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孝观念起源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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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孝观念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本文旨在追本溯源,从经济方面探讨孝观念产生的原因,以求能够对当代社会提供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孝观念;地理;经济;服从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61-02
  
  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孝道的国家,孝对中国古代社会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其他任何观念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研究孝观念不仅仅对了解古代社会,理解儒家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对认识当代社会,指导现实生活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要研究观念,就必须准确理解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人类历史的开端大都相似,为何只有在中国产生了如此独特的孝观念及其孝道文化;其次,孝观念的起源众说纷纭,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源头,是怎样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将着重在这几方面进行相关的论述,探根索源,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寻文明的脉络。
  一、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
  中国是一个文化发展很早的国家,与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一样,在世界上古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因此,要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产生这种文化的土壤。
  (一)中国地理的整体性特征
  从地理概念上讲,中国作为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幅员辽阔,地形复杂,面积几乎和整个欧洲差不多。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3%。从南到北有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松花江、黑龙江等水系河流。众多的河流交叉纵横,如网状一般分布在广大的土地上,将各个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有黄河、长江这样的大河,使得各条河流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沟通,形成了黄河、长江两个大的水系。另一方面,由于高山林立,沟壑遍布,使得广阔的土地中又有若干小的独立区域。而这些区域和区域之间,又有着一个个天然的孔道,使得各个区域并不是互相孤立,不通往来,而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不断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
  一般认为,中国文化的产生是在黄河流域。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干流贯穿九个省、自治区,注入渤海。年径流量574亿立方米,平均径流深度79米。沿途汇集有35条主要支流,较大的支流在上游,有湟水、洮河,在中游有清水河、汾河、渭河、沁河,下游有伊河、洛河。但黄河由于自身水量大,流速快,并不适合灌溉和交通,而在每一条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的三角地带都非常适合古代农业的开展。因此,准确地说,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应当是产生在黄河的各条支流,甚至是支流的支流。而中国的文化,也就在这一条条支流上发展起来,渐渐扩大蔓延,弥漫到整个大的水系,最终走向辉煌灿烂。同时,由于干流和支流之间相互有联系,也就使得了这样的蔓延始终处在一种比较合理的状态,并没有因此陷入困境。而这正好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埃及、巴比伦、印度文明,始终限制在小面积的发展中,在发展到顶点之后,最终走向了灭亡。
  (二)农业生产的特性
  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是中华民族孝观念产生的根本之所在。而农业活动的开展,主要依赖于三个方面:生产工具、劳动者的数量、生产方式。能够知道以及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劳动过程中所独有的显著特征。而生产工具不仅仅是社会控制自然的尺度,也是生产关系的指示器。
  《白虎通义》记载:“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 而从考古发掘的情形来看,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如在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黄河中游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黄河下游的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长江中游的湖南省澧县八十垱遗址,长江下游的浙江省河姆渡遗址等等。这些遗址大多位于靠近水源的河流阶地及丘陵冈阜上,取水较为方便,同时又能避开洪水,具有适宜于进行农耕和畜牧的有利条件。而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铲、石耜、骨耜、木耒(痕迹)、石刀、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一整套农业工具。因此,我们可以说早期的农业生产主要以石质工具为主,当然也肯定使用木竹器、骨角器、蚌器等其他生产工具,只是由于这些工具的材质,无法长久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在人类历史早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在长期同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意识到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下去。而原始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是氏族公社公共土地所有制,因此,公社的成年成员都是农业活动的参与者,而氏族公社中有经验的长者,就成为农业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另一方面,由于劳动成果实行的是平均分配,因此,负责分配的也必然是族中有威望有经验的长者,长久下去,在这些氏族、部落范围内,自然就根据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准则,而这其中就隐含着“孝”的最初萌芽。
  农业活动的开展,一方面需要一定的农业知识和技术,而这些知识和技术并不是非常的高深,只是需要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因此,年长者自然就是天然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因此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大,而古代中国的黄河流域,自然灾害还是比较频繁的,虽然这一时期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历来也只是凭借一些传说,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但可以从后世的文献资料中反映出来,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在尧舜时期“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伤人,售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因此,这就需要有经验的长者进行必要的指导,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获得更大的收成。
  二、孝观念起源初探
  在现存的古籍中,《尚书》最早使用了孝的概念,“克谐以孝”,“用孝厥养父母”。《诗经》中也谈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而《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说文》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左传》认为“孝,礼之始也”,《礼记》对孝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在金文中,孝和老、考是相通的。面对众多的文献资料,对孝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到底孝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如何起源的,接下来,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个问题。
  孝观念的产生离不开中国具体的环境,而这种环境,主要就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前文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中国的农业发展始终处在一种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局面下,最终发展成典型的大型农业国家。而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等皆是小型农业国家,内部的发展容易达到饱和,外部有没有抵挡强敌的天然环境,这就导致了这类国家往往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走向夭折。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频发,使得中国人相当重视气候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适合农业生产的历法、二十四节气等,而这些都掌握在年长的老者手中,因此,也就使得这些人的身份和地位也逐渐提高,成为农业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在社会环境方面,众多的农业区域在广阔的土地上,是以点状分布的,而周围是比这些点大得多的原始区域,野兽众多,环境险恶,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来说,根本不适合人类活动的开展,因此,单个人如果离开群体的区域,无异于自取灭亡。在这些农业区域的内部,农业活动的开展,采用的也是集体劳作的形式,尽管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从后世的史料可以看出,直到西周时期,农业生产仍然主要是集体劳动。《诗经•载芟》中写道“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虽然说“千耦其耘”不免有夸大、美化的成分在里边,但也是反映了当时的一般生产状况。而集体劳动中的领导者,一般都是年长的老人。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很强,而且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需要过多的知识或者技巧,但却离不开日积月累的生产经验,尤其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丰富的生产经验,对于农业收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作为集体中的一般成员,因为外部环境的恶劣,因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对于老人自然是发自内心的尊敬、服从,而把这种尊从,服从内化为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就产生了“孝”的观念。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先秦时期,由于中国独特的自然环境,使得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走上了和西方不同的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在一个一个的点中开始发展的。而在这些点中,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自然灾害的频发,普遍采用的也是集体劳作的生产方式,而作为拥有较多农业经验的长者,自然成为农业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对于年轻一辈来说,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对长者自然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服从,长此以往,这样的尊敬和服从就演化成了约定成俗的道德行为,从而也就产生了“孝”的观念。而在“孝”观念产生后,随着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方式的日益精进,这种观念也就更加的深入人心,进而影响了文明的进程、文化的演进,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被人们所称颂、赞扬,直到今日,仍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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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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