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一个漂在北京，名叫王久良的年轻摄影师，凭借系列摄影作品《垃圾围城》以及同名纪录片，声名鹊起，甚至因为这些作品吸引了一位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作了很长的批示……不久之后，北京市周边的垃圾场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治。
为此，有媒体报道称，“作为影像参与社会变革的实验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万里长征”追垃圾
王久良，男，山东安丘人。1976年出生的他，在上大学之前，就是一个执着的摄影爱好者。1994年，还在读高中时，王久良就开始研习摄影。1997年，高中毕业一年后，他在济南建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期间历经生活的艰辛和坎坷。
为了继续学习摄影，他先后3次考入大学，并两次因为对师资和学校的管理不是很满意，从大学退学，直到2003年，26岁的他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学习摄影专业。4年后，王久良大学毕业，作为科班出身的自由摄影师，一直北漂至今。
说起“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的拍摄缘起，时间要回溯到2008年。那时，王久良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不久，正在拍摄《鬼神信仰》系列摄影作品的他，为了寻找纯净的自然环境，回到老家山东安丘。
然而，在老家拍摄的日子里，王久良的目光逐渐移位，开始聚焦到田间地头无处不在的装农药的塑料袋。原来装农药是用棕色瓶子装，一个瓶子可以用一年，现在每使用一次都会产生一个塑料袋，王久良便开始了反思，“是继续关注虚无缥缈的艺术世界，还是关注现实？”
2008年9月，平遥国际摄影节期间，王久良见到了国内知名策展人鲍昆，把自己有关垃圾题材的详细拍摄方案和计划拿来与之交流，并最终获得了鲍昆的认可和资金支持。
回到北京后，王久良着手关注北京的垃圾场，“最开始想的并不是拍《垃圾围城》，最想拍的是垃圾背后本质的问题。”不过，随着进程的深入，他发现这个垃圾场本身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垃圾场在哪？有多大规模？垃圾从哪来？它对周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周边自然、人文环境发生怎样的联系？
作为普通的摄影师，王久良自然无法从相关单位得到详实的数据和信息，于是他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骑着摩托车追踪垃圾车。
多年以来，王久良一直租住在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喧闹的小区。这一年的10月，他开始从所住小区的垃圾箱出发，跟着垃圾车，一路追踪至北京郊外的垃圾倾倒场。他用最笨、最原始的方法把北京近郊的垃圾场找到，然后，一一标注，统计。
从2008年10月以来，王久良用四处筹措的费用，几乎走遍了北京周边的四五百座垃圾场（主要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拍摄了近5000多张照片。
这些垃圾场往往都有上万平方米的规模，王久良尝试将这些垃圾场的具体位置用黄色的点，在地图上做出标记，竟然发现整个北京城已被这些点包围。于是，王久良给他的系列摄影作品命名为“垃圾围城”。
“北京周边的数圈，从五环到六环，从零下13度到零上30度。到现在，曲曲折折的一共跑了一万四千多公里，这也算是赶上长征了。”王久良说，“垃圾处理属于市政项目，而市政项目于情于理，都应该向老百姓公开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但我们的垃圾到底在哪里？北京交通图上是没有一座垃圾场的，那地方都是空着，没有任何标注。”
如今，这项标注工程，王久良显然已经做到了。
“引来百亿投资治垃圾”
2009年12月，王久良用其中17张图片，在广东连州举办的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他成了“著名垃圾摄影师”。
不过，对于这次获奖，王久良谦虚地说，“我仅仅是代表很多人来领奖。”他说，“我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我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
事实上，不仅如此。作品拍摄完成，并非一劳永逸。随后，越来越多的媒体加以报道，为《垃圾围城》系列作品的传播，引起社会关注，打开了绿灯。特别是2010年2月，新华社跟进做了深入报道，一位中央领导人看后作了很长的批示。很快，4月份北京市政府就明确出台文件，要投入100个亿对北京周边近1000个垃圾场进行治理。
期间，2010年3月，北京市市政管委约见王久良。然而，在正式谈话之前，双方就王久良是否可以用DV记录整个过程出现了分歧。王久良认为，自己是一个记录者，北京市市政管委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态度，是自己所需要的。另外，王久良觉得，为避免外界认为他在这里做出妥协，得留个资料。结果，你来我往两个小时，还是不欢而散。
“他们很敏感，我也很郁闷。我是作为一个民间力量来给你们的工作提供协助，结果你们脸上不好看。别人揭我的短，我肯定也不好看，但是如果大家正视这个问题的话，本来是可以把坏事变好事的。”王久良说起这段经历，无奈中夹着些许愤懑与不解。
但是，北京市政府毕竟已经下文，在未来5至7年内治理完所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在2015年前，将直接投资100亿元，用于新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
2010年6月至7月，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全部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片顺利移师北京宋庄美术馆。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率70多名政协委员参观了展览，要求下发作品画册至各区委。
2011年4月3日，在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纪录片《垃圾围城》吸引了很多观众。原本计划只有七八十人的场子来了近300人，最后连嘉宾栗宪庭都没能进去。
为了配合2011年6月5日“国际环保日”的宣传活动，国家环保部直属部门也曾和王久良商讨《垃圾围城》的全国巡展。
6月中下旬的一个上午，记者见到王久良时，他刚刚熬夜醒来。如果不是跟记者有约在先，他可能“早晨从中午开始”。
王久良对记者表示，《垃圾围城》系列作品的拍摄部分和垃圾场的回访工作差不多结束了，他正在忙着跟国内外一些机构联系，期望自己的影像作品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此前，王久良曾对媒体表示，“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
而今，王久良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甚至考虑放弃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他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刚开始拍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艺术不重要，要先把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基本目标就是解决垃圾场的问题。”王久良很欣慰地对记者说，就垃圾场的回访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垃圾场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清理，还有小部分没有清理，这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北京市通州区。
“都在索取时，谁做社会事？”
王久良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短短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直觉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我一直在坚定地为自己的理想前行，一直坚持到目前都没有改变。”王久良很是认同记者对他的这个评论，坦言要“做一个独立的观察者，用摄影和纪录片呈现个人的看法。”
然而，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全部摄影作品和同名纪录片，至今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物质上的丰裕。两年多坚持下来，他甚至为此有好几万的外债没有还清。“拍摄《垃圾围城》投入了近30万，至今还有外债没有还。”不过，王久良就此表示，“从没有指望《垃圾围城》来赚钱。”
两年多来，王久良的《垃圾围城》摄影作品，由于拍摄题材的限制，很难进入商业市场，更难以进入画廊进行销售，他只能依靠过去作品的收入、朋友和艺术机构的资助以及部分获奖作品的奖金完成《垃圾围城》和同名纪录片的摄制。
“2008年拍摄时，只有投入。靠的只是鲍昆和栗宪庭两位老师提供的有限的资助。”王久良说，“主要还是这件事情本身吸引着自己，认同它的价值，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价值。”
“主要是想呈现出一个事实，其次就是靠理想在支持，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王久良强调说，“在拍摄中有个人的收获，也很快乐。2010年后得到了法国的基金支持，资助我完成这个项目；国内的一个文化公司也投资了一部分钱，用于剪辑和宣传，之后在第六届宋庄文化艺术节上也获得了奖金。”
尽管如此，纪录片《垃圾围城》的画面还是由东拼西凑来的索尼、松下、佳能3台摄影机先后分段摄制才最终完成的。因为没钱，没机器，王久良的拍摄进度一度停拍三个月，连吃饭都困难。
虽然，有些单位也曾给王久良提供了摄影记者的职位，“机会挺好的，比较吸引我，但是自己更喜欢自由工作的环境，不想自己的价值观被束缚。”王久良认为，“过多的关注商业的摄影，自己的理想和眼光会有所偏离。”
摄影科班出身的王久良，曾经也给时尚杂志拍片，精心布灯，耐心后期；也曾因为个人兴趣，做过一段时间的观念摄影，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鬼神信仰。（前文所提《鬼神信仰》摄影即此）
“每个人都在努力为自己索取，无暇顾及其他的事，但是大家都在索取的时候，关乎社会利益的事谁来做？总是要有人去做一些事情。”王久良对记者如是说，也脚踏实地的这样做了。
“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这么大的国家是需要牺牲精神的。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国家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会有很多局限。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王久良始终认为，艺术家，摄影师不是流离于社会之外的，摄影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有自身的作用。
□ 编辑 潘阳 □ 美编 王迪
为此，有媒体报道称，“作为影像参与社会变革的实验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万里长征”追垃圾
王久良，男，山东安丘人。1976年出生的他，在上大学之前，就是一个执着的摄影爱好者。1994年，还在读高中时，王久良就开始研习摄影。1997年，高中毕业一年后，他在济南建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期间历经生活的艰辛和坎坷。
为了继续学习摄影，他先后3次考入大学，并两次因为对师资和学校的管理不是很满意，从大学退学，直到2003年，26岁的他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学习摄影专业。4年后，王久良大学毕业，作为科班出身的自由摄影师，一直北漂至今。
说起“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的拍摄缘起，时间要回溯到2008年。那时，王久良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不久，正在拍摄《鬼神信仰》系列摄影作品的他，为了寻找纯净的自然环境，回到老家山东安丘。
然而，在老家拍摄的日子里，王久良的目光逐渐移位，开始聚焦到田间地头无处不在的装农药的塑料袋。原来装农药是用棕色瓶子装，一个瓶子可以用一年，现在每使用一次都会产生一个塑料袋，王久良便开始了反思，“是继续关注虚无缥缈的艺术世界，还是关注现实？”
2008年9月，平遥国际摄影节期间，王久良见到了国内知名策展人鲍昆，把自己有关垃圾题材的详细拍摄方案和计划拿来与之交流，并最终获得了鲍昆的认可和资金支持。
回到北京后，王久良着手关注北京的垃圾场，“最开始想的并不是拍《垃圾围城》，最想拍的是垃圾背后本质的问题。”不过，随着进程的深入，他发现这个垃圾场本身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垃圾场在哪？有多大规模？垃圾从哪来？它对周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周边自然、人文环境发生怎样的联系？
作为普通的摄影师，王久良自然无法从相关单位得到详实的数据和信息，于是他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骑着摩托车追踪垃圾车。
多年以来，王久良一直租住在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喧闹的小区。这一年的10月，他开始从所住小区的垃圾箱出发，跟着垃圾车，一路追踪至北京郊外的垃圾倾倒场。他用最笨、最原始的方法把北京近郊的垃圾场找到，然后，一一标注，统计。
从2008年10月以来，王久良用四处筹措的费用，几乎走遍了北京周边的四五百座垃圾场（主要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拍摄了近5000多张照片。
这些垃圾场往往都有上万平方米的规模，王久良尝试将这些垃圾场的具体位置用黄色的点，在地图上做出标记，竟然发现整个北京城已被这些点包围。于是，王久良给他的系列摄影作品命名为“垃圾围城”。
“北京周边的数圈，从五环到六环，从零下13度到零上30度。到现在，曲曲折折的一共跑了一万四千多公里，这也算是赶上长征了。”王久良说，“垃圾处理属于市政项目，而市政项目于情于理，都应该向老百姓公开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但我们的垃圾到底在哪里？北京交通图上是没有一座垃圾场的，那地方都是空着，没有任何标注。”
如今，这项标注工程，王久良显然已经做到了。
“引来百亿投资治垃圾”
2009年12月，王久良用其中17张图片，在广东连州举办的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他成了“著名垃圾摄影师”。
不过，对于这次获奖，王久良谦虚地说，“我仅仅是代表很多人来领奖。”他说，“我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我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
事实上，不仅如此。作品拍摄完成，并非一劳永逸。随后，越来越多的媒体加以报道，为《垃圾围城》系列作品的传播，引起社会关注，打开了绿灯。特别是2010年2月，新华社跟进做了深入报道，一位中央领导人看后作了很长的批示。很快，4月份北京市政府就明确出台文件，要投入100个亿对北京周边近1000个垃圾场进行治理。
期间，2010年3月，北京市市政管委约见王久良。然而，在正式谈话之前，双方就王久良是否可以用DV记录整个过程出现了分歧。王久良认为，自己是一个记录者，北京市市政管委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态度，是自己所需要的。另外，王久良觉得，为避免外界认为他在这里做出妥协，得留个资料。结果，你来我往两个小时，还是不欢而散。
“他们很敏感，我也很郁闷。我是作为一个民间力量来给你们的工作提供协助，结果你们脸上不好看。别人揭我的短，我肯定也不好看，但是如果大家正视这个问题的话，本来是可以把坏事变好事的。”王久良说起这段经历，无奈中夹着些许愤懑与不解。
但是，北京市政府毕竟已经下文，在未来5至7年内治理完所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在2015年前，将直接投资100亿元，用于新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
2010年6月至7月，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全部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片顺利移师北京宋庄美术馆。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率70多名政协委员参观了展览，要求下发作品画册至各区委。
2011年4月3日，在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纪录片《垃圾围城》吸引了很多观众。原本计划只有七八十人的场子来了近300人，最后连嘉宾栗宪庭都没能进去。
为了配合2011年6月5日“国际环保日”的宣传活动，国家环保部直属部门也曾和王久良商讨《垃圾围城》的全国巡展。
6月中下旬的一个上午，记者见到王久良时，他刚刚熬夜醒来。如果不是跟记者有约在先，他可能“早晨从中午开始”。
王久良对记者表示，《垃圾围城》系列作品的拍摄部分和垃圾场的回访工作差不多结束了，他正在忙着跟国内外一些机构联系，期望自己的影像作品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此前，王久良曾对媒体表示，“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
而今，王久良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甚至考虑放弃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他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刚开始拍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艺术不重要，要先把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基本目标就是解决垃圾场的问题。”王久良很欣慰地对记者说，就垃圾场的回访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垃圾场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清理，还有小部分没有清理，这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北京市通州区。
“都在索取时，谁做社会事？”
王久良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短短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直觉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我一直在坚定地为自己的理想前行，一直坚持到目前都没有改变。”王久良很是认同记者对他的这个评论，坦言要“做一个独立的观察者，用摄影和纪录片呈现个人的看法。”
然而，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全部摄影作品和同名纪录片，至今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物质上的丰裕。两年多坚持下来，他甚至为此有好几万的外债没有还清。“拍摄《垃圾围城》投入了近30万，至今还有外债没有还。”不过，王久良就此表示，“从没有指望《垃圾围城》来赚钱。”
两年多来，王久良的《垃圾围城》摄影作品，由于拍摄题材的限制，很难进入商业市场，更难以进入画廊进行销售，他只能依靠过去作品的收入、朋友和艺术机构的资助以及部分获奖作品的奖金完成《垃圾围城》和同名纪录片的摄制。
“2008年拍摄时，只有投入。靠的只是鲍昆和栗宪庭两位老师提供的有限的资助。”王久良说，“主要还是这件事情本身吸引着自己，认同它的价值，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价值。”
“主要是想呈现出一个事实，其次就是靠理想在支持，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王久良强调说，“在拍摄中有个人的收获，也很快乐。2010年后得到了法国的基金支持，资助我完成这个项目；国内的一个文化公司也投资了一部分钱，用于剪辑和宣传，之后在第六届宋庄文化艺术节上也获得了奖金。”
尽管如此，纪录片《垃圾围城》的画面还是由东拼西凑来的索尼、松下、佳能3台摄影机先后分段摄制才最终完成的。因为没钱，没机器，王久良的拍摄进度一度停拍三个月，连吃饭都困难。
虽然，有些单位也曾给王久良提供了摄影记者的职位，“机会挺好的，比较吸引我，但是自己更喜欢自由工作的环境，不想自己的价值观被束缚。”王久良认为，“过多的关注商业的摄影，自己的理想和眼光会有所偏离。”
摄影科班出身的王久良，曾经也给时尚杂志拍片，精心布灯，耐心后期；也曾因为个人兴趣，做过一段时间的观念摄影，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鬼神信仰。（前文所提《鬼神信仰》摄影即此）
“每个人都在努力为自己索取，无暇顾及其他的事，但是大家都在索取的时候，关乎社会利益的事谁来做？总是要有人去做一些事情。”王久良对记者如是说，也脚踏实地的这样做了。
“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这么大的国家是需要牺牲精神的。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国家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会有很多局限。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王久良始终认为，艺术家，摄影师不是流离于社会之外的，摄影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有自身的作用。
□ 编辑 潘阳 □ 美编 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