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位处中国最南端，从前是化外之地，中原人士轻易不会南来，韩愈谏迎佛骨，也还不过是被贬到潮州。但自从十九世纪中叶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后，香港人口便不断激增，从一八四一年二月的七千四百五十人到今天的超过六百万。换言之，在一百五十年里，香港的人口增加了近九百倍。显然，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主要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中国人向来重乡念土，他们愿意离乡别井，跑到由夷人统治的殖民地，各人也许有着自己的故事，不一而足，这里想讨论一下一个较特别的群体：“南来作家”。
　　什么叫“南来作家”？最简单直接的理解，是从大陆到香港来的作家，但也有问题。香港文学史专家、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卢玮銮教授曾有专文讨论，她大概的意思是只限于南来后又北返的作家(《“南来作家”浅说》，《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这有一定的道理。长期在香港留住下来的，最后只能算是香港作家，这便牵涉到为“香港作家”下定义的问题。为免却这麻烦，这里只会集中讨论一批在两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抗战爆发以后以及国共内战期间——南下到香港的成名作家。
　　显然，香港能够在这两个不寻常的历史时刻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是因为它的独特政治身份：在前者而言，香港在中国大陆全面抗战开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仍然幸免于战火的洗礼，相对于大陆的沦陷地区来说，香港仍算是一片净土；后者方面，由于香港大体上较能够容忍不同的政见，左翼作家可以在这里进行反国民党的宣传，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结果，三十年代中叶之后到四十年代末，共有超过二百位知名的大陆文化人来港，其中包括很多早已成名、且名气非常大的作家，如茅盾、夏衍、戴望舒、萧红、端木蕻良等，他们都在香港办杂志、编刊物，从事创作、组织活动。更多的是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很快便转到内地其他还没有沦陷的地区去，其中包括郭沫若、巴金、萧乾、阳翰笙、林语堂等重要作家。
　　毫无疑问，这么多重要作家一起云集香港的热闹情况，真可说是空前绝后，因此，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大陆学者所编写出版的几种《香港文学史》(包括：谢常青《香港文学简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王剑丛《香港文学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及王剑丛《二十世纪香港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里，它成为大书特书的对象，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几个重要观点，似乎有深入梳理的必要。
　　众所周知，大量作家南来，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抗战或内战期间，不少作家暂时失去了活动的空间，无法发挥他们原来的作用，以至需要跑到英国殖民地来。说得直率一点，他们实际上是托庇于英国殖民地的统治，又或是利用殖民地相对来说较宽松的言论空间，来推行他们的政治日程。在本质上来说，这跟三十年代不少上海左翼作家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拘捕而躲入租界的做法完全相同，却跟香港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诚然，这些大陆作家和文化人的确非常活跃，他们在香港的一些活动，也确实对部分香港作家有积极的影响，不过，相较于这些人的其他活动来说，他们对香港本土文学作家的帮助，只占极小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他们在香港从事文学和文化活动，主要是为了要继续他们在原来地区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他们所主编的报章和杂志，很多都是从大陆沦陷区迁来复刊的，如《申报》、《立报》、《大公报》等。即使要在香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中心，他们的着眼点也不在香港。萨空了曾说过要在香港建立起一个比上海更辉煌的文化中心，但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为了祖国，全在港的同胞，速起来为建设这新的文化中心而努力吧！”(《立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第四版)重点是“为了祖国”。当然，在全国一致抗敌的时候，香港以其特殊的政治环境，被视作为抗日基地，团结和收容各地而来的作家和文化人，策动宣传活动，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却不能说这些人为香港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不是他们原来的意图。因此，我们见到很多作家和文化人都只在香港逗留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往往属于过境性质，即使在香港时间较长的，在香港沦陷后便马上离开，原因在于香港已失去了充当抗日基地的功用。
　　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南来作家在香港所写的作品。不能否认，不少中国作家在留港期间创作了一些很重要的文学作品，以在香港逝世的萧红为例，她在香港创作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两部极其出色的小说。另外如茅盾的《腐蚀》、郭沫若的《洪波曲》、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以至戴望舒的诗集《灾难的岁月》等，即使不是这些作家的代表作，也是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它们在香港发表和出版，无疑使香港的文坛增加了光采。
　　可是，它们算得上是香港文学吗？
　　其实，只要细读一下上列的作品，便可以确定它们并不属于香港文学，除了创作地点是在香港外，它们根本没有什么地方能跟香港扯上丝毫关系。以萧红为例，《呼兰河传》是她回忆童年生活的自传性小说，写的是她在中国东北的故乡呼兰河小城的风貌，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故乡思绪，而《马伯乐》第一及第二部分别写了马伯乐在抗战前夕从青岛逃到上海以及由上海辗转抵达汉口的故事，香港并没有在这些作品里占任何位置。此外，茅盾的《腐蚀》以重庆为背景，写的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幕；郭沫若的《洪波曲》是自传体，写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的经历；而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则以菲律宾为背景，就是戴望舒的几首在香港日军营狱中所写的诗，心中只有“永恒的中国”“这广大的土地”。试问：香港在那里？
　　我们无意低贬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可是，在这情形下，纵然我们多么愿意，但也实在没有办法将这些作品称为香港文学——即使用最广义的定义来作界定。事实上，翻开所有现代中国文学史，不论是在大陆或香港出版的，都从没有任何一部著作会把《呼兰河传》、《马伯乐》、《洪波曲》、《南洋淘金记》等作品称为香港文学，它们都只会给归入在个别作家的讨论章节里，与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一并讨论，而这位作家的贡献和成就，是由他(她)所有作品整合而成的，这些贡献与成就，是指他(她)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和成就，跟香港文学无关。
　　当然，要为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下定义，有一定的困难，更有所谓广义和狭义的分别，这里不打算纠缠于一些细节，但必须弄清楚一个很基本而简单的概念，就是一些人在香港逗留了一段短时间，写出了一些作品，或是参加或主办了一些活动，并不能因而说他们是香港作家，创作了香港文学。有谁会说萧红、茅盾、郭沫若、司马文森以至戴望舒是香港作家？我们只可以说他们是南来作家，在香港居留过一段时间，写过和发表过某些作品，这些作品可能是非常出色的，对香港作家产生了一些影响(其实，这些影响并不一定需要他们在香港写作品才能产生出来的，否则，香港作家便不可能从那些从没有来过香港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吸取养料)，他们也许发起和参加过一些活动，令香港文坛显得较活跃，但却不能说因为他们的种种文学活动，香港文学被推上一个新的高潮，他们可能确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到另一发展阶段(例如抗战文学)，但却与香港文学发展无关。
　　相反来说，在大量成名作家南下后，香港文学本身的发展，在某一程度上说，其实是受到了牵制，或甚至是窒碍的。香港的一位评论家黄康显便提出过质问：大量作家南来，“香港的作家，是否直接受惠呢？”他三番四次指出，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香港文学开始有真正的发展，不过，只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的青年作家，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仍很难抬起头来，而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为止，香港的重要文艺期刊，都是由大陆南来的作家所主持，发表的主要是他们的作品，例如由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被誉为“香港历年来水平最高，作家阵容最雄厚的一份文学期刊”，但六十七位撰述人中，只有一位刘火子是香港作家；茅盾主编的《笔谈》，香港作家“根本就是不见踪影”，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理事及候补理事中，也不见有香港作家。(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正如另一位香港文学批评家黄维梁所说：“大批的大陆作家南下，本地作者在文潮中顿然失色，甚至‘消失’了。”因此，当这些作家陆续北返后，“香港文坛又处于真空状态”。
　　至于国共内战期间的另一次作家南来潮，也是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有人认为：香港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革命、中国新文学运动息息相关；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香港文学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作出了应有的奉献，所以应予整理，弘扬光大。(谢常青：《香港新文学简史》)当然，这也不无道理，因为那些南来的左翼作家，确是利用港英政府较开放的一面——对不同言论的容忍，来从事政治宣传：“宣传抗日救亡大义，传播民主革命真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支援解放战争”。可是，即使我们同意这是事实，但也不能说是香港作家或香港文学对中国革命而作出的“贡献”，那还是从大陆来香港的中国作家的功劳，香港文学或香港的作家，实在不敢掠美。
　　我们不想用“垄断”、“霸占”文坛等说法，但不能不强调，大陆作家南来香港，并没有为香港文学本身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甚至可以说，不少人对香港抱有歧视的态度：只要翻翻三、四十年代一些从国内跑来香港的文化人有关香港的论述，便可以清楚知道他们虽然住在香港，也写到香港，但大部份实在是无爱于香港，对于香港的文化，他们只有嘲弄和谩骂，完全是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态。(参卢玮銮编：《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年)》。)翻亚暾在他那本《香港文学概观》的引言里，说到人称香港新文学是“移来的花果”以及“本时期的香港新文学，准确地说应该是‘香港的中国新文学’”，是很值得思考的提法。“移来的花果”始终不是这里的花果，人们能够把它们移来，也能够把它们移走，而“香港的中国新文学”始终仍是中国的新文学，不是香港的新文学。这其实正好就概括了南来作家跟香港文学的关系：南来作家并不就是香港作家，他们来过，但很快便跑开，他们所创作的只是中国的新文学。因此，一些学者以为南来作家是香港文学的主流，这是没有看清楚事实的说法，对于这些作家以及香港文学研究来说，都是没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