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与唯美的

来源 :名作欣赏·评论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tormcn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为中西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稻草人》 与《快乐王子》 一直倍受读者关注。本文主要从两篇经典之作的相同与不同比较分析入手,分别从儿童文学的特点、社会原因、宗教信仰及个人原因的角度来探讨异同背后的深层因由,以期更为深入地解读这两部经典童话。
  关键词: 《稻草人》 《快乐王子》 现实 唯美
  引 言
  同为中西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叶圣陶的《稻草人》与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自问世之后,受到了不少的关注。《稻草人》作为中国现代童话史上的奠基之作,集民族化特征与现实主义因素于一体,并给中国的童话创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此后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也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直面人生、拥抱真实、注重现实社会批判精神的创作热潮,因这种创作倾向是在《稻草人》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故称其为“稻草人主义”。在“稻草人主义”的传播与影响下,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问世,影响延续至今。
  作为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代表的王尔德,其童话代表作品《快乐王子》是他对西方童话创作的一次成功创新。在当时宗教、道德规范出现松动的英国,很多评论家认为王尔德的童话是具有道德意义的,由此便有了“道德童话”的说法。作家王尔德坚持按照唯美主张通过艺术手段去塑造艺术形象,正是因为有了崇高唯美理想的参与,道德现实才能毫无违和感地进入童话,在让世人眼前一亮的同时又受益匪浅,这便是王尔德道德童话的魅力。
  文学对比研究仅局限于国内视野是极为狭隘的,中国文学早已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在以寻求人类文学共通规律和民族特色为宗旨的跨文化的研究基础上,选取有价值、有联系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对《稻草人》与《快乐王子》的研究与探讨便正是此类研究。众所周知,对于童话缺席已久的中国文坛,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较早经巴金等人译介过来的,叶圣陶在谈及童话创作时也表明自己的童话创作受到了王尔德童话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比分析这两篇童话作品,在跨文化背景下,探索叶圣陶对王尔德童话的借鉴与创新。
  一、作家所处中西文化背景概述
  叶圣陶所处的20世纪的中国在社会经济上因错失了世界工业革命浪潮的发展机会,经济发展一度较为缓慢;思想文化上因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及外来侵略所带来的西方文明腐蚀的影响,与西方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又因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积淀,使其在與西方思想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的同时又持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底蕴。成长在普通家庭环境下的叶圣陶,虽未曾受到来自像王尔德家庭般的贵族教育,却也在其父亲的影响下,较早认识和熟悉了社会上种种的人和事,开阔视野的同时,逐渐孕育了其关心民间现状及人民疾苦的思想。与之相比,王尔德则生活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国家。19世纪的英国较早完成了工业革命,并通过殖民扩张等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社会经济一度繁荣;较为开放的西方思想文化及宗教文化的影响,对王尔德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叶圣陶截然不同的优越成长环境,对其性格及价值观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受不同中西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叶圣陶与王尔德,在童话创作上的借鉴与创新分析及其深层因由探讨更显其独特价值。
  二、相同之处对比分析
  在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叶圣陶的《稻草人》对王尔德《快乐王子》的学习与借鉴,使得两篇经典童话作品在主题、内容及读者群体上均体现出了相同的特点。
  (一)以善为美的伦理价值追求
  《稻草人》与《快乐王子》最大的共同点便是小说主题均倡导以善为美,在童话形象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稻草人还是快乐王子,善,都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两个人物身上均有着怜悯与同情他人的优秀品质。稻草人的善良给人的是无奈与悲凉;它立在田间,眼睁睁地看着小蛾在即将丰收的稻子上歇定,即便耗尽全身力气,手中扇子的风依旧是那样有限,未来田里的情形及主人的命运使他心如刀割;他可怜船舱中口渴的病孩子,他是那样渴望着为生计而拼命捕鱼的母亲的陪伴;看着桶中鲫鱼的求救,他只能心酸地摇头——自己只是个稻草人,如何施以援手?即便可以,又如何对渔妇的困境视而不见,尽管心酸悲伤,也许只有被误解才是最好的结果;看着站在河边寻死的女子,他只能默默祈祷:“天啊,快亮吧!农人们快起来吧!鸟儿快飞去报信吧!风快吹散她寻死的念头吧!”a这是稻草人的善良,一种“悲伤的善良”。而王尔德创作的《快乐王子》则稍显不同,这位站在城市的高圆柱上、灿烂地发着红光的王子,一出场便以俯视的姿态看着芸芸众生。仅从故事的开头来看,他更多的像是神的载体,而非简单的一座雕像,那它又是怎样通过善来实现自身真正的美呢?这便是快乐王子与稻草人最大的不同,虽然他的身体和田间的稻草人一样,均受到限制而无法自由活动,但这位王子却可以开口说话,通过话语表达善意,请求“朋友”帮助自己,从而帮助他人。比稻草人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感情丰富、同样富有同情心的信差燕子,他的善唤起了燕子心中的怜悯,最终他们的善良浇灌出了穷苦人的幸福之花。他的剑柄上的红宝石通过燕子带给了一位困苦的裁缝母亲;他的蓝宝石眼睛也通过燕子,分别送给了窘迫的年轻剧作家和光脚卖火柴的小女孩。王子的善帮助了贫苦的人,也使燕子在寒冷的冬天感到了温暖,最终燕子放弃了去埃及过冬的想法,而选择永远陪伴着快乐王子。快乐王子的善传递给了燕子,唤起了燕子心中的怜悯,帮助了困苦中的人们;与稻草人的悲哀无奈不同,快乐王子的善良是有结果的。死后的王子与燕子也被天使选中而带到了上帝跟前,最终生活在天堂。优秀的品质通过具体言行来体现,善意、善言与善举本就为一体,稻草人的心声、王子的言语、稻草人的轰然一倒、王子被送入了熔炉,他们的善使得自己将自身利益置之度外,从而获得了永恒的价值,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引导孩子们认识现实的同时,也为其心灵提供了滋养。
  (二)作品内容的现实主义因素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立足于现实并积极反映着现实,在儿童与现实、儿童与世界间架起一座精神桥梁,同时在传递人类基本价值中引导儿童担负起未来的责任。法国史学家波尔保罗·亚哲儿曾说,儿童们“不仅读着安徒生的童话来享乐,而且也从中领悟到做人应该具备的条件,以及应该完尽的责任”b。可见童话中现实主义因素是有其存在意义的。   儿童文学作品并不是为读者提供在象牙塔中生活的精神食粮,而是通过作品将真实的人生状况告诉儿童,将社会上的阴暗与苦难展现给儿童,帮助他们学会正确地面对现实。无论是叶圣陶的《稻草人》还是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都在一点一点地将真实的社会人生以童话的形式呈现给孩子看,使其在较容易接受童话内容的同时,又通过艺术的形象化的审美途径,告诉孩子们真实的社会现状。同样郑振铎先生在1923年为叶圣陶的短篇童话集《稻草人》所写的序言中也强调了“求真”的美学指向。儿童文学作品应当尝试将成人世界的悲哀显示给儿童看,站在成人经验立场上的叙事者,他们的创作总是和特定的时代与社会变化相一致,这种叙事视角不可避免地会给作品注入现实主义的因素。
  在《稻草人》中,尽责地直挺挺地立在田野间的稻草人,在经历了一夜所遇见的事情后,竟悲伤绝望地倒了下去。面对这样悲惨的现实,即使再浓厚的童话色彩也是难以掩盖的,这便是《稻草人》中难以抹去的现实悲伤。在《快乐王子》中,曾经住在无愁宫的快乐王子,死后在人类社会被铸成了雕像,立在城市中央,俯瞰着城市发生的一切。然而,正是眼前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使他在无愁宫里所有的快乐感受都烟消云散,城市的一切丑恶和穷苦,让那颗铅做的心也有了痛感。漂亮时被人称赞的快乐王子,当褪去光鲜外表后,换来的却是人类的冷漠和厌弃。浅薄的人们所追求和信奉的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美丽,他们无视真正的善与美,从而生活也失去了真實性,看不到丑恶与穷苦,在失真的世界里注视着虚无的美丽。这些便是两篇童话作品中挥之不去的现实主义悲伤。
  (三)双重读者选择
  通过对比分析两部经典之作,还会发现虽是儿童文学作品,目标读者是儿童,但同时存在着另一部分隐含读者——成人。
  儿童阅读两部作品时,感受到的是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与生动的语言所创造出的童话世界。《稻草人》中有目睹田间事件、恪尽职守的稻草人,有静谧美好的田野夜间风景,经过作者生动的形象的语言描绘,一幅田间风景画便慢慢呈现在儿童眼前;《快乐王子》中美丽善良的王子、诙谐幽默的燕子及城市中的种种也在作家笔下像是有了生命似的活灵活现,阅读它们的儿童好似也置身其中。在这里,儿童通过阅读所感受到的并不是作家想要表达的全部内容,其中的悲痛与苦难要由隐含的读者群体进行深入的阅读体会。成人在阅读作品时,感受到的不仅有童话的美好,还有现实的真实。但与成人文学不同的是,那些尖锐复杂的现实矛盾经过童话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时,带给读者的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心灵的平静,所以成人读者会以较为主动的态度阅读与接受作品,从而获得一种愉悦的阅读体验。心灵获得愉悦与缓和并得到了净化。由此可知,这两篇经典童话之作是包含双重读者的。
  三、不同之处对比分析
  叶圣陶的《稻草人》在对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学习与借鉴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使得两篇经典童话作品在相同中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一)主人公经历及故事的结局
  首先从作品中主人公形象塑造及经历来看,会发现王尔德将快乐王子塑造成了一位自我牺牲型的人物形象,离开无愁宫后的快乐王子在面对城市中的苦难现实时,愿意倾其一切来拯救世人,以实现其价值。对比来看,叶圣陶笔下的稻草人则更像是一位面对现实无能为力、悲痛交加的普通人的一生。其次便是故事的结局,同为相似的三段式的叙事模式的童话故事,却在结尾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结局。对比稻草人最终的悲痛倒地,作者王尔德并未从无神论角度给快乐王子与燕子同样的结局。又或者说,其实在铸造厂的工人将熔不掉的铅心扔在躺有燕子尸体的垃圾堆时,唯美故事的结局便已结束,如同田间的稻草人最终倒下了一样,现实的悲哀带来的注定是凄惨的结局。而在童话《快乐王子》中,最后却出现了救世主上帝,他发话命令天使将城里两件最珍贵的东西拿来,接着天使便将铅心与死鸟带到了上帝面前,上帝夸赞了天使,并预示了快乐王子与燕子永生的结局。这样两篇相似的童话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局,不免让人深思其中的缘由。
  (二)幻想、幽默程度的差异
  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体裁,与小说同为叙事文学,但因为独特的美学特征,使其区别于小说。幻想是童话的本质特征,且体现在人物、情节、环境等几方面,幻想成分的存在,给两部作品镀上了童话的色彩。在两部经典作品中体现幻想特征较为明显的便是其拟人体的童话形象,这类形象也是童话中最古老、最常见的艺术形象。田间的稻草人为何会“看到”夜间发生的一切?又为何会无奈地摇头、心痛地流泪?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拟人化了,为何不让它开口说话?”这也恰恰是叶圣陶先生的高明之处,塑造的形象太过完整总会多少失去些美感,美总是感伤的,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稻草人的心酸与无奈。同时也从另一方面看出,叶圣陶童话的想象是颇为内敛含蓄的,少了些许强烈。而体现在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中的想象成分则是较为强烈张扬的,耸立在城市中央的雕像有情感、会流泪,有思想、会说话,另一形象燕子也是如此;这样两个形象成了朋友,一直到最后患难与共。除此之外从燕子对埃及的生动描述中,亦可以感受到王尔德天马行空的想象。
  幽默诙谐成分对于童话比之成人文学更是不可缺少的,语言的幽默便是最明显的体现。若从此角度来看,《快乐王子》中的燕子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与芦苇调情的那一段便幽默味十足。“我可以爱你吗?”“这样的恋爱太可笑了”c, 想到这些话竟是从一只燕子口中说出,不免让人有些忍俊不禁。相比之下,幽默成分在《稻草人》中则是缺失的,难免令人遗憾。
  四、同与异原因探讨
  通过对两篇童话作品同与异的分析探讨,可知经典之作之间是既有共通之处,又不乏独特差异,因此对其同异背后的深层因由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也是更为深刻理解作品的关键。
  (一)对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倾向的践行
  针对两篇童话作品中均体现着以善为美的原因探讨,这一点从儿童文学的本质与特点中即可找到合理的答案。王泉根教授在其著作《儿童文学教程》中提到:“儿童文学是以善为美、引人向上、导人完善的文学,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d《稻草人》与《快乐王子》作为中西儿童文学史上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体现“以善为美”既是童话创作的前提,亦是创作成功的保障。通过艺术化的审美途径在童话作品中表现善、传递善,从而对儿童向善性格的形成起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正是因为叶圣陶与王尔德对儿童文学基本美学倾向的坚持与实践,才使得《稻草人》与《快乐王子》时刻体现着“以善为美”的特点。   两篇童话作品作为中西儿童文学领域的代表作,坚持“以善为美”的美学追求,《稻草人》的善给人一种无奈与悲凉之美,《快乐王子》的善给人一种含泪的微笑之美,所以无论故事最后的结局如何,它们都是善的,都是美的,都在传递着人类的基本价值——乐于奉献、舍己为人。
  (二)对社会现实的影射
  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是一部反映社会生活、写实多于幻想、偏重作家主体意识的作品,叶圣陶先生在回忆自己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过程时,也提到不乏朋友前来提醒其中的好些篇章,写的都是实际的社会生活,与美丽的童话意境相距甚远。虽然叶圣陶先生自己也察觉到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生活在那样的时代,这些便是他的真实感受。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整个社会环境依旧不容乐观,帝国主义加紧了经济掠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展停滞不前,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军阀混战,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身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叶圣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怎能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他本着“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开创了童话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作为中国现代童话现实主义精神的开篇之作——《稻草人》,便应运而生了。作者站在成人经验世界的立场上观察社会现实,通过笔下善良、富有同情心又悲伤无奈的稻草人的一夜经历,真实地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的农村凄惨现状,流露出了与稻草人一样的心酸与无奈。叶圣陶的童话创作无疑是受到王尔德童话的影响的,那么《快乐王子》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又是从何而来呢?众所周知,王尔德是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流派的代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总是回避现实的,不仅如此他还坚持反对用道德标准衡量艺术价值,他认为文学作品只有写得好与不好之分,不存在道德与不道德之分。既然如此,童话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与其道德倾向该作何解释?作家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尽管王尔德竭力坚守着自己的唯美主义主张,却依旧无法脱离所生活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处在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但贫富分化严重,金钱至上风行,社会矛盾依旧突出;并且因过于严厉的道德观念导致了上层社会的伪善与自命不凡及下层社会的麻木与悲惨。身处这样的时代,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回避现实的冲击与影响,王尔德亦是如此,但这绝非是他对其唯美主义主张的叛离。从其作品来看,王尔德并未主动地去反映现实,而是现实给了他的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也并非是主动地给作品冠以道德价值,只因现实道德问题的影响是他无法规避的,这便是其作品中现实主义因素及道德倾向出现的原因。时代的影响反映在作品中,通过王尔德笔下快乐王子短暂的一生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任何作家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自社会上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均是无法避免的,无论是主动地接受还是被动地影响,正是因对社会现实的影射,才使得《稻草人》与《快乐王子》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更加深刻,从而帮助儿童学会正视社会现实中的阴暗面,更好地成长。
  (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群體
  有双重读者意识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往往能够创作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稻草人》与《快乐王子》便是这样具有双重读者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二者具备了“儿童化”与“成人化”的特性。正如别林斯基所认为的优秀而有益的儿童文学作品那样,儿童读物不仅能使儿童,而且也能使成年人感兴趣并为成年人所喜爱,当它作为一种为所有人而写的文学作品那样才是优秀且有益的。同样,王尔德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曾说过:“(童话)既是写给孩子们,也是写给那些仍具好奇快乐天性的人们,以及那些能在简单模式中体会到别样滋味的人们。”e很明显,王尔德在其童话创作中是坚持了这种主张的。与叶圣陶先生同为文学研究会代表作家的周作人在发表对于儿童文学的见解时,曾这样说过,这类作品“大抵是属于第三世界的,这可以说是超过成人与儿童的世界,也可以说是融合成人与儿童的世界”f。周作人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及其读者群体的把握是较为到位的。越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便越重视双重读者意识,而这种重视又并非是刻意的,它能够为读者提供自由选择的空间,引导着他们在阅读选择中逐渐地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发现美与善、直面丑与恶,而非限制读者选择的空间、机械地传递人类基本价值并剥夺其自主发现美的能力。
  (四)宗教信仰的有无
  在西方,宗教早已深深融入了其历史文化之中,它是人们寻求心灵救赎与慰藉乃至获得新生的一种神秘力量。王尔德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道德、宗教上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伴着巨大精神危机的知识分子希望从新思想中汲取力量,获得心灵上的慰藉。但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世界观与道德观仍然是社会道德观念和制度观念的基础,受其影响的作家王尔德也不例外。实际上,王尔德的一生都与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王尔德生命早期,在信奉天主教的母亲的影响下,被施行了天主教的洗礼,自幼便有浓烈的天主教情结,这个阶段的王尔德对宗教的信仰更多的是对宗教神秘仪式感的喜欢;而到了中期,其宗教态度便由最初的审美变为亵渎,宗教思想与唯美主张的差距使得王尔德产生了明显的反基督教倾向;之后经历了狱中生活与社会舆论声讨的王尔德,其人生后期,则是以“赎罪意识与诗性基督”为主调的。从其一生来看,王尔德始终徘徊在基督教与唯美主义之间,虽未彻底皈依,但在童话创作中却体现出了其宗教思想:自我牺牲形象的快乐王子,最终被人类扔进了熔炉,正如为拯救世人而受苦受难的耶稣最终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经上帝选中进入了天堂,与耶稣升天复活一样,最终获得了永生。王尔德虽未完全皈依基督教,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早已与唯美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活跃在字里行间。
  而与王尔德所处的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自古圣先贤开始便已显示出虽对鬼神有敬畏之情,但却并没有指明自己明确的信仰,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人事上,即便有像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现象出现及程朱理学这样的学说存在,但更多的也只是停留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层面,并未有类似西方信仰上帝耶和华的现象出现,历史影响延续至今。反映在作家叶圣陶的身上,生活在无神论的中国,没有宗教信仰支撑的他在进行童话创作时,无论是故事中主人公稻草人的经历,还是其最终的结局,均只能顺应着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展,宗教性的结局是无法实现的。   (五)个人特点不同
  作为一部优秀的童话作品,从作者本身来看,无论是叶圣陶还是王尔德,他们均拥有较为幸福稳定的童年,单纯简单的赤子之心与和谐温暖的童年记忆本就是其进行童话创作最为珍贵的财富与基础。想象力的体现与语言的生动诙谐并非是刻意的,其表现出来的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王尔德一直将想象力作为艺术的媒介,同时也主张艺术应该远离生活,完全依靠想象力来建构。他认为文学要求的是珍奇、魅力、美和想象,由此可以看出其对想象力的重视与追随。除此之外,自幼优越的环境、良好的禀赋与精英式的教育使得王尔德在生活与创作上也是颇为自信的,即便身处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之中,他仍旧可以将自己的性格特点与美学主张较好地融合在童话创作中,丰富的想象力与诙谐幽默便是最好的证明。
  对于身为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的叶圣陶来说,对“为人生而艺术”主张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践行极大地限制了其童话作品中想象力的发挥,以至于很多读者在读完作品后会产生这不是童话的想法。除此之外,叶圣陶与其他文学大家的联系与作品交流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与鲁迅的交往最能引起注意。叶圣陶作为后生,受到前辈文豪鲁迅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但本应处于鲁迅光环下默默仰视的叶圣陶,通过其自身的努力,逐渐引起了鲁迅的注意。《稻草人》的问世,鲁迅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样叶圣陶对鲁迅先生也是十分尊敬的,不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鲁迅的传记,还首次发表了鲁迅肖像和签名页,两位文学大家有了交集,便会相互影响;在创作上,叶圣陶自然充分地受到了鲁迅作品的影响;自身对文学研究会主张的践行及文豪鲁迅的影响,使得叶圣陶童话创作中的想象色彩被大大削弱。此外,其自身小学教员的身份同样值得注意。出于老师的思量,多次强调童话的写作是为了“下一代”,导致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教育性色彩,雖然在《稻草人》这篇童话中体现得不甚明显,但其作品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由于过分强调了苦难的社会人生,且对大多数儿童的生活经验与理解能力等把握不深,从而忽视了小读者难以接受的“成人化”气息。对于有着浓厚教育情结的叶圣陶来说,作品是要让“下一代”看到真实的社会和生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稻草人》中的想象力及幽默成分。
  除此之外,个人特点与民族特点也是紧密相连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群体中,对于王尔德与叶圣陶来说,其个人特点也恰恰是民族特点的体现。中国人的内敛含蓄,西方人的热情奔放;中国人所追求的中庸与感性,西方人所信奉的科学与理性;中国人的谨慎小心,西方人的果断直接;等等,均是不同民族特点的体现。民族性格必然会影响到个人性格的发展,由此便不难理解王尔德与叶圣陶在想象力上的差异根源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不同民族特点在个人身上的体现。
  结 语
  通过对《稻草人》与《快乐王子》两篇经典童话的进一步对比分析及原因探讨,不仅对两篇作品从主题到人物形象、语言等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与理解,并在原因探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同异背后的深层因由,其中宗教影响与想象力差异最为突出,由此反映出的是个人差异背后的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尽管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童话创作,两篇作品依旧存在相同之处,由此更明确地表明了存在于作品中的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并在探究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中西童话及作者的不同魅力,从而也更加增强了自己对儿童文学,尤其是经典童话作品的研究兴趣。
  a叶圣陶: 《稻草人》,天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b 转引自王泉根: 《儿童文学教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c 王尔德: 《快乐王子》,巴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d 王泉根: 《儿童文学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页。
  e 王尔德: 《王尔德全集》,苏福忠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f 周作人: 《儿童的书》 , 《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参考文献:
  [1] 王泉根.稻草人主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美学精神[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
  [2] 徐海华.中西文学语境下的王尔德童话[D].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文系,2004.
  [3] 王向远.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作 者: 陈柯晓,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全日制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编 辑: 张晴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其他文献
摘 要: 以女性为主角的中外文学作品比比皆是,美国文学自不例外。美国浪漫主义时期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红字》更是把殖民时期的美国女性想要追求自由和无约束爱情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Hester)具有鲜明的欧洲女性的个性,这位有夫之妇初到美国,人生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她见到英俊而又充满神的智慧的牧师丁梅斯代尔(Dimmes
摘 要: 曹雪芹评价倪二“尚义侠”,柳湘莲“素性爽侠”;畸笏叟认为《红楼梦》里有四样“侠文”。根据这些人物的言行,本文归纳曹雪芹心中的侠义指趋人之急、仗义疏财、自尊自爱等精神或行为。《红楼梦》中一些女性形象具备相似特征的也可被称为侠。明清时代侠的内涵与如今不同,称人为侠着眼于伦理道德,侠具有生活化与世俗化的特点。  关键词:《红楼梦》 侠义观  《红楼梦》的侠义观念主要体现在对有侠义精神的人物塑造
摘 要:方以智《梅花诗》 中的遗民情结经历了觉醒、勃发、坚定三个阶段,体现了他明亡之后由伤怀、落寞再到固守忠节的心路变化:在山河破碎、忧愁憔悴之际见梅花盛开,欲借赏梅以销亡国之愁,是遗民情结的觉醒阶段;梅开易谢,虽自然之理而人生难免有情,感物之余,生归隐之思,托心志于佛理,此为遗民意识的勃发阶段;自幼受到忠节思想影响的方以智难忘故国,他以出家为僧的方式对抗清廷的逼仕,最终借“咏梅” 坚定了自己遗民
摘 要: 当代青年诗人纳兰集诗歌创作、诗歌教学与诗歌评论于一身,可谓是“为诗而诗”之新人。纳兰的诗集《纸上音阶》以美学之问、信仰之求、哲学之思引领中国当代诗坛。在文化全球化视域下,文坛新秀奠定了当代诗歌的主體性、文化创意与哲理风格。纳兰以诗之作颠覆历史的霸权,建构时空的话语权。读者欣赏此类作品终会收获青春的反思、自由的理念与思想的火花;从中迸发生存力量,感悟生活意义,建构生命深度,赋予生态关怀,进
摘 要:乾嘉著名诗人、苏州人沈德潜一生致力于科举,但屡屡受挫,晚年被乾隆帝赏识,得“江南名老士”之赞誉。诗歌创作贯穿其一生,他主张“主盛唐,倡格调”和“温柔敦厚”诗论,不仅诗歌创作丰硕,而且在诗论方面亦有很高成就。研究其诗歌创作,对了解清代诗坛的风向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沈德潜 归愚诗钞集 温柔敦厚  清代乾嘉时期苏州著名诗人、诗论家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谥号文悫。主张“
摘 要: 微文学广告借助微信朋友圈这一民众生活平台,借助刷微信这一民众常态性生活方式,高频推出,形成了“典型情節-抢眼图片-代表章节”为主干的有机配套模式。它将受众对象定位于低收入浅思维型的打工群体,以白日梦的想象构建出极大占有金钱、权势与美色的理想化世俗生活状态,以刺激欲望与快感的心理方式将文学写作由形而上转为形而下,由精神转为肉体,由美感转为快感,在“为什么写”“写什么”与“怎样写”的基本环节
摘 要:教育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于近代私塾的研究更是教育史和近代史的热点。近代私塾的研究有对其历史沿革、文化传承和历史价值的详细探究,还有不少对于其与近代新学之间的问题研究和其自身的改良问题探讨。私塾教育自古以来,都是由民间发起的填补官方对于平民教育的空缺,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清末民国时期,其对于平民基础教育的普及作用依旧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对于近代私塾对平民教育的普及研究仅在对于义务教育和近
摘要:电影《烈日灼心》改编自长篇小说《太阳黑子》,作品主题涵盖善与恶、救与赎、罪与罚、生与死等多个方面。本文通过比较电影和小说文本,以电影与原作的失衡而导致的逻辑混乱和部分人物形象塑造的失败为代表性的“失”,以影片中加入的黑色电影元素为代表性的“得”,据此简要分析电影《烈日灼心》的改编。  关键词:《烈日灼心》改编黑色电影  小说《太阳黑子》的作者是须一瓜,原名徐平。她既是《厦门晚报》政法记者,又
摘 要: 对《西湖文苑》的总体面貌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份刊物开放包容的办刊方针和文学立场,《西湖文苑》集结了众多知名作家,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在《西湖文苑》中占据着较重的分量。林庚的佚作《铁的锄头》不能说是一篇成熟的作品,但是它有着独特的、值得重视的艺术价值,通过这部短篇小说,可以丰富和深化對林庚的认识和研究。  关键词 :《西湖文苑》 沈从文 佚作 林庚  近日,笔者在翻阅民国时期的旧期刊《西湖
摘要:在当下社会,现代传播媒介正日益成为一个“超级文化问题”。作为社会生活的缩影,现代传播媒介不仅建构了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还几乎影响和参与了现代与后现代所有的文学场景与文学活动,迫使文学烙下或浓或淡的媒介意识。媒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早已成为文学研究传播学转向的显在。《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以“文学与媒介的关系”为切入点,多维度地建构了新世纪文学媒体化语境的存在和文学媒介化的走向,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