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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明信，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教授，当代西方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有《政治无意识》、《马克思主义形式》、《语言的牢房》、《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大量著述。本文系詹明信为他即将出版的中文文选回答编者的访问。
张旭东：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个人“理论语言”的全貌以及您“方法论”的构成。一般人看来，您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广义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继而创造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批评风格，您能否谈谈当代“理论”发展中不同取向相互渗透的过程，以及这种渗透在您本人工作中的表现？
詹明信：这里有几桩事情需要交待一下。首先，我们所泛称的“后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而是包含了从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的一系列内容。它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我说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以法国情形为例，二战后主导法国思想界的当然是存在主义。但它很快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而结构主义的问题性正是在此刻开始凸现的。我所指的不是结构主义本身的立场，比如语言是人类意识活动的最终决定因素之类，而是它所探讨的语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一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生发出来的。战后，马克思主义在寻求一种更为贴切精微的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所有具体的后结构主义题旨都来自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
还要补充一点：我近来还对另一种重要的影响来源深感兴趣。这便是布莱希特的影响。布莱希特在四四、四五年间在柏林布莱希特剧院的出现是一个重大事件。尽管人们一般并不把布莱希特视为哲学家或理论家，但他的辩证思想却为日后的后结构主义明确了任务，这就是反人道主义。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两种事物的猛烈攻击。一是对经典资产阶级传统的攻击(而卢卡奇则为这一传统辩护)；一是对所谓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攻击(卢卡奇显然又是这一观念的倡导者)。这种反人道主义在阿尔都塞等人手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阿尔都塞写过关于布莱希特的文章，两者间的联系是清楚的。人们也都知道一些问题是由布莱希特提出的。
我所要强调的是，人们当然可以脱离历史而谈后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你想在更大的语境中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你就得注意马克思主义框架。在战后法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知识分子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本质的问题，表象的问题，等等——是他们各自议题中的基本因素。
这也可以说明另一个让某些人感到吃惊的现象，即德里达为何要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一两年前我们都看到了德里达读马克思的书(按：指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英译本题为The Spectres ofMarx)。我认为原因是在法国知识界非马克思主义化以后——现在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大理论家们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再强调一次：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的。德勒兹的情形亦是如此，尽管不幸的是德勒兹生前未能写成他的马克思主义巨著。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德里达的补救工作带有一种多重性：一方面他评论马克思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又要介入一个目前已没有激进派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再者，他也在试图历史地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本人的思想也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从这一基础发展出来的。这一切把他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
至于你的问题在当前理论界的具体反映，我想这同“理论”的本质有关。理论出现于伟大哲学体系的终结点，出现于一种市场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理论总不免要变成不同的理论商标。如果有人觉得这么说太不恭敬，那么我们可以说理论往往以各种“名牌理论”、“个人习语”或“私人语言”的方式存在。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观念统统吃进，再赋予其一种单一而自成一体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没有人再认为这是可能的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同时操起各式各样的理论语言。我们找不出什么将这些语言综合在一起而变成一种万能语言(master language)的办法，而我们甚至连这样做的欲望也没有，这就造成了你问题中所暗指的局面：一个人现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可是一转眼又说雅各布森的语言，或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或拉康的语言。人们常常指责我在这一点上搞折衷主义，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在语言上着眼。这就好像有些事情只有用法语说才清晰有力，有些事情只有德语才讲得明白，到了法语里就一塌糊涂，而又有些事就非用中文不行。理想状态应该是随你所讨论的问题而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但这几近于不可能。从这一角度看，我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某些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关联极为密切，尽管这种关系并非一眼就可以看破。
讨论这类问题必须重构具体的历史环境，否则很难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希望在我说明这些复杂问题的同时，这些说明也可以用来引导我们进入一些更为基本的理论、哲学问题。但我必须标出各式各样的名字，否则就像是我把这些观念都算在了自己的份上。事实的情形并非如此。毫无疑问在这些哲学指涉的镜像中，不了解原始材料就会晕头转向。
张：人们通常觉得您一半是“法国”的，一半是“德国”的——前者指后结构主义，后者指法兰克福学派。现在您告诉我们这个“法国”并非只是同“辩证批判”相对立的种种语言学、符号学和“理论”，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一部分。
詹：对，是这样的。我在学生时代就可以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并接触到法、德两种学术思想传统。但这纯属个人背景上的偶然因素。人们往往习惯于在法、德两种传统间选择，或扬“法”抑“德”，或扬“德”抑“法”。我一方面觉得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另一方面也觉得它非常古怪而可悲。前面已经说过，我并不认为严丝合缝的综合可行。同时我也不觉得借用来借用去是个成功的办法。以阿多诺在法国七十年代的借用为例，人们当时把“反同一性”的阿多诺列在后结构主义的名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对阿多诺思想的歪曲。此类结合并不如意。如何在不同立场间对话实在是一种很复杂的事情。人们不妨回忆哈贝马斯与福柯的对话，或乔姆斯基与福柯的对话。除了在一些基本的政治、文化问题上，在这些语言间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德、法传统两者都是伟大的哲学—理论传统，在这个程度上我或许可以算一个欧洲中心论者。我的思想只是碰巧形成于这样一种氛围。因而英美思想——经验主义，日常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诸如此类——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障碍，用保罗·德曼的话，是“对理论的抗拒”。所以客观的讲，我对这些东西并不热衷。我认为自皮尔斯以来在英美传统中有极为有趣的东西，但我的基本理论框架仍然是来自德法的。
张：这里我想打断一下。我相信把您当前的理论框架放在历史语境里谈会对读者有所裨益。但在西方理论中心之外，人们仍倾向于用一种更为粗疏的意识形态眼光来看问题，把各种立场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野来安排。您能不能谈谈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战后自由主义思想或立场的关系？
詹：战后西方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反共和反马克思主义所界定的。在这一点上，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本身是什么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对于西方左派来说，自由主义从来都是信誉扫地的。不过目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的回潮。它们身上的污点相对较少，因为至少它们不用在口头上口口声声反共了，无论它们在更深一层的政治信仰上有什么变化。但很清楚的是，我们(按指西方新左翼)从来不指望自由主义能提供任何激发思想的东西，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冷战自由主义，英美式的经验论不过为其披上一层哲学外衣而已。
张：我想您理解问这个问题时我们关心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的结构性关联，而是人们乐于从激进—自由—保守的立场分歧看问题的旧习。
詹：我完全理解。这是生存的策略，人人都会这么做。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从哲学问题本身开始，然后，或者说最后，再来决定这些问题是出于激进主义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立场或保守主义立场。所有这些后结构主义问题都可以在所有这些方向上反映出来。最终人们必需做出政治上的判断，我认为这至关重要；但问题应该首先从其内在的观念性上予以分析和讨论。对艺术作品亦是如此。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人们说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这种分析的韵律更令人满意。不过这也使我的立场在某些人看来颇为含糊，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号，而我却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
张：在您的哲学—理论构成方面，我想问问海德格尔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同时也想请您谈谈海氏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的地位。
詹：各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我五十年代在德国求学。海德格尔好像是在一九五一年被重新允许执教的。我那时所了解的德国在思想界由海德格尔的思想支配。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来得要晚得多。在法国，海德格尔也有他的信徒，连前往德国黑森林拘捕海德格尔的法国士兵都要求他签名留念。但海德格尔对整个法国思想界的渗透要慢得多。在此必须提到德里达。是他把海德格尔的某些方面提上议事日程的。这个海德格尔并非德国人了解的本体论的海德格尔，而是“颠覆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其角色非常不同。把德里达视为海德格尔主义者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德里达绝对不持有任何本体论方面的立场。他对此不感兴趣。在他看来那是海德格尔可悲的一面。然而海德格尔对于消解哲学的运作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海德格尔也置身于同样的历史性问题之中。这一切很复杂。我看海德格尔目前在德国基本上是过眼烟云了。眼下的德国几乎完全笼罩在哈贝马斯的影响之下。当然现在有美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在美国海德格尔是个颇为景气的行业，不断有新的文稿面世。我本人的思想形成受萨特的影响很大，因而有许多海德格尔的东西我并不需要，因为我已从其萨特版中了解到了。
不过我觉得海德格尔思想中某些成分同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这就是所谓的实用的海德格尔：这个海德格尔大谈工具和生产。这为“日常生活的现象学”打开了局面。而这一领域，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白。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一直没能得到发展。(不过阿尔都塞及其学派认为“日常生活”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意识形态性质的)但这毕竟是海德格尔的一个方面。海德格尔还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颇具吸引力。在萨特中这一方面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整个对“定在”(Dasein)的看法，即把它视为能动的、第一性的因素(它只在后来才具备“思辨”的特质)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显得生动而有益。
张：您如何描述海德格尔在您著作中的体现，或许我应该先问您是否认为海德格尔存在于您的作品中。
詹：我在德国读书时念海德格尔念得十分认真。不过我一直更倾心于《存在与时间》，即存在论的海德格尔，而非后来的“本体论”的海德格尔。但我一直认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极具魅力，只要你把它理解为一种乌托邦精神，而非对世界的描述。顺便一提，我认为这是整个现象学的问题。现象学的目标是乌托邦，而非事实存在之物。但海德格尔也有一个大问题，即有关现代性和技术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著作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哲学上的答案，而是作为一个问题标明在那里。他的“Ge-stell”概念是如此神秘，以至至今无人能敲开这个硬壳而找到某种现实的问题与观念。但这的确是海德格尔觉得很重要，很需要思考的方面。显然，整个后现代性问题及其新的技术形式，比如控制论之类，使得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紧迫。但这也许并不是海德格尔所想到的。总之，我或许可以说在我一生的不同阶段，我都是海德格尔的同路人，而在最近几年里，我对他的兴趣变得更强烈了。不过我不能说海德格尔对我工作的影响最为强烈，除了他的有关主动性、生产、实践等概念。
张：所以人们应该把散见于您文章中的“存在”、“去蔽”等字眼理解为某种乌托邦观念的标记。
詹：对，正是如此。我想我是用这些字眼来戏剧性地标示出个乌托邦的空间。不过这不是我唯一可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从乌托邦的角度看，“存在”在根本上说是人类存在和自然存在，因而社会领域就被剔除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有用。
张：近来人们似乎越来越有兴趣讨论和描述您的学术生涯和思想发展。在不少人看来，它们简直是奇迹。比如柯林·麦克埃布(Co1inMacCabe)在为您的《地缘政治的美学》(GeopoliticalAesthetics)一书所做的序中，就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描述或总结了您的治学道路。大体上说，他把您的经历分为两个阶段：头二十年是通过评介德、法理论传统而“耐心”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前提，然后以《政治无意识》为转折，则是一场“爆炸式”的文化批评攻势。按他的说法，这一切是一场精心的自我设计和理论战略。
詹：我很感谢柯林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一幅整体画面。目前这样做的人并不多。但我有些疑心柯林有意对我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或政治因素轻描淡写。我无意自己讲自己的故事，而且我看得出他的描述自有其说服力。但我自己恐怕不会这样讲。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向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对个别文本的探讨总是由理论上的冲突为前提的。因而“爆炸式的文化分析”也可以用在我的文学工作方面。也就是说，在哲学—方法论方面与阅读个别文学文本方面之间的冲突同哲学—方法论与阅读大众文化文本之间的冲突并没什么不同。所以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从某种经典看法向某种更倾向于大众文化、文化研究的方向转变。也许近年来我在电影和大众文化方面写得较多，但同时我也有好几篇很长的文学和理论分析尚未发表。这些文章的路径就非常不同。我并不想把这两方面合二为一，不过我认为真正的摆动可以说发生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发生于具体的读解与更为一般的理论探讨之间。我并不觉得我是先把自己的理论功夫修炼到家，然后再转向具体分析。在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在这个后现代时代，人们以往在现代性的世界里所进行的理论思考本身必须予以重新考虑。而这亦是我们目前的理论工作。许多思辨性的问题还远未解决，现在还不是沉溺于“阅读本文”的时候。理论仍在途中，它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工作。
张：在您的批评文章中“政治”和“美学”两者都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在许多人看来这正是您文章令人信服之处。但我还是要问，“理论”在您的工作中是不是一个核心环节，在此，您不但获得了一种“哲学”形式和个人风格，也获得了某种权力、主体性，某种思维的原则。这使您能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事物进行读解和编码，并在叙述中保持某种一致性、连贯性和能动性。人们能说现在的文化语言是一种精神分裂的语言，而您却似乎不受此约束。这一切能不能反过来在理论中得到解释呢？又能不能同您在理论上的潜心研读联系起来呢？
詹：在此，我们同样只能给一个历史性的回答。我的早期理论著述(按：指《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及《语言的囚笼》)似乎是为我后来的文化分析铺平了道路。但当时它们却也产生于特定的语境中。那时，法国和德国的批评传统在英美世界都远非为人熟知，因而我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将这些理论大众化。现在，有关这些理论的种种翻译介绍层出不穷，传播甚广，美国知识界自七、八十年代以来也在理论上变得不那么肤浅幼稚了。像我那两本书那样的东西已经不是必需的了。要说新理论，如果新理论可以被不断制造出来的话，比我更适合这种工作的也大有人在。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具体的阅读只有当它包含理论要旨的情况下才令我感兴趣。因而在我的工作中理论与阐释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紧密的。当然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一切。也有许多我觉得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文本我一直没机会写到。并不见得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就有资格写什么，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一般人总觉得只要你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对这些事情发发议论的机会，我对一些伟大的文化新闻工作者深怀敬意。伟大的文化新闻写作总是能够对时下所发生的事情作出立即回应。但我自己的情形不同，让我觉得谈起来精神振奋、言之有物的作品得让我能全神贯注于具体的理论问题。反之亦然，在我谈理论问题时，也从不愿脱离对具体作品的阐释，尽管有些人觉得我有时候过于抽象。我对许多哲学问题兴味索然，因为它们无法同具体作品和具体环境相结合。
从更大处着眼，你所说的我的方法上的一贯性只有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才有可能，这也是我何以思考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的原因，八十年代以前的语境同目前相比显得更为清晰、稳定。在我刚刚开始思考这些事物的时候，至少我所描绘的那种后现代一下子同一些非常基本的基础结构性变化勾连起来。这些变化当然主要是经济社会方面的，比如全球化的趋势。这便给了我一个融会贯通的框架来审视一切，把它们理解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逻辑。
(《读解·历史·文本——詹明信批评文选》，张旭东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张旭东：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您个人“理论语言”的全貌以及您“方法论”的构成。一般人看来，您结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广义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继而创造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批评风格，您能否谈谈当代“理论”发展中不同取向相互渗透的过程，以及这种渗透在您本人工作中的表现？
詹明信：这里有几桩事情需要交待一下。首先，我们所泛称的“后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而是包含了从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的一系列内容。它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我说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以法国情形为例，二战后主导法国思想界的当然是存在主义。但它很快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而结构主义的问题性正是在此刻开始凸现的。我所指的不是结构主义本身的立场，比如语言是人类意识活动的最终决定因素之类，而是它所探讨的语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一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生发出来的。战后，马克思主义在寻求一种更为贴切精微的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所有具体的后结构主义题旨都来自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
还要补充一点：我近来还对另一种重要的影响来源深感兴趣。这便是布莱希特的影响。布莱希特在四四、四五年间在柏林布莱希特剧院的出现是一个重大事件。尽管人们一般并不把布莱希特视为哲学家或理论家，但他的辩证思想却为日后的后结构主义明确了任务，这就是反人道主义。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两种事物的猛烈攻击。一是对经典资产阶级传统的攻击(而卢卡奇则为这一传统辩护)；一是对所谓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攻击(卢卡奇显然又是这一观念的倡导者)。这种反人道主义在阿尔都塞等人手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阿尔都塞写过关于布莱希特的文章，两者间的联系是清楚的。人们也都知道一些问题是由布莱希特提出的。
我所要强调的是，人们当然可以脱离历史而谈后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如果你想在更大的语境中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你就得注意马克思主义框架。在战后法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知识分子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本质的问题，表象的问题，等等——是他们各自议题中的基本因素。
这也可以说明另一个让某些人感到吃惊的现象，即德里达为何要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一两年前我们都看到了德里达读马克思的书(按：指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英译本题为The Spectres ofMarx)。我认为原因是在法国知识界非马克思主义化以后——现在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大理论家们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再强调一次：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的。德勒兹的情形亦是如此，尽管不幸的是德勒兹生前未能写成他的马克思主义巨著。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德里达的补救工作带有一种多重性：一方面他评论马克思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又要介入一个目前已没有激进派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再者，他也在试图历史地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本人的思想也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从这一基础发展出来的。这一切把他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
至于你的问题在当前理论界的具体反映，我想这同“理论”的本质有关。理论出现于伟大哲学体系的终结点，出现于一种市场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理论总不免要变成不同的理论商标。如果有人觉得这么说太不恭敬，那么我们可以说理论往往以各种“名牌理论”、“个人习语”或“私人语言”的方式存在。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观念统统吃进，再赋予其一种单一而自成一体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终结意味着没有人再认为这是可能的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同时操起各式各样的理论语言。我们找不出什么将这些语言综合在一起而变成一种万能语言(master language)的办法，而我们甚至连这样做的欲望也没有，这就造成了你问题中所暗指的局面：一个人现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可是一转眼又说雅各布森的语言，或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或拉康的语言。人们常常指责我在这一点上搞折衷主义，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在语言上着眼。这就好像有些事情只有用法语说才清晰有力，有些事情只有德语才讲得明白，到了法语里就一塌糊涂，而又有些事就非用中文不行。理想状态应该是随你所讨论的问题而从一种语言跳到另一种语言，但这几近于不可能。从这一角度看，我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某些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关联极为密切，尽管这种关系并非一眼就可以看破。
讨论这类问题必须重构具体的历史环境，否则很难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希望在我说明这些复杂问题的同时，这些说明也可以用来引导我们进入一些更为基本的理论、哲学问题。但我必须标出各式各样的名字，否则就像是我把这些观念都算在了自己的份上。事实的情形并非如此。毫无疑问在这些哲学指涉的镜像中，不了解原始材料就会晕头转向。
张：人们通常觉得您一半是“法国”的，一半是“德国”的——前者指后结构主义，后者指法兰克福学派。现在您告诉我们这个“法国”并非只是同“辩证批判”相对立的种种语言学、符号学和“理论”，而首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一部分。
詹：对，是这样的。我在学生时代就可以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并接触到法、德两种学术思想传统。但这纯属个人背景上的偶然因素。人们往往习惯于在法、德两种传统间选择，或扬“法”抑“德”，或扬“德”抑“法”。我一方面觉得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另一方面也觉得它非常古怪而可悲。前面已经说过，我并不认为严丝合缝的综合可行。同时我也不觉得借用来借用去是个成功的办法。以阿多诺在法国七十年代的借用为例，人们当时把“反同一性”的阿多诺列在后结构主义的名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对阿多诺思想的歪曲。此类结合并不如意。如何在不同立场间对话实在是一种很复杂的事情。人们不妨回忆哈贝马斯与福柯的对话，或乔姆斯基与福柯的对话。除了在一些基本的政治、文化问题上，在这些语言间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德、法传统两者都是伟大的哲学—理论传统，在这个程度上我或许可以算一个欧洲中心论者。我的思想只是碰巧形成于这样一种氛围。因而英美思想——经验主义，日常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诸如此类——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障碍，用保罗·德曼的话，是“对理论的抗拒”。所以客观的讲，我对这些东西并不热衷。我认为自皮尔斯以来在英美传统中有极为有趣的东西，但我的基本理论框架仍然是来自德法的。
张：这里我想打断一下。我相信把您当前的理论框架放在历史语境里谈会对读者有所裨益。但在西方理论中心之外，人们仍倾向于用一种更为粗疏的意识形态眼光来看问题，把各种立场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野来安排。您能不能谈谈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战后自由主义思想或立场的关系？
詹：战后西方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反共和反马克思主义所界定的。在这一点上，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本身是什么并不是很重要。因此，对于西方左派来说，自由主义从来都是信誉扫地的。不过目前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的回潮。它们身上的污点相对较少，因为至少它们不用在口头上口口声声反共了，无论它们在更深一层的政治信仰上有什么变化。但很清楚的是，我们(按指西方新左翼)从来不指望自由主义能提供任何激发思想的东西，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冷战自由主义，英美式的经验论不过为其披上一层哲学外衣而已。
张：我想您理解问这个问题时我们关心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的结构性关联，而是人们乐于从激进—自由—保守的立场分歧看问题的旧习。
詹：我完全理解。这是生存的策略，人人都会这么做。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从哲学问题本身开始，然后，或者说最后，再来决定这些问题是出于激进主义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立场或保守主义立场。所有这些后结构主义问题都可以在所有这些方向上反映出来。最终人们必需做出政治上的判断，我认为这至关重要；但问题应该首先从其内在的观念性上予以分析和讨论。对艺术作品亦是如此。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人们说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这种分析的韵律更令人满意。不过这也使我的立场在某些人看来颇为含糊，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号，而我却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
张：在您的哲学—理论构成方面，我想问问海德格尔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同时也想请您谈谈海氏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的地位。
詹：各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我五十年代在德国求学。海德格尔好像是在一九五一年被重新允许执教的。我那时所了解的德国在思想界由海德格尔的思想支配。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来得要晚得多。在法国，海德格尔也有他的信徒，连前往德国黑森林拘捕海德格尔的法国士兵都要求他签名留念。但海德格尔对整个法国思想界的渗透要慢得多。在此必须提到德里达。是他把海德格尔的某些方面提上议事日程的。这个海德格尔并非德国人了解的本体论的海德格尔，而是“颠覆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其角色非常不同。把德里达视为海德格尔主义者实在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德里达绝对不持有任何本体论方面的立场。他对此不感兴趣。在他看来那是海德格尔可悲的一面。然而海德格尔对于消解哲学的运作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海德格尔也置身于同样的历史性问题之中。这一切很复杂。我看海德格尔目前在德国基本上是过眼烟云了。眼下的德国几乎完全笼罩在哈贝马斯的影响之下。当然现在有美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在美国海德格尔是个颇为景气的行业，不断有新的文稿面世。我本人的思想形成受萨特的影响很大，因而有许多海德格尔的东西我并不需要，因为我已从其萨特版中了解到了。
不过我觉得海德格尔思想中某些成分同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这就是所谓的实用的海德格尔：这个海德格尔大谈工具和生产。这为“日常生活的现象学”打开了局面。而这一领域，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白。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一直没能得到发展。(不过阿尔都塞及其学派认为“日常生活”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意识形态性质的)但这毕竟是海德格尔的一个方面。海德格尔还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颇具吸引力。在萨特中这一方面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整个对“定在”(Dasein)的看法，即把它视为能动的、第一性的因素(它只在后来才具备“思辨”的特质)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显得生动而有益。
张：您如何描述海德格尔在您著作中的体现，或许我应该先问您是否认为海德格尔存在于您的作品中。
詹：我在德国读书时念海德格尔念得十分认真。不过我一直更倾心于《存在与时间》，即存在论的海德格尔，而非后来的“本体论”的海德格尔。但我一直认为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极具魅力，只要你把它理解为一种乌托邦精神，而非对世界的描述。顺便一提，我认为这是整个现象学的问题。现象学的目标是乌托邦，而非事实存在之物。但海德格尔也有一个大问题，即有关现代性和技术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的著作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哲学上的答案，而是作为一个问题标明在那里。他的“Ge-stell”概念是如此神秘，以至至今无人能敲开这个硬壳而找到某种现实的问题与观念。但这的确是海德格尔觉得很重要，很需要思考的方面。显然，整个后现代性问题及其新的技术形式，比如控制论之类，使得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紧迫。但这也许并不是海德格尔所想到的。总之，我或许可以说在我一生的不同阶段，我都是海德格尔的同路人，而在最近几年里，我对他的兴趣变得更强烈了。不过我不能说海德格尔对我工作的影响最为强烈，除了他的有关主动性、生产、实践等概念。
张：所以人们应该把散见于您文章中的“存在”、“去蔽”等字眼理解为某种乌托邦观念的标记。
詹：对，正是如此。我想我是用这些字眼来戏剧性地标示出个乌托邦的空间。不过这不是我唯一可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从乌托邦的角度看，“存在”在根本上说是人类存在和自然存在，因而社会领域就被剔除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有用。
张：近来人们似乎越来越有兴趣讨论和描述您的学术生涯和思想发展。在不少人看来，它们简直是奇迹。比如柯林·麦克埃布(Co1inMacCabe)在为您的《地缘政治的美学》(GeopoliticalAesthetics)一书所做的序中，就以一种很有意思的方式描述或总结了您的治学道路。大体上说，他把您的经历分为两个阶段：头二十年是通过评介德、法理论传统而“耐心”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前提，然后以《政治无意识》为转折，则是一场“爆炸式”的文化批评攻势。按他的说法，这一切是一场精心的自我设计和理论战略。
詹：我很感谢柯林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一幅整体画面。目前这样做的人并不多。但我有些疑心柯林有意对我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或政治因素轻描淡写。我无意自己讲自己的故事，而且我看得出他的描述自有其说服力。但我自己恐怕不会这样讲。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向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对个别文本的探讨总是由理论上的冲突为前提的。因而“爆炸式的文化分析”也可以用在我的文学工作方面。也就是说，在哲学—方法论方面与阅读个别文学文本方面之间的冲突同哲学—方法论与阅读大众文化文本之间的冲突并没什么不同。所以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从某种经典看法向某种更倾向于大众文化、文化研究的方向转变。也许近年来我在电影和大众文化方面写得较多，但同时我也有好几篇很长的文学和理论分析尚未发表。这些文章的路径就非常不同。我并不想把这两方面合二为一，不过我认为真正的摆动可以说发生在普遍与特殊之间，发生于具体的读解与更为一般的理论探讨之间。我并不觉得我是先把自己的理论功夫修炼到家，然后再转向具体分析。在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在这个后现代时代，人们以往在现代性的世界里所进行的理论思考本身必须予以重新考虑。而这亦是我们目前的理论工作。许多思辨性的问题还远未解决，现在还不是沉溺于“阅读本文”的时候。理论仍在途中，它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工作。
张：在您的批评文章中“政治”和“美学”两者都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在许多人看来这正是您文章令人信服之处。但我还是要问，“理论”在您的工作中是不是一个核心环节，在此，您不但获得了一种“哲学”形式和个人风格，也获得了某种权力、主体性，某种思维的原则。这使您能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事物进行读解和编码，并在叙述中保持某种一致性、连贯性和能动性。人们能说现在的文化语言是一种精神分裂的语言，而您却似乎不受此约束。这一切能不能反过来在理论中得到解释呢？又能不能同您在理论上的潜心研读联系起来呢？
詹：在此，我们同样只能给一个历史性的回答。我的早期理论著述(按：指《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及《语言的囚笼》)似乎是为我后来的文化分析铺平了道路。但当时它们却也产生于特定的语境中。那时，法国和德国的批评传统在英美世界都远非为人熟知，因而我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将这些理论大众化。现在，有关这些理论的种种翻译介绍层出不穷，传播甚广，美国知识界自七、八十年代以来也在理论上变得不那么肤浅幼稚了。像我那两本书那样的东西已经不是必需的了。要说新理论，如果新理论可以被不断制造出来的话，比我更适合这种工作的也大有人在。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具体的阅读只有当它包含理论要旨的情况下才令我感兴趣。因而在我的工作中理论与阐释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紧密的。当然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并不是我所感兴趣的一切。也有许多我觉得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文本我一直没机会写到。并不见得你对什么感兴趣，你就有资格写什么，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一般人总觉得只要你对什么感兴趣，就可以对这些事情发发议论的机会，我对一些伟大的文化新闻工作者深怀敬意。伟大的文化新闻写作总是能够对时下所发生的事情作出立即回应。但我自己的情形不同，让我觉得谈起来精神振奋、言之有物的作品得让我能全神贯注于具体的理论问题。反之亦然，在我谈理论问题时，也从不愿脱离对具体作品的阐释，尽管有些人觉得我有时候过于抽象。我对许多哲学问题兴味索然，因为它们无法同具体作品和具体环境相结合。
从更大处着眼，你所说的我的方法上的一贯性只有在一种新的意义上才有可能，这也是我何以思考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的原因，八十年代以前的语境同目前相比显得更为清晰、稳定。在我刚刚开始思考这些事物的时候，至少我所描绘的那种后现代一下子同一些非常基本的基础结构性变化勾连起来。这些变化当然主要是经济社会方面的，比如全球化的趋势。这便给了我一个融会贯通的框架来审视一切，把它们理解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逻辑。
(《读解·历史·文本——詹明信批评文选》，张旭东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