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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胡耀邦和李昌基本上停止了在中国科学院的日常事务，在各自家中将写“检讨”当作一件大事。胡耀邦依旧找来了几个月前协助他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吴明瑜，这次是请他起草“检查”。李昌的秘书明廷华本来长于文笔，这次就直接为首长起草“检查”初稿了。
这次怎么写“检查”？胡耀邦对吴明瑜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不要将什么都揽到自己身上，要吸取“文革”之初大包大揽，人家说什么都承认的教训。胡耀邦说：“这个检查是要站得住脚的。”
由于这次的“检查”格外难写，起草和修改的时间拖长了。吴明瑜、明廷华经常到胡耀邦和李昌家中看望，发现这两位领导对理论都有浓厚的兴趣。经历了“文革”劫难，他们在经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煎熬的时候显得相当平静，并不显得沮丧，而且都进行了深深的理论思考。
去大连化物所受批判
1976年初春送交了“检查”以后，几个月都没有什么回音。但是清明时节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文革”的风暴更是急骤。“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断升级，“批邓”完全公开化了。胡耀邦心里明白，这一回自己在劫难逃。
进入盛夏后，胡耀邦面临一场新的大批判。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运动办公室通知胡耀邦，要他到大连去，接受设在那里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化物所”）“革命群众”的批判。为什么要胡耀邦去那里呢？因为他对化物所在“文革”高潮中的做法不满意，是和科学院造反派头头对着干的。
大连化物所是个规模较大的科学研究所，其雏形是1907年日本占领大连时建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央实验室，1949年3月19日创建为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1950年定名为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两年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1954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1962年再次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文革”中，这个研究所的造反派风头很劲，知识分子很受排挤和折磨。该所蹿红成为著名“革命化”典型，尤其在“开门办所”方面非常激进。此所的“经验”时常见诸报端，被当作学习的“榜样”。1975年5月，中国科学院组织在北京的各单位一、二把手去大庆学习时，曾专程到化物所参观。新华社记者和中国科学院调研处的人员合作，在7月写出一份化物所的“先进典型报告”，打出清样，希望尽快发表。
就在这时，胡耀邦、李昌到中国科学院走马上任。他们对化物所“开门办所”的做法不以为然。1975年8月2日，胡耀邦到科学出版社时就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还要保密呢，连参观也不让。”他还说：“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有些地方门口挂上牌子‘机密要地，谢绝参观’，怎么开门？”
8月5日，李昌与黑龙江科委来人谈话时也说：“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现在的主要倾向是知识分子不敢搞理论。”
8月15日，胡耀邦、李昌批示，这些“典型报道”文章先不要发表。谁知道新华社记者以为是稿件不全面，拔得不够高，到9月又写出几篇讴歌“文革”的稿子。
此时，胡耀邦恰好完成了向邓小平等人作的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9月29日，胡耀邦针对一份报道清样批示：“这个（化物）所的情况究竟如何？”
胡耀邦随后针对一篇报道文章写道：“据我所知，这篇报道与事实颇有出入。报道已发了两期，是否还会发？”
不仅如此，到10月31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将掀起，胡耀邦、李昌已经置身险境之际，他们向分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提交的报告中还说，对化物所“文革”以来变化的报道“言过其实”，“有过头的地方”。
胡耀邦、李昌的做法大大触怒了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好不容易盼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要抓住这个机会，狠狠地“回击”胡耀邦和李昌，于是找化物所发难，要胡、李务必前去那里接受批判。
既然有这个来头，新华社总社记者奉命前往大连采访。从北京派出的专访记者有三人，到辽宁以后受新华社辽宁分社社长的指挥。
接到通知知道是去大连挨批斗的事情时，胡耀邦正患痢疾，就提出能否不去大连。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只好抱病与李昌乘火车共同前往大连。他们的秘书梁金泉、明廷华十分抵触，觉得两位老领导在一起挨批斗很是受窘，借故拖拉，迟一天前往大连。
在大连沉稳面对大批判
1976年7月25日下午，在大连，国家科学技术办公室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全国开门办科研大连现场会”，批判专程而来的胡耀邦、李昌。批判会由化物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刘××主持并讲话。
胡耀邦、李昌到大连后，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直接前往会场。当时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黎信回忆说：
当时的化物所由工宣队掌权，批判会开的时间很长，一连好几天。会议开到第四天的时候，将胡耀邦和李昌从北京接来，当天下午就在所里的大礼堂里开会批判他们，由北京赶来的柳××主持。我当时的印象是，胡耀邦的身体不好，正在拉痢疾，头发没有理，显得有些凌乱。他穿着很普通的衣服，要是走在街上，人们会当他是一个普通的老头。
对胡耀邦和李昌的批判持续了一个下午。造反派集中批判的是“五子登科”，台上慷慨激昂，台下反应冷淡。台上有人发言，下面几乎没有人鼓掌，跟着喊口号也不热烈，稀稀拉拉。胡耀邦和李昌坐在台上，一边听一边做记录。这时的批判会比“文革”之初已经显得“文明”，批判时没有出现打人现象，最后主持人让胡耀邦出来表态。
胡耀邦抬起头来，平静地讲了约40分钟。李昌没有讲话。
胡耀邦讲的主要内容，我已经记忆不清了。但是印象深刻的是，他讲得很得体。有许多人说胡耀邦讲话容易激动，但是当天没有这样。他讲话很沉稳，根本就没有激动。他在讲话中绵里藏针，一方面没有得罪造反派，一方面又把造反派对他的批判一一予以否认和驳斥。我当时坐在最后一排，心里想：胡耀邦真了不起！ 会后，胡耀邦、李昌上了面包车。他们正好和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新华社记者都住在著名的棒槌岛宾馆，新华社记者住在7号楼。
面包车来了，我先上车，胡耀邦后上车。他上车之后我站起来，算是向他表示敬意吧。我冲他笑笑，他也冲我淡淡一笑。到了棒槌岛宾馆，我先下车了。他和李昌住在另一个地方。
第二天原打算还要批判，但是第二天一早临时通知，说会议不开了，原因是胡耀邦的身体不好，到不了会场。宣布的时候，已经在凌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住在大连有明显的震感，天亮后发现许多渔船都被海浪掀到了岸上。
原来，批斗会给胡耀邦造成了极坏的心境和肉体上的摧残。刚刚回到宾馆，他上吐下泻，极度虚弱，马上被送进医院急诊。医生认为病得相当严重，几乎脱水，当下就提出，最好马上把病人送回北京治疗。
当晚正好有一趟去北京的列车，胡耀邦上车返京。李昌在大连多留了两天。
归途中遭遇唐山大地震
胡耀邦所乘回京列车经过秦皇岛时，恰好经历了惊天动地的唐山大地震。地震发生时，列车被迫停驶，胡耀邦只好随车返回秦皇岛。
这一来，可给胡耀邦的家人带来了很大的惊吓。第二天一早，胡耀邦的子女就给大连化物所打电话询问胡耀邦的下落。
化物所方面什么都不知道。胡耀邦的子女找到了仍在大连的梁金泉和明廷华。一听说胡耀邦没了踪影，会务方面的人也急了，立即向北京打电话，通过公安部了解那趟列车的情况，这才知道列车没有受损，在遇地震损毁的大桥前停住了，随后返回秦皇岛，等铁路恢复后会驶向北京。
李昌的家人也因此受到一番惊吓。李昌夫人冯兰瑞在地震发生后，马上给大连打电话，询问李昌的情况，却听接电话的人说李昌（其实是胡耀邦）已经回北京了。冯兰瑞心中一惊，生怕有什么意外，立即打电话向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询问，却发现胡耀邦的处境更加危险，胡家子女也在担心地打听父亲的下落。
当时，北京关于地震的风言风语四下里传播。放下电话的冯兰瑞心中不安，四处打电话询问，突然听到有人说，胡耀邦已经生病去世了！她大吃一惊，赶紧出门奔到富强胡同询问。她不敢敲门进胡耀邦家，就径直走到后院的胡克实家中探问。她一见胡克实就问：我怎么听说耀邦已经不在了？
好在这时胡耀邦已经从秦皇岛回到了北京，和胡耀邦家前后院居住的胡克实知道内情。他问冯兰瑞：谁说的？耀邦不过是在大连生病，现在已经回来了。冯兰瑞这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唐山大地震惊天动地，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先来到胡家看望的，是有“青年鲁班”之称的李瑞环。李瑞环担心胡耀邦家震后的安全，特来看望。等到他看到胡耀邦时，却为满不在乎的前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捏了一把汗。原来回到了家中的胡耀邦并不把大地震当回事，认为主震已经过去，再有闹腾也掀不起大浪。他对家人在院子里搭建防震棚，过野营式的生活颇不以为然，自己坚持在屋子里生活。
李瑞环以一位富有经验的房屋建造者的眼光检查了胡耀邦家的房子，认为这座房子年久失修，不能再抗大地震。胡耀邦又坚持不到院子里露宿，实在有危险。于是，李瑞环替胡耀邦拿了主意。他离去后很快带着工人运来木料，在书房里钉了一个木架子，正好将胡耀邦的床罩住。这个木架子钉得非常结实。李瑞环对胡耀邦说：这下子再有地震来，你就赶紧在床上待着。要是房顶塌下来，这个木架子也能顶住。
胡耀邦非常感谢李瑞环，感谢他张罗着搭起了木架子，免除了自己在院子里的露宿之苦。
大地震后细读马克思经济学著作
木架子刚刚钉好，大约是7月30日，在撰写《科学院汇报提纲》中熟悉起来的于光远跑来看望胡耀邦，后来他这样描述当时看到的情景：
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梁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边读书。桌上有摞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两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想到在我们的身旁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虑。幸而也的确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也就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的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提到的“科学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我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观点。这本书我也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个人把书中直接有关的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学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仔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刘潇然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精通德文。他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书共4册800多页，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这部书内容艰涩，计算公式颇多。于光远还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
过了几天，于光远又去胡耀邦家看望，他看到胡耀邦桌上翻开放着由刘潇然翻译的另一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胡耀邦解释说，这部书的发行真怪，二、三、四分册已经出版多时，这第一分册却刚刚出版，他是刚刚得到的。现在，他正在看第一分册的《导言》。
于光远告诉胡耀邦，这个《导言》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只是作为手稿存在。但其中对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问题有系统阐述，特别讲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者间的关系。
胡耀邦很有兴致地说起对生产和消费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特意谈到，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目的是消费”，他十分赞同这个观点。后来，胡耀邦在实践中发展了这个认识。他在改革开放岁月里提出，要讨论什么是生产的目的，一方面使人们意识到消费，特别是正当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看到生产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消费。再到后来，他将这个观点发展为生产是为了人们享受到物质的文明。
这次怎么写“检查”？胡耀邦对吴明瑜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不要将什么都揽到自己身上，要吸取“文革”之初大包大揽，人家说什么都承认的教训。胡耀邦说：“这个检查是要站得住脚的。”
由于这次的“检查”格外难写，起草和修改的时间拖长了。吴明瑜、明廷华经常到胡耀邦和李昌家中看望，发现这两位领导对理论都有浓厚的兴趣。经历了“文革”劫难，他们在经受“反击右倾翻案风”煎熬的时候显得相当平静，并不显得沮丧，而且都进行了深深的理论思考。
去大连化物所受批判
1976年初春送交了“检查”以后，几个月都没有什么回音。但是清明时节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文革”的风暴更是急骤。“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断升级，“批邓”完全公开化了。胡耀邦心里明白，这一回自己在劫难逃。
进入盛夏后，胡耀邦面临一场新的大批判。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运动办公室通知胡耀邦，要他到大连去，接受设在那里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化物所”）“革命群众”的批判。为什么要胡耀邦去那里呢？因为他对化物所在“文革”高潮中的做法不满意，是和科学院造反派头头对着干的。
大连化物所是个规模较大的科学研究所，其雏形是1907年日本占领大连时建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央实验室，1949年3月19日创建为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1950年定名为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两年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1954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1962年再次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文革”中，这个研究所的造反派风头很劲，知识分子很受排挤和折磨。该所蹿红成为著名“革命化”典型，尤其在“开门办所”方面非常激进。此所的“经验”时常见诸报端，被当作学习的“榜样”。1975年5月，中国科学院组织在北京的各单位一、二把手去大庆学习时，曾专程到化物所参观。新华社记者和中国科学院调研处的人员合作，在7月写出一份化物所的“先进典型报告”，打出清样，希望尽快发表。
就在这时，胡耀邦、李昌到中国科学院走马上任。他们对化物所“开门办所”的做法不以为然。1975年8月2日，胡耀邦到科学出版社时就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还要保密呢，连参观也不让。”他还说：“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有些地方门口挂上牌子‘机密要地，谢绝参观’，怎么开门？”
8月5日，李昌与黑龙江科委来人谈话时也说：“开门办所，会产生压力，使人不敢搞理论。现在的主要倾向是知识分子不敢搞理论。”
8月15日，胡耀邦、李昌批示，这些“典型报道”文章先不要发表。谁知道新华社记者以为是稿件不全面，拔得不够高，到9月又写出几篇讴歌“文革”的稿子。
此时，胡耀邦恰好完成了向邓小平等人作的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9月29日，胡耀邦针对一份报道清样批示：“这个（化物）所的情况究竟如何？”
胡耀邦随后针对一篇报道文章写道：“据我所知，这篇报道与事实颇有出入。报道已发了两期，是否还会发？”
不仅如此，到10月31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将掀起，胡耀邦、李昌已经置身险境之际，他们向分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提交的报告中还说，对化物所“文革”以来变化的报道“言过其实”，“有过头的地方”。
胡耀邦、李昌的做法大大触怒了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好不容易盼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要抓住这个机会，狠狠地“回击”胡耀邦和李昌，于是找化物所发难，要胡、李务必前去那里接受批判。
既然有这个来头，新华社总社记者奉命前往大连采访。从北京派出的专访记者有三人，到辽宁以后受新华社辽宁分社社长的指挥。
接到通知知道是去大连挨批斗的事情时，胡耀邦正患痢疾，就提出能否不去大连。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只好抱病与李昌乘火车共同前往大连。他们的秘书梁金泉、明廷华十分抵触，觉得两位老领导在一起挨批斗很是受窘，借故拖拉，迟一天前往大连。
在大连沉稳面对大批判
1976年7月25日下午，在大连，国家科学技术办公室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召开“全国开门办科研大连现场会”，批判专程而来的胡耀邦、李昌。批判会由化物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刘××主持并讲话。
胡耀邦、李昌到大连后，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直接前往会场。当时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黎信回忆说：
当时的化物所由工宣队掌权，批判会开的时间很长，一连好几天。会议开到第四天的时候，将胡耀邦和李昌从北京接来，当天下午就在所里的大礼堂里开会批判他们，由北京赶来的柳××主持。我当时的印象是，胡耀邦的身体不好，正在拉痢疾，头发没有理，显得有些凌乱。他穿着很普通的衣服，要是走在街上，人们会当他是一个普通的老头。
对胡耀邦和李昌的批判持续了一个下午。造反派集中批判的是“五子登科”，台上慷慨激昂，台下反应冷淡。台上有人发言，下面几乎没有人鼓掌，跟着喊口号也不热烈，稀稀拉拉。胡耀邦和李昌坐在台上，一边听一边做记录。这时的批判会比“文革”之初已经显得“文明”，批判时没有出现打人现象，最后主持人让胡耀邦出来表态。
胡耀邦抬起头来，平静地讲了约40分钟。李昌没有讲话。
胡耀邦讲的主要内容，我已经记忆不清了。但是印象深刻的是，他讲得很得体。有许多人说胡耀邦讲话容易激动，但是当天没有这样。他讲话很沉稳，根本就没有激动。他在讲话中绵里藏针，一方面没有得罪造反派，一方面又把造反派对他的批判一一予以否认和驳斥。我当时坐在最后一排，心里想：胡耀邦真了不起！ 会后，胡耀邦、李昌上了面包车。他们正好和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新华社记者都住在著名的棒槌岛宾馆，新华社记者住在7号楼。
面包车来了，我先上车，胡耀邦后上车。他上车之后我站起来，算是向他表示敬意吧。我冲他笑笑，他也冲我淡淡一笑。到了棒槌岛宾馆，我先下车了。他和李昌住在另一个地方。
第二天原打算还要批判，但是第二天一早临时通知，说会议不开了，原因是胡耀邦的身体不好，到不了会场。宣布的时候，已经在凌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住在大连有明显的震感，天亮后发现许多渔船都被海浪掀到了岸上。
原来，批斗会给胡耀邦造成了极坏的心境和肉体上的摧残。刚刚回到宾馆，他上吐下泻，极度虚弱，马上被送进医院急诊。医生认为病得相当严重，几乎脱水，当下就提出，最好马上把病人送回北京治疗。
当晚正好有一趟去北京的列车，胡耀邦上车返京。李昌在大连多留了两天。
归途中遭遇唐山大地震
胡耀邦所乘回京列车经过秦皇岛时，恰好经历了惊天动地的唐山大地震。地震发生时，列车被迫停驶，胡耀邦只好随车返回秦皇岛。
这一来，可给胡耀邦的家人带来了很大的惊吓。第二天一早，胡耀邦的子女就给大连化物所打电话询问胡耀邦的下落。
化物所方面什么都不知道。胡耀邦的子女找到了仍在大连的梁金泉和明廷华。一听说胡耀邦没了踪影，会务方面的人也急了，立即向北京打电话，通过公安部了解那趟列车的情况，这才知道列车没有受损，在遇地震损毁的大桥前停住了，随后返回秦皇岛，等铁路恢复后会驶向北京。
李昌的家人也因此受到一番惊吓。李昌夫人冯兰瑞在地震发生后，马上给大连打电话，询问李昌的情况，却听接电话的人说李昌（其实是胡耀邦）已经回北京了。冯兰瑞心中一惊，生怕有什么意外，立即打电话向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询问，却发现胡耀邦的处境更加危险，胡家子女也在担心地打听父亲的下落。
当时，北京关于地震的风言风语四下里传播。放下电话的冯兰瑞心中不安，四处打电话询问，突然听到有人说，胡耀邦已经生病去世了！她大吃一惊，赶紧出门奔到富强胡同询问。她不敢敲门进胡耀邦家，就径直走到后院的胡克实家中探问。她一见胡克实就问：我怎么听说耀邦已经不在了？
好在这时胡耀邦已经从秦皇岛回到了北京，和胡耀邦家前后院居住的胡克实知道内情。他问冯兰瑞：谁说的？耀邦不过是在大连生病，现在已经回来了。冯兰瑞这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唐山大地震惊天动地，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先来到胡家看望的，是有“青年鲁班”之称的李瑞环。李瑞环担心胡耀邦家震后的安全，特来看望。等到他看到胡耀邦时，却为满不在乎的前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捏了一把汗。原来回到了家中的胡耀邦并不把大地震当回事，认为主震已经过去，再有闹腾也掀不起大浪。他对家人在院子里搭建防震棚，过野营式的生活颇不以为然，自己坚持在屋子里生活。
李瑞环以一位富有经验的房屋建造者的眼光检查了胡耀邦家的房子，认为这座房子年久失修，不能再抗大地震。胡耀邦又坚持不到院子里露宿，实在有危险。于是，李瑞环替胡耀邦拿了主意。他离去后很快带着工人运来木料，在书房里钉了一个木架子，正好将胡耀邦的床罩住。这个木架子钉得非常结实。李瑞环对胡耀邦说：这下子再有地震来，你就赶紧在床上待着。要是房顶塌下来，这个木架子也能顶住。
胡耀邦非常感谢李瑞环，感谢他张罗着搭起了木架子，免除了自己在院子里的露宿之苦。
大地震后细读马克思经济学著作
木架子刚刚钉好，大约是7月30日，在撰写《科学院汇报提纲》中熟悉起来的于光远跑来看望胡耀邦，后来他这样描述当时看到的情景：
他没有在自己的院子里搭防震棚，但并非不防震，而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很坚实的木头做了一个像双层床那样的东西。躺在下面，一旦房屋倒塌可以避免砖瓦梁柱直接压在身上。这样，办公室也就临时成了卧室。而他就在这样一间房子临窗的一张大办公桌旁边读书。桌上有摞着的书，同时也总有打开着的正在阅读的书。
我去他家，两人免不了要发泄一通对“批邓”的不满。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没想到在我们的身旁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讲话毫无顾虑。幸而也的确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也就完了，见面谈话后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理论问题上去了。
记得第一次去他的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提到的“科学是生产力”的这个论点，所根据的就是这本书。我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科学院有人说他把“科学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看一遍。说罢就问我的观点。这本书我也是研究过的，于是我们两个人把书中直接有关的论述找了出来。我记得主要有这样几条：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学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当然还有别的。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写“科学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仔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刘潇然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精通德文。他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书共4册800多页，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这部书内容艰涩，计算公式颇多。于光远还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做实际工作的老同志肯下功夫啃这样难读的著作。
过了几天，于光远又去胡耀邦家看望，他看到胡耀邦桌上翻开放着由刘潇然翻译的另一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胡耀邦解释说，这部书的发行真怪，二、三、四分册已经出版多时，这第一分册却刚刚出版，他是刚刚得到的。现在，他正在看第一分册的《导言》。
于光远告诉胡耀邦，这个《导言》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只是作为手稿存在。但其中对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问题有系统阐述，特别讲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者间的关系。
胡耀邦很有兴致地说起对生产和消费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特意谈到，马克思认为“生产的目的是消费”，他十分赞同这个观点。后来，胡耀邦在实践中发展了这个认识。他在改革开放岁月里提出，要讨论什么是生产的目的，一方面使人们意识到消费，特别是正当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看到生产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消费。再到后来，他将这个观点发展为生产是为了人们享受到物质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