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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空降”变迁
“空降”干部是中共由来已久的重要传统，是中共进行革命和治理国家的有效策略。中共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重建公共秩序、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中共革命是从底层乡村的星星之火变成整个中国的燎原之势的，这种自下而上、由点及面、梯度推进的路径选择，是“空降”精英进行动员，而非“地产”乡民自觉行动的结果。中共的发展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隆，靠的是先知先觉的革命精英“空降”四方、“布道传教”。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能够在险恶的国际生存环境下和极低的历史起点上，迅速推动由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型，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家政权，中共开始推行赶超战略，进而建立起了全能政府。
不论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缺乏民间经验支持的激进政策的强力推行，还是强调政治集权、垄断社会资源的全能政府的有效运作，富有执行力的干部队伍是其根本基础，诚如毛泽东所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中共地方政权是随着军事胜利的逐步取得而渐次建立起来的，最初的地方党政干部多由军队干部就地转化而来，部分为上级下派的政治干部（包括返乡原籍干部），他们都是属于“空降”干部，真正土生土长的“地产”干部较为罕见。由于区域发展的相对均衡和政治待通的大体平等，加之政治信念坚定、组织纪律严明，这些“空降”革命干部，大多落地生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多年里，一直都是地方党政干部中的基本骨干和领导力量。
干部队伍的这些特质与这一时期的赶超战略和全能体制高度契合，造就了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跌宕起伏、千回百转。
1980年代，随着革命时代的渐行渐远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国家治理模式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也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党政干部开始了世代更替，经历了战争磨砺的革命干部和崛起于文革时期的政治干部逐步淡出政坛，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青年技术干部开始涌现于各级党政部门。
时代的变迁和世代的更替使得干部队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干部人事制度建设方面作出了积极回应。1990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有关党政部门密集出台了多种制度规定，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
在此背景之下，干部空降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法制化和规范化。1990年年7月和2006年6月，中共中央分别颁布《关于实行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其他法律、法规、规划、决定也都有涉及干部交流的具体规定，由此形成了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的党政干部交流制度。
规模化和常态化。京官空降从原先主要限于省级主要领导扩大到了省、地级其他重要岗位甚至县、乡级一般岗位：从藏、疆、深等特殊地区扩大到了一般地区。随着任期制和制度化的推行，京官“空降”也从偶尔为之变为常态进行。
双向化和专业化。中组部在2010年下半年启动的中央和地方基层官员任职交流中实行了“出一进一”原则，66名分别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司局级干部被调派到各地任职，相应的，接收交流干部的省区市选派66名厅级干部至中央部委任职。
重视基层。近年来，胡锦涛、习近平等一再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制度，促进形成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
政治因素、国家战略一直都是干部空降的重要考量。藏、疆这些特殊地区自不必说，为了推动国家制定“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的战略部署，中组部分别于2005年和2009年，选派94名中央单位和沿海省市干部“空降”东北，选调25名中央财经部门、金融系统官员“空降”湖北、重庆。干部空降能够带来资源集聚，推动特殊地区的跨越发展，进而改善国家治理，实现政治稳定。
各类“空降”扫描
干部到基层锻炼、干部在基层成长、干部从基层选拔，是我们党培养执政骨干的一贯方针。从我们党成立到现在，一直还沿用着这条已经证明了的正确的干部任用办法。
选派大批干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任职。早在1941年，党的中央组织就选派军队干部战士，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及对敌工作干部，创建武工队，深入敌战区和接敌区。1947年和1948年，党中央从老解放区选调2800名和53000名干部南下，派往新解放区任职，使接管工作及时有序地进行。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的10年间，各级党组织选派许多干部参加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地质勘探和三线建设，到祖国最需要的基层艰难地方任职，与人民群众及其子弟兵同甘共苦，奏响了建设祖国的最强音。
“5·12”汶川地震后，中央组织部选派了两批干部到四川地震重灾区挂职，帮助恢复重建工作。18个对口支援省市也都及时选派了援建干部。据统计，选派到四川省的援建干部共有1469人，其中厅级干部70人，处级干部511人，科级干部888人。在灾区的广大挂职干部视灾情为命令，把灾区当家乡，始终坚守和奋战在灾区一线，离乡舍家，无私奉献，在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选派青年干部和大学生到基层挂职锻炼。我们党一贯重视培养和使用青年干部，1964年和1965年，中央组织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1100名优秀人才，由老干部带领，到农村基层工作锻炼。
从1979年开始，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及有关省市选调干部到西藏工作。截至2010年，分批次选派干部合计14026名。
1980年开始，党和国家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又选调3000名到基层公安工作，选调100名优秀大学生到西藏。2003年选调600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工作。2001年，选派126名省部级副职后备干部及局处级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2004年和2007年选派218名和230名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老工业基地挂职锻炼。
1999至200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选派九批共计1000多名“博士服务团”赴西部地区锻炼服务，每批一年。2002年开始，选派中青年干部到三峡工程、北京奥运、南水北调、上海世博等国家重点工程挂职锻炼。每批一年。2008年开始，党和国家为农村选聘大学生“村官”，至2011年5月，已超过20.9万名。
最引人关注的是，2011年初，由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选派的66名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6.5岁，年龄最小的41岁，以中青年干部为主体，几乎都是各部委的后备力量。
选派公众人物空降各地担任领导职务。2000年底，相声明星牛群南下挂职安徽蒙城县副县长“养群牛”，顿时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眼球。牛群在蒙城的所作所为，无不带有一个著名演员的“底色”。
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政，2009年12月任新疆阿勒泰地委副书记，2012年2月任中共铜仁市委副书记，2012年7月任中共黔西南州委副书记。
2008年，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主持人王志到丽江市挂职副市长。之前中央电视台导演陈临春也是因为去内蒙古挂职锻炼，做了一年的副县长，回到央视之后升为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文艺部副主任。
在众多转型从政的女运动员中，邓亚萍无疑是最成功者之一。2009年4月16日，36岁的体坛名将邓亚萍正式调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一年后邓亚萍又正式调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兼“人民搜索”网站总裁，短短三年内，邓亚萍完成了“三级跳”成为最年轻的正斤级女干部之一。
“空降”干部是中共由来已久的重要传统，是中共进行革命和治理国家的有效策略。中共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重建公共秩序、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中共革命是从底层乡村的星星之火变成整个中国的燎原之势的，这种自下而上、由点及面、梯度推进的路径选择，是“空降”精英进行动员，而非“地产”乡民自觉行动的结果。中共的发展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隆，靠的是先知先觉的革命精英“空降”四方、“布道传教”。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能够在险恶的国际生存环境下和极低的历史起点上，迅速推动由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型，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家政权，中共开始推行赶超战略，进而建立起了全能政府。
不论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缺乏民间经验支持的激进政策的强力推行，还是强调政治集权、垄断社会资源的全能政府的有效运作，富有执行力的干部队伍是其根本基础，诚如毛泽东所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中共地方政权是随着军事胜利的逐步取得而渐次建立起来的，最初的地方党政干部多由军队干部就地转化而来，部分为上级下派的政治干部（包括返乡原籍干部），他们都是属于“空降”干部，真正土生土长的“地产”干部较为罕见。由于区域发展的相对均衡和政治待通的大体平等，加之政治信念坚定、组织纪律严明，这些“空降”革命干部，大多落地生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多年里，一直都是地方党政干部中的基本骨干和领导力量。
干部队伍的这些特质与这一时期的赶超战略和全能体制高度契合，造就了中国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跌宕起伏、千回百转。
1980年代，随着革命时代的渐行渐远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国家治理模式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也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党政干部开始了世代更替，经历了战争磨砺的革命干部和崛起于文革时期的政治干部逐步淡出政坛，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青年技术干部开始涌现于各级党政部门。
时代的变迁和世代的更替使得干部队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干部人事制度建设方面作出了积极回应。1990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有关党政部门密集出台了多种制度规定，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
在此背景之下，干部空降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法制化和规范化。1990年年7月和2006年6月，中共中央分别颁布《关于实行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其他法律、法规、规划、决定也都有涉及干部交流的具体规定，由此形成了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的党政干部交流制度。
规模化和常态化。京官空降从原先主要限于省级主要领导扩大到了省、地级其他重要岗位甚至县、乡级一般岗位：从藏、疆、深等特殊地区扩大到了一般地区。随着任期制和制度化的推行，京官“空降”也从偶尔为之变为常态进行。
双向化和专业化。中组部在2010年下半年启动的中央和地方基层官员任职交流中实行了“出一进一”原则，66名分别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的司局级干部被调派到各地任职，相应的，接收交流干部的省区市选派66名厅级干部至中央部委任职。
重视基层。近年来，胡锦涛、习近平等一再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从基层一线选拔干部制度，促进形成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
政治因素、国家战略一直都是干部空降的重要考量。藏、疆这些特殊地区自不必说，为了推动国家制定“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的战略部署，中组部分别于2005年和2009年，选派94名中央单位和沿海省市干部“空降”东北，选调25名中央财经部门、金融系统官员“空降”湖北、重庆。干部空降能够带来资源集聚，推动特殊地区的跨越发展，进而改善国家治理，实现政治稳定。
各类“空降”扫描
干部到基层锻炼、干部在基层成长、干部从基层选拔，是我们党培养执政骨干的一贯方针。从我们党成立到现在，一直还沿用着这条已经证明了的正确的干部任用办法。
选派大批干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任职。早在1941年，党的中央组织就选派军队干部战士，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及对敌工作干部，创建武工队，深入敌战区和接敌区。1947年和1948年，党中央从老解放区选调2800名和53000名干部南下，派往新解放区任职，使接管工作及时有序地进行。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的10年间，各级党组织选派许多干部参加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地质勘探和三线建设，到祖国最需要的基层艰难地方任职，与人民群众及其子弟兵同甘共苦，奏响了建设祖国的最强音。
“5·12”汶川地震后，中央组织部选派了两批干部到四川地震重灾区挂职，帮助恢复重建工作。18个对口支援省市也都及时选派了援建干部。据统计，选派到四川省的援建干部共有1469人，其中厅级干部70人，处级干部511人，科级干部888人。在灾区的广大挂职干部视灾情为命令，把灾区当家乡，始终坚守和奋战在灾区一线，离乡舍家，无私奉献，在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选派青年干部和大学生到基层挂职锻炼。我们党一贯重视培养和使用青年干部，1964年和1965年，中央组织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挑选1100名优秀人才，由老干部带领，到农村基层工作锻炼。
从1979年开始，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及有关省市选调干部到西藏工作。截至2010年，分批次选派干部合计14026名。
1980年开始，党和国家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又选调3000名到基层公安工作，选调100名优秀大学生到西藏。2003年选调600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工作。2001年，选派126名省部级副职后备干部及局处级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2004年和2007年选派218名和230名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老工业基地挂职锻炼。
1999至200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共青团中央选派九批共计1000多名“博士服务团”赴西部地区锻炼服务，每批一年。2002年开始，选派中青年干部到三峡工程、北京奥运、南水北调、上海世博等国家重点工程挂职锻炼。每批一年。2008年开始，党和国家为农村选聘大学生“村官”，至2011年5月，已超过20.9万名。
最引人关注的是，2011年初，由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选派的66名干部到地方任职锻炼，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6.5岁，年龄最小的41岁，以中青年干部为主体，几乎都是各部委的后备力量。
选派公众人物空降各地担任领导职务。2000年底，相声明星牛群南下挂职安徽蒙城县副县长“养群牛”，顿时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眼球。牛群在蒙城的所作所为，无不带有一个著名演员的“底色”。
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政，2009年12月任新疆阿勒泰地委副书记，2012年2月任中共铜仁市委副书记，2012年7月任中共黔西南州委副书记。
2008年，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主持人王志到丽江市挂职副市长。之前中央电视台导演陈临春也是因为去内蒙古挂职锻炼，做了一年的副县长，回到央视之后升为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文艺部副主任。
在众多转型从政的女运动员中，邓亚萍无疑是最成功者之一。2009年4月16日，36岁的体坛名将邓亚萍正式调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一年后邓亚萍又正式调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兼“人民搜索”网站总裁，短短三年内，邓亚萍完成了“三级跳”成为最年轻的正斤级女干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