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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德格尔的科学革命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已经有了科学革命的思想萌芽。30年代中期是海德格尔科学革命思想的成型时期，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思维框架的转换。50年代是其科学革命思想的继续发展时期。海德格尔的科学革命思想与库恩的科学革命观既有区别也有相似性，但其影响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其思想未能得到广泛传播、词源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被其存在主义哲学的光芒所遮蔽。
关键词：海德格尔；科学革命；库恩；思维框架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2-0024-05
作为一名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提出了非常深刻的前后一贯的科学革命思想，有人将其科学哲学思想与库恩等相提并论，但也有不同意见。[1]243我们认为，海德格尔的科学革命思想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但其影响却远不及库恩等人，下面试分析之。
一、存在论与科学革命
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将抽象的、遥不可及的、空洞的且在西方哲学史上两千五百年来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存在概念拉回到现实。在他看来，存在就是存在者的存在，我们每个人就生活在对存在有一些模糊的领会之中。他把能对存在发问并对其有一些模糊的领会的存在者称为此在（dasein）。对存在的先入为主的领会是此在的基本特征。
海德格尔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他的科学革命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没有专门论述过科学革命，他的科学革命思想散见于其不同时期的著述和授课讲义中，从时间上看，他的科学革命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他指出所有的存在者构成存在者整体，我们根据不同的存在畿域将存在者的全体划分为不同的事质领域，而这些事质领域，诸如历史、自然、空间、生命、此在之类，又相应地被专题化为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这种划分虽不十分严格，但也表明我们在从事科学研究之前，对这个对象就已经有了“基本概念”。[2]11 “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质领域借以事先得到领会（这一领会引导着一切实证探索）的那些规定。”[2]12 他不赞同传统即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观，认为“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却主要不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2]11 “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2]11 他在30年代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科学之本质，那我们就必须首先抛弃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按照进步的观点，仅仅在程度上把较新的科学与较老的科学区别开来。”[3]73 这一时期他虽然没有使用过科学革命这个概念，但却认为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内在的危机，危机就是“实证探索的发问同问题所及的事质本身的关系发生动摇”。[2]11 危机的解决就是把科学研究工作移植于新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新科学指的是它的基础新，具有新的“基本概念”。当然他这里所谓的科学是广义的，包括历史学、神学和自然科学，从他所举的例子来看，表明海德格尔已经有了科学革命思想的萌芽，因为这些例子在当时甚至于较早的时候都被公认为是一场革命性事件。有人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一种严格的但狭义的意义上必须被看作是一篇科学哲学的论文。[1]243这个评价不是十分准确，但也不无道理。本文只关注狭义的科学即自然科学，但凡提到科学指的就是自然科学。其实海德格尔在中后期已经不再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科学革命了。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提到了物理学中的革命性事件即相对论的诞生。他认为近代“物理学中则有一种倾向，要把自然本身固有的联系如其‘自在’的那样提供出来。”[2]12经典物理学理论隐含一个前提条件，即时空与观察者的相对运动无关，也就是绝对时空观，这就是人们对自然的先入为主的领会，离却这种领会，自然将无法对我们呈现。根据绝对时空观，可以设想在所有惯性系中，一定存在一个与绝对空间相对静止的绝对惯性系。如果能找到此惯性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自然本身固有的联系如其“自在”的那样提供出来。但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表明不存在此绝对惯性系。此实证研究反过来对绝对时空观发问，并与其及物质问题发生冲撞，表明科学的危机到来，最终爱因斯坦将研究工作移植到相对论时空观与物质观基础之上。
二、科学革命就是思维框架的转换
30年代中期是海德格尔科学革命思想的成型时期。1935年至1936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冬季学期开设讲座，讲座所依据的文本于1962年出版德文版，书名是《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在这本著作中，海德格尔对传统上对近代科学与前近代科学之间的区别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通常所认为的近代科学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即事实性、实验性和数学性，并不足以将近代科学和前近代科学区别开来，这三个方面并不构成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因为，所有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古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都具有。而问题在于如何把握事实的方式、如何安排实验的方式和以何种方式进行计算。他指出，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与物在劳作中打交道，以及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4]62
通常认为“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数学的东西”。[4]69但“数学的东西”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指的是“我们在诸物‘上’本来就已经知道了的东西。”[4]67或者说，数学的东西就是那种面对物的基本态度。[4]69他认为，牛顿第一定律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数学特征。
海德格尔明确指出，牛顿第一定律的发现及其被确立为基本法则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并且是人类思维的最伟大的革命，[4]72这是海德格尔第一次使用革命（umwa lzung）这一概念来指称自然科学革命，这在德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因为直到1985年科恩写作《科学中的革命》时，还没有发现有谁使用过这一概念来指称科学革命的。[5]329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的基本立场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当时被当作现象而把握到的东西以及如何解释它们的方式，此时和彼时是不一样的。”[4]75中世纪人们“思索每件事情的框架是由启示提供的。”[6]99可见，科学革命实际上就是思维框架或基本立场的选择。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是反对对事物强加一个理解框架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在主客二分状态下来理解客体，这在海德格尔看来，不仅不能切近事物，反而造成进一步的遮蔽与掩盖。现象学试图使事物本身自己显露。[6]20数学的东西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思维框架，它是心灵的设想，它作为对物性的筹划，“首先开启了一个活动空间，诸物，即事实在其中自行显现。”[4]84
近代科学的诞生无疑是科学史上革命性事件，认识这次科学革命的最好办法就是将17世纪源于伽利略而完善于牛顿的运动学，与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运动学作一番比较。经过深入分析，海德格尔指出，较之亚里士多德运动学，牛顿运动学具有八个新式思想。[4]74-81他认为所有这些新思想其实就是建立在新的基本立场即数学的立场之上，牛顿第一定律就是这些新式思想的概括性表达，即“所有顺其自然的物体都将直线和匀速地运动”。[4]79
海德格尔还用这一思想分析了科学史上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重的物体比轻的东西下落的快。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得出此结论，一方面有事实的根据，另一方面，他的“数学的东西”就是任何物体依其本性而运动，重物下降，轻物上升。面对同样的事实，伽利略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是因为他对此事实有一个先行的思考，即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重的物体和轻的物体下落的速度是一样的——这是牛顿第一定律的原始表述。在1638年出版的《两种科学的对话》中，他称此先行的思考为“在心灵中的设想”，即“自己给予自己某种关于物的规定的知识”。[4]83这就是说，前近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区别不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后者是从事实出发，而前者是从思辨出发。关键是以何种方式处理事实。
不过，50年代初以后，海德格尔对科学革命这个问题表现的很谨慎，没有使用过革命这个概念。在“科学与沉思”一文中，他指出“科学乃是一切存在之物借以向我们呈现（dar-stellen）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7]39他还通过对“科学是关于现实的理论”[7]40命题中的科学、现实和理论三个关键词的分析，进一步分析了从古典物理学到现代物理学的变革。他说，在这个命题中，科学仅指近代-现代科学，不适用于前近代科学。“现实乃是自行展现出来的在场者”。[7]51而理论则是对在场者之无蔽状态的重视。[7]48在场者本身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置性，即显现为对象。[7]46是对置性将近现代思想与中世纪和古希腊思想区别开来，因为在古希腊和中世纪，人们没有将在场者表象为对象。对置性具有领域特征即把现实的某个区域确保为它的对象领域，“它先行把提问的可能性标画出来”。[7]52同时，海德格尔认为，“一切对现实的对象化都是一种计算”，[7]53而“广义的、本质意义上的计算指的是：预计到某物，也即考虑到某物，指望某物，也即期待某物。”[7]53近现代科学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化就发生在对自然在其中展现自身的对置性的经验和规定方面。[7]56可见，海德格尔科学发展的主要思想是前后一贯的。
三、海德格尔与库恩：思维框架与范式
提到科学革命，我们不能不提到库恩，正是由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出版，重新引起人们对科学革命的广泛关注。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库恩提出了一个反传统的、跳跃式的科学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一般要依次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即前科学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态时期。前科学时期是各种理论相互竞争时期，没有哪一个理论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也就是说科学共同体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他认为科学的本质就是范式，因此前科学时期就是非科学时期。而且在他看来，像历史学、神学等学科，由于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因此根本算不上是科学。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只要形成“基本概念”，都属于科学，包括历史学、神学等。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旦某个理论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科学发展就进入常态科学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就是科学共同体根据共同的范式进行“解难题”的阶段，在常态科学时期会出现与范式相冲突的反常现象，但科学共同体对范式深信不疑，对反常一般会置之不理，要么将之归于自己解题的能力不足，要么归之于难题本身，一般不会怀疑范式本身。但反常的增多导致科学共同体对范式的信任危机。海德格尔不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在他那里基本概念不是用来解难题的工具，而是引导实证研究，回答实证探究的提问。难题与问题不同，难题有解，问题无解。当基本概念回答不了实证探究的提问时，科学的危机就到来了。
危机最终通过革命的方式得到解决。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8]85但在库恩那里，范式是与科学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范式的取代往往不是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而是伴随着老一代科学共同体的自然消亡和新一代科学共同体的产生。新老两代科学共同体是在不同的范式下从事研究工作的，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研究方式等，因此，新旧范式之间不可比较，具有不可通约性。作为一名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科学都是人的活动，都包含此在的存在方式，此在具有个体性——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将历史学等都称之为科学的原因所在。科学革命是此在通过对基本概念的重置、思维框架的转换或对置性的重新确定而发生的。
海德格尔与库恩在科学革命观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二者在科学革命的形式结构方面具有相似性，即都经过由前科学时期到常态科学时期到危机和革命时期再到新的常态科学时期。还有，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与库恩的范式都具有模糊性特征。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科学研究就是探索存在者之存在的。我们在从事研究之前就一定会对该领域之存在者有个先行了解，否则无法展开实证研究，这种先行的了解决定了基本概念的模糊性。库恩在《结构》中对“范式”这一核心概念也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据英国哲学家M·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统计，库恩在《结构》中对范式这一概念一共给出了21种解释。这说明，库恩在创作《结构》时对范式只是有个大致的理解，或者说范式本身就具有模糊性。这也可能跟库恩本身是一名科学家，没有接受过系统哲学训练，表述不够清晰有关。但对科学家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科学共同体内，范式是明确的，他们使用共同的语言、方法、程序解决难题。 四、海德格尔科学革命思想的影响
海德格尔很早就提出了深刻的科学革命思想，但其影响却十分有限，在后来关于科学革命的相关研究中，我们看不到海德格尔的名字和对他的思想的引用和评价。反观库恩，尽管其思想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无非就是把P·温奇（Peter Winch）和L·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引入了科学而已。[9]108但其影响却超越了科学哲学界，范式的概念已经广泛地被应用于其他各门科学之中。
至于库恩的《结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柯林斯认为这跟它所处的时代有关，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些提出了与库恩相似思想的学者的著作都是用非英文出版的，影响了思想的传播，而库恩则没有这方面的障碍。例如，弗莱克虽然也与库恩在同时代提出了类似“思想共同体”的观点，但人们最终遗忘了弗莱克却记住了库恩，主要原因正如柯林斯所说，他的作品是德文版的，因而阻碍了其思想的传播。[9]108
海德格尔也没能逃脱与弗莱克同样的命运，他的科学革命思想早在1935-1936年弗莱堡大学冬季学期的讲座中就得到明确表达。这些讲座后来收录于《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一书中，直到1962年出版德文版（库恩的《结构》也是在这年出版的），现被辑于《海德格尔全集》第41卷中。他的最有影响力的《存在与时间》的第一个英文版直到1962年才问世。
海德格尔科学革命思想之所以影响不大，还可能与海德格尔从词源学的角度来阐发他的思想有关，不免给人以玩弄文字游戏之感，故而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海德格尔是作为一名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而闻名于世的，他在存在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太卓著了，以至掩盖了他的科学革命思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海德格尔卷轶浩繁的著作中，他的关于科学革命方面的著作显得微乎其微，并且是从属于其关于存在的研究的。
当然，我们这里并非要有意拔高海德格尔而贬低库恩。实际上我们是借助库恩而领会海德格尔的科学革命思想的，不能因此而指责库恩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没有库恩等人对科学革命的系统阐发，我们就难以揭示海德格尔的科学革命思想。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一切伟大的洞见和发现充其量不过就是被好多人同时思考，它们必然会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思考，在那种唯一的努力中，对于同样的东西真正地说同样的话。”[4]73
参考文献：
[1]京特·诺伊曼，康斯坦茨.海德格尔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学习[C]；登克尔，甘德，察博罗夫斯基，主编，靳希平，等，译.海德格尔与其思想的开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
[3]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海德格尔.物的追问 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5]科恩.科学中的革命[M].鲁旭东，赵培杰，宋振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约翰逊.海德格尔[M].张祥龙，林丹，朱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7]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张帆.为什么《科学革命的结构》那么重要[C]//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罗 雪】
关键词：海德格尔；科学革命；库恩；思维框架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2-0024-05
作为一名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提出了非常深刻的前后一贯的科学革命思想，有人将其科学哲学思想与库恩等相提并论，但也有不同意见。[1]243我们认为，海德格尔的科学革命思想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但其影响却远不及库恩等人，下面试分析之。
一、存在论与科学革命
海德格尔在哲学史上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将抽象的、遥不可及的、空洞的且在西方哲学史上两千五百年来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存在概念拉回到现实。在他看来，存在就是存在者的存在，我们每个人就生活在对存在有一些模糊的领会之中。他把能对存在发问并对其有一些模糊的领会的存在者称为此在（dasein）。对存在的先入为主的领会是此在的基本特征。
海德格尔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他的科学革命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没有专门论述过科学革命，他的科学革命思想散见于其不同时期的著述和授课讲义中，从时间上看，他的科学革命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他指出所有的存在者构成存在者整体，我们根据不同的存在畿域将存在者的全体划分为不同的事质领域，而这些事质领域，诸如历史、自然、空间、生命、此在之类，又相应地被专题化为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这种划分虽不十分严格，但也表明我们在从事科学研究之前，对这个对象就已经有了“基本概念”。[2]11 “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质领域借以事先得到领会（这一领会引导着一切实证探索）的那些规定。”[2]12 他不赞同传统即实证主义的科学进步观，认为“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却主要不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2]11 “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2]11 他在30年代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科学之本质，那我们就必须首先抛弃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按照进步的观点，仅仅在程度上把较新的科学与较老的科学区别开来。”[3]73 这一时期他虽然没有使用过科学革命这个概念，但却认为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会发生内在的危机，危机就是“实证探索的发问同问题所及的事质本身的关系发生动摇”。[2]11 危机的解决就是把科学研究工作移植于新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新科学指的是它的基础新，具有新的“基本概念”。当然他这里所谓的科学是广义的，包括历史学、神学和自然科学，从他所举的例子来看，表明海德格尔已经有了科学革命思想的萌芽，因为这些例子在当时甚至于较早的时候都被公认为是一场革命性事件。有人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一种严格的但狭义的意义上必须被看作是一篇科学哲学的论文。[1]243这个评价不是十分准确，但也不无道理。本文只关注狭义的科学即自然科学，但凡提到科学指的就是自然科学。其实海德格尔在中后期已经不再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科学革命了。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提到了物理学中的革命性事件即相对论的诞生。他认为近代“物理学中则有一种倾向，要把自然本身固有的联系如其‘自在’的那样提供出来。”[2]12经典物理学理论隐含一个前提条件，即时空与观察者的相对运动无关，也就是绝对时空观，这就是人们对自然的先入为主的领会，离却这种领会，自然将无法对我们呈现。根据绝对时空观，可以设想在所有惯性系中，一定存在一个与绝对空间相对静止的绝对惯性系。如果能找到此惯性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自然本身固有的联系如其“自在”的那样提供出来。但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表明不存在此绝对惯性系。此实证研究反过来对绝对时空观发问，并与其及物质问题发生冲撞，表明科学的危机到来，最终爱因斯坦将研究工作移植到相对论时空观与物质观基础之上。
二、科学革命就是思维框架的转换
30年代中期是海德格尔科学革命思想的成型时期。1935年至1936年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冬季学期开设讲座，讲座所依据的文本于1962年出版德文版，书名是《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在这本著作中，海德格尔对传统上对近代科学与前近代科学之间的区别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通常所认为的近代科学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即事实性、实验性和数学性，并不足以将近代科学和前近代科学区别开来，这三个方面并不构成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因为，所有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古代科学和中世纪科学都具有。而问题在于如何把握事实的方式、如何安排实验的方式和以何种方式进行计算。他指出，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与物在劳作中打交道，以及物之物性的形而上学筹划。”[4]62
通常认为“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数学的东西”。[4]69但“数学的东西”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指的是“我们在诸物‘上’本来就已经知道了的东西。”[4]67或者说，数学的东西就是那种面对物的基本态度。[4]69他认为，牛顿第一定律就是近代自然科学的数学特征。
海德格尔明确指出，牛顿第一定律的发现及其被确立为基本法则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革命，并且是人类思维的最伟大的革命，[4]72这是海德格尔第一次使用革命（umwa lzung）这一概念来指称自然科学革命，这在德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因为直到1985年科恩写作《科学中的革命》时，还没有发现有谁使用过这一概念来指称科学革命的。[5]329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的基本立场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当时被当作现象而把握到的东西以及如何解释它们的方式，此时和彼时是不一样的。”[4]75中世纪人们“思索每件事情的框架是由启示提供的。”[6]99可见，科学革命实际上就是思维框架或基本立场的选择。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是反对对事物强加一个理解框架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在主客二分状态下来理解客体，这在海德格尔看来，不仅不能切近事物，反而造成进一步的遮蔽与掩盖。现象学试图使事物本身自己显露。[6]20数学的东西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思维框架，它是心灵的设想，它作为对物性的筹划，“首先开启了一个活动空间，诸物，即事实在其中自行显现。”[4]84
近代科学的诞生无疑是科学史上革命性事件，认识这次科学革命的最好办法就是将17世纪源于伽利略而完善于牛顿的运动学，与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运动学作一番比较。经过深入分析，海德格尔指出，较之亚里士多德运动学，牛顿运动学具有八个新式思想。[4]74-81他认为所有这些新思想其实就是建立在新的基本立场即数学的立场之上，牛顿第一定律就是这些新式思想的概括性表达，即“所有顺其自然的物体都将直线和匀速地运动”。[4]79
海德格尔还用这一思想分析了科学史上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自由落体运动中，重的物体比轻的东西下落的快。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得出此结论，一方面有事实的根据，另一方面，他的“数学的东西”就是任何物体依其本性而运动，重物下降，轻物上升。面对同样的事实，伽利略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是因为他对此事实有一个先行的思考，即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重的物体和轻的物体下落的速度是一样的——这是牛顿第一定律的原始表述。在1638年出版的《两种科学的对话》中，他称此先行的思考为“在心灵中的设想”，即“自己给予自己某种关于物的规定的知识”。[4]83这就是说，前近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区别不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后者是从事实出发，而前者是从思辨出发。关键是以何种方式处理事实。
不过，50年代初以后，海德格尔对科学革命这个问题表现的很谨慎，没有使用过革命这个概念。在“科学与沉思”一文中，他指出“科学乃是一切存在之物借以向我们呈现（dar-stellen）出来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7]39他还通过对“科学是关于现实的理论”[7]40命题中的科学、现实和理论三个关键词的分析，进一步分析了从古典物理学到现代物理学的变革。他说，在这个命题中，科学仅指近代-现代科学，不适用于前近代科学。“现实乃是自行展现出来的在场者”。[7]51而理论则是对在场者之无蔽状态的重视。[7]48在场者本身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置性，即显现为对象。[7]46是对置性将近现代思想与中世纪和古希腊思想区别开来，因为在古希腊和中世纪，人们没有将在场者表象为对象。对置性具有领域特征即把现实的某个区域确保为它的对象领域，“它先行把提问的可能性标画出来”。[7]52同时，海德格尔认为，“一切对现实的对象化都是一种计算”，[7]53而“广义的、本质意义上的计算指的是：预计到某物，也即考虑到某物，指望某物，也即期待某物。”[7]53近现代科学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化就发生在对自然在其中展现自身的对置性的经验和规定方面。[7]56可见，海德格尔科学发展的主要思想是前后一贯的。
三、海德格尔与库恩：思维框架与范式
提到科学革命，我们不能不提到库恩，正是由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出版，重新引起人们对科学革命的广泛关注。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库恩提出了一个反传统的、跳跃式的科学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一般要依次经过以下几个阶段，即前科学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态时期。前科学时期是各种理论相互竞争时期，没有哪一个理论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也就是说科学共同体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他认为科学的本质就是范式，因此前科学时期就是非科学时期。而且在他看来，像历史学、神学等学科，由于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因此根本算不上是科学。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只要形成“基本概念”，都属于科学，包括历史学、神学等。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旦某个理论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科学发展就进入常态科学时期。常态科学时期就是科学共同体根据共同的范式进行“解难题”的阶段，在常态科学时期会出现与范式相冲突的反常现象，但科学共同体对范式深信不疑，对反常一般会置之不理，要么将之归于自己解题的能力不足，要么归之于难题本身，一般不会怀疑范式本身。但反常的增多导致科学共同体对范式的信任危机。海德格尔不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在他那里基本概念不是用来解难题的工具，而是引导实证研究，回答实证探究的提问。难题与问题不同，难题有解，问题无解。当基本概念回答不了实证探究的提问时，科学的危机就到来了。
危机最终通过革命的方式得到解决。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8]85但在库恩那里，范式是与科学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范式的取代往往不是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而是伴随着老一代科学共同体的自然消亡和新一代科学共同体的产生。新老两代科学共同体是在不同的范式下从事研究工作的，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研究方式等，因此，新旧范式之间不可比较，具有不可通约性。作为一名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科学都是人的活动，都包含此在的存在方式，此在具有个体性——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将历史学等都称之为科学的原因所在。科学革命是此在通过对基本概念的重置、思维框架的转换或对置性的重新确定而发生的。
海德格尔与库恩在科学革命观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二者在科学革命的形式结构方面具有相似性，即都经过由前科学时期到常态科学时期到危机和革命时期再到新的常态科学时期。还有，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与库恩的范式都具有模糊性特征。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科学研究就是探索存在者之存在的。我们在从事研究之前就一定会对该领域之存在者有个先行了解，否则无法展开实证研究，这种先行的了解决定了基本概念的模糊性。库恩在《结构》中对“范式”这一核心概念也并未给出明确的界定。据英国哲学家M·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统计，库恩在《结构》中对范式这一概念一共给出了21种解释。这说明，库恩在创作《结构》时对范式只是有个大致的理解，或者说范式本身就具有模糊性。这也可能跟库恩本身是一名科学家，没有接受过系统哲学训练，表述不够清晰有关。但对科学家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科学共同体内，范式是明确的，他们使用共同的语言、方法、程序解决难题。 四、海德格尔科学革命思想的影响
海德格尔很早就提出了深刻的科学革命思想，但其影响却十分有限，在后来关于科学革命的相关研究中，我们看不到海德格尔的名字和对他的思想的引用和评价。反观库恩，尽管其思想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无非就是把P·温奇（Peter Winch）和L·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引入了科学而已。[9]108但其影响却超越了科学哲学界，范式的概念已经广泛地被应用于其他各门科学之中。
至于库恩的《结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柯林斯认为这跟它所处的时代有关，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些提出了与库恩相似思想的学者的著作都是用非英文出版的，影响了思想的传播，而库恩则没有这方面的障碍。例如，弗莱克虽然也与库恩在同时代提出了类似“思想共同体”的观点，但人们最终遗忘了弗莱克却记住了库恩，主要原因正如柯林斯所说，他的作品是德文版的，因而阻碍了其思想的传播。[9]108
海德格尔也没能逃脱与弗莱克同样的命运，他的科学革命思想早在1935-1936年弗莱堡大学冬季学期的讲座中就得到明确表达。这些讲座后来收录于《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一书中，直到1962年出版德文版（库恩的《结构》也是在这年出版的），现被辑于《海德格尔全集》第41卷中。他的最有影响力的《存在与时间》的第一个英文版直到1962年才问世。
海德格尔科学革命思想之所以影响不大，还可能与海德格尔从词源学的角度来阐发他的思想有关，不免给人以玩弄文字游戏之感，故而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海德格尔是作为一名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而闻名于世的，他在存在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太卓著了，以至掩盖了他的科学革命思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海德格尔卷轶浩繁的著作中，他的关于科学革命方面的著作显得微乎其微，并且是从属于其关于存在的研究的。
当然，我们这里并非要有意拔高海德格尔而贬低库恩。实际上我们是借助库恩而领会海德格尔的科学革命思想的，不能因此而指责库恩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没有库恩等人对科学革命的系统阐发，我们就难以揭示海德格尔的科学革命思想。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一切伟大的洞见和发现充其量不过就是被好多人同时思考，它们必然会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思考，在那种唯一的努力中，对于同样的东西真正地说同样的话。”[4]7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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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约翰逊.海德格尔[M].张祥龙，林丹，朱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7]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8][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张帆.为什么《科学革命的结构》那么重要[C]//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罗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