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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政策体系中的一个热门词汇，并成为“十三五”及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供给侧的视角、通过改革的手段、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从具体路径来看，要着力推进两组供求关系的匹配。
为什么要强调从供给侧入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从国际对比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主要是从需求侧入手，尽管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目前仍未走出危机，且局部有加重迹象；另一方面，无论全球还是中国，都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其中发达国家收入高但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陷入“低生育陷阱”；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速快但收入低，陷入了“低收入陷阱”，而需求管理手段对这种结构性问题几乎束手无策。
供给侧改革是主基调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供给侧改革一直是改革的主基调。其中，“农村改革”主要是1978年开始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改革”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承包制、股份制和国企改革等方面的探索；“金融改革”主要是1993年开始把工、农、中、建等国有商业银行同政策性银行分离，创造了金融新供给，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从加入WTO之后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甚至在2005-2006年为防止经济过热，中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紧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适当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继续把着眼点放在供给侧，重启改革；另一种是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众所周知，中国最终选择了第二条路，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在推动经济增速反弹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业杠杆高、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等。目前这个阶段，中国同样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像欧洲、日本一样，继续采用新一轮的刺激性政策；另一种是把眼光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构建促进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驱动力。
中国政府已经明确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中国所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的压力。因此，通过以“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态民生”的新三驾马车作为主驱动力，以基于中长期高质量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供给管理”部分替代短期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才能真正提升要素供给效率，不断拓展市场空间。着力从供给侧入手，改革才能大有可为。从农业来看，中国除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其他省市仍然是小农经济、小块土地。限于土地制度的问题，很难实现现代农业的专业化运作，农产品供给质量相对较低。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如果能够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推行“股田制”试点，以农民承包权入股，很快就能释放出生产力。而且，不同的区域引入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例如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江浙一带可以用日韩的农业耕作模式等。从制造业来看，中国生产的产品以中低端为主。如果能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同时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把石油等垄断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通过制度优化来扩大供给主体，将会增强市场竞争强度，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的产品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中国现在并不是没有需求，例如形容中国人的“暴买族”一词去年曾在日本流行，中产阶级具有很强的购买力，关键是缺乏有效的产品供给。从服务业来看，中国民众普遍面临入托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这些“难”，反映的主要是有效供给的短缺。以北京等大城市为例，此前一直面临打车难的问题，后来有了优步、滴滴等打车软件，一方面引入了专车等新的供给主体，另一方面可以加价进行激励，不仅破解了打车难的问题，而且提升了服务质量。这个案例可以很好地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同时也可以应用到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从基础设施来看，中国仍有很大空间。以中部的河南、湖北为例。河南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但省会郑州市目前只有一条地铁；湖北武汉是华中第一大市，但3年前却连一条过江隧道都没有。因此，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前景依然广阔。必须处理好两组供求之间的关系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供给侧的视角、通过改革的手段、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从具体路径来看，要着力推进两组供求关系的匹配。一是金融有效供给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匹配。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实体经济的主体，但金融体系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经济金融发展模式，从金融供给侧入手，用间接金融匹配制造业，放宽民营资本准入，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同时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二是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与居民实际有效需求的匹配。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在中低端产品与服务方面存在产能过剩的同时，在高端产品与服务方面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中国需要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通过这两组供求的匹配和联动，才能真正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通过“新供给”淘汰“老供给”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解决债务问题可以借鉴美国政府救助通用汽车的做法。2008年前后，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三大汽车业巨头均陷入几近破产境地。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成立“汽车特别工作小组”，果断对通用和克莱斯勒实施救助，先后两次投入50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为美国拯救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避免了工业体系遭到重创和民众家庭财富巨额缩水。
早在1999年，中国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解决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未来需要设立促进企业改革基金，增强地方和企业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确保各项改革政策措施落实到实处。2016年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鉴于农村改革成本最低、阻力最小，可以从农村改革开始，加快发展股田制试点，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与此同时，在制造业、钢铁煤炭等领域，应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三去一降”（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实现市场出清、产业升级；在服务业方面，可以放开教育、医疗等领域市场准入，引入更多供给主体，促进市场竞争，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为什么要强调从供给侧入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从国际对比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主要是从需求侧入手，尽管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目前仍未走出危机，且局部有加重迹象；另一方面，无论全球还是中国，都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其中发达国家收入高但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陷入“低生育陷阱”；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速快但收入低，陷入了“低收入陷阱”，而需求管理手段对这种结构性问题几乎束手无策。
供给侧改革是主基调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供给侧改革一直是改革的主基调。其中，“农村改革”主要是1978年开始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改革”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承包制、股份制和国企改革等方面的探索；“金融改革”主要是1993年开始把工、农、中、建等国有商业银行同政策性银行分离，创造了金融新供给，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从加入WTO之后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甚至在2005-2006年为防止经济过热，中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紧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适当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继续把着眼点放在供给侧，重启改革；另一种是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众所周知，中国最终选择了第二条路，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在推动经济增速反弹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业杠杆高、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等。目前这个阶段，中国同样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像欧洲、日本一样，继续采用新一轮的刺激性政策；另一种是把眼光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构建促进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驱动力。
中国政府已经明确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中国所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的压力。因此，通过以“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态民生”的新三驾马车作为主驱动力，以基于中长期高质量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供给管理”部分替代短期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才能真正提升要素供给效率，不断拓展市场空间。着力从供给侧入手，改革才能大有可为。从农业来看，中国除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其他省市仍然是小农经济、小块土地。限于土地制度的问题，很难实现现代农业的专业化运作，农产品供给质量相对较低。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如果能够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推行“股田制”试点，以农民承包权入股，很快就能释放出生产力。而且，不同的区域引入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例如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江浙一带可以用日韩的农业耕作模式等。从制造业来看，中国生产的产品以中低端为主。如果能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同时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把石油等垄断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通过制度优化来扩大供给主体，将会增强市场竞争强度，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的产品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中国现在并不是没有需求，例如形容中国人的“暴买族”一词去年曾在日本流行，中产阶级具有很强的购买力，关键是缺乏有效的产品供给。从服务业来看，中国民众普遍面临入托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这些“难”，反映的主要是有效供给的短缺。以北京等大城市为例，此前一直面临打车难的问题，后来有了优步、滴滴等打车软件，一方面引入了专车等新的供给主体，另一方面可以加价进行激励，不仅破解了打车难的问题，而且提升了服务质量。这个案例可以很好地解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同时也可以应用到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从基础设施来看，中国仍有很大空间。以中部的河南、湖北为例。河南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但省会郑州市目前只有一条地铁；湖北武汉是华中第一大市，但3年前却连一条过江隧道都没有。因此，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前景依然广阔。必须处理好两组供求之间的关系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供给侧的视角、通过改革的手段、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从具体路径来看，要着力推进两组供求关系的匹配。一是金融有效供给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匹配。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实体经济的主体，但金融体系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经济金融发展模式，从金融供给侧入手，用间接金融匹配制造业，放宽民营资本准入，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同时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二是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与居民实际有效需求的匹配。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在中低端产品与服务方面存在产能过剩的同时，在高端产品与服务方面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中国需要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通过这两组供求的匹配和联动，才能真正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通过“新供给”淘汰“老供给”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解决债务问题可以借鉴美国政府救助通用汽车的做法。2008年前后，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三大汽车业巨头均陷入几近破产境地。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成立“汽车特别工作小组”，果断对通用和克莱斯勒实施救助，先后两次投入50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为美国拯救了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避免了工业体系遭到重创和民众家庭财富巨额缩水。
早在1999年，中国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解决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未来需要设立促进企业改革基金，增强地方和企业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确保各项改革政策措施落实到实处。2016年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鉴于农村改革成本最低、阻力最小，可以从农村改革开始，加快发展股田制试点，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与此同时，在制造业、钢铁煤炭等领域，应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三去一降”（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实现市场出清、产业升级；在服务业方面，可以放开教育、医疗等领域市场准入，引入更多供给主体，促进市场竞争，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