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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救下一个人的生命，AED的布局就是值的。”有网友如此写道——因为，生命无价。
AED全称自动体外除颤仪，当一个人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及时、正确的胸外按压，以及使用AED——这几乎是唯一可以挽救其生命的方式。
从2016年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AED 已经在公共场所发挥作用。
从濒危到复苏
2021年5月24日早上5点18分，北京西站地铁站，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突然倒在西进站口附近。事后据他的同事介绍，该男子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事发前，他说自己心脏不舒服，没走几步，就倒在了地上。
进站口旁的站务员很快注意到了他，用对讲机喊来了值班站长。随后，值班站长带着几位站务员赶到，他们把倒地的男士翻正后，发现他的眼睛已经翻白，没有鼻息，脸憋成了酱紫色，更重要的一项身体指征是——这名男子的腹部已经看不出起伏，只有下颌能看到轻微的颤动——这种无效呼吸状态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心脏骤停的重要指征。
5点22分，男子倒地4分钟后，刚刚结束了一个急救任务、正在急救车上待命的北京市急救中心医生张荻接到了120调度中心的指令。
此时，地铁站内，站务员和站长开始轮流为昏迷者进行胸外按压。在当天值班的地铁站务员里，大约有三到四人参加过专业的急救培训，拥有急救证书。但在如此按压了五六分钟后，昏迷者依然沒有恢复自主呼吸，面对呼唤也没有应答，于是，站务员们决定启动AED。
一个多月前，这台橙色的装置出现在了北京西站的地铁站中。即便没接受过培训，AED上也有明确的操作说明，而在机器运转的全过程中，每一步也都有清晰的语音提示，因此，AED也被称作傻瓜机，只要根据语音提示，任何一位普通人都可以进行操作。
此时，急救中心医生张荻已经赶到现场，当时的时间大约是5点31分。在AED进行心律分析并实施除颤的间隙，张荻和他的车组人员持续为患者做着胸外按压。
5点40左右，在晕倒20分钟后，患者的情况终于好转，自主心率，自主呼吸，逐渐恢复。这是发生在北京地铁中的，首次使用AED救人成功的案例。
“仅靠急救车很难救活”
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几乎每分钟就有1人因心脏骤停而突然倒地，每年，有54.4万人因此失去生命，而抢救成功率仅为1%。
王西富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做了15年急救医生，他说：“当心脏骤停发生时，如果只依靠我这种急救车到现场，结局几乎都是死亡。在现场我能把他救到有心跳的，还是蛮多的，但几乎最后统统还是死了，因为缺血缺氧的时间太长了。”而一桩发生在7年前的往事始终令他难以释怀。
那是2014年，一对老夫妻从银川来广州旅游，丈夫身体突然不舒服，导游帮他们买了一张返程的车票，准备回家。在广州火车站的进站通道里，那位老人突然倒地，心跳骤停。
到达现场时，王西富看到工作人员已经拉起了隔板，但遗憾的是，现场没有一个人为老人做心肺复苏。王西富马上为老人进行胸外按压。按了多久，他已经不记得了，他只记得，心电监护仪上是一条直线，老人走了。老人的老伴在一旁哭成了一滩泥。王西富也哭了。这些年来，他每次想到那对老人，都会想起自己的父母。
王西富说，面对心脏骤停的人，快速识别、给予标准的胸外按压，并正确使用AED，这几乎是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唯一办法。
一颗正常跳动的心脏，是有节律的，收缩、舒张，循环往复。而在心脏骤停的患者中，80%都会发生室颤，这意味着心脏的正常跳动变成了快速的、微弱的、短频的，无法泵出血液的那种颤抖。而AED提供的电除颤，可以唤醒那些乱跳的、抖动的、不听指挥的（心脏）。
在这个过程中， 4分钟是一个黄金救援时间，4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大约有50%的抢救成功率;同时配合使用AED进行电击除颤，抢救成功率可以达到90%。而每延迟1分钟，急救的成功率就下降10%。超过 10 分钟，生存率会大大降低。
因此，多年来，王西富一直以急诊夜鹰的身份，致力于AED的推广与急救知识普及。
最早时，他借马拉松赛事推广AED。但随着各城市地铁中的猝死案例越来越多，他的宣传焦点逐渐转向了地铁、火车站这样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迈出那一步
在所有的城市中，上海率先迈出了第一步。2016年6月，上海地铁十三号线的淮海中路站，一台安放AED的绿色小箱子被悬挂在了站台层醒目位置。2017年春节后，在一些人流量较大的地铁换乘站，往来的行人也陆续看到了AED。
同年，深圳也开始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配置AED。如今，在深圳，只要打开微信小程序AED导航，地图上就会显示出离你最近的AED在哪里。据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年里，共有25人因深圳公共场所的AED而获救。
2019年8月，重庆将60台AED分配到机场、火车站、轨道站、商圈等公众场所，其中，有17座地铁站配上了AED。
2020年，南京完成了最后一个地铁站的AED安装。而就在这一年的4月30日，一位27岁的南京市民，在南京苜蓿园地铁站附近的健身房锻炼时，突然倒地。那个健身房的一名教练，在地铁站民警的帮助下，从地铁站借来了AED，在心肺复苏和 AED电除颤后，等来了急救车，那条27岁的生命，最终获救。
AED在公共场所的配置，为什么要从地铁开始呢？一个统计显示，作为一个封闭空间，地铁内的人群堆叠在一起，每分钟能产生500万个小颗粒，包括鞋底的扬尘、掉落的皮屑、打喷嚏的飞沫，以及衣服上的纤维等——这会引发或加重身体的不适。很多城市最终决定迈出那一步，也是因为如此。
2020年9月25日，意外再次发生。一位45岁的男销售，在北京地铁霍营站心脏骤停猝死。早在2016年，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因心脏骤停倒在了北京地铁6号线;2019 年 3 月北京地铁昌平线， 11 月北京地铁 2 号线，又先后有两名乘客因心脏问题在地铁站晕倒猝死。
北京市交通委很快推动了AED进地铁。截至2020年12月底，有58台AED被安装在了北京地铁1号、2号、13号线的每一个车站。到了今年4月，北京地铁又在六里桥和北京西站各安装了一台AED。
让更多的普通人去参加急救培训、学习急救知识——在AED的故事中，这是重中之重的一环。目前，很多城市的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推出了更多急救培训的课程，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主动去学习急救常识。
深圳市民陶红是王西富2016年急救课的一位学员。今年5月的一天，她在车管所换证，遇到一位男士突然晕倒、心跳骤停。陶红走上前去，帮忙贴上了电极片，随后，AED对患者实施了四次电除颤。不久后，陶红得知患者脱离了危险。她觉得又开心又神奇。
“只要救下一个人的生命，AED的布局就是值的。”有网友如此写道——因为，生命无价。
摘编自《人物》2021年第8期
AED全称自动体外除颤仪，当一个人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及时、正确的胸外按压，以及使用AED——这几乎是唯一可以挽救其生命的方式。
从2016年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AED 已经在公共场所发挥作用。
从濒危到复苏
2021年5月24日早上5点18分，北京西站地铁站，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突然倒在西进站口附近。事后据他的同事介绍，该男子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事发前，他说自己心脏不舒服，没走几步，就倒在了地上。
进站口旁的站务员很快注意到了他，用对讲机喊来了值班站长。随后，值班站长带着几位站务员赶到，他们把倒地的男士翻正后，发现他的眼睛已经翻白，没有鼻息，脸憋成了酱紫色，更重要的一项身体指征是——这名男子的腹部已经看不出起伏，只有下颌能看到轻微的颤动——这种无效呼吸状态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心脏骤停的重要指征。
5点22分，男子倒地4分钟后，刚刚结束了一个急救任务、正在急救车上待命的北京市急救中心医生张荻接到了120调度中心的指令。
此时，地铁站内，站务员和站长开始轮流为昏迷者进行胸外按压。在当天值班的地铁站务员里，大约有三到四人参加过专业的急救培训，拥有急救证书。但在如此按压了五六分钟后，昏迷者依然沒有恢复自主呼吸，面对呼唤也没有应答，于是，站务员们决定启动AED。
一个多月前，这台橙色的装置出现在了北京西站的地铁站中。即便没接受过培训，AED上也有明确的操作说明，而在机器运转的全过程中，每一步也都有清晰的语音提示，因此，AED也被称作傻瓜机，只要根据语音提示，任何一位普通人都可以进行操作。
此时，急救中心医生张荻已经赶到现场，当时的时间大约是5点31分。在AED进行心律分析并实施除颤的间隙，张荻和他的车组人员持续为患者做着胸外按压。
5点40左右，在晕倒20分钟后，患者的情况终于好转，自主心率，自主呼吸，逐渐恢复。这是发生在北京地铁中的，首次使用AED救人成功的案例。
“仅靠急救车很难救活”
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几乎每分钟就有1人因心脏骤停而突然倒地，每年，有54.4万人因此失去生命，而抢救成功率仅为1%。
王西富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做了15年急救医生，他说：“当心脏骤停发生时，如果只依靠我这种急救车到现场，结局几乎都是死亡。在现场我能把他救到有心跳的，还是蛮多的，但几乎最后统统还是死了，因为缺血缺氧的时间太长了。”而一桩发生在7年前的往事始终令他难以释怀。
那是2014年，一对老夫妻从银川来广州旅游，丈夫身体突然不舒服，导游帮他们买了一张返程的车票，准备回家。在广州火车站的进站通道里，那位老人突然倒地，心跳骤停。
到达现场时，王西富看到工作人员已经拉起了隔板，但遗憾的是，现场没有一个人为老人做心肺复苏。王西富马上为老人进行胸外按压。按了多久，他已经不记得了，他只记得，心电监护仪上是一条直线，老人走了。老人的老伴在一旁哭成了一滩泥。王西富也哭了。这些年来，他每次想到那对老人，都会想起自己的父母。
王西富说，面对心脏骤停的人，快速识别、给予标准的胸外按压，并正确使用AED，这几乎是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唯一办法。
一颗正常跳动的心脏，是有节律的，收缩、舒张，循环往复。而在心脏骤停的患者中，80%都会发生室颤，这意味着心脏的正常跳动变成了快速的、微弱的、短频的，无法泵出血液的那种颤抖。而AED提供的电除颤，可以唤醒那些乱跳的、抖动的、不听指挥的（心脏）。
在这个过程中， 4分钟是一个黄金救援时间，4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大约有50%的抢救成功率;同时配合使用AED进行电击除颤，抢救成功率可以达到90%。而每延迟1分钟，急救的成功率就下降10%。超过 10 分钟，生存率会大大降低。
因此，多年来，王西富一直以急诊夜鹰的身份，致力于AED的推广与急救知识普及。
最早时，他借马拉松赛事推广AED。但随着各城市地铁中的猝死案例越来越多，他的宣传焦点逐渐转向了地铁、火车站这样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迈出那一步
在所有的城市中，上海率先迈出了第一步。2016年6月，上海地铁十三号线的淮海中路站，一台安放AED的绿色小箱子被悬挂在了站台层醒目位置。2017年春节后，在一些人流量较大的地铁换乘站，往来的行人也陆续看到了AED。
同年，深圳也开始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配置AED。如今，在深圳，只要打开微信小程序AED导航，地图上就会显示出离你最近的AED在哪里。据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年里，共有25人因深圳公共场所的AED而获救。
2019年8月，重庆将60台AED分配到机场、火车站、轨道站、商圈等公众场所，其中，有17座地铁站配上了AED。
2020年，南京完成了最后一个地铁站的AED安装。而就在这一年的4月30日，一位27岁的南京市民，在南京苜蓿园地铁站附近的健身房锻炼时，突然倒地。那个健身房的一名教练，在地铁站民警的帮助下，从地铁站借来了AED，在心肺复苏和 AED电除颤后，等来了急救车，那条27岁的生命，最终获救。
AED在公共场所的配置，为什么要从地铁开始呢？一个统计显示，作为一个封闭空间，地铁内的人群堆叠在一起，每分钟能产生500万个小颗粒，包括鞋底的扬尘、掉落的皮屑、打喷嚏的飞沫，以及衣服上的纤维等——这会引发或加重身体的不适。很多城市最终决定迈出那一步，也是因为如此。
2020年9月25日，意外再次发生。一位45岁的男销售，在北京地铁霍营站心脏骤停猝死。早在2016年，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因心脏骤停倒在了北京地铁6号线;2019 年 3 月北京地铁昌平线， 11 月北京地铁 2 号线，又先后有两名乘客因心脏问题在地铁站晕倒猝死。
北京市交通委很快推动了AED进地铁。截至2020年12月底，有58台AED被安装在了北京地铁1号、2号、13号线的每一个车站。到了今年4月，北京地铁又在六里桥和北京西站各安装了一台AED。
让更多的普通人去参加急救培训、学习急救知识——在AED的故事中，这是重中之重的一环。目前，很多城市的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推出了更多急救培训的课程，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主动去学习急救常识。
深圳市民陶红是王西富2016年急救课的一位学员。今年5月的一天，她在车管所换证，遇到一位男士突然晕倒、心跳骤停。陶红走上前去，帮忙贴上了电极片，随后，AED对患者实施了四次电除颤。不久后，陶红得知患者脱离了危险。她觉得又开心又神奇。
“只要救下一个人的生命，AED的布局就是值的。”有网友如此写道——因为，生命无价。
摘编自《人物》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