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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鹏程（1921～1991），原名杜红喜，曾用笔名司马君，现代作家，中共党员，大学毕业。1921年3月28日出生在陕西省韩城县苏村一户贫农的家庭里。由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又因生活所迫到韩城县一家店铺当学徒。1937年抗战爆发，十六岁的杜鹏程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延安抗大、鲁迅师范学校学员。从此揭开了个人生活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到了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经过整风、大生产运动后派往工厂工作，在西北野战军任新华社随军记者。1949年后历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专业作家。全国第二、三届政协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之后，反映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英雄战绩的优秀作品——《保卫延安》不让印了。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79年为作者作出审查结论时期，也正是作者杜鹏程遭受折磨常达20年之久。
1964年，国家文化部发出“就地销毁”该作品的通知，1966年“文革”开始，对于该作品作者杜鹏程来说，更是大祸临头，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专政方式更是名目繁多。这还是在一个省范围里的折腾，紧接着，当时由“四人帮”控制的全国舆论阵地《人民日报》，不惜整版篇幅刊登批判该作品作者杜鹏程的文章。一支箭便是号令，接着更是万箭齐发，长达数年之久，全国范围的残酷围剿开始后，杜鹏程的处境空前险恶，扣压在他头上各类帽子名目繁多，接着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迫害手段，也一步步升级了。长期思想、精神、身躯的折磨，杜鹏程的身心几乎到了被摧毁的程度。
批判在一日日走向白热化，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挖空心思找问题，一份材料就可致人于死地。《保卫延安》作品中塑造了彭德怀将军的形象，此时的彭德怀元帅也已丧失人身自由，处境十分困难，但他以政治家的气度挺身而出，保护这位人民爱戴的优秀作者杜鹏程同志。为作者写了七百字的说明材料，使杜鹏程在生死攸关之际，抵挡了“四人帮”一伙别有用心的人加在作者头上可怕的帽子。彭总七百字的宝贵笔墨中，有这样一段令人们与作者振奋的话语：“在当时，我觉得《保卫延安》那本书，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是一本军事纪实小说，以后我没有再看。如果有问题，这个责任由我负，因为他送我审查……”
1952年5月31日，杜鹏程在日记中写到：“今天我把稿子（《保卫延安》）改完，改到我认为满意的程度……”
然而，作者认为满意的程度究竟指什么呢？从老杜的一本书皮后页这样一段记载里，我们是能够得到一些解答的：
“1949年12月南疆喀什（新疆南疆）写好提纲。
1950年2月到5月写完初稿于喀什。
1951年2月二次修改于喀什。
1951年5月三次修改于韩城（陕西省韩城县）。
1951年8月四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1年9月五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1年10月六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2年2月七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2年3月到5月八次、九次改于北京。
1952年6月8日送总政审查。
1952年6月到53年4月又改一次。
1953年5月再改，年终送审。”
一部《保卫延安》作品，写作花去整整四年，1954年初付印，是年六月出版，前后印了近20次，约150万册。周恩来总理看了《保卫延安》，肯定的说：“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这又是多么中肯的嘉奖啊！一位33岁“普通人物”写的书，一时风行全国，印数屡增到100多万册，这在当时是少见的。然而，谁曾料到，这本书却成了杜鹏程的“滔天罪行”。1959年庐山会议后，此书被文化部下令销毁，1966年“文革”开始，作者更是大祸临头。林彪“四人帮”一伙炮制的《（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发表后，一支毒箭便成号令，接着，万箭齐发，从作品到作者，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应有尽有。
面对这意外的打击，杜鹏程痛苦、愤怒，也曾产生过灰暗的心理！但是在“交待罪行”的过程中，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反而心境坦然，他觉得对党对革命事业，对中国人民，自己充满了激情与热爱。杜鹏程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这样写到：“难道一个少年投身革命，在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这能是‘心怀叵测’么？……”
对彭总的手迹，杜鹏程在他手稿里这样记述道：“这是彭总亲笔写的三页纸，字迹粗大有力，望着它，我的感情极不平静……
我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彭德怀将军的形象，因而在1959年庐山会议到1979年给我作出审查结论，挨整的时间有二十年之久。
彭总这份材料，我发现得很晚，那是在‘文革’后陕西省作家协会清理档案时看到的。我便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纪念品收藏着。有时我拿出它凝望着、沉思着，不由得落下泪来！战场上，国防上，国内国外，彭总任何时候都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使他成了一代名将。当时，关于《保卫延安》一书，敢说这一番话，并诉诸文字的，除了彭总，全中国没有第二人，这也体现了他博大胸怀、铁骨铮铮的性格和崇高的品德。
彭总的正直刚烈性格和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决定了他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这使他丢掉了副总理、国防部长和元帅军衔，最终被置之于死地。‘文革’伊始，开场锣鼓是批判《海瑞罢官》，矛头所向也正是针对彭德怀元帅的，他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接着便是‘横扫一切’的风暴。在这场疯狂的风暴中，彭总这些首先被风暴摧毁的人，正是我们民族的优秀的精华，彭总以他的地位、荣誉、功勋和生命，为全中国所有的革命者赎罪。——包括我这边挨整边喊万岁的普通作家和工作了几十年、于心有愧的人。
彭总刚直不阿，胸怀坦荡，不说假话，为中国普通百姓敢于鼓与呼，为维护真理，敢于直言相陈，不惜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他是时代和历史造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最宝贵、最有生命力的代表。
从庐山会议到‘文革’，彭总和许多优秀人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唤起了新的觉醒，新的智慧，新的力量，新的创造和新的人生天地。
生长过彭总这样杰出人物的中华大地，定会有众多的杰出的后来者……
今天，我再次凝望着彭总的手迹，心潮像波涛一样汹涌……
1989.1.1.于西安”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彻底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革”，全国各条战线，党政机关、工农业生产逐步走向正规，陕西省作家协会机关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杜鹏程也复职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他觉得，个人生命和创作上的空白，比起党、国家和人民所受到的损害来，比起那些被“四人帮”折磨致死的老领导、同志们来，实在不值一提。只能激发起他加倍的努力！加倍地去笔耕那曾经荒芜了的田园。1979年后，此书又重印出版，在全国发行。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之后，反映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英雄战绩的优秀作品——《保卫延安》不让印了。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79年为作者作出审查结论时期，也正是作者杜鹏程遭受折磨常达20年之久。
1964年，国家文化部发出“就地销毁”该作品的通知，1966年“文革”开始，对于该作品作者杜鹏程来说，更是大祸临头，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专政方式更是名目繁多。这还是在一个省范围里的折腾，紧接着，当时由“四人帮”控制的全国舆论阵地《人民日报》，不惜整版篇幅刊登批判该作品作者杜鹏程的文章。一支箭便是号令，接着更是万箭齐发，长达数年之久，全国范围的残酷围剿开始后，杜鹏程的处境空前险恶，扣压在他头上各类帽子名目繁多，接着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迫害手段，也一步步升级了。长期思想、精神、身躯的折磨，杜鹏程的身心几乎到了被摧毁的程度。
批判在一日日走向白热化，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挖空心思找问题，一份材料就可致人于死地。《保卫延安》作品中塑造了彭德怀将军的形象，此时的彭德怀元帅也已丧失人身自由，处境十分困难，但他以政治家的气度挺身而出，保护这位人民爱戴的优秀作者杜鹏程同志。为作者写了七百字的说明材料，使杜鹏程在生死攸关之际，抵挡了“四人帮”一伙别有用心的人加在作者头上可怕的帽子。彭总七百字的宝贵笔墨中，有这样一段令人们与作者振奋的话语：“在当时，我觉得《保卫延安》那本书，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是一本军事纪实小说，以后我没有再看。如果有问题，这个责任由我负，因为他送我审查……”
1952年5月31日，杜鹏程在日记中写到：“今天我把稿子（《保卫延安》）改完，改到我认为满意的程度……”
然而，作者认为满意的程度究竟指什么呢？从老杜的一本书皮后页这样一段记载里，我们是能够得到一些解答的：
“1949年12月南疆喀什（新疆南疆）写好提纲。
1950年2月到5月写完初稿于喀什。
1951年2月二次修改于喀什。
1951年5月三次修改于韩城（陕西省韩城县）。
1951年8月四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1年9月五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1年10月六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2年2月七次修改于迪化（乌鲁木齐）。
1952年3月到5月八次、九次改于北京。
1952年6月8日送总政审查。
1952年6月到53年4月又改一次。
1953年5月再改，年终送审。”
一部《保卫延安》作品，写作花去整整四年，1954年初付印，是年六月出版，前后印了近20次，约150万册。周恩来总理看了《保卫延安》，肯定的说：“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这又是多么中肯的嘉奖啊！一位33岁“普通人物”写的书，一时风行全国，印数屡增到100多万册，这在当时是少见的。然而，谁曾料到，这本书却成了杜鹏程的“滔天罪行”。1959年庐山会议后，此书被文化部下令销毁，1966年“文革”开始，作者更是大祸临头。林彪“四人帮”一伙炮制的《（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发表后，一支毒箭便成号令，接着，万箭齐发，从作品到作者，抄家、批斗、游街、示众、蹲牛棚、劳动改造……应有尽有。
面对这意外的打击，杜鹏程痛苦、愤怒，也曾产生过灰暗的心理！但是在“交待罪行”的过程中，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反而心境坦然，他觉得对党对革命事业，对中国人民，自己充满了激情与热爱。杜鹏程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这样写到：“难道一个少年投身革命，在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这能是‘心怀叵测’么？……”
对彭总的手迹，杜鹏程在他手稿里这样记述道：“这是彭总亲笔写的三页纸，字迹粗大有力，望着它，我的感情极不平静……
我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彭德怀将军的形象，因而在1959年庐山会议到1979年给我作出审查结论，挨整的时间有二十年之久。
彭总这份材料，我发现得很晚，那是在‘文革’后陕西省作家协会清理档案时看到的。我便把它当作最珍贵的纪念品收藏着。有时我拿出它凝望着、沉思着，不由得落下泪来！战场上，国防上，国内国外，彭总任何时候都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使他成了一代名将。当时，关于《保卫延安》一书，敢说这一番话，并诉诸文字的，除了彭总，全中国没有第二人，这也体现了他博大胸怀、铁骨铮铮的性格和崇高的品德。
彭总的正直刚烈性格和对老百姓的深厚感情，决定了他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这使他丢掉了副总理、国防部长和元帅军衔，最终被置之于死地。‘文革’伊始，开场锣鼓是批判《海瑞罢官》，矛头所向也正是针对彭德怀元帅的，他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接着便是‘横扫一切’的风暴。在这场疯狂的风暴中，彭总这些首先被风暴摧毁的人，正是我们民族的优秀的精华，彭总以他的地位、荣誉、功勋和生命，为全中国所有的革命者赎罪。——包括我这边挨整边喊万岁的普通作家和工作了几十年、于心有愧的人。
彭总刚直不阿，胸怀坦荡，不说假话，为中国普通百姓敢于鼓与呼，为维护真理，敢于直言相陈，不惜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他是时代和历史造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最宝贵、最有生命力的代表。
从庐山会议到‘文革’，彭总和许多优秀人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唤起了新的觉醒，新的智慧，新的力量，新的创造和新的人生天地。
生长过彭总这样杰出人物的中华大地，定会有众多的杰出的后来者……
今天，我再次凝望着彭总的手迹，心潮像波涛一样汹涌……
1989.1.1.于西安”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彻底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革”，全国各条战线，党政机关、工农业生产逐步走向正规，陕西省作家协会机关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杜鹏程也复职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他觉得，个人生命和创作上的空白，比起党、国家和人民所受到的损害来，比起那些被“四人帮”折磨致死的老领导、同志们来，实在不值一提。只能激发起他加倍的努力！加倍地去笔耕那曾经荒芜了的田园。1979年后，此书又重印出版，在全国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