常思考：这个实验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如果用别的方法能不能做？“这样我的知识水平很快就提高了。”赵梓森说。
　　中学时代就锻炼出了很强的动手能力，毕业后坚持学习，又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两翼”并举，很快，赵梓森就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1969年，国家邮电部将立项研究多年却长期鲜有突破的“大气激光通信项目”转给武汉邮电学院（原武汉电信学校）。
　　项目紧急，实验所需的重要设备平行光管却要一年以后才能到货，这种情况下，赵梓森从小练就的“土法”派上了用场—他利用太阳光做平行光源，代替平行光管进行校正，仅用了两天项目就有所突破。
　　一年多工夫，项目组实现了大气传输通信距离从8米到10公里的飞跃。大家欣喜万分，赵梓森却很冷静：大气传输光通信技术受天气影响大，一旦碰上雨、雪、雾等天气，就无法正常通信。“总不能一下雨下雪老百姓就不打电话吧！”赵梓森意识到，大气传输光通信是条死胡同，必须寻求新的方法。
　　1972年底，赵梓森从一本国外的杂志上看到美国正在研究“光纤通信”—利用玻璃丝来通信。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会引起一场通信技术的革命。
　　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光纤通信，当时在很多专家看来都是“天方夜谭”。但认准的事赵梓森一定要干。在单位厕所旁的盥洗室里，他们搭建了一个简易实验室，利用一台破旧的机床、几个电炉、几只烧瓶，开始了研制工作。
　　功夫不負有心人。历经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1976年3月，赵梓森的团队拉出一根7米长的玻璃细丝，这是中国的第一根石英光纤。1979年，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的低损耗光纤面世。3年后，中国老百姓真正开始利用光纤通话。2018年，武汉邮科院研发的光纤，只用一根便可实现67.5亿对人同时通话，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光通信技术强国，市场份额占到全世界一半以上。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1月25日，杨贺勤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