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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科学底色;演进;科学家
《科学时报》（即今《中国科学报》）曾刊载了一篇独家专访，题名用“源于科学，成就于科学”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史。实际上，这一证据确凿的判断完全可以推广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之中。目前来看，对建党以来科学话语断代史的细节挖掘、梳理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相比较而言，运用长焦镜头对科学话语历史演进开展的研究则略显匮乏，而且既有研究也仍然普遍存在“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呼唤，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象，進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底色。一百年来，科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由变革生产关系的武器拓展、深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理解科学、正确地定位科学家的身份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然成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话语体系的重要线索。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话语——包括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科学与哲学、改革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科学家的阶级属性界定、改造等诸多方面——为参照系和线索探寻中国共产党科学话语百年演进的历程，并为进一步探讨科学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意义与价值奠定理论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科学底色的渊源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学习日渐由制度层面拓展、深入至以科学为代表的深层文化肌理之中。在追求人权、实现民主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与目标的前提下，“科学”的意义与价值日益凸显出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即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的“人权”即日后的“民主”，自此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蔚然风起。作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十月革命的成功照亮了中国革命未来的方向与前进的道路。先进的知识分子惊喜地发现：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人苦苦追求的民主与科学的完美化身。在进一步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又是“作为‘科学’被国人理解和接受”的。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进一步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象。他说：“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此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这一由“近代民主、科学思潮逻辑进化结出的果实”，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深深烙上了一抹“赛先生”——即“科学”的底色。建党前夕，怀揣“科学救国”梦想赴欧留学的中国青年中就包括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向警予、蔡畅、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即便是原本要自费留法，但最终并未成行的毛泽东同志，也立志“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诸如此类得史实不胜枚举，同时也足以验证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成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党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结合上达到一定的完美程度”，除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机缘外，从更深层次的理论肌理上来看，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内在关联密不可分的。
相比较而言，20世纪以后的人更为熟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家与革命家身份，容易被忽置不提的是二人的科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的身份。平心而论，两位革命导师也堪称19世纪伟大的科学家。至迟在1845年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二人既已开始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的系统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国民经济学，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就将更多余暇投注于初等、高等数学尤其是微积分的研究。此后的30年，马克思除了系统阅读牛顿、莱布尼茨、欧拉、达兰贝尔、拉格朗日等17世纪以来著名数学家的专著外，还撰写有《论导函数概念》《论微分》等专业数学研究论文，部分数学史家甚至将马克思的研究视为微积分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更是通过他们俩共同的挚友——近代有机化学奠基人、德国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1834-1892），取得与欧洲科学界第一流科学家学习、交流的机会。化学、农业化学、地质学、人类学等等“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且在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马克思都能有自己独到的发现。1870年结束在曼彻斯特的企业经营活动迁居伦敦，一直到创作《反杜林论》（1876-1878），恩格斯更是开启了一段接近十年的对自然科学、科学史、科学哲学地集中系统研究。在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之前，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原子一定不会是“已知的最小的物质粒子”，进而成功预言了电子的发现。甚至，恩格斯还曾经预言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应用实验方法将人类思维归结为“脑中的分子运动和化学运动’：开神经递质学说之先声。
之所以如此重视科学，从文化这一宏观层面讲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具体到微观层面特别是哲学领域，恩格斯进一步指出17世纪以来推动西方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而且“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在回顾唯物辩证法的产生过程时，恩格斯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概而言之，17世纪科技革命以后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建基在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之上的，都是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同样，未来哲学也必然如此。最后，恩格斯还不忘谆谆教诲未来的共产主义者：“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二、建党百年来中国科学话语的演进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科学与社会
从古希腊人的天才直觉、阿拉伯黄金时代零散的自然研究，到16、17世纪始于哥白尼终于牛顿、林奈的科技革命，再到19世纪层出不穷的自然科学新发现，在对科学内、外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之后，恩格斯得出结论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在科学社会学学科建制化之前半个世纪，恩格斯既已敏锐地发现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马克思同时指出：“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换句话说，近代自然科学是由资本的法术呼唤出来的“生产力”，而且毫无疑问资本在后续的不到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马克思主义将科学视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工业史以及建基在工业之上的资本的物质性存在视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同时，马克思又将工业视为“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换句话说，从本性上来看，其实科学正是作为“类”而存在的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一种展现。按照这个逻辑，作为人类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形式，科学毫无疑问应该“为人类服务”，成为通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却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中“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故而仅仅“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并最终使技术与科学的进步异化为“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因此，无论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推演，还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实记叙，都表明科学这种生产力“越来越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只有真正消灭了私有制，“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换句话说，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的科学，才有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并且真正实现生产力的解放，进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马克思也并没有完全否定科学从属于资本那个时代的历史功绩。在他看来，即便是一种异化式的应用，自然科学仍然“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事实证明，18世纪的自然科学“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前提）、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故而，马克思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概言之，科学在唯物史观中并未止於价值中立的生产力，而是进一步将力量传递至生产关系变革的领域中，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此外，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科学的过程中还衍生出一个生态的维度。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正是藉由自然科学“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的。与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不同，恩格斯冷静地告诫世人务必丢弃这种短视的惯性，“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人类必须努力学会估量科学应用过程中难以预知的“较远的后果”。在恩格斯看来，人类这一物种就是“物质的最高的精华”，而且正是通过人类，“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推而广之，生命的本质要素正在于它与周围自然界——即生命的无机的身体之间持续不断的“新陈代谢”。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简而言之，人与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避免人与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才能摆脱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难题。
（二）中国共产党科学话语的演进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事业总的来说是“替抗战建国服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反对迷信、启发民智，是当时的三大革命任务。因此，1940年毛泽东同志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界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文化指向反对帝国主义，“大众的”文化指向反对封建特权，“科学的”文化则指向是反对迷信、启发民智。三者之中，“科学”位居文化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曾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权建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等一批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在通讯、军工、农业科学乃至基础科学、科学普及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不俗的成就，有力地保障了抗战建国工作的顺利开展，真正将科学打造成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帝国主义的围追堵截以及百废待兴的国内形势，为了更好地推动艺术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毛泽东同志适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前后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创造了“两弹一星”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科学成就。尽管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科学成果依然聚焦在军事科技领域，但是党中央在科学观上已经出现向生产力维度转向的良好态势。1963年12月16日，在聽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接管科技与教育工作。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邓小平同志重提“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问题。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将科技提高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不能单靠拿来主义，尤其需要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紧接着，10月份邓小平同志又前瞻性地提出科学领域自主创新的长远规划，主张“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95年5月，江泽民同志适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更是取得了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2009）、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2011）、“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登月（2013）、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发射升空（2015）、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2016）、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2016）、“天和”号空间站核心舱（2021）成功发射等一系列引领时代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科学话语的生态文明转向，在上世纪中叶已初见端倪。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1972年官厅水库污染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派团参加联合国第一届人类与环境会议，进一步推动对环境生态问题的关注。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地日益加速，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生态困境，国际贸易领域同样遭遇着绿色壁垒等一系列生态钳制的难题。1996年，江泽民同志适时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的伟大抉择。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反复提到开创“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问题。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进而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突出地位。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口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文明新政，“正日渐由观念和政策的边缘走向中心”。
三、建党百年来科学家政策的衍变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就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这本反映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更离不开科学家群体所付出的伟大脑力劳动。因此，如何看待科学家、如何善待科学家进而最大限度的解放和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科学事业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科学家
作为人的脑力劳动的成果，科学原本应该从属于创造它的劳动本身。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势必引起科学和劳动的分离”。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是处于异化状态中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尽管处境稍有差异，科学家实际上同工人阶级一样也是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不费分文地“吞并‘别人的’科学”，正如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成果一样。当时大多数的科学家——恩格斯称之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样，尽管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却同样是需要进行思想觉悟的一个群体。
科学家本来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然而在现实中却遗憾地成为“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正因如此，一直到苏联时期，列宁、斯大林等人都将科学家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家。苏维埃俄国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同志即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即便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位革命导师一直都是非常关爱科学家的，而且希望能够通过建立“无产阶级和科学界技术界人士的联盟”：借以消灭贫困、疾病和肮脏等全部压迫。1893年12月19日，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即主张要像爱护眼睛那样关爱、尊重科学家，而且还专门成立了“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
（二）中国共产党科学家政策的衍变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家的认识、对待科学家的态度明显受苏联的影响较多。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即明确将科学家“归人小资产阶级范畴”。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其视为“革命的力量”，并且认为将来的政府也要重用“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1939年12月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共产党员要尊重党外学者，而且利用各种渠道吸纳国统区包括海归的科学家投身抗战建国事业中来。延安时期，我党在这些日益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向共产主义靠拢科学家的帮助下，创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院、民族学院、军政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等一批高质量的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科学家的待遇。1940年，晋察冀边区制定了“加强自然科学教育，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的方针，紧接着陕甘宁边区也批准实施了《1943年度技术干部优待办法》。同时，将派出去与请进来的政策相结合。20世纪30年代末，我党想方设法派遣了一批革命烈士遗孤前往苏联学习自然科学。皖南事变爆发后，将暴露身份的部分党员派往美国求学。这一系列科学政策的施行，为保证抗战建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国统区的、留学归国的科学家与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壮大。1950年7月25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救济失业教师和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引导科学家与青年学生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1956年1月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正式宣布：科学家“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前，党对科学家阶级属性的界定又一度出现了反复，甚至将部分科学家错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挫伤了科学家群体的积极性，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1978年3月，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科学家是工人阶级一份子的重要论断。20世纪80年代中叶，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热情关心科技人员的成长和进步。2006年，胡锦涛同志提出“建立健全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体制机制”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科学研判国际科技创新竞争态势以及国内科技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自主创新应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且反复提到要“营造良好人才创新生态环境”即科技生态的政策要求。习总书记还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四、结语
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科学形象。与此同时，科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底色。在马克思主义科学话语以及苏联早期科学实践经验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地拓展与革新着其对科学、科学与社会、科学家的认知，将科学提高到“第一生产力”的地位，真正将科学变成为人民服务的“人的本质力量”，解放了科学家即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实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开启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生态转向的伟大征程，為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奠定了科学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用一百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伟业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理解科学，也是真正懂得科学价值，更是真心关爱、尊重科学家的百年政党。只有内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话语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百年科学话语的演进才更加具备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样，只有内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科学话语的演进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话语体系才更能显示其现实力量。
《科学时报》（即今《中国科学报》）曾刊载了一篇独家专访，题名用“源于科学，成就于科学”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史。实际上，这一证据确凿的判断完全可以推广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之中。目前来看，对建党以来科学话语断代史的细节挖掘、梳理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相比较而言，运用长焦镜头对科学话语历史演进开展的研究则略显匮乏，而且既有研究也仍然普遍存在“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呼唤，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象，進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底色。一百年来，科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由变革生产关系的武器拓展、深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理解科学、正确地定位科学家的身份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然成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话语体系的重要线索。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话语——包括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科学与哲学、改革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科学家的阶级属性界定、改造等诸多方面——为参照系和线索探寻中国共产党科学话语百年演进的历程，并为进一步探讨科学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意义与价值奠定理论基础。
一、中国共产党科学底色的渊源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学习日渐由制度层面拓展、深入至以科学为代表的深层文化肌理之中。在追求人权、实现民主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与目标的前提下，“科学”的意义与价值日益凸显出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即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的“人权”即日后的“民主”，自此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蔚然风起。作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十月革命的成功照亮了中国革命未来的方向与前进的道路。先进的知识分子惊喜地发现：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人苦苦追求的民主与科学的完美化身。在进一步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又是“作为‘科学’被国人理解和接受”的。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进一步塑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形象。他说：“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此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这一由“近代民主、科学思潮逻辑进化结出的果实”，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深深烙上了一抹“赛先生”——即“科学”的底色。建党前夕，怀揣“科学救国”梦想赴欧留学的中国青年中就包括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向警予、蔡畅、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即便是原本要自费留法，但最终并未成行的毛泽东同志，也立志“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诸如此类得史实不胜枚举，同时也足以验证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成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党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的结合上达到一定的完美程度”，除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机缘外，从更深层次的理论肌理上来看，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内在关联密不可分的。
相比较而言，20世纪以后的人更为熟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家与革命家身份，容易被忽置不提的是二人的科学家、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的身份。平心而论，两位革命导师也堪称19世纪伟大的科学家。至迟在1845年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二人既已开始对“自然科学和历史”的系统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国民经济学，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就将更多余暇投注于初等、高等数学尤其是微积分的研究。此后的30年，马克思除了系统阅读牛顿、莱布尼茨、欧拉、达兰贝尔、拉格朗日等17世纪以来著名数学家的专著外，还撰写有《论导函数概念》《论微分》等专业数学研究论文，部分数学史家甚至将马克思的研究视为微积分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19世纪6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更是通过他们俩共同的挚友——近代有机化学奠基人、德国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1834-1892），取得与欧洲科学界第一流科学家学习、交流的机会。化学、农业化学、地质学、人类学等等“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且在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马克思都能有自己独到的发现。1870年结束在曼彻斯特的企业经营活动迁居伦敦，一直到创作《反杜林论》（1876-1878），恩格斯更是开启了一段接近十年的对自然科学、科学史、科学哲学地集中系统研究。在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之前，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原子一定不会是“已知的最小的物质粒子”，进而成功预言了电子的发现。甚至，恩格斯还曾经预言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应用实验方法将人类思维归结为“脑中的分子运动和化学运动’：开神经递质学说之先声。
之所以如此重视科学，从文化这一宏观层面讲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具体到微观层面特别是哲学领域，恩格斯进一步指出17世纪以来推动西方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而且“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在回顾唯物辩证法的产生过程时，恩格斯特别提到“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概而言之，17世纪科技革命以后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建基在自然科学的知识基础之上的，都是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同样，未来哲学也必然如此。最后，恩格斯还不忘谆谆教诲未来的共产主义者：“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二、建党百年来中国科学话语的演进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科学与社会
从古希腊人的天才直觉、阿拉伯黄金时代零散的自然研究，到16、17世纪始于哥白尼终于牛顿、林奈的科技革命，再到19世纪层出不穷的自然科学新发现，在对科学内、外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之后，恩格斯得出结论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在科学社会学学科建制化之前半个世纪，恩格斯既已敏锐地发现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马克思同时指出：“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换句话说，近代自然科学是由资本的法术呼唤出来的“生产力”，而且毫无疑问资本在后续的不到一百年的演进历程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马克思主义将科学视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工业史以及建基在工业之上的资本的物质性存在视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同时，马克思又将工业视为“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换句话说，从本性上来看，其实科学正是作为“类”而存在的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一种展现。按照这个逻辑，作为人类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形式，科学毫无疑问应该“为人类服务”，成为通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却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中“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故而仅仅“让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最必需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并最终使技术与科学的进步异化为“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因此，无论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推演，还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实记叙，都表明科学这种生产力“越来越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只有真正消灭了私有制，“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换句话说，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的科学，才有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并且真正实现生产力的解放，进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马克思也并没有完全否定科学从属于资本那个时代的历史功绩。在他看来，即便是一种异化式的应用，自然科学仍然“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事实证明，18世纪的自然科学“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前提）、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故而，马克思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概言之，科学在唯物史观中并未止於价值中立的生产力，而是进一步将力量传递至生产关系变革的领域中，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此外，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解科学的过程中还衍生出一个生态的维度。那个时代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正是藉由自然科学“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的。与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不同，恩格斯冷静地告诫世人务必丢弃这种短视的惯性，“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人类必须努力学会估量科学应用过程中难以预知的“较远的后果”。在恩格斯看来，人类这一物种就是“物质的最高的精华”，而且正是通过人类，“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推而广之，生命的本质要素正在于它与周围自然界——即生命的无机的身体之间持续不断的“新陈代谢”。所以，“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简而言之，人与自然界是生命共同体，避免人与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才能摆脱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难题。
（二）中国共产党科学话语的演进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事业总的来说是“替抗战建国服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反对迷信、启发民智，是当时的三大革命任务。因此，1940年毛泽东同志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界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文化指向反对帝国主义，“大众的”文化指向反对封建特权，“科学的”文化则指向是反对迷信、启发民智。三者之中，“科学”位居文化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曾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权建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等一批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在通讯、军工、农业科学乃至基础科学、科学普及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不俗的成就，有力地保障了抗战建国工作的顺利开展，真正将科学打造成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帝国主义的围追堵截以及百废待兴的国内形势，为了更好地推动艺术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毛泽东同志适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前后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代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创造了“两弹一星”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科学成就。尽管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科学成果依然聚焦在军事科技领域，但是党中央在科学观上已经出现向生产力维度转向的良好态势。1963年12月16日，在聽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接管科技与教育工作。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邓小平同志重提“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问题。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将科技提高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不能单靠拿来主义，尤其需要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紧接着，10月份邓小平同志又前瞻性地提出科学领域自主创新的长远规划，主张“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995年5月，江泽民同志适时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更是取得了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2009）、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2011）、“嫦娥三号”探测器成功登月（2013）、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发射升空（2015）、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2016）、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2016）、“天和”号空间站核心舱（2021）成功发射等一系列引领时代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科学话语的生态文明转向，在上世纪中叶已初见端倪。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1972年官厅水库污染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派团参加联合国第一届人类与环境会议，进一步推动对环境生态问题的关注。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地日益加速，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生态困境，国际贸易领域同样遭遇着绿色壁垒等一系列生态钳制的难题。1996年，江泽民同志适时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的伟大抉择。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反复提到开创“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问题。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进而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突出地位。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口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文明新政，“正日渐由观念和政策的边缘走向中心”。
三、建党百年来科学家政策的衍变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就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这本反映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更离不开科学家群体所付出的伟大脑力劳动。因此，如何看待科学家、如何善待科学家进而最大限度的解放和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科学事业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科学家
作为人的脑力劳动的成果，科学原本应该从属于创造它的劳动本身。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势必引起科学和劳动的分离”。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是处于异化状态中的，“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尽管处境稍有差异，科学家实际上同工人阶级一样也是雇佣劳动者。资本家不费分文地“吞并‘别人的’科学”，正如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成果一样。当时大多数的科学家——恩格斯称之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一样，尽管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却同样是需要进行思想觉悟的一个群体。
科学家本来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然而在现实中却遗憾地成为“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正因如此，一直到苏联时期，列宁、斯大林等人都将科学家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家。苏维埃俄国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同志即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即便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位革命导师一直都是非常关爱科学家的，而且希望能够通过建立“无产阶级和科学界技术界人士的联盟”：借以消灭贫困、疾病和肮脏等全部压迫。1893年12月19日，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即主张要像爱护眼睛那样关爱、尊重科学家，而且还专门成立了“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
（二）中国共产党科学家政策的衍变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家的认识、对待科学家的态度明显受苏联的影响较多。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即明确将科学家“归人小资产阶级范畴”。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其视为“革命的力量”，并且认为将来的政府也要重用“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学术”。1939年12月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共产党员要尊重党外学者，而且利用各种渠道吸纳国统区包括海归的科学家投身抗战建国事业中来。延安时期，我党在这些日益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向共产主义靠拢科学家的帮助下，创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院、民族学院、军政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大学等一批高质量的大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科学家的待遇。1940年，晋察冀边区制定了“加强自然科学教育，优待科学家及专门学者”的方针，紧接着陕甘宁边区也批准实施了《1943年度技术干部优待办法》。同时，将派出去与请进来的政策相结合。20世纪30年代末，我党想方设法派遣了一批革命烈士遗孤前往苏联学习自然科学。皖南事变爆发后，将暴露身份的部分党员派往美国求学。这一系列科学政策的施行，为保证抗战建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国统区的、留学归国的科学家与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壮大。1950年7月25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救济失业教师和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引导科学家与青年学生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1956年1月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正式宣布：科学家“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前，党对科学家阶级属性的界定又一度出现了反复，甚至将部分科学家错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挫伤了科学家群体的积极性，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1978年3月，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了科学家是工人阶级一份子的重要论断。20世纪80年代中叶，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热情关心科技人员的成长和进步。2006年，胡锦涛同志提出“建立健全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体制机制”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科学研判国际科技创新竞争态势以及国内科技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自主创新应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且反复提到要“营造良好人才创新生态环境”即科技生态的政策要求。习总书记还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四、结语
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科学形象。与此同时，科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底色。在马克思主义科学话语以及苏联早期科学实践经验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地拓展与革新着其对科学、科学与社会、科学家的认知，将科学提高到“第一生产力”的地位，真正将科学变成为人民服务的“人的本质力量”，解放了科学家即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先后实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开启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生态转向的伟大征程，為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奠定了科学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用一百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伟业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理解科学，也是真正懂得科学价值，更是真心关爱、尊重科学家的百年政党。只有内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话语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百年科学话语的演进才更加具备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样，只有内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科学话语的演进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话语体系才更能显示其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