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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尔库塞作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人物，他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为后继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哈贝马斯正是以他的理论为背景，提出劳动和交往活动的两个新的分析范式来构建自己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他们的论断无疑都是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抑统治，但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前景的展望上却有分歧，本文从对二者的论点分析出发，意图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发展的前景拨云去雾。
关键词：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论断是批判地继承马尔库塞的理论为背景的，因此他们对此有很多共识的，都认为当下的科学技术是具有社会操纵性、社会欺骗性和社会辩护性的功能意识形态。然而，二人却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发展有不同的估计。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越进步人就越压抑。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并非科学技术越发展对人的控制就越强，真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真正处境是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正扩大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历史总体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前景对人性到底是彰显还是压抑，本文从对二者的论点分析出发，意图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发展的前景拨云去雾。
一、科学技术的单向“合理化”与双向合理化
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在对科学技术合理性分析上出现分歧，使得二者在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上走上殊途，从而导致了他们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发展前景有不同的展望。
（1）马尔库塞对合理化的单向解释。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思维都是科学技术合理性造成的结果。科学技术是在把自然界作为控制的对象中取得发展的，这样，把自然当作工具和手段便是科学技术统治的实质，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特征就显现出来了。科学技术方法和规则对自然的有效控制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模式和工具，所以，科学技术由此成为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内聚着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理性本身就成为了统治的理性。他指出，“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因此，他认为科学技术的统治并非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社会统治之中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己被科学技术理性侵蚀，科学技术以其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外在现象排除了人们的否定与质疑，导致了物和人的工具化，从而构建了社会单向度的意识形态。
（2）哈贝马斯的双向发展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合理化历程并不能看作单向发展的历程，而应理解为双向的，他提出了“劳动”和“交往”的理念进一步的把社会系统分为社会的制度框架系统和目的活动子系统。劳动是在遵循科学技术规则（以经验知识为基础）和战略（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下进行的；而交往活动（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则是在遵循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下来进行的。社会的制度框架系统以交往活动的道德原则为基础，是由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组成的，且这些社会规范又指导着人的交往活动。制度框架的层面合理化是人的解放与自由交往活动的扩展，而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合理化是科学技术支配力量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由此可见，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不应只是科学技术力量扩张的过程，而应是人的自由交往活动扩展的过程，这便是合理化过程的两个层次。所以，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把合理化过程只看作一个方面的即技术层面的理性发展过程，而没有梳理出制度框架层面的合理化的发展过程，所以其理论是片面的。
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先天设计或后天继得
关于科技意识形态是先天的设计或是后天继得，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是存在分歧的。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性的意识形态并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对此，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证。
马尔库塞通过对韦伯的批判认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权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己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个历史——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科学技术的统治形成了一个极权主义，它以其政治意向性，从而奴役和控制人。科学技术对人的控制不像传统的意识形态一样利用暴力的手段维护其统治，而是通过科学技术理性对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渗透，从而对社会中的对抗性力量和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向度的压制或取代，以此达到统治的目的。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的这种统治机制本身不是外在追加上去的，而是内在于科学技术理性的内在逻辑之中的，是科学技术理性本身的设计，也即科学技术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性。由此，“技术的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因为它变成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和自然、精神和肉体为保卫这一领域而保持着持久动员的状态。”总之，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逐渐渗透，必然导致劳动和人的价值理性越来越异化，所以，他认为现存的科学技术缺乏对现实的根本性的革命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对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哈贝马斯相对马尔库塞有所不同。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构是不变的，而发生变化的只是起指导作用的价值。新的价值似乎成了用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任务，这种新的价值似乎就是科技进步的方向。但是，合理性标准本身却没有变化。”也即是说，科学技术发展形式是不会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对科学技术的建构起指导作用的价值观。科学技术在以往的社会即使负载着人的价值也是是中立的，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力量相对弱小，导致科学技术不会成为一种控制的形式，进而不能成为意识形态，所以，科学技术也只有在其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发达工业社会才会成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致使其尽可能的通过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来换取人们对其的信赖和顺从，以消解人们对现实与社会制度的对抗性和否定性，从而统摄了人的社会的各个领域，导致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外在的抽象对立的消解，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所以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是后天继得的。 三、压抑或彰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前景的不同展望
关于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后果如何，马尔库塞通过对韦伯的合理化概念的阐释和继承的基础上得出了与韦伯相似的一个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是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过程，合理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合理化的过程也就是工具理性不断扩张的过程。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中所导致的合理化的发展后果上，马尔库塞与韦伯有不同的观点：韦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的工具理性的扩展而成为社会的控制手段会彰显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性，而马尔库塞则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导致合理化的过程向工具理性的单面发展，进而致使科学技术逐渐的统摄整个社会，压抑着人类，因而，科学技术越进步人的自由就会不断的丧失，人就越压抑，越没有存在的意义。
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理性具有政治意向性，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统治只是人们所看到的表面现象，并非内在的本质，在它对大自然控制的外衣下包含着对人的摆布和压抑，所以，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越是发展，人就越是受到压抑和控制。科学技术原本作为潜在的解放力量的革命意蕴已经异化成为人类解放的桎梏。马尔库塞有关科学技术进步预测的描述，主要是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提出来的。就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一书充满了否定性的话语，内蕴了悲观主义情怀。马尔库塞选择了从一个单向的维度来分析或说强调合理化过程，自然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持悲观主义的态度，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阻碍人的人生意义的实现。
哈贝马斯并不赞同马尔库塞的悲观主义态度。他用劳动合理化和交往活动合理化的两个维度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后果重新做了估计，在他看来，劳动包括工具活动与合理的选择，且遵循科学技术的逻辑规则来进行；而交往是指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它遵循必要的社会规范来进行。基于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哈贝马斯进而把社会系统划分成社会的制度框架和目的活动两个系统，他认为合理化应分为制度框架的合理化与目的理性活动的合理化。制度框架的合理化的标志是人的解放，而目的理性活动的合理化的标志是人类可控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增强和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科学技术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导致国家政治统治导向变化的同时，则意味着劳动合理化的扩张和科学技术的逻辑的统治，并使科学技术成为了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唯一准则。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进步的后果是科学技术合理性正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这无疑改变了实践目的，消解了科学技术与实践的差别，也消解了劳动和交往活动的二元论。所以他指出，“马尔库塞用技术理性的政治内涵的表述掩盖问题的困难，可以从范畴上精确地加以确定。这就是说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休性’。”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并非科学技术越发展，其对人的控制就越强，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真正处境是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正扩大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历史总体性”，这样的话，如果按照前面阐述的哈贝马斯理想社会合理化理论，那么，合理化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合理化的发展过程，也即劳动合理化与交往合理化或说科学技术合理化与制度框架合理化的双向发展。然而，如今的处境并非是科学技术与制度框架同时双向的发展，而是科学技术的层面扩张到了制度框架的层面，进而导致制度框架的合理化的压抑。哈贝马斯强调，在这个着实病态的社会，尽管由于科学技术的合理化的发展，使制度框架合理化发展受到压抑，但它并没有被摧毁，仍还在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并不能说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就没有光明。
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分析既有同又有异。其相似处在于都肯定了科学技术的扩张以及其对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分析问题的途径不同，则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景的展望也不一样。若按马尔库塞的分析看，科学技术发展前景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阻碍是不可能避免的。而按哈贝马斯的分析来看，则是理想的社会合理化发展暂时是没有可能了，但使其消除控制性保持中立即是还有希望的。通过对二者关于科学意识形态的梳理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批判忽视了对科学技术建构起指导作用的价值观理性维度，而哈贝马斯的批判则是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维度来澄清的，故而更具合理性，其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展望也跟趋于合理性，值得后继学者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美）马尔库塞现.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美）H.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8]（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关键词：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论断是批判地继承马尔库塞的理论为背景的，因此他们对此有很多共识的，都认为当下的科学技术是具有社会操纵性、社会欺骗性和社会辩护性的功能意识形态。然而，二人却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发展有不同的估计。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越进步人就越压抑。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并非科学技术越发展对人的控制就越强，真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真正处境是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正扩大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历史总体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前景对人性到底是彰显还是压抑，本文从对二者的论点分析出发，意图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发展的前景拨云去雾。
一、科学技术的单向“合理化”与双向合理化
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在对科学技术合理性分析上出现分歧，使得二者在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上走上殊途，从而导致了他们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发展前景有不同的展望。
（1）马尔库塞对合理化的单向解释。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思维都是科学技术合理性造成的结果。科学技术是在把自然界作为控制的对象中取得发展的，这样，把自然当作工具和手段便是科学技术统治的实质，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特征就显现出来了。科学技术方法和规则对自然的有效控制为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模式和工具，所以，科学技术由此成为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内聚着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理性本身就成为了统治的理性。他指出，“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因此，他认为科学技术的统治并非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社会统治之中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己被科学技术理性侵蚀，科学技术以其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外在现象排除了人们的否定与质疑，导致了物和人的工具化，从而构建了社会单向度的意识形态。
（2）哈贝马斯的双向发展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合理化历程并不能看作单向发展的历程，而应理解为双向的，他提出了“劳动”和“交往”的理念进一步的把社会系统分为社会的制度框架系统和目的活动子系统。劳动是在遵循科学技术规则（以经验知识为基础）和战略（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下进行的；而交往活动（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则是在遵循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下来进行的。社会的制度框架系统以交往活动的道德原则为基础，是由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组成的，且这些社会规范又指导着人的交往活动。制度框架的层面合理化是人的解放与自由交往活动的扩展，而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合理化是科学技术支配力量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由此可见，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不应只是科学技术力量扩张的过程，而应是人的自由交往活动扩展的过程，这便是合理化过程的两个层次。所以，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把合理化过程只看作一个方面的即技术层面的理性发展过程，而没有梳理出制度框架层面的合理化的发展过程，所以其理论是片面的。
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先天设计或后天继得
关于科技意识形态是先天的设计或是后天继得，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是存在分歧的。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性的意识形态并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对此，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证。
马尔库塞通过对韦伯的批判认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权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己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个历史——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科学技术的统治形成了一个极权主义，它以其政治意向性，从而奴役和控制人。科学技术对人的控制不像传统的意识形态一样利用暴力的手段维护其统治，而是通过科学技术理性对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渗透，从而对社会中的对抗性力量和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向度的压制或取代，以此达到统治的目的。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的这种统治机制本身不是外在追加上去的，而是内在于科学技术理性的内在逻辑之中的，是科学技术理性本身的设计，也即科学技术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性。由此，“技术的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因为它变成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和自然、精神和肉体为保卫这一领域而保持着持久动员的状态。”总之，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逐渐渗透，必然导致劳动和人的价值理性越来越异化，所以，他认为现存的科学技术缺乏对现实的根本性的革命作用，现代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对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哈贝马斯相对马尔库塞有所不同。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构是不变的，而发生变化的只是起指导作用的价值。新的价值似乎成了用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任务，这种新的价值似乎就是科技进步的方向。但是，合理性标准本身却没有变化。”也即是说，科学技术发展形式是不会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对科学技术的建构起指导作用的价值观。科学技术在以往的社会即使负载着人的价值也是是中立的，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力量相对弱小，导致科学技术不会成为一种控制的形式，进而不能成为意识形态，所以，科学技术也只有在其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发达工业社会才会成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致使其尽可能的通过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来换取人们对其的信赖和顺从，以消解人们对现实与社会制度的对抗性和否定性，从而统摄了人的社会的各个领域，导致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外在的抽象对立的消解，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所以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是后天继得的。 三、压抑或彰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前景的不同展望
关于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后果如何，马尔库塞通过对韦伯的合理化概念的阐释和继承的基础上得出了与韦伯相似的一个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是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过程，合理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合理化的过程也就是工具理性不断扩张的过程。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中所导致的合理化的发展后果上，马尔库塞与韦伯有不同的观点：韦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的工具理性的扩展而成为社会的控制手段会彰显了现代文明的进步性，而马尔库塞则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导致合理化的过程向工具理性的单面发展，进而致使科学技术逐渐的统摄整个社会，压抑着人类，因而，科学技术越进步人的自由就会不断的丧失，人就越压抑，越没有存在的意义。
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理性具有政治意向性，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统治只是人们所看到的表面现象，并非内在的本质，在它对大自然控制的外衣下包含着对人的摆布和压抑，所以，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越是发展，人就越是受到压抑和控制。科学技术原本作为潜在的解放力量的革命意蕴已经异化成为人类解放的桎梏。马尔库塞有关科学技术进步预测的描述，主要是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提出来的。就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一书充满了否定性的话语，内蕴了悲观主义情怀。马尔库塞选择了从一个单向的维度来分析或说强调合理化过程，自然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持悲观主义的态度，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阻碍人的人生意义的实现。
哈贝马斯并不赞同马尔库塞的悲观主义态度。他用劳动合理化和交往活动合理化的两个维度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后果重新做了估计，在他看来，劳动包括工具活动与合理的选择，且遵循科学技术的逻辑规则来进行；而交往是指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它遵循必要的社会规范来进行。基于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哈贝马斯进而把社会系统划分成社会的制度框架和目的活动两个系统，他认为合理化应分为制度框架的合理化与目的理性活动的合理化。制度框架的合理化的标志是人的解放，而目的理性活动的合理化的标志是人类可控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增强和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科学技术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导致国家政治统治导向变化的同时，则意味着劳动合理化的扩张和科学技术的逻辑的统治，并使科学技术成为了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唯一准则。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进步的后果是科学技术合理性正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这无疑改变了实践目的，消解了科学技术与实践的差别，也消解了劳动和交往活动的二元论。所以他指出，“马尔库塞用技术理性的政治内涵的表述掩盖问题的困难，可以从范畴上精确地加以确定。这就是说科学和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总休性’。”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并非科学技术越发展，其对人的控制就越强，科学技术发展进程的真正处境是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正扩大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的“历史总体性”，这样的话，如果按照前面阐述的哈贝马斯理想社会合理化理论，那么，合理化应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合理化的发展过程，也即劳动合理化与交往合理化或说科学技术合理化与制度框架合理化的双向发展。然而，如今的处境并非是科学技术与制度框架同时双向的发展，而是科学技术的层面扩张到了制度框架的层面，进而导致制度框架的合理化的压抑。哈贝马斯强调，在这个着实病态的社会，尽管由于科学技术的合理化的发展，使制度框架合理化发展受到压抑，但它并没有被摧毁，仍还在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并不能说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就没有光明。
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分析既有同又有异。其相似处在于都肯定了科学技术的扩张以及其对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分析问题的途径不同，则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景的展望也不一样。若按马尔库塞的分析看，科学技术发展前景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阻碍是不可能避免的。而按哈贝马斯的分析来看，则是理想的社会合理化发展暂时是没有可能了，但使其消除控制性保持中立即是还有希望的。通过对二者关于科学意识形态的梳理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批判忽视了对科学技术建构起指导作用的价值观理性维度，而哈贝马斯的批判则是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维度来澄清的，故而更具合理性，其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展望也跟趋于合理性，值得后继学者探讨研究。
参考文献：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美）马尔库塞现.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美）H.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8]（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