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谈到“永嘉四灵”时，引用了杜甫的一句诗“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这“永嘉四灵”就是南宋时期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灵晖）、徐玑（灵渊）、赵师秀（灵秀）、翁卷（灵舒）。诗中所说的“白小”有个中文学名，叫银鱼，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而且大部分时间喜欢生活在水流的中下层，也常常悠游于水草间。钱氏以这种“合起来才能凑成一条性命”的小鱼比喻四位诗人，的确很形象。把他们放在中国诗歌史上看，虽说只是“白小”，却不能忽略。衡之今世，也有一些类似于“永嘉四灵”的诗群，他们既能在一个群体里抱得住气，又能在群体之外葆有个人的自由度与可能性。我所知道的“檀林”就是这样一个诗群。上世纪八十年代，高校诗社相逐出来，也出油印本或铅印本诗刊，一九八八年，我读到了一份温州诗歌报——我现在依然记得自己在落日的余晖里迎着夏日清风展读每一首诗的新异感觉——由此萌生了写诗的冲动。那时候，温州师范学院已有“九山”诗社，还办了一份《九山》诗刊，我只是听说，但不曾读过他们的诗作。有一次与昨非、谢觉晓聊天，才得知九山诗社便是“檀林”的前身。《九山》诗刊曾数易其名，1991秋，易名为《诗言志》，次年再易名为《檀林》。我们知道，“檀林”原指旃檀之林，也就是寺庙的尊称，带点佛气的。但据谢觉晓说，以“檀林”为诗刊拟名，起初并无深意，纯为一同人灵机一动想到的，大家觉得这刊名有雅意，就定下了。名正了，言就顺了。“诗”就是语言的寺庙。这庙中人即便离了庙，也被它无形的气息罩着。九十年代以还，“檀林”同人相继毕业，各奔东西，但他们依然与“檀林”保持着若断若续的关系，有些人接续前缘，办起了民间诗刊《公社》、《对话》。其间最让人称道的，是《檀林》先后两次发起全国大学生诗歌联展，并以特刊方式推出。近三十年来，“檀林”诗人不改初志，仍以诗互勉或自勖。
　　《江南诗》推出“檀林专辑”之前，我读到了一部分初选的诗作。据说编选这一专辑是没有论次首从的，因此，我也愿意以一种散漫的方式谈谈我的一些浅见：认识的，谈谈其人;不认识的，谈谈其诗。
　　时隔这么多年，“檀林”之所以能重新发力，昨非有首倡之功。昨非姓林，“檀林”之“林”仿佛跟她有那么一点暗合的因缘。昨非对“檀林”是心存执念的，她给我的感觉就像那种大山深处不离不弃的守林员。在某些公众场合她并不怎么活跃，时见谈笑之余的静默、伸展之后的退缩;私下里聊天，她也总是带有那么一种老到的天真、大胆的腼腆，偶尔也能开一些深沉的玩笑。这种性格在她的诗中时有发露。她对每一个词、每一个词所包含的意蕴，以及这个词放在一句诗中所带来的音韵之美都是那么在意，那么较真。這些年，她除了做“檀林”同人诗歌公众号，还要打理一份从诗人何乜手中接过来的“外国诗歌精选”公众号：教书、写作之余不仅要组稿、制作版面，有时还化名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我时常浏览这个诗歌公众号，每每看到她的译作，总是惊叹于她的精妙译笔。我有时甚至不免感叹：这么好的文笔为什么不多写点原创作品？但我这种感叹对她来说也许是多余的。
　　事实上，“檀林”诗人中，我早年只读过谢觉晓的诗，那时他好像以“长安雪”的笔名发表过一些作品。不久之后，他就沉寂下去。再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转力于文史研究。写诗就是这样，你喜欢它是无可名言的，你放弃它同样是无可名言的。但诗这东西就在你转身忘掉它之后，有一天忽然来到你身边，就像一个人在林间迷路的时候一条被你抛弃的狗突然又跑到你脚跟前。一年前，谢觉晓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又开始写诗了。凭藉多年积累的功底，他在诗歌写作与文史写作之间找到了一条隐秘的通道，且以分行文字屡作尝试。我读过他的一首不算太长的叙事诗《小镇工厂》（那是一首献给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哀歌）。读完之后，我的手指告诉我，必须转发。深夜时分，我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出不到半小时，三千里外的云南诗人雷平阳就给我发来短信，向我打听谢觉晓其人。
　　孙良好是学人，写过不少文学批评文章，但他从来不以诗示人。这次读到他的诗，我就明白，他的批评文章在语言上何以润而不燥。我听说画画（中国画）好的人，靠的就是书法功底——把水墨线条拆散了，每一根都是书法。孙良好早年写过诗，因此，他的文字功底在那时就打好了。设若把他文论中的句子拆散，也能见出诗的质素来。
　　与徐芳仅见过一面，在西湖，保俶塔下。他谈诗，语调低缓，犹如湖风。之后读到他的一组诗，有一种诗如其人的感觉。那几首诗，或许可以称之为现代山水诗。其观物感物的方式，以及在流连与泛览之间的恣意游思跟谢灵运以降的古典山水诗不无暗合之处。读他的诗我会想到宋代的“永嘉四灵”，同时还会想到像勃莱、斯奈德那样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外国诗人。徐芳的诗初读很淡，但能渐渐觉出，这“淡”里面的本真之味。在温州方言中有一个词，叫淡闷，是描述天气的。我读他的诗也有这种感觉：心里头微微闷了一下，然后就了然于世味。也许是巧合，这次“檀林”发来的诗作竟有大半是与自然山水有关的。我很奇怪，“檀林”诗人只要写山水诗，都会有心灵手活的表现。除了徐芳这一组诗，像谢觉晓的《西溪》、《在乌镇近眺南浔》、《岷冈的春天》;夏鼎铭的《春天》、《晚霞》;陈允东的《月牙泉》;李哲峰的《赤壁图》、《白路》等，也都算得上是模山范水之作。我想，诗人们倾心于这类题材大概跟他们出生在那个农耕时代的乡村不无关联。在我的感觉中，生长山里的人大多像石头一样沉默，而生长水边的人大多像水一样灵动。我所认识的几位诗人朋友几乎都出生在偏僻的山村或傍河傍海的地方，至今好像没听说哪一位优秀的诗人诞生于喧嚣的大马路边。
　　需要说明的是，“檀林”诗人我大部分不认识，但这并不妨碍我怀着“檀林”之友的热忱阅读他们的作品。比如陈允东，我之前没读过他的任何作品。但我在“檀林”公众号上读到了他的一组诗《我在我能说出的所有言语之中》之后就开始关注他了。如果说，昨非的诗是高蹈的，不乏形而上的思考，那么陈允东的诗则是在低处徘徊的。他的诗融合了口语和书面语，带有一点油腻中年的自嘲味道。与父亲的对话（包括对饮）、对疾病的看法、儿时在山顶洞中的所见所闻、空房间里的静坐、多年前的一场车祸都以散文化的语言、戏剧化的处理方式进入他的诗。细细体味，他的诗有一种谦卑、隐忍、但又不甘于就此沉没的力量。方坚铭治唐宋文学与地方志有年，已出过多部论著。他喜欢像古人那样在诗中用典，读他的《“三乐”哀歌》，非得五步一疏、十步一注才能竟其全篇。其古意也是新意，是他着力要与轻薄时风区分开来的一点用意。若是在宋代，他或许会追随黄山谷走“江西诗派”那一路。李哲峰的诗也有几分古典诗歌的遗风，他把造化与心源带来的隐秘激荡化入现代山水诗中，以简淡笔法表而出之，就仿佛一幅元气淋漓的水墨画。夏鼎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是《卖艺人或作为来源的梦》，这首诗如同刀锋般介入存在，语涉现实与精神的疑难，切近而致远。如果说，跟一个诗人见过一次面但没有聊过诗就不算真正认识，那么，阮成城与施世潮大约也可以归入此类。然而，我读了他们的诗，又觉得自己已经在许多年前就认识他们了。“檀林”中还有一些低调到几乎没有调子的诗人，我没有在这里提到他们，只是因为未及细读他们的作品。
　　按理说，诗人们在同一个诗群里很容易让自己的写作趋于同质化（比如“永嘉四灵”），但“檀林”同人似乎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的诗虽然冠以“檀林”之名，却是面目各异，不相融混。不过，“檀林”同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学院派诗人。我倒不是说他们是师范学院出身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贴上这个标签，而是说，他们身上都具备了厚实的学养，与其说他们的诗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养”出来的。就我所知，“檀林”诗人除了写诗，还写点诗论。我在公众号上读过徐芳、昨非、阮成城的诗论。有意思的是，他们还互写评论。比如阮成城论徐芳、徐芳论昨非、昨非论谢觉晓。这些评论用心平和，持论公允，鲜见诗歌江湖的互吹或互砍之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无论是写评论还是别的什么文体，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诗人。在非理性的诗歌创作与一种对诗的理性认知之间，他们知道怎样求得微妙的平衡。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写作禀承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这种抒情方式不是激烈的、急迫的，而是进入中年之后的慢板、柔板。由此我想到《檀林》之前曾取名《诗言志》。套用一种权威的说法：诗言志包括记诵（志）、纪事（事）、抒情（情）。其中有些诗人虽然在诗中也“记诵”、也“纪事”，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偏重抒情的。他们像前辈诗人一样，试图通过“个体的努力，重建一种与传统的联系”（阮成城），这种传统，也包括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
　　在静夜里，我读着他们的诗。窗外的风声仿佛就是冬日的尾声了。我如此默念他们的名字：谢觉晓、昨非、徐芳、方坚铭、夏鼎铭、孙良好、阮成城、施世潮、陈允东、李哲峰……
　　这些名字环绕着“檀林”，一座不存在的诗之庙……
　　斯蒂文斯在《坛子轶事》中这样写道：
　　我在田纳西放了一个坛子。
　　它浑圆，在一座山上。
　　它使零乱的荒野
　　环绕那山。
　　 （陈东飚 译）
　　而博纳富瓦在《反柏拉图》中这样写道：“围绕这块石头，时间沸腾。触到这块石头：世界的灯盏转动，隐秘的灯光环行。”（树才 译）
　　我想说的是，“檀林”之于“檀林们”就是斯蒂文斯所说的“那山”，也是博纳富瓦所说的“这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