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带着爱心和理想，遇到的却是一地鸡毛
　　
　　巨石如硕大的泪珠砸向岷江，阻断了进入山区小镇映秀的生命之路。这里是阿坝州的南大门，也是从成都通往九寨沟的必经之路，在地震发生后48小时，几乎没有任何外部救援人员运出伤员。
　　第一批进入这里的士兵仍然不能忘记当时的惨状，成千上百个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被抬到空地上，缺少医生，没有药品，活活等死。镇上幸存的民众齐齐下跪，哭天抢地，向他们求救。
　　躲避灾难的人要从汶川、理县、茂县逃出去，这里是交通要道。走到映秀，离都江堰市就不远了。走到都江堰，离成都也就不远了。
　　
　　志愿者也从全国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有些胆大的，心切的，继续前行，他们要去到最危险的地方——汶川。更多的志愿者滞留在映秀，危险是他们看得见的，甚至是经历过的，翻过被削掉一半的大山，随时可能被巨石击中。
　　映秀镇就成了志愿者的聚集地。他们在这里上演着一支充满爱心，而又矛盾复杂的交响曲。
　　
　　落泪
　　
　　5月17日一早，志愿者小刘在石堆边用几块石头搭起了灶，然后到弥漫尸体腐烂气味的废墟中寻找可以燃烧的木料。来自北京的知名助学义工周忠民也到了这里，他跟着人群去几公里外寻找可供饮用的水源。他们要为灾民免费提供开水。
　　灶搭在当地镇政府的救助站背后，锅是他们提供的，而免费开水和药品供应点，则在两河桥桥头，桥头能服务更多人。木板上写了几个字：志愿者服务点。
　　按说是几个人负责后勤保障——拣柴火，抬水，烧水；几个人在服务点提供服务。但并不是每个志愿者都愿意蹲在一个地方做小事情，许多人更愿意去救援现场，有些志愿者不打招呼就已经离开了。“机会难得，这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来自深圳的一名37岁志愿者说。
　　17日中午，只有一名志愿者在桥头的服务点坚守，小心翼翼地为灾民服务——每个人最多只给一个馒头，每两个人给一盒饼干，即使对方说“现在人少，多给一些吧”。只能在服务点喝水，不能灌到瓶子里。
　　下午，新的志愿者蜂拥而至。新志愿者接待灾民更大方一些。在傍晚的时候，他们把一群灾民引进了救助站，告诉他们那里有粥喝——其实大多数志愿者都没喝到粥。
　　竟然一下就有两三百人的队伍，从桃关工业园步行30公里过来。他们领取了方便面，或是喝了粥。
　　一下子这么多人，光提水就需要不少人。一些志愿者开始失去耐心，他们觉得不应该为这些近距离的灾民提供这么好的服务。而灾民们却并不满足，他们仍然坐在石堆旁边，不走，哪怕是志愿者告诉他们这里有危险。
　　下雨了，毛毛雨已经开始飘落。
　　一辆客车的门被撬开，车的主人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这个车至少可以避雨，车内挤得水泄不通。
　　两个北京来的志愿者刚到，背来了大包药品。志愿者小郭希望把药品放到车上，怕淋湿了，而一个几乎与她父亲年龄相当的老汉则要挤上车，他刚才只喝了一碗粥，要第二碗时，志愿者没有给他。
　　双方发生了争执，“你们志愿者算啥东西，都是来骗吃骗喝的”……“还有这些当兵的。”
　　小郭哭了，她一天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一直忙前忙后。父母在汶川失去消息，她从未流一滴眼泪，而这次她却哭了。她在地震的当天请假不成就辞职了，和朋友们一起用打工多年的全部积蓄买了药品。
　　她一边哭一边说：你看到我们志愿者吃东西了吗？这些当兵的，哪个不是年纪轻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修路，难道他们的命不是命吗？
　　暴雨即将来临，小郭和其他几个志愿者也躲到一辆车上。车外，又有几个人拍打窗户，他们要上车。这次小郭没有理会，低声骂了一句：这些人没素质。
　　
　　凌乱
　　
　　小郭和周忠民都是前一天傍晚到映秀镇的。
　　并没有什么队伍，陆续有零散的人到来。有个志愿者在路边拣了个纸箱子，准备晚上铺着睡。有人甚至连自身的干粮也没带。几乎没有人带帐篷。
　　59岁的周忠民名片上的名字叫“周老师”，他患有严重的白癜风，脸上、手上的皮肤都白一块、红一块的。他听说汶川地震后，直接从贵州赶到这里。他成为了志愿者的中心，大家都叫他周老师。这个临时凑起来的队伍中，有几个是大学生，有几个是退伍军人，还有美籍华人。
　　除了篝火，漆黑一片，没有人提到晚饭，每个人都只能靠干粮充饥。大家在寻找住的地方。
　　周老师建议大家睡在两河桥边的水泥路上，那里平坦。
　　一些年轻的志愿者并不准备这么早睡觉，有的甚至准备在篝火边夜谈一宿。周老师也被叫到下面去聊天。
　　周老师建议大家讨论：明天除了烧开水，还能做些什么？他希望能在这里建一所帐篷学校。但没有什么人响应。
　　那位美籍华人首先离开了篝火，铺好裹尸布睡下了。
　　第二天天一亮，要走的人就出发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总共走了十来个。有的说是太冷了，有的说是单位有事，有的说是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事。
　　当天下午，另一支志愿者队伍来到映秀，他们也是三三两两在路上凑到一起的，总共11人，主要是在读大学生。他们在途中把行李和物品放在车上，只带了一箱饼干和一台收音机步行过来。可他们不知道路根本没通，车进不来，人和车走散了。
　　身份证、学生证全在包里面，他们空着手坐在桥边的路上担心。
　　晚上9点多，一排排军用大货车开进来了，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有车了就应该会有方便面，就应该有粮食。
　　有志愿者跑到车队去问： “你们的车今天晚上回去吗？”
　　不回。
　　他们更加担忧行李的安全，晚上就商量好了，明天如果行李还没找到，他们就离开。第二天中午，这个队伍的所有人都离开了。
　　那时候，路又重新被倒塌的泥石堵死，他们步行回去。
　　
　　收编
　　
　　烧水的灶台应该设在哪里，志愿者之间有分歧。政府救助站在路边一处偏僻的地方，而且门朝里边，除了几个从汶川县步行来的干部，路过的几乎没有人知道那里是救助站。有志愿者认为，志愿者的服务点应该搬到桥头，与政府救助站脱离关系。
　　周老师坚持把灶台设在救助站边上。后来证明，周老师的做法更有远见。一整天忙碌着烧水，就做这一件事，获得了政府的信任。
　　之后，汶川县驻都江堰办事处主任任勇开始组织志愿者工作，“所有的志愿者都要统一登记，安排事情给他们做。”
　　那天上午，前一天设立的“志愿者服务点”已经不见了，桥头空荡荡的。
　　最大的变化是牌子，前一天立地放置的不到一平米的木板上写的黑色小字“志愿者服务点”，现在变成了一面约2平米大小的红旗，红旗上用粗黑字体写了“汶川县志愿者报到点”。
　　红旗挂在路边，很显眼。但路边却没有桌子，没有志愿者提供服务。
　　在一名志愿者的强烈要求下，桌子被抬到路边，虽然太阳很大，几个懂医的志愿者穿上了白大褂，一直坚守岗位。
　　周老师17号中午离开了，两天多来，他一直默默地打水、捡柴、烧开水。
　　离开后，他给在成都的志愿者们发了个信息：无组织的志愿者不要贸然进入灾区，特别反对那些不愿做小事的志愿者进入灾区，这样的人进去不但帮不了忙，还可能给灾区添乱……
　　新志愿者络绎不绝，相比已经离开的大学生，农民和农民工坚守的时间更长。
　　38岁的李登杰，雅安农民，小学毕业，个子瘦小，蓄着三角胡。他喜欢写东西，曾经因写反腐败的文章被抓，关了 27天。这次，他写了一封“汶川灾区人民需要你们”的公开信，信的开头是“值得我尊敬的打工朋友们：”。13号晚上，他写写改改，用正楷体工工整整地抄了50份，一直抄到天亮，天亮后又复印了100份，在都江堰市区向工友发放，号召他们行动起来。
　　李登杰不是医生，但懂一点医术，也穿上白大褂。他和另外一个医生一起到灾民区免费看病、分发药品。在帮外伤病人擦消毒水时，他把棉签反复使用，这被医生“批评”了，他只好站在一边看医生治病。
　　47岁的吕慧芳和和46岁赵启凤，两个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从河南眦阳县坐火车、汽车，步行过来。来的当天深夜，他们俩站在映秀镇小学，废墟上祈祷观音菩萨保佑灾民，“你们的苦难是前世造的孽，叫你们的亡魂一起跟我念阿弥驼佛……”
　　他们两个负责做饭，帐篷边上架起了三口大锅，每天不间断地煮粥。
　　晚上，几个核心志愿者被任勇主任召集到一起开会。“我们对外要统一口径，我们是志愿者，是自愿的。……明天，放物资的帐篷要派人把守，不能想进去拿东西就进去拿东西……”
　　次日晚上，他们又叫上了几个组织能力较强、干活卖力的志愿者开会，他们认为必须加强管理。有人提议，应当在志愿者队伍中成立党支部先锋队。
　　来映秀镇的志愿者远不只这么多，许多志愿者根本不找“组织”，他们已经单个融入救灾的队伍当中，或是成立自己的小分队。
　　在广东应急医疗队营地附近，一支同样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也安置在那里，他们同样挂起了牌子“志愿者报到处”。
　　在通车的第二天，桥头的“汶川县志愿者报到点”的物资已经很丰富，至少可以保证不间断地提供粥。而这边的志愿者生活无保障，他们来人向这边求援，从这边提了一桶粥过去。
　　原来的志愿者让他们吃完后赶紧把桶和碗还回来，可到了傍晚还不见还回。志愿者急了，找过去，发现他们那群人在 “摆龙门阵”闲聊。
　　晚上，任勇主任让两个志愿者去那边“沟通”，“他们能不能并到我们一起？”对方的人说：想加入你们，但你们不要。
　　原来因为下午的事，已经产生了误会。这边去谈的人，话中反复出现“我们”和“你们”两个词，对方的领队几次更正：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一起”，“我们都是志愿者。”
　　就这样，两支队伍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