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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同花椒树般坚强
刘仁杰
爱情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之一，它能净化人们的思想，慰藉浮躁的灵魂。在金钱异化人心，肉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之下，真挚单纯的爱恋已经难以再寻踪迹，给人留下一种内心深处的悲哀。文清丽的《绿萼梅》（《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又名白梅，象征着纯洁高雅。然而在爱情的背叛里，绿萼梅失去了她本来的色彩。由眼前的老干部联想到多年前发生的爱情故事，至今让人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唏嘘不已。在刘平勇的《欲说还休》（《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中，老一辈人的感情虽然很平淡，但是相守就是最大的幸福。爸妈在一起四十多年相互扶持，即使父亲去世了，母亲内心依然是温暖的。主人公的婚姻是悲哀的，她不仅没有一个相守的丈夫，而且因为他的赌债失去了自己的贞操。王手的小说《第三把手》（《收获》2017年第3期）讲了一个鞋厂的故事，金钱让人的生活变得丰富，也在暗中侵蚀人心。在有些人的世界观里，婚姻、爱情在金钱面前，显得有些无足轻重。第三者的出现破坏了家庭，但这种事情却似乎是当今社会有钱人必然会经历的，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悲哀。薛忆沩的小说《母亲》（《作家》2017年第8期）写了婚姻出现了问题的一对夫妻，二人在生活和观念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孩子成为他们婚姻的唯一纽带。当青春年华逝去，母亲和父亲之间已经没有太多共同话语，只留下深深的寂寞与怀疑。陈再见的《陵园舞者》（《作家》2017年第7期）讲述了在当今社会中的丑陋一面，主人公出轨一个青年，丈夫与年轻店员之间私通，女儿被人轮奸却又当作无事发生。最后主人公被变态杀死，为自己的出轨付出了代价，同时也折射出当今社会关系混乱、教育失衡的一面。李瑶音的《西施密令》（《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讲述了西施与范蠡隐居之处的保护性开发，既是对于千年爱情故事的赞颂，也是对于历史的尊重。钟求是的《街上的耳朵》（《收获》2017年第3期）主人公式其步入老年，年轻时候的爱情和仇恨都成为回忆。但令式其最难忘的是那段青春的年轻时光，以及曾经的自己，只有时间能够改变容颜，消解仇恨。在窦红宇的《红宵屋》（《十月》2017年第4期）中，爱情在金钱化的社会面前，显得那么孱弱无力，同时在现代化大潮的进程中，土地的流逝与传统的破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爱情、人性在金钱、权力的异化下变得可悲，拆迁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秦眼镜对于煤矿有着深厚的情感，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重振煤矿昔日的热闹。张芬与秦眼镜相互爱慕，无奈秦眼镜没有足够的钱盖房子，只能联合几个昔日的工友，在猪圈之上用废旧材料盖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房子虽然很小，却也是两个人温馨的爱巢。王小富从小喜欢张芬，张芬却看不上他的邋遢形象，王小富因此怀恨在心。在拆迁的过程中，王小富不再理会张芬的请求，执意推倒秦眼镜的房子来开发房地产。秦眼镜和张芬的爱情，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显得不值一提。拆迁过程中，人们为了金钱放弃自己的家园，同时也显现了金钱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唯一尺度。双雪涛的《白鸟》（《收获》2017年第3期）涉及到爱情故事，讲述了那些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平凡爱情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只有心存一只为爱人遮风避雨的白鸟，才能收获真正的爱情。
赡养老人，尊敬父母，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对待父母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更需要精神上的陪伴。任晓雯的《别亦难》（《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就写道，儿女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要回报的不仅仅是金钱，更应该是陪伴。生活的苦难不断压向陶小小，丈夫年轻时候家暴，年老时收养的一只黑猫也离她而去。陶小小忙了一辈子都是为了别人，承受着重压，然而在年老时，女儿却不能在身边陪伴，就连猫也离她而去，留下了两个老人孤独生活。乌鸦有反哺之意，羔羊知跪乳之恩，张不退的《负回忆》（《作家》2017年第7期）讲述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每个人良心的体现。小说通过书写家庭生活的琐碎，披露了社会生活中的赡养老人问题，也展现了婚姻是一座围城。王大进《快跑的声音》（《作家》2017年第7期）展现了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可以超越极限的，脆弱的人在孩子面前也会变得无比坚强。阿大从小擅长跑步，也十分懦弱，曾经在一次次的考验面前退缩，在小寒的病情恶化之时他再一次逃走。但是他最终还是回来了，奔跑在下雪的街道上，希望能追上开发商的小轿车，拿到小寒的救命钱。在寒冷的冬天，因为这份父爱的存在，显得足够温暖。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令人有勇气面对一切，同样亲情的力量也是伟大的，它可以在你受尽爱情摧残的时候救赎心灵。贫苦的生活很容易将人心异化，只有爱和被爱才能抚慰内心。孟昭旺的《旅行》（《十月》2017年第4期）中李东与李红是一对姐弟，从小李红对李东呵护有加。年少时候李红为了追求自己的爱人，甘愿与父亲决裂。在结婚的时候，丁洋将李红父亲的肋骨砸断，从此以后李红不能踏进家门半步。在以后的日子里，丁洋因为生意的问题与人发生了冲突，从此抛妻弃子远走他乡，李红苦苦地等待却换来丁洋的背叛。李东出狱后，不忍看姐姐受欺负，便在夜里将侯三殺死，弃尸水塘。李红带着孩子满怀希望地和李东一起南下寻找丁洋，而李东自知犯下了大罪，内心深处已不再平静。
世事多变，如棋局般常新那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中的人生本来就如同一场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也都有自己的精彩。社会的发展总会有阴暗面的存在，在社会的阴暗面之中，更阴暗的是人心难测与虚伪，是权力的的失衡与滥用，是历史的残酷轮转。夏天敏的小说《是谁埋了我》（《十月》2017年第4期）中提道，战争不仅对人肉体上产生了伤痛，更在社会、人性的层面留下来了许多阴影。在无奈的性爱与纯洁的爱情之间，李水遭受了巨大的煎熬。如果不与匪首的女儿桃花交合，就永远无法逃出匪窝。如果与她交合了，又该怎么样对待家乡的爱人玲子，这令李水陷入了纠结的境地。李水在欺骗了桃花，逃离了匪窝之后，带人剿灭了这伙土匪。可是李水却并没有获得心安，在家乡他是一个不在了的人，在爱情里他亲手埋葬了与玲子的纯洁爱情。在内心深处他已经是个死过一次的人了，在战争的巨大漩涡里迷失了方向，良心久久不能平复，一份份荣誉奖章也无处安放。钱静的《显微镜》（《作家》2017年第7期）用显微镜将生活中的酸楚放大，在城乡巨变的过程中寻求自己的幸福，在显微镜中发现自己以前没发现过的东西，寻求生活、爱情的真谛。第带着冬的《洒之同志要来》（《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写出了政府基层工作者的悲哀，一方面要贯彻政策，不断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又要不断处理各种各样的上访案件。电话里的洒之同志要来，其实是“傻子同志要来”，乡镇领导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将各个上访重点户控制起来，小说也展现了信访部门的一些工作弊端。肖勤的《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小说涉及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阴暗面，同时也展现了社会中依旧有心存正义、良心的人广泛存在。黄梵的《报复》（《作家》2017年第8期）描述了何东与主人公之间相互诋毁，用卑劣的手段损坏对方的声誉。主人公用厨艺的道理来解释自己照抄别人著作的行为，又在梦中产生了陷害何东的想法，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虚伪卑鄙的一面。棉棉的《失踪表演》（《收获》2017年第3期）强调了人生本就如同一场大戏，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在这场戏中，我们费尽心思的伪装自己，生活充满了浮躁、虚伪和欺骗，但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笑对人生，演好生活的这出戏。 网络时代的到来，便利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也滋生了新型的违法犯罪行为。范小青的小说《千姿园》（《作家》2017年第8期）中的主人公利用微信骗取房客的信任，用各种手段牟取钱财。随着同名同姓的一个王伟突然出现在自己视野之中，小说主人公仿佛看到了一个镜中的自己，卑鄙猥琐的灵魂受到了审视。快速发展的网络社会让知识的摄入变得简单，牛健哲的小说《狮虎尚未相遇》（《作家》2017年第7期）讲述了狮虎相交的故事，告诉人们在现实面前应该保持自然平衡的态度，尊重真正猛兽的尊严，不要把它们当作宠物或囚禁于牢笼。同时也折射出在网络时代高校教育的一些弊端，强调应将知识应用于实践。万宁的《朋友圈，同学群》（《当代》2017年第4期）中的吴绪在喧闹的社会生活中疲惫不堪，曾经纯洁的恋情让她回味无穷。“我们这个社会的阶层与圈子，一直是隐形的”，或许只有在微信群里，每个人才能相对公平的说上几句话，展现一下自己的生活。在微信的朋友圈，同学群背后，是对于青春年华易老的感叹，是对社会生活的隐忧。微信方便了现代人之间的相互联络，让故人有了重新相见的机会，满足了精神层面的需求。但微信的朋友圈也让现实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传统中国式的人情往来在微信中消磨。
一个好的作家是有精神故乡的，如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同样，“老实街”是作家王方晨的一个精神坐标，这里有着作家独特的人生感悟与审美情怀。在小说《鹅》（《作家》2017年第8期）中，“鹅”神秘的怀孕后产下了一子，无论爹怎样责备也不肯丢弃这个婴儿。鹅后来与自己喜欢的男人们发生了关系，也因此受到了母亲和儿子的讥讽。但无论在老实街遭受了怎么样的苦乐，她都是一只属于故乡的鹅，这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乡村是当代人的精神之根，只有在乡村之中，人们才能真正回归自然，享受生命之间的心灵交流。乡村与城市是有着内在深厚联系的，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又是难以消除的，农村人在城市总是会受到各种歧视，农村总是作为牺牲品支撑城市的建设。方格子的《在豆庄》（《作家》2017年第8期）中豆安是一名记者，在世道人心巨变的当代社会，他见证了发展过程中的金钱问题与人心异变，同时也感受到了农村人在都市的辛酸无奈。乡村一方面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因为地理条件不便、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因素，其自身发展也受到了许多限制，因而乡村健康发展成为当下的一个焦点。在光盘的《抓捕路霸江自善》（《当代》2017年第4期）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江自善是一个心系村庄的普通村民，为了能有一条路而四处奔波，想要求助于政府，政府的官僚作风却让他屡屡受挫。最终他联合村民，筹款60万修了一条路，但是私设关卡，企图用过路费来收回修路的投资。县长的车被收了过路费以后，下令抓捕江自善，派出所长叶予嘉同情江自善，也同情乡村命运，不愿抓捕他。最终江自善接受了矿粉厂的60万，不再收取过路费，但是乡村环境却遭受了严重破坏，江自善为了乡村命运，挺身而出炸毁了矿粉厂 ，却也必须承受法律的制裁，成为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王方晨的《乡王》（《中国作家》2017年第8期）讲述在城市化进程中，鄉村的土地进一步受到侵蚀，金钱利益改变了乡村的本来面目，同时人们的精神故乡也变得模糊不清。城市的喧闹与繁华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却不能为人提供精神的归宿。孟昭旺的《寻羊记》（《十月》2017年第4期）中孟毛在寻找丢失的羊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个女人和父亲所做的丑事。他为了寻找自己缺少的母爱，用镰刀威胁她，想要那个女人拥抱自己，却在女人怀抱自己的那一刻逃走，小说描绘了农村留守儿童的苦闷与乡村道德的沦丧。胡学文的《苦水淖》（《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中的苦水淖是一个环境十分恶劣的地方，因为水质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方人的低矮身材与悲惨命运。乔果果是一个出身于苦水淖的纯真女孩，虽然身材矮小，却心灵手巧，而且颇有绘画的天赋。主人公赏识乔果果的才能，希望果果能够深造绘画。然而单纯的果果却与人面兽心的许老师发生了关系，并且怀孕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巨大，生于苦水的纯洁之花，终于又在现代社会中遭受了更大的伤痛。
生与死是人类永恒思考的一个问题，在历史长河中的国仇家恨面前，是像一朵烟花在空中绽放还是如落叶般安静入土，这与每个人的人生观有着密切联系。房伟的《猎舌师》（《当代》2017年第4期）将个人的仇恨和历史浮沉联系在一起，在历史大背景之下衬托个人命运的悲哀。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报国仇家恨，“军人杀命，书生诛心，料理猎舌”，厨师下毒本是行业中最不齿的事情，但个人名誉、生死在历史大潮中显得微不足道，宁可轰轰烈烈的为了国家而死，绝不苟活于侵略者的脚下。宋尾的《隐身》（《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中讲的是在当代社会，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毫无愧疚的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主人公因为自己的恋人被杀，留下了心理阴影，不愿意接受别的女性，却一次次地在暗中跟踪不同的女人。在这种变态的快感中寻找自己的安慰，然而最终他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在夜色与铁锈中放空了自己。姚鄂梅的《两棵花椒树》（《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中的倪可与主人公是在病房中结识的朋友，倪可年轻貌美，并且很有才华，却无奈病魔缠身。倪可的读者对她议论纷纷，一次次所谓的探望对她来说也只是变相的讥讽。主人公与丈夫分居，年轻时候的爱情火焰早已熄灭，突如其来的“癌症”让她重新思考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主人公一直安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最后才发现这是一场误诊。而倪可却没有那么好的命运，她25岁就要走向人生的终点。在俩人分别之际，倪可送给主人公的两棵花椒树有了别样的含义，一方面人生需要自我调味，一方面也要如同花椒树那般坚强。即使人生路已经接近终点，也要留下属于自己的美丽。刘汀《夜宴》（《十月》2017年第4期）中的胡燕云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类似于郁达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但小说中不仅仅有阴暗的部分，也有对于人生和命运的希望，他对于人生的看法正是千万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深沉的哲思与温情的现实 妥 东
作家对生活的思考和想象往往基于一定的生活。在面对现实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时，敏锐的作者总是试图以最快捷、最锐利的目光将这些动人的生活画面记录下来，融入自己的情感体验，将他的感受传递出来。在生活面前每一个懂得用热情去欣赏的人，都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而善于思考的写作者，更是如此。他们会在人们忽视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不一样的故事，而在他们的讲述中，这些故事往往透着对生活深刻的思考。
曹多勇的《出走》（《时代文学》2017年第7期）讲述的是一个平凡生活中的女性，在面对生活的不尽如人意时选择三次离家出走的经历。这个故事最初看来，颇带有方方的中篇小说《出门寻死》的味道，因为生活的沉重和不如意是她们共同出走的理由。相较而言，两篇小说在叙述中所形成的线索大体是一致的，即通过出走这一行动，反观现实的生活，在目睹人生中的艰辛之后，在外在的环境中，又得以把握生活的本质，从而做出自己新的选择。从故事的结果来看，曹多勇的《出走》实际上还是形成了与方方一致的答案。小说中主人公宋雅琴的三次出走就好像三次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一般，在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女性的出走面对的一个铁定的事实就是——她还得回来。与曹多勇透过女性出走这一主体设置不同的是，李进祥的《三个女人》（《朔方》2017年第6期）则从正面写出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不同生活境遇。小说的主要线索是通过叙述者的旅行串联起来的。与曹多勇的《出走》相反，李进祥这里是叙述者的旅行之所见所闻。由此，在旅行的不同時段内，三个女性形象渐次进入叙述者的视野。小说中“我”遇到的三个女性分别是“吹葫芦丝的女人”、“抱孩子的女人”、“开出租车的女人”。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遇到了大大小小的艰辛和苦涩。正所谓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李进祥的叙述将三个女性平凡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让我们感受到生活温情之外的现实，也体会到三位旅途之中的女性面对生活所表现出的坚强的意志。在生活面前永远都有不平凡的强者。故事中三个女性虽然都有不同的人生遭际，但是在现实面前，在生活的艰辛面前，她们的脸上依然保留着信心和勇气。李进祥同宁夏的许多作家一样，在深入生活的现实面前从来不含糊。
与李进祥的《三个女人》同样闪烁着浓浓的人间滋味的还有马悦的《一根红丝线》（《回族文学》2017年第3期）。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回族老人的平凡生活，老伴去世后老人的生活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在他晚年的生活中，孤寂淹没了一切，生活之中的动力和支撑就靠着细细的回忆勉强连接起来。在宗教洗礼的氛围中，老人想到了“新生”。而单娃手上系着的那根红丝线正像维系老人的寄托一般，不仅对来生充满了希望，同样表达了对于生命的强力的一种强烈渴求。关于宗教反思和救赎的升华让这部小说超脱了以往的琐碎，达到了更高的境界。透过这一切，反观曾经的平凡和朴素，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又是那么合理，但又有着分外的沉重。
同样在现实中足以给人的心灵沉重一击的还有叶周的《布达佩斯奇遇》（《北京文学》2017年第6期）。小说讲述了一对母子的境外遭遇。小说将叙述的目光转向了经历战火的难民的遭遇。在小说中讲述了一位美国华人女记者带着女儿出游欧洲的经历。她们在布达佩斯与浩浩荡荡的叙利亚外逃难民相遇，并目睹了逃难的一家四口在病乱中的生死抉择。七岁的男孩原本跟随母亲和妹妹逃离战火流落异国他乡。但途中前路受阻，途中两个女儿又相继生病，为照顾更年幼且途中生病的女儿，母亲不得不冒险忍痛将儿子托付给陌生路人，让他跟陌生人继续前往德国。在逃难面前，母子分离的场面让人痛心。小说在女记者的视野和目光中见证了所发生的一切。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的另一端，无数的悲剧永不停歇的在上演。流离失所痛失亲人，这些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难民遭遇无疑又一次刺痛了我们的内心。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代价是惨痛的。女记者在布达佩斯所遇到的母子分离的抉择，只是战争所波及到的极小的一瞥，更多的无辜的人正在被迫走上流亡的路途。
当然，在狂野的呼号和对生命不公正的反思和控诉之外，还有对平凡生活中乐观幽默的表达。王凯的《沙漠中的叶绿素》（《青年文学》2017年第7期）就像一个不断制造着生活趣味的装置一般，将我们的视野带向了一线军人的爱情生活中。《沙漠中的叶绿素》讲述的是三个青年大学生军官在基层部队的生活经历。主要围绕着主人公陈宇的爱情生活展开，将驻守沙漠边关的军人生活面貌呈现了出来。小说中陈宇、何勇和彭小伟三个年轻的军校大学生毕业被分配到驻在沙漠的某空军基地。在平凡枯燥的基层部队，三个对生活有着理想的年轻人分别经历了爱情的洗礼。王凯的描述中，原本枯燥的生活也变得有趣，他的语言和叙述节奏是我最喜欢的。在漫无边际的讲述背后幽默的情调和态度，将生活改装成一辆装备齐全的野战车，游行在茫茫的沙漠之中。正如《青年文学》主编张菁所评论的那样“王凯的作品有着中年男人的柔情和嬉笑下的真意。我在阅读的时候，几次忍住眼泪，生怕辜负了作者营造的欢乐。日常的生活真的只是把我们的感知磨钝吗，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厌倦不过是因为表皮上的浮尘，还没有被吹散罢了，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内心的相信与坚持。《沙漠里的叶绿素》呈现着王凯骨子里的幽默和深情。”当然，小说中除了滋润沙漠的爱情叶绿素之外，对生活无尽的幽默乐观的态度，才是这部小说所带给我们的最精当的物事。
生活的丰富性永远是小说家对小说创作追求博远的最梦寐的理由。也由此，在生活的不同层面上我们在作家的写作中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尤凤伟的《水墨》（《北京文学》2017年第6期）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当代画坛的一系列不一样的“风景”。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在晚年卷入一场刑事案件之后面对相继而来的各种人生问题所做出的选择。小说中画家坧泉原本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画家，但随着自己的画作被盗，警方介入调查，他也因此有了可以让自己画作升值的炒作机会，但当他得知盗取画作的人是小区物业的老邱时，他的内心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老邱的家庭状况他了解，考虑到自己的画也不值几钱，坧泉想就此息事，但是无奈他的弟子越东已将此事报告予警察局，案子进入司法程序，无法撤案。最终案件告破，老邱被关入监狱。坧泉一直想方设法弥补，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老邱对他的成全。小说通过坧泉画作被盗警方随之介入这一线索将做人的底线放置在考量之中，坧泉的选择和他的弟子的选择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小说还将当代画坛的种种怪相展露毕尽。阿谀奉承，以次充好，无良炒作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在画坛依旧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与尤凤伟的《水墨》对生活群像的反映不同的是，潘灵的小说《偷影子的人》（《大家》2017年第4期）则将小说叙事中的哲思非常精妙地传达了出来。小说讲述的是云南边陲的移民小镇的故事。主人公韩家川原本是市文联的一位创作员，因主动反映意见被安排到昭女坪移民社区挂职，创作一部反映移民生活现状的报告文学。小说以韩家川在昭女坪的经历为故事结构的线索，将昭女坪所发生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串连了起来，先是以陈三爷为首的“自救自五人小组”的“偷鸡事件”，之后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团来昭女坪参观。这两件事情串联起来，将昭女坪的村风民俗，以及移民之后原始村民的生存状况展现了出来。自救自五人小组表面上去录公鸡鸡叫的声音是为了睡眠不足的钟老汉（钟老汉听不到鸡叫的声音无法入眠），实际上，它也同样指向移民对于新环境极不适应的现实感受。这篇小说透过韩家川的视角所勾连起来的不光有历史岁月里的恩怨情仇，还有新时代环境下，对国家移民工程的深刻反思。
杜光辉的《十四号病房》（《飞天》2017年第7期）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写作者之间的感人故事。身患肺癌的老作家魏继青在生病住院期间，无意间看到与他同病房的年轻人胡孝坡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写成的小说，于是他产生了帮助年轻人校订小说并出版这部小说的想法，最终他得以完成这个目标，在魏继青的努力之下，胡孝坡的小说成功出版。小说的故事节奏交替循环，一方面以作家魏继青的视角进行着故事主线的串联，另一方面，故事中又将小作者胡孝坡的小说故事情节穿插于其中，使得这个故事有了双重的故事线索和叙事节奏。小说的故事虽然平凡，但是经过这样的包装处理，明显地超越了故事已有的内核，不论是在写作技巧還是情感传达的层面上，这篇短小的作品都做到了精致又丰富的呈现。在常新港的《男孩子汪天洋》中（《延河》2017年第7期）小男孩汪天洋的世界同样是丰富多彩的。作者常新港通过细腻的笔法将小男孩汪天洋的心灵世界的变化成长刻画得十分美妙。展现了孩童世界那份纯粹的童真与美好。这部小说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似乎有着十分浓烈的反衬意味。从更深层次上来讨论的话，则可以将话题延展到成长过程中社会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我们都乐于看到童真的美妙，但同样在成人世界中，人作为个体的所作所为与孩童时期的一切都相去甚远，此中的差异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在男孩子汪天洋的世界中，似乎每一个生存于世间的人，在他的成长中都对他有益。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亲疏远近，在他的心里所装下的那丁点小事，对他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不安，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很多时候却是选择性地忽略着，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在聂鑫森的《世俗凡人》（小说三题）（《青岛文学》2017年第7期）中，聂鑫森以小小说的形式呈现出他对个体生命的“文化性格”的一如既往的关注。三则小说故事结构虽然看起来非常简单，取材也来自于普通的现实生活。但反复阅读会发现，聂鑫森正是通过对不同的平凡人物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扰及其化解方式的探寻，并透过文化的照射，将他们的“顿悟”和“释然”呈现了出来，从而找到了这种困扰背后的“文化症结”。而化解的最终方式，则是“自信”与“释然”的文化背后，所代表的那种“无为与有为”的文化性格。这种对日常生活中的突然发现，已然让他在生活面前多了一份通达。聂鑫森从文化高度上去审视简单生活的琐事，不仅为这篇短小的小说注入了十分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打开了小说的外延，语言精简而又不失文辞。与此相同，韦俊海的《接上一只异性的手》（《满族文学》2017年第4期）似乎也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切入主题的，但是他所处理的是新时代的“父与子”的关系的话题。小说的叙述是从儿子的视角进行的。因此，在儿子的眼中父亲的形象一步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当我们阅读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父亲的形象实际上已经无法立起来了，这就是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新父亲”形象。在儿子的眼中，他的父亲成了贪恋无能自私自利的色情狂，他那因车祸而断的那只手，在手术过后换成了一只女性的手，他开始用这只手疯狂地谋划一切事情，先是看上了美丽的丽丽，但是受到干扰最终未果，接着又开始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进行洗钱。最终他被关入监狱，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在儿子的眼中，父亲俨然已经被结构得支离破碎，而从古至今的所谓的父权的强大的宰制力在这篇小说里荡然无存。
现实生活有时候的感伤一方面是自己的情绪所受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时间的流逝中，似乎这种世事变迁之中已注定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思绪，它会在某一时刻扰乱你，让你对现实变得不那么阳光自信。丁力的《重逢》（《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从某种程度上将这种状况呈现了出来。小说通过“我”重回马鞍山与故友重逢，引开了一系列对过往历史的追忆和反思。将特殊年代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现在的生存境遇进行了对比，最后他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一样回到了深圳。“别人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扰，而自己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小说的叙述氛围多少带着一点忧伤，让人读完难以释怀。细思主人公所遇到的种种，实际上如果仅靠回忆去填补现实中的许多无奈是远远无法弥补的，很多时候，往事已经在逝去的时光中不可追了，所以，不论是置身于旧地的重返还是在记忆的深处重新回忆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谈论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中短篇），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作家们在面对生活的复杂性面前永远没有失去把握的能力和信心，这一点是现阶段的创作者，尤其是创作新人表现出的显著特点。
寻找失落的精神生命家园
袁 雪
人生往往是苦多乐少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眷恋着生命。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作品描写了人生的苦难，却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所以，书写温情的当代文学作品显得尤为可贵，温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人生的苦难和烦恼。王祥夫的两篇小说《浜下》（《长江文艺》2017年第14期）和《半截儿》（《长江文艺》2017年第14期）是关注人情世故的力作，对细微情绪的描写入木三分。《浜下》中的婆婆是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身体矫健，生有两儿两女，在儿女们成家立业后，婆婆一直独自生活。儿女忙于生计，平日里没有时间去看望母亲。当婆婆不小心吞下了半枚针后，引起了儿女的关心和自责，他们慌忙赶来照顾母亲。婆婆看到子女齐聚一堂，内心一阵阵的兴奋。然而，当她顺利地将针排出体外后，儿女的关心也随之消失了，他们各自散去，继续奔波忙碌。没有人想到要去照顾老人的情绪，母亲与子女间的温情被忽略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小说《半截儿》同样讲述了一个温情的故事。蜘蛛和半截儿是一对夫妻，蜘蛛的身高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小时候得了一种怪病，导致四肢长而细。半截儿虽然是个正常男人，但是因为十六岁时扒火车，发生意外，失去了下肢。一开始，两家邻居对这对夫妻是冷漠的，他们的存在带给了邻居们一些不便。半截儿内心有愧，于是，便时常帮邻居免费修鞋。渐渐地，邻里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中秋节时，邻居会主动给夫妻俩送月饼。当蜘蛛怀孕待产时，虽然陌生人会投来不可思议的目光，但是，邻居们纷纷献上祝福。特别是当夫妻两人充满仪式般地步入病房时，发现邻居们早已在焦急地等待着、担心着。这两篇小说对人们情绪的把握非常到位，紧贴人物的内心世界展开叙述，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情绪，我们应该对身边的人多一点关心，特别是身边人的情绪波动，否则便容易酿成悲剧。贝加中篇小说《大爷》（《广西文学》2017年第7期）中的马博礼，四十五岁依然没有成家立业，同事们看似关心他，实际上并非真正的了解他。特别是侯絮，一口一个“大爷”，叫得马博礼心颤，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能量的载体，而“大爷”这个词则具有极强的破坏力。众人都没有在乎马博礼的反感情绪，特别是侯絮，这就导致马博礼对她心生怨恨，伴随着情欲冲动，马博礼阴差阳错地杀死了她的双胞胎妹妹。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人们往往疲于奔命。迟子建的小说《最短的白日》（《长江文艺》2017年第14期），便讲述了一位肛肠科医生疲惫的一天。“我”的儿子因为吸毒进了戒毒所，为了帮儿子偿还百万元的“毒债”，“我”被迫进入自由度和收入更高的医院。在冬至日这天，“我”从哈尔滨赶往大连做手术。在列车上，“我”遇到了一名年轻的技工，通过聊天，“我”了解到这个小伙子的年纪跟儿子差不多大，然而价值观却是迥异的。这名技工的家境并不富裕，却乐观向上，孝敬母亲，喜欢善解人意、尊重他人的女孩子。而“我”的儿子从小便娇生惯养，“我以为一棵不经修剪的树，才能顶天立地。可我忘了，他生活的现实丛林，远比真实的丛林要物质和险恶”。儿子从小懒于学业，考上了一所民办大学，与女友租房住，这些女友都满嘴脏话、奇装异服，他却把这种玩世不恭当作“活得明白”，终于在一位女友的诱惑下跌进了毒品的旋涡。这两种价值观的对比是鲜明的，生活不易，虽然我们都在奔向异乡，充满焦虑与无奈，但是阳光洒脱的心境无疑会减轻内心的负担。
无独有偶，在普玄《过生日别在外面喝茅台》（《清明》2017年第4期）中，胖子陈在老牟的煤炭经销部工作。老牟是老板，胖子陈是唯一的员工，他已经六个月没拿到工资了。胖子陈的妻子面临生产，为了养家糊口，他选择在生日这天辞职。老牟却让他陪区长吃饭，因为今天也是区长的生日。胖子陈觉得很委屈，自己的生日无法庆祝，还得“装孙子”，喝假茅台酒。现代人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北雁小说《梅河乱》（《滇池》2017年第7期）中，一家四口虽然生活在城市，却没有城市户口，作为“房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再加上奇葩的邻居们，生活更是杂乱无章。如今，房子是城市人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是谈婚论嫁时的重要条件。比如在李东文的小说《梦见自己是条狗》（《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中，“我”的父母与花花的父母因为彩礼和房子问题闹得不欢而散。在嘈杂的都市生活中，保守内心的贞洁难能可贵，如官玉华《月光白》（《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里的女子，很多富豪喜欢茶叶，并非是为了品茶，而是囤积居奇，赚取利益。小说以自述的方式，娓娓道来，“我”拒绝了福哥的無理要求。
爱情永远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作家的笔下，生长于都市生活中的爱情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在陈芳《樱花烂漫》（《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中，塔塔作为现代女性，由于工作原因乐于应酬，丈夫向阳院心生芥蒂，最终导致二人婚姻破裂。在吴荣国《夜的诱惑》（《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中，阿星除了妻子之外，还和另外一位女人情意绵绵，终于在一个醉酒的夜晚，他看清了情人逢场作戏的本质，也懂得了妻子对他的一片深情。东巴夫《孤鸟》（《滇池》2017年第7期）这篇小说，则描述了现代都市人空虚寂寞的情感状态，谢观返乡后与父母没有共同语言，只想逃离故土，可是在城市中他也漂浮不定，难以扎根。寇洵《少了点什么》（《广西文学》2017年第7期）同样讲述了都市年轻人的空虚之感，少了点什么呢？少了内心世界的安宁。都市男女在没有情感对象的情况下，如何宣泄自己的感情呢？曹军庆《我和小丹在一起》（《江南》2017年第4期）中，苏长河断然拒绝孙书兰的追求，因为他爱上了充气娃娃小丹。绝望之下，孙书兰竟然按照苏长河的模样，也做了一个充气娃娃。没有爱情作为基础的婚姻，往往是不牢靠的，就如游利华《锦夜行》（《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中的大可与红壁，两人通过朋友介绍相识，彼此觉得合适，便结婚生子。红壁觉察到大可对另一个女人存有幻想，她焦躁不安，但也知道人心是控制不住的。无独有偶，李一楠《吴萸的告别晚宴》（《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中，年轻时候的吴萸是位傲气十足的美女，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韵味，喜欢洋气现代的事物。后来她主动结识上海女人蓝青，蓝青是位温柔细腻的美人。在与蓝青的接触过程中，吴萸的丈夫钟明出轨了。高傲的吴萸放弃这段婚姻，并操办了二人的婚礼。婚姻历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夫妻间也渐渐失去激情，陷入中年危机，如巴克《善良的人是可耻的》（《上海文学》2017年第7期）中，姜洪国在事业风生水起时，包养女人。王新梅《生日快乐》（《清明》2017年第4期）中，艾柯在三十八岁生日这天，没有收到丈夫的祝福，她便去往酒吧买醉，伤感时间飞逝之快。
阿袁在《他乡》（《上海文学》2017年第8期）中，则描写了另外一种都市情感。孟渔与姬元是一对“食友”，一开始，孟渔认为姬元是对他存有幻想，才故意接近。但是接触久了，他发现姬元是个随性的女子，在他面前从不装扮，姬元善于倾听，在她面前，孟渔不觉得拘谨，竟然可以放心地讲述他的情人——朱茱的故事。小说结尾处，孟渔终于向姬元说出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想和我一起吃饭”？“这一回她冷不丁又开口了，说他像某个人”。原来，两个人都在向对方悼亡自己的爱情。阿袁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四类不同的女人，第一类女人是孟渔的妻子，长相粗糙，缺乏生活情趣，认为做女人是讲究套路的，吃饭时矫揉造作，翘着兰花指。表面做出柔弱婉转的样子，骨子里却泼，作为校医务所的女护士，讲究养生，出轨后，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是为了追求阴阳协调，为了健康。第二类女人是姬元，性格随性，不拘小节，有一种我行我素的潦草与简慢。作为哲学系的教授，她喜欢读书和思考。吃饭时是正常的吃法，只是食量“不秀气”。第三类女人是朱茱，她是孟渔的情人，生性浪漫，温柔多情，富有生活情趣，作为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喜欢读书，远离烟火气息。吃饭时非常秀气，细嚼慢咽。第四类女人是苏冯堇，鲜艳、心机重重，善于调戏男人，如果把丈夫以外的男人称为鱼的话，“苏冯堇其实不吃鱼。她爱的，是垂钓。钓上来，扔回去； 再钓上来，再扔回去，乐此不疲”，不仅自认为聪明，还自以为美。作者通过孟渔的视角，来观察前三类女人的吃相，透过吃相展现她们的性格，趣味盎然。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在不幸中，有用的朋友更为必要；在幸运中，高尚的朋友更为必要。在不幸中，寻找朋友出于必需；在幸运中，寻找朋友出于高尚”。朋友，在人的一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孙鹏飞《如果我是塞林格》（《清明》2017年第4期）中，蔡凌格与老三之间的兄弟情，虽说不是出生入死，却也是可以为了兄弟两肋插刀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再见《抄家伙》（《长江文艺》2017年第13期），一场打架斗殴中，“我”遭到了两个兄弟的陷害。在欧阳伟庆《遍地桃花》（《长江文艺》2017年第13期）中，肖天佑为了得到自己兄弟的女朋友，设计陷害关地龙，成为强奸犯。从监狱里出来后，关地龙开始设计报复，最终，肖天佑自杀身亡，用死亡来救赎自己的灵魂。面对物是人非的一切，关地龙也选择了自杀。昔日的兄弟反目，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孝敬，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张建春《素人（外一篇）》（《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的《老权》中，老权生得老相，心地善良，对岳父的孝敬，超过妻子三分，岳父在弥留之际，“留在人世间最后一句话：我的权儿……‘儿’的音调颤抖，拉得长长的”。赵晏彪《张工和他的母亲（外一篇）》（《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中，张工的父亲去世后，张工的母亲便只吃儿子做的菜，张工已经在水利厅的一个部门做了六年处长，“几乎不出差，几乎不参加任何应酬，一旦非出差不可，他会提前准备好菜，放在冰箱里，保姆每天热一下饭菜即可。若是工作上有应酬必须前往，张工也要先回家给母亲做好饭，才去赴约”。无独有偶，曹多勇《看老子》（《滇池》2017年第7期）中的妻子，知道父亲喜欢吃五花肉，每次去看望公公之前都会费一番心思和功夫，从挑肉到烹饪，事事亲为。而黄绛《有福的六奶奶》（《广西文学》2017年第7期）中，三儿媳对自己的婆婆则横挑鼻子竖挑眼，眼里只有金钱。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家长忙于生计，往往会疏忽子女的健康成长。如袁有江《路上的故乡》（《清明》2017年第4期）中，“我”和妻子在外打工，儿子成为留守儿童，读高中后，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旷课逃学、打架闹事，最终被学校开除，后因集体嫖娼被抓。儿子只对养育他长大的爷爷亲近，从不开口叫“爸妈”。这种现象让人寒心。包括陈柳金《绮川桥》（《清明》2017年第4期）中的母亲，段维维工作忙碌，将孩子交托给符雪芬照看。段维维因为应酬晚归，一身酒气，儿子苏宇不喜欢让她靠近，“妈妈每晚都喝酒，味道太恶心，我才不要跟她睡”。这些父母没有照顾到孩子的情绪，亲子关系岌岌可危。
在这一季的南方文学期刊中，众多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官场的丑态。如龙建芬的《小小说二题》（《广西文学》2017年第7期），第一篇《陈年老抽》中，恭城为了工作调动迎合领导喜好，“这个领导好一口烟，那个领导喜一口酒，另一位领导喜欢你陪他打打小牌”，如此这般，经过无数“游戏规则”的训练，他才如愿以偿。第二篇《上任》中，闫正三的工作能力差，常常玩忽职守，然而因为姐夫是组织部长，所以竟然莫名其妙地升为了副镇长，连他自己都摸不着头脑。很多官员更是在其位不谋其职，就像黄荣才《前方有座桥》（《清明》2017年第4期）中，副县长和交通局长的对话，“我这个交通局长，你这个前交通局长，我们建了多少桥？不知道是否有人记住”，“想流芳千古了？关键是人家这进士爷，三百多年前建的石板桥，今天还能用。我们建的桥能用多久？千万别流芳千古不成，反倒留下骂名”。这些官员眼里只有权势利益，一些豆腐渣工程只会劳民伤财。当然，社会的运转离不开那些兢兢业业的官员，如杨少衡《你可以相信》（《清明》2017年第4期）中的迟可东。迟可东有句名言：“世间应有公正，你可以相信”，他知道世事纷繁复杂，却依然相信世间应当有公正，无论作为理念，还是作为行事依据，都是需要的。所以，他敢于触碰牵扯领导的企业，“为了让河水干净一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本贵《族谱》（《清明》2017年第4期），在这篇小说中，刘书记为了升迁，竟然与乡村企业家刘道喜沆瀣一气，不顾农民的损失，一味破坏环境。更可悲的是，记者作为人民的喉舌，竟然也为了金钱利益乱写文章。终于，河堤决裂，洪水袭来，将流传百世的族谱卷入水中。正是因为官场黑暗，导致底層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送礼成风。如在李焕才《我是老鼠》（《天涯》2017年第4期）中，“我”作为运输公司的业务经理，时常要打点厂长和郑队长，“郑队长拍拍我肩头，意味深长地说，你很聪明，很会办事，我也会做人呢”，收礼也是理直气壮的。小说将底层民众比喻成老鼠，将各类官员比喻成猫，“其实，谁都很难。无形中我们已经形成一条艰难的生物链，每个节点都是挤在夹缝中，但是又各有作用，不能断开，只是越到后面的节点，越艰难”。无独有偶，在晓苏《撒谎记》（《长江文艺》2017年第13期）中，院长劝“我”撒谎，将儿子酒驾致伤的事实上报为意外伤害，这样便可以得到合作医疗报销。可是，为了开证明，“我”迫不得已请村长吃饭，为了感谢院长，“我”心甘情愿送礼。最后算下来，得益的并非老百姓，而是这些蝇营狗苟之徒。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生而为人，我们不应该丢弃那颗赤子之心，在功成名就面前，做人依然是首要的。就像曹春雷《秘方》（《广西文学》2017年第7期）中的那三个字，“心要正”。做菜适用，做人也适用。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
刘仁杰
爱情本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之一，它能净化人们的思想，慰藉浮躁的灵魂。在金钱异化人心，肉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之下，真挚单纯的爱恋已经难以再寻踪迹，给人留下一种内心深处的悲哀。文清丽的《绿萼梅》（《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又名白梅，象征着纯洁高雅。然而在爱情的背叛里，绿萼梅失去了她本来的色彩。由眼前的老干部联想到多年前发生的爱情故事，至今让人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唏嘘不已。在刘平勇的《欲说还休》（《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中，老一辈人的感情虽然很平淡，但是相守就是最大的幸福。爸妈在一起四十多年相互扶持，即使父亲去世了，母亲内心依然是温暖的。主人公的婚姻是悲哀的，她不仅没有一个相守的丈夫，而且因为他的赌债失去了自己的贞操。王手的小说《第三把手》（《收获》2017年第3期）讲了一个鞋厂的故事，金钱让人的生活变得丰富，也在暗中侵蚀人心。在有些人的世界观里，婚姻、爱情在金钱面前，显得有些无足轻重。第三者的出现破坏了家庭，但这种事情却似乎是当今社会有钱人必然会经历的，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悲哀。薛忆沩的小说《母亲》（《作家》2017年第8期）写了婚姻出现了问题的一对夫妻，二人在生活和观念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孩子成为他们婚姻的唯一纽带。当青春年华逝去，母亲和父亲之间已经没有太多共同话语，只留下深深的寂寞与怀疑。陈再见的《陵园舞者》（《作家》2017年第7期）讲述了在当今社会中的丑陋一面，主人公出轨一个青年，丈夫与年轻店员之间私通，女儿被人轮奸却又当作无事发生。最后主人公被变态杀死，为自己的出轨付出了代价，同时也折射出当今社会关系混乱、教育失衡的一面。李瑶音的《西施密令》（《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讲述了西施与范蠡隐居之处的保护性开发，既是对于千年爱情故事的赞颂，也是对于历史的尊重。钟求是的《街上的耳朵》（《收获》2017年第3期）主人公式其步入老年，年轻时候的爱情和仇恨都成为回忆。但令式其最难忘的是那段青春的年轻时光，以及曾经的自己，只有时间能够改变容颜，消解仇恨。在窦红宇的《红宵屋》（《十月》2017年第4期）中，爱情在金钱化的社会面前，显得那么孱弱无力，同时在现代化大潮的进程中，土地的流逝与传统的破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爱情、人性在金钱、权力的异化下变得可悲，拆迁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所关心的重要问题。秦眼镜对于煤矿有着深厚的情感，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重振煤矿昔日的热闹。张芬与秦眼镜相互爱慕，无奈秦眼镜没有足够的钱盖房子，只能联合几个昔日的工友，在猪圈之上用废旧材料盖了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房子虽然很小，却也是两个人温馨的爱巢。王小富从小喜欢张芬，张芬却看不上他的邋遢形象，王小富因此怀恨在心。在拆迁的过程中，王小富不再理会张芬的请求，执意推倒秦眼镜的房子来开发房地产。秦眼镜和张芬的爱情，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显得不值一提。拆迁过程中，人们为了金钱放弃自己的家园，同时也显现了金钱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唯一尺度。双雪涛的《白鸟》（《收获》2017年第3期）涉及到爱情故事，讲述了那些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平凡爱情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只有心存一只为爱人遮风避雨的白鸟，才能收获真正的爱情。
赡养老人，尊敬父母，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对待父母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更需要精神上的陪伴。任晓雯的《别亦难》（《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就写道，儿女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要回报的不仅仅是金钱，更应该是陪伴。生活的苦难不断压向陶小小，丈夫年轻时候家暴，年老时收养的一只黑猫也离她而去。陶小小忙了一辈子都是为了别人，承受着重压，然而在年老时，女儿却不能在身边陪伴，就连猫也离她而去，留下了两个老人孤独生活。乌鸦有反哺之意，羔羊知跪乳之恩，张不退的《负回忆》（《作家》2017年第7期）讲述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每个人良心的体现。小说通过书写家庭生活的琐碎，披露了社会生活中的赡养老人问题，也展现了婚姻是一座围城。王大进《快跑的声音》（《作家》2017年第7期）展现了父母对于孩子的爱是可以超越极限的，脆弱的人在孩子面前也会变得无比坚强。阿大从小擅长跑步，也十分懦弱，曾经在一次次的考验面前退缩，在小寒的病情恶化之时他再一次逃走。但是他最终还是回来了，奔跑在下雪的街道上，希望能追上开发商的小轿车，拿到小寒的救命钱。在寒冷的冬天，因为这份父爱的存在，显得足够温暖。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令人有勇气面对一切，同样亲情的力量也是伟大的，它可以在你受尽爱情摧残的时候救赎心灵。贫苦的生活很容易将人心异化，只有爱和被爱才能抚慰内心。孟昭旺的《旅行》（《十月》2017年第4期）中李东与李红是一对姐弟，从小李红对李东呵护有加。年少时候李红为了追求自己的爱人，甘愿与父亲决裂。在结婚的时候，丁洋将李红父亲的肋骨砸断，从此以后李红不能踏进家门半步。在以后的日子里，丁洋因为生意的问题与人发生了冲突，从此抛妻弃子远走他乡，李红苦苦地等待却换来丁洋的背叛。李东出狱后，不忍看姐姐受欺负，便在夜里将侯三殺死，弃尸水塘。李红带着孩子满怀希望地和李东一起南下寻找丁洋，而李东自知犯下了大罪，内心深处已不再平静。
世事多变，如棋局般常新那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中的人生本来就如同一场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也都有自己的精彩。社会的发展总会有阴暗面的存在，在社会的阴暗面之中，更阴暗的是人心难测与虚伪，是权力的的失衡与滥用，是历史的残酷轮转。夏天敏的小说《是谁埋了我》（《十月》2017年第4期）中提道，战争不仅对人肉体上产生了伤痛，更在社会、人性的层面留下来了许多阴影。在无奈的性爱与纯洁的爱情之间，李水遭受了巨大的煎熬。如果不与匪首的女儿桃花交合，就永远无法逃出匪窝。如果与她交合了，又该怎么样对待家乡的爱人玲子，这令李水陷入了纠结的境地。李水在欺骗了桃花，逃离了匪窝之后，带人剿灭了这伙土匪。可是李水却并没有获得心安，在家乡他是一个不在了的人，在爱情里他亲手埋葬了与玲子的纯洁爱情。在内心深处他已经是个死过一次的人了，在战争的巨大漩涡里迷失了方向，良心久久不能平复，一份份荣誉奖章也无处安放。钱静的《显微镜》（《作家》2017年第7期）用显微镜将生活中的酸楚放大，在城乡巨变的过程中寻求自己的幸福，在显微镜中发现自己以前没发现过的东西，寻求生活、爱情的真谛。第带着冬的《洒之同志要来》（《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写出了政府基层工作者的悲哀，一方面要贯彻政策，不断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又要不断处理各种各样的上访案件。电话里的洒之同志要来，其实是“傻子同志要来”，乡镇领导为了维持稳定，不得不将各个上访重点户控制起来，小说也展现了信访部门的一些工作弊端。肖勤的《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小说涉及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阴暗面，同时也展现了社会中依旧有心存正义、良心的人广泛存在。黄梵的《报复》（《作家》2017年第8期）描述了何东与主人公之间相互诋毁，用卑劣的手段损坏对方的声誉。主人公用厨艺的道理来解释自己照抄别人著作的行为，又在梦中产生了陷害何东的想法，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虚伪卑鄙的一面。棉棉的《失踪表演》（《收获》2017年第3期）强调了人生本就如同一场大戏，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在这场戏中，我们费尽心思的伪装自己，生活充满了浮躁、虚伪和欺骗，但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笑对人生，演好生活的这出戏。 网络时代的到来，便利了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也滋生了新型的违法犯罪行为。范小青的小说《千姿园》（《作家》2017年第8期）中的主人公利用微信骗取房客的信任，用各种手段牟取钱财。随着同名同姓的一个王伟突然出现在自己视野之中，小说主人公仿佛看到了一个镜中的自己，卑鄙猥琐的灵魂受到了审视。快速发展的网络社会让知识的摄入变得简单，牛健哲的小说《狮虎尚未相遇》（《作家》2017年第7期）讲述了狮虎相交的故事，告诉人们在现实面前应该保持自然平衡的态度，尊重真正猛兽的尊严，不要把它们当作宠物或囚禁于牢笼。同时也折射出在网络时代高校教育的一些弊端，强调应将知识应用于实践。万宁的《朋友圈，同学群》（《当代》2017年第4期）中的吴绪在喧闹的社会生活中疲惫不堪，曾经纯洁的恋情让她回味无穷。“我们这个社会的阶层与圈子，一直是隐形的”，或许只有在微信群里，每个人才能相对公平的说上几句话，展现一下自己的生活。在微信的朋友圈，同学群背后，是对于青春年华易老的感叹，是对社会生活的隐忧。微信方便了现代人之间的相互联络，让故人有了重新相见的机会，满足了精神层面的需求。但微信的朋友圈也让现实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传统中国式的人情往来在微信中消磨。
一个好的作家是有精神故乡的，如鲁迅的“鲁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同样，“老实街”是作家王方晨的一个精神坐标，这里有着作家独特的人生感悟与审美情怀。在小说《鹅》（《作家》2017年第8期）中，“鹅”神秘的怀孕后产下了一子，无论爹怎样责备也不肯丢弃这个婴儿。鹅后来与自己喜欢的男人们发生了关系，也因此受到了母亲和儿子的讥讽。但无论在老实街遭受了怎么样的苦乐，她都是一只属于故乡的鹅，这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乡村是当代人的精神之根，只有在乡村之中，人们才能真正回归自然，享受生命之间的心灵交流。乡村与城市是有着内在深厚联系的，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又是难以消除的，农村人在城市总是会受到各种歧视，农村总是作为牺牲品支撑城市的建设。方格子的《在豆庄》（《作家》2017年第8期）中豆安是一名记者，在世道人心巨变的当代社会，他见证了发展过程中的金钱问题与人心异变，同时也感受到了农村人在都市的辛酸无奈。乡村一方面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因为地理条件不便、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因素，其自身发展也受到了许多限制，因而乡村健康发展成为当下的一个焦点。在光盘的《抓捕路霸江自善》（《当代》2017年第4期）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江自善是一个心系村庄的普通村民，为了能有一条路而四处奔波，想要求助于政府，政府的官僚作风却让他屡屡受挫。最终他联合村民，筹款60万修了一条路，但是私设关卡，企图用过路费来收回修路的投资。县长的车被收了过路费以后，下令抓捕江自善，派出所长叶予嘉同情江自善，也同情乡村命运，不愿抓捕他。最终江自善接受了矿粉厂的60万，不再收取过路费，但是乡村环境却遭受了严重破坏，江自善为了乡村命运，挺身而出炸毁了矿粉厂 ，却也必须承受法律的制裁，成为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王方晨的《乡王》（《中国作家》2017年第8期）讲述在城市化进程中，鄉村的土地进一步受到侵蚀，金钱利益改变了乡村的本来面目，同时人们的精神故乡也变得模糊不清。城市的喧闹与繁华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却不能为人提供精神的归宿。孟昭旺的《寻羊记》（《十月》2017年第4期）中孟毛在寻找丢失的羊的过程中，发现了那个女人和父亲所做的丑事。他为了寻找自己缺少的母爱，用镰刀威胁她，想要那个女人拥抱自己，却在女人怀抱自己的那一刻逃走，小说描绘了农村留守儿童的苦闷与乡村道德的沦丧。胡学文的《苦水淖》（《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中的苦水淖是一个环境十分恶劣的地方，因为水质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方人的低矮身材与悲惨命运。乔果果是一个出身于苦水淖的纯真女孩，虽然身材矮小，却心灵手巧，而且颇有绘画的天赋。主人公赏识乔果果的才能，希望果果能够深造绘画。然而单纯的果果却与人面兽心的许老师发生了关系，并且怀孕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巨大，生于苦水的纯洁之花，终于又在现代社会中遭受了更大的伤痛。
生与死是人类永恒思考的一个问题，在历史长河中的国仇家恨面前，是像一朵烟花在空中绽放还是如落叶般安静入土，这与每个人的人生观有着密切联系。房伟的《猎舌师》（《当代》2017年第4期）将个人的仇恨和历史浮沉联系在一起，在历史大背景之下衬托个人命运的悲哀。在战争中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报国仇家恨，“军人杀命，书生诛心，料理猎舌”，厨师下毒本是行业中最不齿的事情，但个人名誉、生死在历史大潮中显得微不足道，宁可轰轰烈烈的为了国家而死，绝不苟活于侵略者的脚下。宋尾的《隐身》（《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中讲的是在当代社会，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毫无愧疚的活着就是一种幸福。主人公因为自己的恋人被杀，留下了心理阴影，不愿意接受别的女性，却一次次地在暗中跟踪不同的女人。在这种变态的快感中寻找自己的安慰，然而最终他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在夜色与铁锈中放空了自己。姚鄂梅的《两棵花椒树》（《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中的倪可与主人公是在病房中结识的朋友，倪可年轻貌美，并且很有才华，却无奈病魔缠身。倪可的读者对她议论纷纷，一次次所谓的探望对她来说也只是变相的讥讽。主人公与丈夫分居，年轻时候的爱情火焰早已熄灭，突如其来的“癌症”让她重新思考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主人公一直安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最后才发现这是一场误诊。而倪可却没有那么好的命运，她25岁就要走向人生的终点。在俩人分别之际，倪可送给主人公的两棵花椒树有了别样的含义，一方面人生需要自我调味，一方面也要如同花椒树那般坚强。即使人生路已经接近终点，也要留下属于自己的美丽。刘汀《夜宴》（《十月》2017年第4期）中的胡燕云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类似于郁达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但小说中不仅仅有阴暗的部分，也有对于人生和命运的希望，他对于人生的看法正是千万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深沉的哲思与温情的现实 妥 东
作家对生活的思考和想象往往基于一定的生活。在面对现实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时，敏锐的作者总是试图以最快捷、最锐利的目光将这些动人的生活画面记录下来，融入自己的情感体验，将他的感受传递出来。在生活面前每一个懂得用热情去欣赏的人，都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而善于思考的写作者，更是如此。他们会在人们忽视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不一样的故事，而在他们的讲述中，这些故事往往透着对生活深刻的思考。
曹多勇的《出走》（《时代文学》2017年第7期）讲述的是一个平凡生活中的女性，在面对生活的不尽如人意时选择三次离家出走的经历。这个故事最初看来，颇带有方方的中篇小说《出门寻死》的味道，因为生活的沉重和不如意是她们共同出走的理由。相较而言，两篇小说在叙述中所形成的线索大体是一致的，即通过出走这一行动，反观现实的生活，在目睹人生中的艰辛之后，在外在的环境中，又得以把握生活的本质，从而做出自己新的选择。从故事的结果来看，曹多勇的《出走》实际上还是形成了与方方一致的答案。小说中主人公宋雅琴的三次出走就好像三次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一般，在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女性的出走面对的一个铁定的事实就是——她还得回来。与曹多勇透过女性出走这一主体设置不同的是，李进祥的《三个女人》（《朔方》2017年第6期）则从正面写出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不同生活境遇。小说的主要线索是通过叙述者的旅行串联起来的。与曹多勇的《出走》相反，李进祥这里是叙述者的旅行之所见所闻。由此，在旅行的不同時段内，三个女性形象渐次进入叙述者的视野。小说中“我”遇到的三个女性分别是“吹葫芦丝的女人”、“抱孩子的女人”、“开出租车的女人”。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遇到了大大小小的艰辛和苦涩。正所谓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李进祥的叙述将三个女性平凡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让我们感受到生活温情之外的现实，也体会到三位旅途之中的女性面对生活所表现出的坚强的意志。在生活面前永远都有不平凡的强者。故事中三个女性虽然都有不同的人生遭际，但是在现实面前，在生活的艰辛面前，她们的脸上依然保留着信心和勇气。李进祥同宁夏的许多作家一样，在深入生活的现实面前从来不含糊。
与李进祥的《三个女人》同样闪烁着浓浓的人间滋味的还有马悦的《一根红丝线》（《回族文学》2017年第3期）。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回族老人的平凡生活，老伴去世后老人的生活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在他晚年的生活中，孤寂淹没了一切，生活之中的动力和支撑就靠着细细的回忆勉强连接起来。在宗教洗礼的氛围中，老人想到了“新生”。而单娃手上系着的那根红丝线正像维系老人的寄托一般，不仅对来生充满了希望，同样表达了对于生命的强力的一种强烈渴求。关于宗教反思和救赎的升华让这部小说超脱了以往的琐碎，达到了更高的境界。透过这一切，反观曾经的平凡和朴素，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又是那么合理，但又有着分外的沉重。
同样在现实中足以给人的心灵沉重一击的还有叶周的《布达佩斯奇遇》（《北京文学》2017年第6期）。小说讲述了一对母子的境外遭遇。小说将叙述的目光转向了经历战火的难民的遭遇。在小说中讲述了一位美国华人女记者带着女儿出游欧洲的经历。她们在布达佩斯与浩浩荡荡的叙利亚外逃难民相遇，并目睹了逃难的一家四口在病乱中的生死抉择。七岁的男孩原本跟随母亲和妹妹逃离战火流落异国他乡。但途中前路受阻，途中两个女儿又相继生病，为照顾更年幼且途中生病的女儿，母亲不得不冒险忍痛将儿子托付给陌生路人，让他跟陌生人继续前往德国。在逃难面前，母子分离的场面让人痛心。小说在女记者的视野和目光中见证了所发生的一切。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的另一端，无数的悲剧永不停歇的在上演。流离失所痛失亲人，这些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难民遭遇无疑又一次刺痛了我们的内心。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代价是惨痛的。女记者在布达佩斯所遇到的母子分离的抉择，只是战争所波及到的极小的一瞥，更多的无辜的人正在被迫走上流亡的路途。
当然，在狂野的呼号和对生命不公正的反思和控诉之外，还有对平凡生活中乐观幽默的表达。王凯的《沙漠中的叶绿素》（《青年文学》2017年第7期）就像一个不断制造着生活趣味的装置一般，将我们的视野带向了一线军人的爱情生活中。《沙漠中的叶绿素》讲述的是三个青年大学生军官在基层部队的生活经历。主要围绕着主人公陈宇的爱情生活展开，将驻守沙漠边关的军人生活面貌呈现了出来。小说中陈宇、何勇和彭小伟三个年轻的军校大学生毕业被分配到驻在沙漠的某空军基地。在平凡枯燥的基层部队，三个对生活有着理想的年轻人分别经历了爱情的洗礼。王凯的描述中，原本枯燥的生活也变得有趣，他的语言和叙述节奏是我最喜欢的。在漫无边际的讲述背后幽默的情调和态度，将生活改装成一辆装备齐全的野战车，游行在茫茫的沙漠之中。正如《青年文学》主编张菁所评论的那样“王凯的作品有着中年男人的柔情和嬉笑下的真意。我在阅读的时候，几次忍住眼泪，生怕辜负了作者营造的欢乐。日常的生活真的只是把我们的感知磨钝吗，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厌倦不过是因为表皮上的浮尘，还没有被吹散罢了，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内心的相信与坚持。《沙漠里的叶绿素》呈现着王凯骨子里的幽默和深情。”当然，小说中除了滋润沙漠的爱情叶绿素之外，对生活无尽的幽默乐观的态度，才是这部小说所带给我们的最精当的物事。
生活的丰富性永远是小说家对小说创作追求博远的最梦寐的理由。也由此，在生活的不同层面上我们在作家的写作中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尤凤伟的《水墨》（《北京文学》2017年第6期）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当代画坛的一系列不一样的“风景”。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在晚年卷入一场刑事案件之后面对相继而来的各种人生问题所做出的选择。小说中画家坧泉原本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画家，但随着自己的画作被盗，警方介入调查，他也因此有了可以让自己画作升值的炒作机会，但当他得知盗取画作的人是小区物业的老邱时，他的内心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老邱的家庭状况他了解，考虑到自己的画也不值几钱，坧泉想就此息事，但是无奈他的弟子越东已将此事报告予警察局，案子进入司法程序，无法撤案。最终案件告破，老邱被关入监狱。坧泉一直想方设法弥补，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老邱对他的成全。小说通过坧泉画作被盗警方随之介入这一线索将做人的底线放置在考量之中，坧泉的选择和他的弟子的选择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小说还将当代画坛的种种怪相展露毕尽。阿谀奉承，以次充好，无良炒作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在画坛依旧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与尤凤伟的《水墨》对生活群像的反映不同的是，潘灵的小说《偷影子的人》（《大家》2017年第4期）则将小说叙事中的哲思非常精妙地传达了出来。小说讲述的是云南边陲的移民小镇的故事。主人公韩家川原本是市文联的一位创作员，因主动反映意见被安排到昭女坪移民社区挂职，创作一部反映移民生活现状的报告文学。小说以韩家川在昭女坪的经历为故事结构的线索，将昭女坪所发生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串连了起来，先是以陈三爷为首的“自救自五人小组”的“偷鸡事件”，之后又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团来昭女坪参观。这两件事情串联起来，将昭女坪的村风民俗，以及移民之后原始村民的生存状况展现了出来。自救自五人小组表面上去录公鸡鸡叫的声音是为了睡眠不足的钟老汉（钟老汉听不到鸡叫的声音无法入眠），实际上，它也同样指向移民对于新环境极不适应的现实感受。这篇小说透过韩家川的视角所勾连起来的不光有历史岁月里的恩怨情仇，还有新时代环境下，对国家移民工程的深刻反思。
杜光辉的《十四号病房》（《飞天》2017年第7期）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写作者之间的感人故事。身患肺癌的老作家魏继青在生病住院期间，无意间看到与他同病房的年轻人胡孝坡以自己的真实经历写成的小说，于是他产生了帮助年轻人校订小说并出版这部小说的想法，最终他得以完成这个目标，在魏继青的努力之下，胡孝坡的小说成功出版。小说的故事节奏交替循环，一方面以作家魏继青的视角进行着故事主线的串联，另一方面，故事中又将小作者胡孝坡的小说故事情节穿插于其中，使得这个故事有了双重的故事线索和叙事节奏。小说的故事虽然平凡，但是经过这样的包装处理，明显地超越了故事已有的内核，不论是在写作技巧還是情感传达的层面上，这篇短小的作品都做到了精致又丰富的呈现。在常新港的《男孩子汪天洋》中（《延河》2017年第7期）小男孩汪天洋的世界同样是丰富多彩的。作者常新港通过细腻的笔法将小男孩汪天洋的心灵世界的变化成长刻画得十分美妙。展现了孩童世界那份纯粹的童真与美好。这部小说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似乎有着十分浓烈的反衬意味。从更深层次上来讨论的话，则可以将话题延展到成长过程中社会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我们都乐于看到童真的美妙，但同样在成人世界中，人作为个体的所作所为与孩童时期的一切都相去甚远，此中的差异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在男孩子汪天洋的世界中，似乎每一个生存于世间的人，在他的成长中都对他有益。没有利害关系也没有亲疏远近，在他的心里所装下的那丁点小事，对他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不安，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很多时候却是选择性地忽略着，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在聂鑫森的《世俗凡人》（小说三题）（《青岛文学》2017年第7期）中，聂鑫森以小小说的形式呈现出他对个体生命的“文化性格”的一如既往的关注。三则小说故事结构虽然看起来非常简单，取材也来自于普通的现实生活。但反复阅读会发现，聂鑫森正是通过对不同的平凡人物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扰及其化解方式的探寻，并透过文化的照射，将他们的“顿悟”和“释然”呈现了出来，从而找到了这种困扰背后的“文化症结”。而化解的最终方式，则是“自信”与“释然”的文化背后，所代表的那种“无为与有为”的文化性格。这种对日常生活中的突然发现，已然让他在生活面前多了一份通达。聂鑫森从文化高度上去审视简单生活的琐事，不仅为这篇短小的小说注入了十分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打开了小说的外延，语言精简而又不失文辞。与此相同，韦俊海的《接上一只异性的手》（《满族文学》2017年第4期）似乎也是从文化反思的角度切入主题的，但是他所处理的是新时代的“父与子”的关系的话题。小说的叙述是从儿子的视角进行的。因此，在儿子的眼中父亲的形象一步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当我们阅读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父亲的形象实际上已经无法立起来了，这就是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新父亲”形象。在儿子的眼中，他的父亲成了贪恋无能自私自利的色情狂，他那因车祸而断的那只手，在手术过后换成了一只女性的手，他开始用这只手疯狂地谋划一切事情，先是看上了美丽的丽丽，但是受到干扰最终未果，接着又开始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进行洗钱。最终他被关入监狱，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在儿子的眼中，父亲俨然已经被结构得支离破碎，而从古至今的所谓的父权的强大的宰制力在这篇小说里荡然无存。
现实生活有时候的感伤一方面是自己的情绪所受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时间的流逝中，似乎这种世事变迁之中已注定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思绪，它会在某一时刻扰乱你，让你对现实变得不那么阳光自信。丁力的《重逢》（《中国作家》2017年第7期）从某种程度上将这种状况呈现了出来。小说通过“我”重回马鞍山与故友重逢，引开了一系列对过往历史的追忆和反思。将特殊年代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现在的生存境遇进行了对比，最后他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一样回到了深圳。“别人的生活不希望被打扰，而自己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小说的叙述氛围多少带着一点忧伤，让人读完难以释怀。细思主人公所遇到的种种，实际上如果仅靠回忆去填补现实中的许多无奈是远远无法弥补的，很多时候，往事已经在逝去的时光中不可追了，所以，不论是置身于旧地的重返还是在记忆的深处重新回忆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信心。
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谈论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中短篇），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作家们在面对生活的复杂性面前永远没有失去把握的能力和信心，这一点是现阶段的创作者，尤其是创作新人表现出的显著特点。
寻找失落的精神生命家园
袁 雪
人生往往是苦多乐少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眷恋着生命。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作品描写了人生的苦难，却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所以，书写温情的当代文学作品显得尤为可贵，温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人生的苦难和烦恼。王祥夫的两篇小说《浜下》（《长江文艺》2017年第14期）和《半截儿》（《长江文艺》2017年第14期）是关注人情世故的力作，对细微情绪的描写入木三分。《浜下》中的婆婆是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身体矫健，生有两儿两女，在儿女们成家立业后，婆婆一直独自生活。儿女忙于生计，平日里没有时间去看望母亲。当婆婆不小心吞下了半枚针后，引起了儿女的关心和自责，他们慌忙赶来照顾母亲。婆婆看到子女齐聚一堂，内心一阵阵的兴奋。然而，当她顺利地将针排出体外后，儿女的关心也随之消失了，他们各自散去，继续奔波忙碌。没有人想到要去照顾老人的情绪，母亲与子女间的温情被忽略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小说《半截儿》同样讲述了一个温情的故事。蜘蛛和半截儿是一对夫妻，蜘蛛的身高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小时候得了一种怪病，导致四肢长而细。半截儿虽然是个正常男人，但是因为十六岁时扒火车，发生意外，失去了下肢。一开始，两家邻居对这对夫妻是冷漠的，他们的存在带给了邻居们一些不便。半截儿内心有愧，于是，便时常帮邻居免费修鞋。渐渐地，邻里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中秋节时，邻居会主动给夫妻俩送月饼。当蜘蛛怀孕待产时，虽然陌生人会投来不可思议的目光，但是，邻居们纷纷献上祝福。特别是当夫妻两人充满仪式般地步入病房时，发现邻居们早已在焦急地等待着、担心着。这两篇小说对人们情绪的把握非常到位，紧贴人物的内心世界展开叙述，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情绪，我们应该对身边的人多一点关心，特别是身边人的情绪波动，否则便容易酿成悲剧。贝加中篇小说《大爷》（《广西文学》2017年第7期）中的马博礼，四十五岁依然没有成家立业，同事们看似关心他，实际上并非真正的了解他。特别是侯絮，一口一个“大爷”，叫得马博礼心颤，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能量的载体，而“大爷”这个词则具有极强的破坏力。众人都没有在乎马博礼的反感情绪，特别是侯絮，这就导致马博礼对她心生怨恨，伴随着情欲冲动，马博礼阴差阳错地杀死了她的双胞胎妹妹。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人们往往疲于奔命。迟子建的小说《最短的白日》（《长江文艺》2017年第14期），便讲述了一位肛肠科医生疲惫的一天。“我”的儿子因为吸毒进了戒毒所，为了帮儿子偿还百万元的“毒债”，“我”被迫进入自由度和收入更高的医院。在冬至日这天，“我”从哈尔滨赶往大连做手术。在列车上，“我”遇到了一名年轻的技工，通过聊天，“我”了解到这个小伙子的年纪跟儿子差不多大，然而价值观却是迥异的。这名技工的家境并不富裕，却乐观向上，孝敬母亲，喜欢善解人意、尊重他人的女孩子。而“我”的儿子从小便娇生惯养，“我以为一棵不经修剪的树，才能顶天立地。可我忘了，他生活的现实丛林，远比真实的丛林要物质和险恶”。儿子从小懒于学业，考上了一所民办大学，与女友租房住，这些女友都满嘴脏话、奇装异服，他却把这种玩世不恭当作“活得明白”，终于在一位女友的诱惑下跌进了毒品的旋涡。这两种价值观的对比是鲜明的，生活不易，虽然我们都在奔向异乡，充满焦虑与无奈，但是阳光洒脱的心境无疑会减轻内心的负担。
无独有偶，在普玄《过生日别在外面喝茅台》（《清明》2017年第4期）中，胖子陈在老牟的煤炭经销部工作。老牟是老板，胖子陈是唯一的员工，他已经六个月没拿到工资了。胖子陈的妻子面临生产，为了养家糊口，他选择在生日这天辞职。老牟却让他陪区长吃饭，因为今天也是区长的生日。胖子陈觉得很委屈，自己的生日无法庆祝，还得“装孙子”，喝假茅台酒。现代人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北雁小说《梅河乱》（《滇池》2017年第7期）中，一家四口虽然生活在城市，却没有城市户口，作为“房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再加上奇葩的邻居们，生活更是杂乱无章。如今，房子是城市人生活的基本保障，也是谈婚论嫁时的重要条件。比如在李东文的小说《梦见自己是条狗》（《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中，“我”的父母与花花的父母因为彩礼和房子问题闹得不欢而散。在嘈杂的都市生活中，保守内心的贞洁难能可贵，如官玉华《月光白》（《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里的女子，很多富豪喜欢茶叶，并非是为了品茶，而是囤积居奇，赚取利益。小说以自述的方式，娓娓道来，“我”拒绝了福哥的無理要求。
爱情永远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作家的笔下，生长于都市生活中的爱情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在陈芳《樱花烂漫》（《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中，塔塔作为现代女性，由于工作原因乐于应酬，丈夫向阳院心生芥蒂，最终导致二人婚姻破裂。在吴荣国《夜的诱惑》（《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中，阿星除了妻子之外，还和另外一位女人情意绵绵，终于在一个醉酒的夜晚，他看清了情人逢场作戏的本质，也懂得了妻子对他的一片深情。东巴夫《孤鸟》（《滇池》2017年第7期）这篇小说，则描述了现代都市人空虚寂寞的情感状态，谢观返乡后与父母没有共同语言，只想逃离故土，可是在城市中他也漂浮不定，难以扎根。寇洵《少了点什么》（《广西文学》2017年第7期）同样讲述了都市年轻人的空虚之感，少了点什么呢？少了内心世界的安宁。都市男女在没有情感对象的情况下，如何宣泄自己的感情呢？曹军庆《我和小丹在一起》（《江南》2017年第4期）中，苏长河断然拒绝孙书兰的追求，因为他爱上了充气娃娃小丹。绝望之下，孙书兰竟然按照苏长河的模样，也做了一个充气娃娃。没有爱情作为基础的婚姻，往往是不牢靠的，就如游利华《锦夜行》（《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中的大可与红壁，两人通过朋友介绍相识，彼此觉得合适，便结婚生子。红壁觉察到大可对另一个女人存有幻想，她焦躁不安，但也知道人心是控制不住的。无独有偶，李一楠《吴萸的告别晚宴》（《广州文艺》2017年第7期）中，年轻时候的吴萸是位傲气十足的美女，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韵味，喜欢洋气现代的事物。后来她主动结识上海女人蓝青，蓝青是位温柔细腻的美人。在与蓝青的接触过程中，吴萸的丈夫钟明出轨了。高傲的吴萸放弃这段婚姻，并操办了二人的婚礼。婚姻历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夫妻间也渐渐失去激情，陷入中年危机，如巴克《善良的人是可耻的》（《上海文学》2017年第7期）中，姜洪国在事业风生水起时，包养女人。王新梅《生日快乐》（《清明》2017年第4期）中，艾柯在三十八岁生日这天，没有收到丈夫的祝福，她便去往酒吧买醉，伤感时间飞逝之快。
阿袁在《他乡》（《上海文学》2017年第8期）中，则描写了另外一种都市情感。孟渔与姬元是一对“食友”，一开始，孟渔认为姬元是对他存有幻想，才故意接近。但是接触久了，他发现姬元是个随性的女子，在他面前从不装扮，姬元善于倾听，在她面前，孟渔不觉得拘谨，竟然可以放心地讲述他的情人——朱茱的故事。小说结尾处，孟渔终于向姬元说出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想和我一起吃饭”？“这一回她冷不丁又开口了，说他像某个人”。原来，两个人都在向对方悼亡自己的爱情。阿袁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四类不同的女人，第一类女人是孟渔的妻子，长相粗糙，缺乏生活情趣，认为做女人是讲究套路的，吃饭时矫揉造作，翘着兰花指。表面做出柔弱婉转的样子，骨子里却泼，作为校医务所的女护士，讲究养生，出轨后，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是为了追求阴阳协调，为了健康。第二类女人是姬元，性格随性，不拘小节，有一种我行我素的潦草与简慢。作为哲学系的教授，她喜欢读书和思考。吃饭时是正常的吃法，只是食量“不秀气”。第三类女人是朱茱，她是孟渔的情人，生性浪漫，温柔多情，富有生活情趣，作为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喜欢读书，远离烟火气息。吃饭时非常秀气，细嚼慢咽。第四类女人是苏冯堇，鲜艳、心机重重，善于调戏男人，如果把丈夫以外的男人称为鱼的话，“苏冯堇其实不吃鱼。她爱的，是垂钓。钓上来，扔回去； 再钓上来，再扔回去，乐此不疲”，不仅自认为聪明，还自以为美。作者通过孟渔的视角，来观察前三类女人的吃相，透过吃相展现她们的性格，趣味盎然。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在不幸中，有用的朋友更为必要；在幸运中，高尚的朋友更为必要。在不幸中，寻找朋友出于必需；在幸运中，寻找朋友出于高尚”。朋友，在人的一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孙鹏飞《如果我是塞林格》（《清明》2017年第4期）中，蔡凌格与老三之间的兄弟情，虽说不是出生入死，却也是可以为了兄弟两肋插刀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再见《抄家伙》（《长江文艺》2017年第13期），一场打架斗殴中，“我”遭到了两个兄弟的陷害。在欧阳伟庆《遍地桃花》（《长江文艺》2017年第13期）中，肖天佑为了得到自己兄弟的女朋友，设计陷害关地龙，成为强奸犯。从监狱里出来后，关地龙开始设计报复，最终，肖天佑自杀身亡，用死亡来救赎自己的灵魂。面对物是人非的一切，关地龙也选择了自杀。昔日的兄弟反目，结局让人唏嘘不已。
“惟孝顺父母，可以解忧”，孝敬，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张建春《素人（外一篇）》（《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的《老权》中，老权生得老相，心地善良，对岳父的孝敬，超过妻子三分，岳父在弥留之际，“留在人世间最后一句话：我的权儿……‘儿’的音调颤抖，拉得长长的”。赵晏彪《张工和他的母亲（外一篇）》（《安徽文学》2017年第7期）中，张工的父亲去世后，张工的母亲便只吃儿子做的菜，张工已经在水利厅的一个部门做了六年处长，“几乎不出差，几乎不参加任何应酬，一旦非出差不可，他会提前准备好菜，放在冰箱里，保姆每天热一下饭菜即可。若是工作上有应酬必须前往，张工也要先回家给母亲做好饭，才去赴约”。无独有偶，曹多勇《看老子》（《滇池》2017年第7期）中的妻子，知道父亲喜欢吃五花肉，每次去看望公公之前都会费一番心思和功夫，从挑肉到烹饪，事事亲为。而黄绛《有福的六奶奶》（《广西文学》2017年第7期）中，三儿媳对自己的婆婆则横挑鼻子竖挑眼，眼里只有金钱。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家长忙于生计，往往会疏忽子女的健康成长。如袁有江《路上的故乡》（《清明》2017年第4期）中，“我”和妻子在外打工，儿子成为留守儿童，读高中后，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旷课逃学、打架闹事，最终被学校开除，后因集体嫖娼被抓。儿子只对养育他长大的爷爷亲近，从不开口叫“爸妈”。这种现象让人寒心。包括陈柳金《绮川桥》（《清明》2017年第4期）中的母亲，段维维工作忙碌，将孩子交托给符雪芬照看。段维维因为应酬晚归，一身酒气，儿子苏宇不喜欢让她靠近，“妈妈每晚都喝酒，味道太恶心，我才不要跟她睡”。这些父母没有照顾到孩子的情绪，亲子关系岌岌可危。
在这一季的南方文学期刊中，众多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官场的丑态。如龙建芬的《小小说二题》（《广西文学》2017年第7期），第一篇《陈年老抽》中，恭城为了工作调动迎合领导喜好，“这个领导好一口烟，那个领导喜一口酒，另一位领导喜欢你陪他打打小牌”，如此这般，经过无数“游戏规则”的训练，他才如愿以偿。第二篇《上任》中，闫正三的工作能力差，常常玩忽职守，然而因为姐夫是组织部长，所以竟然莫名其妙地升为了副镇长，连他自己都摸不着头脑。很多官员更是在其位不谋其职，就像黄荣才《前方有座桥》（《清明》2017年第4期）中，副县长和交通局长的对话，“我这个交通局长，你这个前交通局长，我们建了多少桥？不知道是否有人记住”，“想流芳千古了？关键是人家这进士爷，三百多年前建的石板桥，今天还能用。我们建的桥能用多久？千万别流芳千古不成，反倒留下骂名”。这些官员眼里只有权势利益，一些豆腐渣工程只会劳民伤财。当然，社会的运转离不开那些兢兢业业的官员，如杨少衡《你可以相信》（《清明》2017年第4期）中的迟可东。迟可东有句名言：“世间应有公正，你可以相信”，他知道世事纷繁复杂，却依然相信世间应当有公正，无论作为理念，还是作为行事依据，都是需要的。所以，他敢于触碰牵扯领导的企业，“为了让河水干净一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本贵《族谱》（《清明》2017年第4期），在这篇小说中，刘书记为了升迁，竟然与乡村企业家刘道喜沆瀣一气，不顾农民的损失，一味破坏环境。更可悲的是，记者作为人民的喉舌，竟然也为了金钱利益乱写文章。终于，河堤决裂，洪水袭来，将流传百世的族谱卷入水中。正是因为官场黑暗，导致底層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送礼成风。如在李焕才《我是老鼠》（《天涯》2017年第4期）中，“我”作为运输公司的业务经理，时常要打点厂长和郑队长，“郑队长拍拍我肩头，意味深长地说，你很聪明，很会办事，我也会做人呢”，收礼也是理直气壮的。小说将底层民众比喻成老鼠，将各类官员比喻成猫，“其实，谁都很难。无形中我们已经形成一条艰难的生物链，每个节点都是挤在夹缝中，但是又各有作用，不能断开，只是越到后面的节点，越艰难”。无独有偶，在晓苏《撒谎记》（《长江文艺》2017年第13期）中，院长劝“我”撒谎，将儿子酒驾致伤的事实上报为意外伤害，这样便可以得到合作医疗报销。可是，为了开证明，“我”迫不得已请村长吃饭，为了感谢院长，“我”心甘情愿送礼。最后算下来，得益的并非老百姓，而是这些蝇营狗苟之徒。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生而为人，我们不应该丢弃那颗赤子之心，在功成名就面前，做人依然是首要的。就像曹春雷《秘方》（《广西文学》2017年第7期）中的那三个字，“心要正”。做菜适用，做人也适用。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