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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衬衫,及膝的小黑裙,斑马条纹小皮鞋,以及那一头顶了30几年的麻花辫,粲然一笑将小女儿之态全然泄露,没错,眼前这个54岁的朱天文和17岁时别无二致。讲话一定要站着说这样才能发出丹田之气,一只手紧紧握住话筒,眼睛不时向上翻对天花板,还要边讲边对读者抱歉,担心自己讲得不够清楚,或是桥断太老,如同第一次登台的新手,完全看不出是久经沙场,名动两岸的文坛宿将。
今年夏天,借着朱天文中早期4本作品:《传说》、《有所思,乃在大海南》、《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和上海书展的契机,朱天文20年后重访大陆,分别在上海和北京进行了名为“朱天文盛夏文学分享会”的4场讲座,大陆读者因此有缘验证他们各自想象中的朱天文与现实的分别。不论怎样千差万别,有一点至少没错,粉丝口中永远的“老少女”,还有那充满书香味与闺秀气的“天文小姐”,称呼的如此熨贴雅切,仿佛在她身体中生长出来一般,再没有人更当得起。有读者赞她:“天文,你好可爱啊!”她似有羞赧:“五十几岁的人了,还是这个样子……”仿佛可爱也是她的错。
留下一串串美丽的珊瑚
朱天文有一篇散文《牧羊桥,再见》写从淡江大学毕业时的情景,“我但愿永远在白衣黑裙的时代,为她的一颦一笑惊心动魄,日子是痛楚而又喜悦的,人仿佛整个饱满透明了,牵动一下,就要碎得满地。”因为感慨这样的岁月,所以她不愿嫁人,“如果女孩儿必得出嫁,我就嫁给今天这阳光里的风日”,因为“也只有那浩浩如天,才不屈我的终身相许”。今天我们看到的朱天文,文字上的节制,独身生活,以及独具的少女情怀,都与年少时种下的因有关。
梁文道评价这是一种浪漫,“你会发现她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温情脉脉的一种儿女情长的东西在里面,变成一种古典的浪漫主义。”
为何如此?抛却众所周之的家学渊源与胡门师承不提,近来朱天文倒有一番新鲜的解释。从一个希腊神话开始:蛇发女妖美杜莎拥有可怕的能力,凡是正面直视她的人都会变成石头。少年珀修斯有一双会飞的鞋子,和一面镜子一样的盾牌,依靠这两样东西,他不用直视美杜莎的眼睛,最后斩下了这个女妖的头。然后,他就把美杜莎的头背在身上,和人交战时亮出来,当成自己的绝杀武器。一天,珀修斯想到海里洗澡,就把这颗头卸下来,放在沙滩上,为免损坏,在下边垫了很多海草。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珀修斯回来之后,发现这些海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红红的、美丽的珊瑚,原来能杀人的美杜莎的头还有这个功效。海仙女知道这件事,纷纷找来水草,请求珀修斯把它们变成珊瑚,用来装饰自己的家。
朱天文引用卡尔维诺的解读,说美杜莎的头可以看成作家对现实的态度,这颗头对于珀修斯意味着武器,对海仙女却意味着一串串美丽的珊瑚,那么现实在不同作家手中是不是一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朱天文的选择与卡尔维诺一样,要用文学的笔给这世界留下一串串美丽的珊瑚,在她所能经历的一段社会历史中不缺席,不躲闪,做一个“人的发现者,物的发现者”,而不是“发言者”,从而能够“我看见,我记得,我写下”。
早期小说《传说》、《乔太守新记》,散文集《淡江记》,朱天文的文字承继民国传统抒情一脉,到中期代表《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个人风格建立,关注都市文明与现代化进程,晚近长篇《荒人手记》、《巫言》则极尽“新天使”姿态(本雅明语):脸与眼看向过去,身体被一阵叫“进步”的风吹向未来,在不断前行中瞪大双眼,记下所看到的一切。至此,朱天文作品终于成了她心向往之的那串串美丽的珊瑚。而她本人,又何尝不是一串最美丽的珊瑚?历经时光的直视,变得愈加平心静气而澄净美好。
叛逃张爱玲
朱天文在讲座或是采访中,屡屡提到卡尔维诺,似乎两人已经结成一派。我问天文,为何总是讲卡尔维诺?她笑说,这是唐诺(妹妹天心的丈夫)想出来的,因为大家总要把她的写作文风种种归到张爱玲、胡兰成那里去,所以唐诺就写了不少文评,要用卡尔维诺给她一个新的解释。
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受父亲朱西宁和姑姑影响,十二三岁就开始读张爱玲,是地地道道的张迷,后又师承胡兰成,与张爱玲越发地亲近起来,以至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张爱玲式的文风格调、修辞句法,其中尤以天文为甚。而她本人看人看事的态度都有意向张爱玲靠拢,朱天文曾写过“漫长青春期的尴尬,别扭,拿自己不知怎么好的,似乎都有了张爱玲形象做靠山,故此一味怪去,理直气壮得很。”
然而,朱天文终于决定要离开“张爱玲”的影子,创出一个完全叫做“朱天文”的个人时代。2000年,张爱玲过世已经5年,“张腔胡说”的朱天文终于有一篇短短的文章,来写张爱玲,而题目竟然是《叛逃张爱玲》,当面锣对面鼓,直愣愣地说起张爱玲对自己的影响,和自己对她的效仿,更坦白地说“读张爱玲长大的我们,结果,她可能成了我们头上的乌云,遮得地上只长弱草。什么时候,她已成为我想要叛逃的对象。”“张爱玲呢?我想目前我是,叛逃中。”
现在看来,对张爱玲的叛逃,朱天文是成功的。她已经建立起了自己文学上的一套话语体系,卡尔维诺,本雅明,马尔克斯都被当作一种源头引入到她新的文学史观中。那么,另一个人,或者说比张爱玲影响更大的人——胡兰成,朱天文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台湾文学评论家黄锦树最近著文《台北·民国:朱天文的早期写作》,写道:“晚近当她(朱天文)把自己的写作与本雅明的“新天使”联系在一起,其实暗示了胡式美学——神话学或许足以转化出一种救赎批判,因为它确是抒情传统的一种现代变种。”更严厉地说:“(朱天文)放任其(胡兰成)降神附体,将严重妨碍她的个性与声音,使得《荒人手记》成为绝响。”
批评当否?或许读《叛逃张爱玲》一文就有答案,虽然写在10年前,不过却讲得明明白白。一开头就说:“打从结识胡先生,其间有一年的时间胡先生住我们家隔壁,著书讲学,然后返侨居地日本,至去世,总共7年。当时18岁到25岁的我,在今天来表述,想想只能说是,前身。”又说“我后来的写作生涯,整个的其实都在咀嚼,吞吐,反复涂写和利用这个前身”。结尾处又说,“这个(视野与格局),胡先生去世20年了,也许是他留下给我们的最大资产,无或稍减,与日俱增。” 关于这些说法的确切语境,或是想要了解胡兰成与朱氏姐妹的过往,找来《叛逃张爱玲》和《花忆前身》读读最是明白。
也就是说,黄锦树的批评并没有错,朱天文也没有叛逃胡兰成的意思,因为那是她的“黄金记忆”,珊瑚也好,阴性书写也好,琐碎政治学与去中心化的散焦写作,不过是一种继承,或是一种说法。
“时间差的故事”与“聂隐娘”的黄金记忆
朱天文作品写得很慢,7年写了一本《荒人手记》,又过了14年才出了《巫言》,让人担心下一部作品何时才能落地。不过天文这次跟读者保证,让大家不要担心,她已经有了眉目,要写一个“时间差的故事”,里面包含七八个小故事,就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成的书,但表达同一个主题,写全球化信息零时差的今天,个人变化与社会进程的时差,还有不同文化之间的时差,相信是好看而有深意的小说。
另外,在2008年《巫言》面世后的两年,天文又到“歧路花园”里逛了一圈,为侯孝贤写了一个剧本《聂隐娘》,故事来自唐传奇,讲女杀手聂隐娘竟然杀不了人的事,因为所杀之人是她幼时伙伴,所处之地尽是童年回忆,往事如千年莲子,在这里重新发芽生长。聂隐娘为什么杀不了人了?天文讲得好,因为这是她的“黄金记忆”,就如同她的“前身”一样,无可摆脱。
今年夏天,借着朱天文中早期4本作品:《传说》、《有所思,乃在大海南》、《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和上海书展的契机,朱天文20年后重访大陆,分别在上海和北京进行了名为“朱天文盛夏文学分享会”的4场讲座,大陆读者因此有缘验证他们各自想象中的朱天文与现实的分别。不论怎样千差万别,有一点至少没错,粉丝口中永远的“老少女”,还有那充满书香味与闺秀气的“天文小姐”,称呼的如此熨贴雅切,仿佛在她身体中生长出来一般,再没有人更当得起。有读者赞她:“天文,你好可爱啊!”她似有羞赧:“五十几岁的人了,还是这个样子……”仿佛可爱也是她的错。
留下一串串美丽的珊瑚
朱天文有一篇散文《牧羊桥,再见》写从淡江大学毕业时的情景,“我但愿永远在白衣黑裙的时代,为她的一颦一笑惊心动魄,日子是痛楚而又喜悦的,人仿佛整个饱满透明了,牵动一下,就要碎得满地。”因为感慨这样的岁月,所以她不愿嫁人,“如果女孩儿必得出嫁,我就嫁给今天这阳光里的风日”,因为“也只有那浩浩如天,才不屈我的终身相许”。今天我们看到的朱天文,文字上的节制,独身生活,以及独具的少女情怀,都与年少时种下的因有关。
梁文道评价这是一种浪漫,“你会发现她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温情脉脉的一种儿女情长的东西在里面,变成一种古典的浪漫主义。”
为何如此?抛却众所周之的家学渊源与胡门师承不提,近来朱天文倒有一番新鲜的解释。从一个希腊神话开始:蛇发女妖美杜莎拥有可怕的能力,凡是正面直视她的人都会变成石头。少年珀修斯有一双会飞的鞋子,和一面镜子一样的盾牌,依靠这两样东西,他不用直视美杜莎的眼睛,最后斩下了这个女妖的头。然后,他就把美杜莎的头背在身上,和人交战时亮出来,当成自己的绝杀武器。一天,珀修斯想到海里洗澡,就把这颗头卸下来,放在沙滩上,为免损坏,在下边垫了很多海草。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珀修斯回来之后,发现这些海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红红的、美丽的珊瑚,原来能杀人的美杜莎的头还有这个功效。海仙女知道这件事,纷纷找来水草,请求珀修斯把它们变成珊瑚,用来装饰自己的家。
朱天文引用卡尔维诺的解读,说美杜莎的头可以看成作家对现实的态度,这颗头对于珀修斯意味着武器,对海仙女却意味着一串串美丽的珊瑚,那么现实在不同作家手中是不是一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朱天文的选择与卡尔维诺一样,要用文学的笔给这世界留下一串串美丽的珊瑚,在她所能经历的一段社会历史中不缺席,不躲闪,做一个“人的发现者,物的发现者”,而不是“发言者”,从而能够“我看见,我记得,我写下”。
早期小说《传说》、《乔太守新记》,散文集《淡江记》,朱天文的文字承继民国传统抒情一脉,到中期代表《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个人风格建立,关注都市文明与现代化进程,晚近长篇《荒人手记》、《巫言》则极尽“新天使”姿态(本雅明语):脸与眼看向过去,身体被一阵叫“进步”的风吹向未来,在不断前行中瞪大双眼,记下所看到的一切。至此,朱天文作品终于成了她心向往之的那串串美丽的珊瑚。而她本人,又何尝不是一串最美丽的珊瑚?历经时光的直视,变得愈加平心静气而澄净美好。
叛逃张爱玲
朱天文在讲座或是采访中,屡屡提到卡尔维诺,似乎两人已经结成一派。我问天文,为何总是讲卡尔维诺?她笑说,这是唐诺(妹妹天心的丈夫)想出来的,因为大家总要把她的写作文风种种归到张爱玲、胡兰成那里去,所以唐诺就写了不少文评,要用卡尔维诺给她一个新的解释。
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受父亲朱西宁和姑姑影响,十二三岁就开始读张爱玲,是地地道道的张迷,后又师承胡兰成,与张爱玲越发地亲近起来,以至早期作品中充满了张爱玲式的文风格调、修辞句法,其中尤以天文为甚。而她本人看人看事的态度都有意向张爱玲靠拢,朱天文曾写过“漫长青春期的尴尬,别扭,拿自己不知怎么好的,似乎都有了张爱玲形象做靠山,故此一味怪去,理直气壮得很。”
然而,朱天文终于决定要离开“张爱玲”的影子,创出一个完全叫做“朱天文”的个人时代。2000年,张爱玲过世已经5年,“张腔胡说”的朱天文终于有一篇短短的文章,来写张爱玲,而题目竟然是《叛逃张爱玲》,当面锣对面鼓,直愣愣地说起张爱玲对自己的影响,和自己对她的效仿,更坦白地说“读张爱玲长大的我们,结果,她可能成了我们头上的乌云,遮得地上只长弱草。什么时候,她已成为我想要叛逃的对象。”“张爱玲呢?我想目前我是,叛逃中。”
现在看来,对张爱玲的叛逃,朱天文是成功的。她已经建立起了自己文学上的一套话语体系,卡尔维诺,本雅明,马尔克斯都被当作一种源头引入到她新的文学史观中。那么,另一个人,或者说比张爱玲影响更大的人——胡兰成,朱天文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台湾文学评论家黄锦树最近著文《台北·民国:朱天文的早期写作》,写道:“晚近当她(朱天文)把自己的写作与本雅明的“新天使”联系在一起,其实暗示了胡式美学——神话学或许足以转化出一种救赎批判,因为它确是抒情传统的一种现代变种。”更严厉地说:“(朱天文)放任其(胡兰成)降神附体,将严重妨碍她的个性与声音,使得《荒人手记》成为绝响。”
批评当否?或许读《叛逃张爱玲》一文就有答案,虽然写在10年前,不过却讲得明明白白。一开头就说:“打从结识胡先生,其间有一年的时间胡先生住我们家隔壁,著书讲学,然后返侨居地日本,至去世,总共7年。当时18岁到25岁的我,在今天来表述,想想只能说是,前身。”又说“我后来的写作生涯,整个的其实都在咀嚼,吞吐,反复涂写和利用这个前身”。结尾处又说,“这个(视野与格局),胡先生去世20年了,也许是他留下给我们的最大资产,无或稍减,与日俱增。” 关于这些说法的确切语境,或是想要了解胡兰成与朱氏姐妹的过往,找来《叛逃张爱玲》和《花忆前身》读读最是明白。
也就是说,黄锦树的批评并没有错,朱天文也没有叛逃胡兰成的意思,因为那是她的“黄金记忆”,珊瑚也好,阴性书写也好,琐碎政治学与去中心化的散焦写作,不过是一种继承,或是一种说法。
“时间差的故事”与“聂隐娘”的黄金记忆
朱天文作品写得很慢,7年写了一本《荒人手记》,又过了14年才出了《巫言》,让人担心下一部作品何时才能落地。不过天文这次跟读者保证,让大家不要担心,她已经有了眉目,要写一个“时间差的故事”,里面包含七八个小故事,就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成的书,但表达同一个主题,写全球化信息零时差的今天,个人变化与社会进程的时差,还有不同文化之间的时差,相信是好看而有深意的小说。
另外,在2008年《巫言》面世后的两年,天文又到“歧路花园”里逛了一圈,为侯孝贤写了一个剧本《聂隐娘》,故事来自唐传奇,讲女杀手聂隐娘竟然杀不了人的事,因为所杀之人是她幼时伙伴,所处之地尽是童年回忆,往事如千年莲子,在这里重新发芽生长。聂隐娘为什么杀不了人了?天文讲得好,因为这是她的“黄金记忆”,就如同她的“前身”一样,无可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