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书房里随手翻捡过旧的期刊，无意中被刊载在1999年第4期《十月》上季羡林先生写的《台游随笔》吸引住了，一路读下去，感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在《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节中，季先生写道：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学生也并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们的内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还有点狐疑，都在期望迎接解放军。适逢北大校庆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做了简短的讲话，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
　　但实际上，胡适早在1948年12月15日下午与江冬秀就从南苑机场乘蒋介石派去的专机，于当日晚飞离北平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12月17日下午，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参加了由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年校庆大会”。会上，胡适一再声言自己“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陈雪屏会后致电北大同人：“今日校庆，此间校友集会，校长讲话，痛哭失声……”这段史实，《北大学校史》和1948年12月18日《申报》都有记载，按说季先生不会不知，但为何描述得如此清晰，又有如此天壤之别?
　　对此，季先生在这篇文字的《后记》中作了如下解释：
　　文章写完了。但是开头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建校50周年一事，脑袋里终究还有点疑惑。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我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查书。我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无巧不成书，丢的日记中正巧有1948年的。于是又托高鸿查胡适日记，没能查到。但是，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50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我的回忆是错了。又一个“怎么办呢?”一是改写，二是保留不变。经过考虑，我采用了后者。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笔者之所以将季先生的这段文字原文照抄，因为在笔者阅读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的回忆不是事实，但又保留不变，用一个“后记”加以解释。仔细推敲，支撑季先生不改原文的，是他坚信胡适如在北平，其所作所为一定会如他所描述的那样。一是“众所周知”，胡适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是，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在他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这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哲学信念有关。他们实验主义者不主张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同共产党并没有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写过。二是胡适1948年离开北平后，“在南京也没有能呆多久，‘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他也逃往台湾。后来又到美国去住了几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不复存在。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由此，季先生坚信，1948年末胡适如在北大参加校庆，一定会如他所写，“满面含笑，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但事实正相反。胡适在南京因为“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而痛哭失声，可见胡适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早在12月13日，胡适就在北大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文中胡适认为北大“在这区区五十之中，已经过了许多次大的灾难，吃过不少的苦头。他是‘戊戌新政’的产儿，但他还没生下地，那百日新政早已短命了，他就成了‘新政’的遗腹子。”“北大的三十周年(1928年)纪念时，他已变成了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了。他的四十周年(1938年)纪念是在昆明流离时期举行的”。“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至于胡适始终没有人阁，最后只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并非胡适不得志，而是出于其一贯主张。蒋介石，国民党对胡适始终礼重有加：北大校长，驻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长。1947年2月4日，蒋介石通过傅斯年写信告知胡适，拟请他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2月6日，胡适收信后立即给傅斯年复信告之：“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
　　反对共产主义是胡适一贯的主张，不完全是受“终极真理”的学术影响。早在1919年7月，胡适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指向性十分明确。至于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关系，也不是如季先生所写的那样。
　　1945年8月24日，抗日战争刚结束，胡适就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不可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不仅如此，1947年7月，胡适又在《独立时论》发表《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认为共产党属于党员没有言论行动自由的政党。
　　不难看出，季先生的判断和描述都是站不住脚的，既不符合胡适的政治立场，也与历史事实相悖。由此想到季先生曾是《胡适全集》的主编，并写有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总序。总序的副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说实话，我真为季先生的总序担心。从台湾访问回来后，季先生又应约为《学林往事》写了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副标题为“毕竟一书生”，认为前一篇总序的副标题说得太满了，此处弥补一下。但是，胡适一生都不是季先生意义上的“书生”，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着明确政治主张和立场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能因为过去对胡适的一味批判，今天就仅凭个人意愿，把胡适描绘成一个对北平解放喜形于色，带有红色倾向的知识分子!
　　联想到目前日益盛行的口述历史，在传媒的推动下，正不断以新的姿态走上严谨的历史前台，使得枯燥的历史变得生动的同时，也使一些不久的历史变得人为的模糊起来。笔者不免为季先生的那段文字担心：倘粗心之人未细看后记，或天长日久书籍残损只余正文，成为历史的误会，实在是一种遗憾。
　　
　　(本文编辑：李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