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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应放在我国健康需求大和空白的领域。
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
“我2015年做了100多场精准医学报告，今年也做了不少。”
分子肿瘤学家詹启敏曾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因为相信“回来能有更大的平台，做更大的事”，他于本世纪初回国，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干就是10多年，2011年当选工程院院士，今年4月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
“过去10多年，除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我还一直在国家医学科技战略层面参与顶层设计工作，这在美国是不敢想象的。”詹启敏的相关资历包括“863计划”医药生物技术领域专家组组长、卫计委科技行业专项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精准医学计划专家组组长等职务。他认为，精准医学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机遇，利用国家的组织优势、技术力量发展精准医学，将实现中国医学的“弯道超车”。
国人健康面临巨大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看目前我国重大疾病防控任务面临的挑战？
詹启敏：我们得先明白建设健康中国的艰巨性。第一是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等;第二是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第三是食品和药品安全。
疾病方面，首当其冲是恶性肿瘤。最新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新增430万癌症病例，癌症死亡病例超过280万。心脑血管疾病年死亡人数超过350万，现有高血压患者2.7亿人。糖尿病患者超过1亿，处于糖尿病前期的超过患者人数。慢性肾病1.1亿人，风湿病致残率非常高，估计约8000多万人。老年性疾病，如老年痴呆600万人，每年增长30万人;乙肝病毒携带者有8千万。还有突发性传染病，比如非典、流感和手足口病等。全球是一个“地球村”，即使是一些发生在地缘距离很远国家的传染病，如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在我国传染的风险就是一个“机舱之隔”。
《财经国家周刊》：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患者群体，如何应对？
詹启敏：目前临床疾病诊断治疗的现状就像海上的一座冰山，人们能看到的只是海面上的部分，治疗的手段也主要是针对海面上的部分。
以肿瘤诊疗为例，现在采用的手术、放疗、化疗、生物治疗、中医药等方法，都是针对海面上的部分。我们对海面之下冰山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这种状况带来两个瓶颈性问题，一是大部分就诊病人已是中晚期。发达国家早期诊断在50%以上，北欧国家早期诊断可达80%，而中国不到20%;第二是目前的治疗手段有较大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实际上，“海面”下的情况包括遗传背景、变异、免疫和内分泌改变、细胞分子改变等，最后导致组织器官病变。
现代医学发展至今有上百年，从一个简单的听诊器，到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检验，从 X光、CT、彩超、核磁，再到分子影像、分子病理和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免疫组等组学技术发展、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出现，让我们实施精准医学有了可能。换句话说，由于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推动医学发展进入精准医学时代。可以说，精准医学是人类医学史上一场深刻变革，是生物经济时代的新引擎，更是中国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
精准医学与中医理念相通
《财经国家周刊》：精准医学与过去的诊疗方法有何根本不同？
詹启敏：精准医学和我们传统医学提出的辩证施治理念，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相通的。因为中医是一个系统疗法，主要关注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不同器官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这些认识防病、治病。中医多是经验的积累，而精准医学涉及多方面：一是人类基因组测序、生物芯片技术的革新，也包括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免疫组学和微生物组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二是生物医学分析技术的进步，包括生物信息、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三是微创技术、手术导航、手术机器人等。我们应把精准医学作为一个完整科学向前推进，增加疗效、减少副作用并能降低医疗费用。
精准医学包含了对患病风险的精准预测、疾病的精准诊断、疾病的精准分类、药物的精准应用、疗效的精准评估、预后的精准预测。精准医学不仅仅是针对临床诊疗，也涵盖整个健康过程，包括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转归（复发和转移等）和康复等。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以某种病为例，谈谈精准医学的应用？
詹启敏：目前的医学诊断模式，一般是通过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影像学资料，具有相同或相似症状指标的患者，使用相近的治疗方案，但病人结局不一样。比如，大部分常规肿瘤化疗药物在临床治疗上真正有效率低于50%，也就是说50%多的病人是部分有效或根本无效。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精准医学手段把这50%有效的病人筛选出来，达到精确治疗的目的。精准医学还可以对疾病的转归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和提示。
精准医疗目前最好的抓手是肿瘤。人类基因组全序列图谱的绘制完成，使人们首次有可能从基因水平洞悉癌细胞、癌基因与正常细胞、正常基因的不同，进一步了解癌细胞转移机理，这些认识为针对性的疗法提供了可能。肿瘤精准医学是一种基于肿瘤病人“定制”的医疗模式，即“对症下药”，针对每一个肿瘤病人个体特征定制和实施医疗决策。癌症精准医学诊断，不仅限于基因和蛋白检测，包括遗传、分子及细胞学信息，还包括生活方式、环境信息等在内的大数据综合分析。癌症精准医学治疗不仅限于靶向治疗，还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及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各种治疗方式的综合运用。
早在2014年10月15日，在深圳已启动国家基因库建设，目标成为国内最大的综合性生物资源样本库。图为工作人员把样品放入全自动微生物检测仪中进行培养。
精准医学的最终目标是以最小化的医源性损害、最低化的医疗资源耗费去获得最大化的病患效益，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弯道超车”机会何在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等国已率先提出精准医学战略，中国的精准医学有什么优势？
詹启敏：我国在精准医学方面还是有弯道超车的机会。重点应放在我国健康需求大和空白的领域。我们目前选择精准医学研究对象有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疾病，因为中国疾病谱和国外的疾病谱不太一样;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疾病，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罕见病;第三，在我国有较好的科学研究基础和资源优势的疾病。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疾病？
詹启敏：比如肿瘤方面，西方高发病为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我国除肺癌外主要都是在消化道，如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消化道癌症居高不下，乳腺癌、结直肠癌等迅速上升。我国有4种肿瘤的死亡位于世界第一位，包括肺癌、胃癌、肝癌和食管癌。攻克这些癌症是中国医学界的历史责任。
《财经国家周刊》：如果按精准医学的概念，是不是以后疾病分型可以按照基因分型？
詹启敏：在目前临床分期和病理分期的基础上，分子分型和分子分期可以提供更精准的临床治疗依据。以血液病为例。30年前，白血病分类较简单，主要是分为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成人白血病和幼儿白血病，再就是淋巴细胞白血病。但现在通过核分型就可以分出几十种来，例如M3白血病，采用我国发明的三氧化二砷治疗，5年生存率达95%以上。可以预测，将来还可能会有更细的分子分型，会对白血病治疗和临床转归有更精准的指导意义。
《财经国家周刊》：这应该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诊疗过程？
詹启敏：伴随精准医学发展，将出现很多新的疾病诊疗路径、标准、规范和指南。但是，未来这些新的疾病分类和治疗指南规范的制定由哪国完成，取决于该国的医学科技创新竞争力强。这是一个历史机会，至少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疾病，诊疗标准应该由中国主导。
中国人口众多，临床资源比较丰富，开展科学项目有组织上的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像制造“两弹一星”一样，将中国的疾病资源和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需要国家级健康大数据
《财经国家周刊》：发展精准医学，要重视哪些环节？
詹启敏：第一是生物样本库。谁拥有生物样本资源，谁就掌握医学科技主动权，谁就能占据医学竞争制高点。中国生物临床资源在全世界是最丰富的，因为我们的人群多，病种全，但共享比较差，现在很多样生物样品库在医院，资源共享和互通有无做得比较差。
再就是大数据。从出生第一天起一直到生命终结，从健康、亚健康、疾病前期、疾病治疗和康复期、生病终结期，整个生命过程都产生动态数据，健康大数据是地球上最大的数据库。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家级的健康大数据库。
目前比较成熟的是临床信息和组学数据，基因组最成熟，蛋白质组逐渐也用上了，还有免疫组、肠道微生物也开始用到临床。
第三，精准医学主要为医生决策提供手段和依据。精准医学的主战场是社区和医院，社区关注人群、关注预防，也就是说疾病防治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在精准医学发展中，提出临床问题的医生是研究主体，也是临床决策的主体，大数据的作用主要是为提供临床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此外，精准医学需要大数据和大样本的支撑，需要产学研政合力。
“我2015年做了100多场精准医学报告，今年也做了不少。”
分子肿瘤学家詹启敏曾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因为相信“回来能有更大的平台，做更大的事”，他于本世纪初回国，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干就是10多年，2011年当选工程院院士，今年4月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
“过去10多年，除了自己的科学研究，我还一直在国家医学科技战略层面参与顶层设计工作，这在美国是不敢想象的。”詹启敏的相关资历包括“863计划”医药生物技术领域专家组组长、卫计委科技行业专项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精准医学计划专家组组长等职务。他认为，精准医学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机遇，利用国家的组织优势、技术力量发展精准医学，将实现中国医学的“弯道超车”。
国人健康面临巨大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你如何看目前我国重大疾病防控任务面临的挑战？
詹启敏：我们得先明白建设健康中国的艰巨性。第一是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等;第二是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第三是食品和药品安全。
疾病方面，首当其冲是恶性肿瘤。最新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新增430万癌症病例，癌症死亡病例超过280万。心脑血管疾病年死亡人数超过350万，现有高血压患者2.7亿人。糖尿病患者超过1亿，处于糖尿病前期的超过患者人数。慢性肾病1.1亿人，风湿病致残率非常高，估计约8000多万人。老年性疾病，如老年痴呆600万人，每年增长30万人;乙肝病毒携带者有8千万。还有突发性传染病，比如非典、流感和手足口病等。全球是一个“地球村”，即使是一些发生在地缘距离很远国家的传染病，如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在我国传染的风险就是一个“机舱之隔”。
《财经国家周刊》：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患者群体，如何应对？
詹启敏：目前临床疾病诊断治疗的现状就像海上的一座冰山，人们能看到的只是海面上的部分，治疗的手段也主要是针对海面上的部分。
以肿瘤诊疗为例，现在采用的手术、放疗、化疗、生物治疗、中医药等方法，都是针对海面上的部分。我们对海面之下冰山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这种状况带来两个瓶颈性问题，一是大部分就诊病人已是中晚期。发达国家早期诊断在50%以上，北欧国家早期诊断可达80%，而中国不到20%;第二是目前的治疗手段有较大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实际上，“海面”下的情况包括遗传背景、变异、免疫和内分泌改变、细胞分子改变等，最后导致组织器官病变。
现代医学发展至今有上百年，从一个简单的听诊器，到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检验，从 X光、CT、彩超、核磁，再到分子影像、分子病理和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免疫组等组学技术发展、大数据分析工具的出现，让我们实施精准医学有了可能。换句话说，由于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推动医学发展进入精准医学时代。可以说，精准医学是人类医学史上一场深刻变革，是生物经济时代的新引擎，更是中国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历史机遇。
精准医学与中医理念相通
《财经国家周刊》：精准医学与过去的诊疗方法有何根本不同？
詹启敏：精准医学和我们传统医学提出的辩证施治理念，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相通的。因为中医是一个系统疗法，主要关注各种复杂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不同器官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这些认识防病、治病。中医多是经验的积累，而精准医学涉及多方面：一是人类基因组测序、生物芯片技术的革新，也包括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免疫组学和微生物组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二是生物医学分析技术的进步，包括生物信息、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三是微创技术、手术导航、手术机器人等。我们应把精准医学作为一个完整科学向前推进，增加疗效、减少副作用并能降低医疗费用。
精准医学包含了对患病风险的精准预测、疾病的精准诊断、疾病的精准分类、药物的精准应用、疗效的精准评估、预后的精准预测。精准医学不仅仅是针对临床诊疗，也涵盖整个健康过程，包括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转归（复发和转移等）和康复等。
《财经国家周刊》：能否以某种病为例，谈谈精准医学的应用？
詹启敏：目前的医学诊断模式，一般是通过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影像学资料，具有相同或相似症状指标的患者，使用相近的治疗方案，但病人结局不一样。比如，大部分常规肿瘤化疗药物在临床治疗上真正有效率低于50%，也就是说50%多的病人是部分有效或根本无效。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精准医学手段把这50%有效的病人筛选出来，达到精确治疗的目的。精准医学还可以对疾病的转归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和提示。
精准医疗目前最好的抓手是肿瘤。人类基因组全序列图谱的绘制完成，使人们首次有可能从基因水平洞悉癌细胞、癌基因与正常细胞、正常基因的不同，进一步了解癌细胞转移机理，这些认识为针对性的疗法提供了可能。肿瘤精准医学是一种基于肿瘤病人“定制”的医疗模式，即“对症下药”，针对每一个肿瘤病人个体特征定制和实施医疗决策。癌症精准医学诊断，不仅限于基因和蛋白检测，包括遗传、分子及细胞学信息，还包括生活方式、环境信息等在内的大数据综合分析。癌症精准医学治疗不仅限于靶向治疗，还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及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各种治疗方式的综合运用。
精准医学的最终目标是以最小化的医源性损害、最低化的医疗资源耗费去获得最大化的病患效益，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弯道超车”机会何在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等国已率先提出精准医学战略，中国的精准医学有什么优势？
詹启敏：我国在精准医学方面还是有弯道超车的机会。重点应放在我国健康需求大和空白的领域。我们目前选择精准医学研究对象有这么几个原则：第一，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疾病，因为中国疾病谱和国外的疾病谱不太一样;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疾病，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罕见病;第三，在我国有较好的科学研究基础和资源优势的疾病。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疾病？
詹启敏：比如肿瘤方面，西方高发病为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我国除肺癌外主要都是在消化道，如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消化道癌症居高不下，乳腺癌、结直肠癌等迅速上升。我国有4种肿瘤的死亡位于世界第一位，包括肺癌、胃癌、肝癌和食管癌。攻克这些癌症是中国医学界的历史责任。
《财经国家周刊》：如果按精准医学的概念，是不是以后疾病分型可以按照基因分型？
詹启敏：在目前临床分期和病理分期的基础上，分子分型和分子分期可以提供更精准的临床治疗依据。以血液病为例。30年前，白血病分类较简单，主要是分为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成人白血病和幼儿白血病，再就是淋巴细胞白血病。但现在通过核分型就可以分出几十种来，例如M3白血病，采用我国发明的三氧化二砷治疗，5年生存率达95%以上。可以预测，将来还可能会有更细的分子分型，会对白血病治疗和临床转归有更精准的指导意义。
《财经国家周刊》：这应该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诊疗过程？
詹启敏：伴随精准医学发展，将出现很多新的疾病诊疗路径、标准、规范和指南。但是，未来这些新的疾病分类和治疗指南规范的制定由哪国完成，取决于该国的医学科技创新竞争力强。这是一个历史机会，至少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疾病，诊疗标准应该由中国主导。
中国人口众多，临床资源比较丰富，开展科学项目有组织上的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像制造“两弹一星”一样，将中国的疾病资源和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需要国家级健康大数据
《财经国家周刊》：发展精准医学，要重视哪些环节？
詹启敏：第一是生物样本库。谁拥有生物样本资源，谁就掌握医学科技主动权，谁就能占据医学竞争制高点。中国生物临床资源在全世界是最丰富的，因为我们的人群多，病种全，但共享比较差，现在很多样生物样品库在医院，资源共享和互通有无做得比较差。
再就是大数据。从出生第一天起一直到生命终结，从健康、亚健康、疾病前期、疾病治疗和康复期、生病终结期，整个生命过程都产生动态数据，健康大数据是地球上最大的数据库。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家级的健康大数据库。
目前比较成熟的是临床信息和组学数据，基因组最成熟，蛋白质组逐渐也用上了，还有免疫组、肠道微生物也开始用到临床。
第三，精准医学主要为医生决策提供手段和依据。精准医学的主战场是社区和医院，社区关注人群、关注预防，也就是说疾病防治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在精准医学发展中，提出临床问题的医生是研究主体，也是临床决策的主体，大数据的作用主要是为提供临床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此外，精准医学需要大数据和大样本的支撑，需要产学研政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