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介绍说古人爱笔谈，就是不说话，写在纸上。我想象一下这样的气氛，觉得很斯文，但是有点怪。可至于为什么不说话却偏偏要写在纸上，语文老师又讲不清楚。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我觉得肯定是他弄错了。应该是过去文人们像王羲之们都住在深宅大院，串个门啥的比较远，他有个儿子去看朋友不就是走了一夜才走到么？所以就写在纸上，让仆人们跑来跑去，替他们完成谈话。我觉得这些想象合情合理，但老师说我扯淡。老师说，那是写信。不过他也勉强承认，书信也是笔谈的一种。
　　后来看《儿女英雄传》，安老爷说：“如今我们拿份纸笔墨砚来，大家作个笔谈——只不知姑奶奶可识字不识？”原来连不知道对手识不识字都敢“笔谈”，看来这笔谈也高级不到哪里。但是笔谈的功用我算是明白了，就是为了保密，怕隔墙有耳。一点斯文气息也无，成了敌特了。
　　但不管怎么说，在我投笔从戎（我老师说我是辍学当兵）之后，我跟父母还真正笔谈过几回。我第一封信的抬头写的是“爸、妈”，结果收到我爸的回信，抬头居然写的是“××我儿”，而且通篇能用古典白话的绝不用现代白话。我父亲是个农村小镇的手工艺人，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这让我十分惭愧，立即去寻找战友的《书信大全》，才知道给父母写信的文言文抬头应该是“父母亲大人”。当然，这都是形式主义，新兵时期写家信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写信是件伤感的事。只有写信的时候，部队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才会同时涌上心头，才会把艰苦的军队生活和贫穷的家庭生活进行详细的对比，然后得出自己虽然很豪迈其实很委屈的结论。所以，后来就不怎么给父母亲大人写信了。
　　不过，我坚持写信还是坚持得很好的，一直坚持到手机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时候。当然，这种坚持很难。因为我喜欢在信里谈点人生什么的。我的一位同学在我们后来见面的时候，几近哀求地跟我说：别写信了好么？你还相信名人名言么？十几年前我为同学这句话不好意思了很久。手机出现以后，我一度觉得短信颇有笔谈的意思，但我實在不喜欢在手机键盘上按呀按的。我的一个朋友一天能发300多条短信。我们都担心他的指肚也要磨出茧来。我们一帮人最爱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多大点事呀，还要戳巴到卫星上。
　　网络时代以后，你不笔谈简直就是化外之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人都成了大舌头：我儿子都上幼儿园了，他还称我是“同鞋”，我随便说句他不愿意听的话，就问我“肿么了”。回想当初，如果我的父亲大人尚在，我给他写信，问他“最近肿么样，不要酱紫”，然后再来句“我写完鸟”，他一定会和我断绝父子关系的。我相信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就算我是他儿子，30多岁的人了，也不能撒娇成这样子。所以，我越来越喜欢视频聊天了。既不用像安老爷那样担心对方文盲，而那种能见面的距离感又刚刚好给我一种笔谈的斯文假象。
　　(姜明序摘自《时文e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