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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是个一般人不大知道的人物。他生活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活了六十三岁。活着的时候，章学诚东奔西走讨生活，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经济上捉襟见肘，经常靠帮人写墓志铭赚一点小钱。在精神上，和他说得上话的朋友不多，觉得他牛逼的朋友更少，他写的文章和书也没多少影响，好几部写完就遗失了。总之，是个货真价实的“loser”。
章学诚死后的一百多年里，基本属于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他才重新被人们发现。胡适看出他的不简单来，为他的遭遇打抱不平，亲手给他写了—部《章实斋先生年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也说：“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这评价不得了，是把章学诚当作清代历史学最重要的人物来看待。梁启超还愤愤不平地说：“实斋才识绝伦，大声不入里耳，故不为时流宗尚。”他严厉地把章学诚的被冷落称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这样的赞誉，和章学诚在世的时候简直是天壤之别。
章学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為什么得不到同辈人的肯定？大师为什么被埋没？章学诚是绍兴人，绍兴什么最多？除了黄酒，就是师爷，他爷爷就是做师爷的。他父亲中了进士，他本人到四十岁也中了进士，但他父亲做过一些知县之类的小官，他的仕途比他父亲还差，一辈子没当过官。他长得丑，据说长了一个酒糟鼻，耳朵也很背。有个朋友写诗形容他：“君貌颇不扬，往往遭俗弄”，“乃知貌取人，山鸡误为凤”，就是说颜值低的人，容易吃亏。他结婚特别早，十四岁。那时候他连“四书”还没读完呢，可见他脑袋开窍很晚。不过他年轻的时候就对史学有特殊的兴趣。我们都知道《春秋》的形式是编年史，第一句就是著名的“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可他就像我们读初中时梦想要写一部一百万字的长篇武侠小说一样，有过一个宏大计划：把《春秋》改写成纪传体的《东周史》。
当然，他的计划没实现，我们写武侠小说的梦想也一样。想做史学家很好啊，乾嘉年间搞学问还是有奔头的，至少可以实现个人价值，说不定还能青史留名。但他在史学这门学问上面的特殊才能，却和当时绝大多数的学者不一样。当时的学术主流是什么？乾嘉学派，推崇的是训诂学。什么是训诂学？如果用两个字解释，那就是：考据。
为什么乾隆、嘉庆年间考据盛行？这要说远了，得追究到宋朝的程朱理学。我不讲那么久远的，只从直接原因说起，那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王阳明。现在的中国，王阳明火得不得了，很多人都知道他讲的是心学。这套体系很厉害，但它统治明代的思想学术界之后，也带来不少弊病，个个受它影响，变得都对外界不感兴趣了，不在意客观世界的知识了。王阳明不是讲究向内求吗？“此心俱足，不假外求”，还那么辛苦去了解客观世界、去理解经典字里行间的真正含义干什么，反正一切都在我内心里，我多花点时间苦思冥想，总能想出来。
王阳明很伟大，但他的伟大是建立在他个人强大的思想、道德、事功、学问之上的，得到真传还行，但流风所及，很多人只学到了最浅陋的那部分。这造成了什么后果？后果很简单，就是三个字：不读书。不读书的明代人学问空疏，简直没法看。就拿史学来说，本来追求的是实事求是，可明代史学家偏偏喜欢抛开事实，瞎发议论。一个时代的思潮，往往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动。到清朝，知识分子都对上一个朝代的学术风气不满，那怎么办？把风气扭过来，从“不读书”回归到“读书”。所以乾嘉年间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返回原点，从整理经典著作人手，不放过一字一句，一定要考证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把很多以前读不通、读不懂的古书都给读通了，读懂了；也正本清源，把从前的人随意篡改古书还改错的部分给最大限良地恢复了。比如他们读古书，首先要认字。读音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从来不轻易放过。认字是一门高深学问，从前叫“小学”，然后是要有准备知识。学术领袖戴震就说过这样的话：
不把洛书河图弄明白，不敢读《周易》；
不把星象天文弄明白，不敢读《尚书》；
不把宫商角徵羽的音律弄明白，不敢读《诗经》；
不把东周的历法和官制弄明白，不敢读
《春秋》。
因为这些都是读懂书的前提条件，不掌握这些专门学问，顶多是了解个大概意思，一目十行，读也是白读。所以清代涌现了一大拨术业有专攻的真专家，一辈子就只搞一门学问，甚至只读一部书，最后拿出一个经过他们整理、考证和研究的最佳版本，以后的人直接拿来用就行了。直到现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很多古籍，最好的版本都是清代这帮酸文人做出来的。这是定本。
对这股学术运动，以往我们的官方教育评价不高，都强调是清初大兴文字狱，造成知识分子逃避现实，都逃到故纸堆里去了。这当然是部分原因，但是忽视了学术史上的思想脉络，抹杀了这个学术群体的巨大功绩，说实话，不公平。但凡事有正必有反。宋明理学爱讲大道理，讲多了就变得空洞；乾嘉学派埋头做考证，做多了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琐碎。这样的琐碎，很多人吐槽过。刘瑜写过一段话，形容得很形象：“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这种琐碎的功夫有没有用，有没有意义？有用，有意义，但如果全部的学者都走这个路数，整个学术界就容易钻牛角尖。为什么？因为没有理论，做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工作，就没有方向。
理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我们都学过中国革命史，都懂这个道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不用送来十万天兵天将，你给我一个理论就够了，它将爆发出可怕的力量。可清初呢，人人都鄙视理论，排斥理论。桐城派说的三点，义理、考据、辞章，本来不可偏废，义理却成了大家弃之如敝屣，捏着鼻子纷纷避开的东西。可偏偏呢，章学诚性子里是更有兴趣进行理论探讨的，锱铢必较地抠字眼，他觉得是苦活，也干不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高明有余，沉潜不足。”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他的性格。20岁那年他买到一本庾信的诗集，里面有一句“春水望桃花”，是庾信《对酒歌》的第一句。就是这么简单的五个字，而且完全是写景，注解者却引经据典，动用了《礼记》里面的语句来做解释。章学诚的父亲读到这里，不耐烦，用毛笔涂掉了那个注解，自己写了一句评语：“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就是说，你想象一下那个情景，春天，远远望着桃花盛开在涨起的河水旁，是不是能想到很远的地方去？这就很美了嘛，干吗非得引用《礼记》才能体会？这件事对章学诚影响很大。他看到父亲的评语，一下子就领悟了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是死抠字眼，还是用精神去领会真意。
當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肯定不可能区分得一清二楚，互不相干。章学诚自己也说，如果一定要强行区分，互相攻击，就会造成讲义理的变空洞，做考证的做无用功，写辞章的沦为只供把玩的小玩意。但个人方向是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有偏重的一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长处和方向，这个本来不可强求。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如果你擅长的是主流轻视的，主流重视的又不符合你的性格，那你要怎么办？你将做何选择？坚持自己，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肯定和重视；改变自己，一来痛苦，二来也做不到最高级的层次。这就是章学诚面临的人生难题。
我们现在也知道了，他最终选择了听从自己的内心，坚定地朝做理论、谈哲学的方向走下去。是什么支持了他？在最彷徨的时候，他遇到了戴震。戴震不是考证派的领袖吗？没错，可其实事情有另一面：戴震虽然考证成就很大，当时大家都推崇他的原因也是因为他那几本考证著作，但就他本人而言，他却认为——这句话是余英时先生说的
考证只是过程，义理才是归宿。戴震那时候刚写完一本谈哲学的《原善》。但大家普遍表示看不懂，都觉得这么个大师把精力耗在这种没用的工作上面，可惜了。所以连戴震也因为讲义理而受到批评，可见学术风气对一个人的压力有多大。幸好戴震其他方面的工作实在太出色了，大家对他的尊敬才一如既往。但章学诚被《原善》震撼了，也被戴震坚定了信心。这可能有点歪打正着，因为戴震对这个年轻人谈不上有多欣赏，只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得意之作，没想到其他人都不感兴趣，只有这个年轻人眼睛放出光来，那他当然乐得和粉丝交流交流。这对章学诚作用太大了。
他说：“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就是说，我要做的事，是全世界都不做的。像古文修辞语法，研究的人虽然不多，总还有几个；至于什么历史的编纂学啊，目录学啊，校勘学啊，都是以前的人提都没提过的，连专有名词都没有。他没明说的一句就是：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啊，它们就是等着我来做啊。
美国学者倪德卫对章学诚有一句评语：某种达到“不朽”的愿望、希望做一些前人未尝做过的有持久价值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刻画了章学诚的性格。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还挺动人的，对吧？
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他后来写出了最重要的《校雠通义》和《文史通义》，把自己的史学观念灌注到他编写的几部地方志之中，不仅在历史观念上，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他也成为清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乾嘉学派才不至于成为一堆散落无头绪的杂碎，才有了一条能够把这些成绩贯穿起来的理路线索。当然，这都是他去世一百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了。在身前身后，他确确实实是寂寞了一辈子。当时的人们，完全没想到这个人做出的是如此重要的工作，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们都看走眼了，包括戴震。
戴震从来没有把章学诚放在眼里，他那么多文章和著作，一个字都没提过章学诚。章学诚也知道这一点。他说，戴震从来没认可过我。但这又有什么呢？他说：“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全世界的人都看重的东西，如果不是我想要的，即使像泰山那么大，我也不想去争；全世界的人都看不上的东西，如果是我想要的，即使像毫毛那么小，我也不会舍弃它。
这就是章学诚的“loser宣言”。
章学诚死后的一百多年里，基本属于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他才重新被人们发现。胡适看出他的不简单来，为他的遭遇打抱不平，亲手给他写了—部《章实斋先生年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也说：“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这评价不得了，是把章学诚当作清代历史学最重要的人物来看待。梁启超还愤愤不平地说：“实斋才识绝伦，大声不入里耳，故不为时流宗尚。”他严厉地把章学诚的被冷落称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这样的赞誉，和章学诚在世的时候简直是天壤之别。
章学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為什么得不到同辈人的肯定？大师为什么被埋没？章学诚是绍兴人，绍兴什么最多？除了黄酒，就是师爷，他爷爷就是做师爷的。他父亲中了进士，他本人到四十岁也中了进士，但他父亲做过一些知县之类的小官，他的仕途比他父亲还差，一辈子没当过官。他长得丑，据说长了一个酒糟鼻，耳朵也很背。有个朋友写诗形容他：“君貌颇不扬，往往遭俗弄”，“乃知貌取人，山鸡误为凤”，就是说颜值低的人，容易吃亏。他结婚特别早，十四岁。那时候他连“四书”还没读完呢，可见他脑袋开窍很晚。不过他年轻的时候就对史学有特殊的兴趣。我们都知道《春秋》的形式是编年史，第一句就是著名的“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可他就像我们读初中时梦想要写一部一百万字的长篇武侠小说一样，有过一个宏大计划：把《春秋》改写成纪传体的《东周史》。
当然，他的计划没实现，我们写武侠小说的梦想也一样。想做史学家很好啊，乾嘉年间搞学问还是有奔头的，至少可以实现个人价值，说不定还能青史留名。但他在史学这门学问上面的特殊才能，却和当时绝大多数的学者不一样。当时的学术主流是什么？乾嘉学派，推崇的是训诂学。什么是训诂学？如果用两个字解释，那就是：考据。
为什么乾隆、嘉庆年间考据盛行？这要说远了，得追究到宋朝的程朱理学。我不讲那么久远的，只从直接原因说起，那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王阳明。现在的中国，王阳明火得不得了，很多人都知道他讲的是心学。这套体系很厉害，但它统治明代的思想学术界之后，也带来不少弊病，个个受它影响，变得都对外界不感兴趣了，不在意客观世界的知识了。王阳明不是讲究向内求吗？“此心俱足，不假外求”，还那么辛苦去了解客观世界、去理解经典字里行间的真正含义干什么，反正一切都在我内心里，我多花点时间苦思冥想，总能想出来。
王阳明很伟大，但他的伟大是建立在他个人强大的思想、道德、事功、学问之上的，得到真传还行，但流风所及，很多人只学到了最浅陋的那部分。这造成了什么后果？后果很简单，就是三个字：不读书。不读书的明代人学问空疏，简直没法看。就拿史学来说，本来追求的是实事求是，可明代史学家偏偏喜欢抛开事实，瞎发议论。一个时代的思潮，往往是对上一个时代的反动。到清朝，知识分子都对上一个朝代的学术风气不满，那怎么办？把风气扭过来，从“不读书”回归到“读书”。所以乾嘉年间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返回原点，从整理经典著作人手，不放过一字一句，一定要考证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把很多以前读不通、读不懂的古书都给读通了，读懂了；也正本清源，把从前的人随意篡改古书还改错的部分给最大限良地恢复了。比如他们读古书，首先要认字。读音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从来不轻易放过。认字是一门高深学问，从前叫“小学”，然后是要有准备知识。学术领袖戴震就说过这样的话：
不把洛书河图弄明白，不敢读《周易》；
不把星象天文弄明白，不敢读《尚书》；
不把宫商角徵羽的音律弄明白，不敢读《诗经》；
不把东周的历法和官制弄明白，不敢读
《春秋》。
因为这些都是读懂书的前提条件，不掌握这些专门学问，顶多是了解个大概意思，一目十行，读也是白读。所以清代涌现了一大拨术业有专攻的真专家，一辈子就只搞一门学问，甚至只读一部书，最后拿出一个经过他们整理、考证和研究的最佳版本，以后的人直接拿来用就行了。直到现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很多古籍，最好的版本都是清代这帮酸文人做出来的。这是定本。
对这股学术运动，以往我们的官方教育评价不高，都强调是清初大兴文字狱，造成知识分子逃避现实，都逃到故纸堆里去了。这当然是部分原因，但是忽视了学术史上的思想脉络，抹杀了这个学术群体的巨大功绩，说实话，不公平。但凡事有正必有反。宋明理学爱讲大道理，讲多了就变得空洞；乾嘉学派埋头做考证，做多了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琐碎。这样的琐碎，很多人吐槽过。刘瑜写过一段话，形容得很形象：“学进去的人多半喜爱钻研史料，泥牛入海一去不返，尤其热衷于和其他学进去的人PK谁掌握的史料更偏僻细致，郑和下西洋的船舰到底长、宽多少米，《吕氏春秋》里第十行第三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古代诗人使用过‘自由’这个字眼……”这种琐碎的功夫有没有用，有没有意义？有用，有意义，但如果全部的学者都走这个路数，整个学术界就容易钻牛角尖。为什么？因为没有理论，做的都是零零碎碎的工作，就没有方向。
理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我们都学过中国革命史，都懂这个道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不用送来十万天兵天将，你给我一个理论就够了，它将爆发出可怕的力量。可清初呢，人人都鄙视理论，排斥理论。桐城派说的三点，义理、考据、辞章，本来不可偏废，义理却成了大家弃之如敝屣，捏着鼻子纷纷避开的东西。可偏偏呢，章学诚性子里是更有兴趣进行理论探讨的，锱铢必较地抠字眼，他觉得是苦活，也干不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高明有余，沉潜不足。”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他的性格。20岁那年他买到一本庾信的诗集，里面有一句“春水望桃花”，是庾信《对酒歌》的第一句。就是这么简单的五个字，而且完全是写景，注解者却引经据典，动用了《礼记》里面的语句来做解释。章学诚的父亲读到这里，不耐烦，用毛笔涂掉了那个注解，自己写了一句评语：“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就是说，你想象一下那个情景，春天，远远望着桃花盛开在涨起的河水旁，是不是能想到很远的地方去？这就很美了嘛，干吗非得引用《礼记》才能体会？这件事对章学诚影响很大。他看到父亲的评语，一下子就领悟了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是死抠字眼，还是用精神去领会真意。
當然，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肯定不可能区分得一清二楚，互不相干。章学诚自己也说，如果一定要强行区分，互相攻击，就会造成讲义理的变空洞，做考证的做无用功，写辞章的沦为只供把玩的小玩意。但个人方向是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有偏重的一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长处和方向，这个本来不可强求。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如果你擅长的是主流轻视的，主流重视的又不符合你的性格，那你要怎么办？你将做何选择？坚持自己，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肯定和重视；改变自己，一来痛苦，二来也做不到最高级的层次。这就是章学诚面临的人生难题。
我们现在也知道了，他最终选择了听从自己的内心，坚定地朝做理论、谈哲学的方向走下去。是什么支持了他？在最彷徨的时候，他遇到了戴震。戴震不是考证派的领袖吗？没错，可其实事情有另一面：戴震虽然考证成就很大，当时大家都推崇他的原因也是因为他那几本考证著作，但就他本人而言，他却认为——这句话是余英时先生说的
考证只是过程，义理才是归宿。戴震那时候刚写完一本谈哲学的《原善》。但大家普遍表示看不懂，都觉得这么个大师把精力耗在这种没用的工作上面，可惜了。所以连戴震也因为讲义理而受到批评，可见学术风气对一个人的压力有多大。幸好戴震其他方面的工作实在太出色了，大家对他的尊敬才一如既往。但章学诚被《原善》震撼了，也被戴震坚定了信心。这可能有点歪打正着，因为戴震对这个年轻人谈不上有多欣赏，只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得意之作，没想到其他人都不感兴趣，只有这个年轻人眼睛放出光来，那他当然乐得和粉丝交流交流。这对章学诚作用太大了。
他说：“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就是说，我要做的事，是全世界都不做的。像古文修辞语法，研究的人虽然不多，总还有几个；至于什么历史的编纂学啊，目录学啊，校勘学啊，都是以前的人提都没提过的，连专有名词都没有。他没明说的一句就是：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啊，它们就是等着我来做啊。
美国学者倪德卫对章学诚有一句评语：某种达到“不朽”的愿望、希望做一些前人未尝做过的有持久价值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刻画了章学诚的性格。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概还挺动人的，对吧？
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他后来写出了最重要的《校雠通义》和《文史通义》，把自己的史学观念灌注到他编写的几部地方志之中，不仅在历史观念上，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他也成为清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乾嘉学派才不至于成为一堆散落无头绪的杂碎，才有了一条能够把这些成绩贯穿起来的理路线索。当然，这都是他去世一百多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了。在身前身后，他确确实实是寂寞了一辈子。当时的人们，完全没想到这个人做出的是如此重要的工作，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们都看走眼了，包括戴震。
戴震从来没有把章学诚放在眼里，他那么多文章和著作，一个字都没提过章学诚。章学诚也知道这一点。他说，戴震从来没认可过我。但这又有什么呢？他说：“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全世界的人都看重的东西，如果不是我想要的，即使像泰山那么大，我也不想去争；全世界的人都看不上的东西，如果是我想要的，即使像毫毛那么小，我也不会舍弃它。
这就是章学诚的“loser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