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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经济理论工作者开始摆脱种种教条主义观点的束缚，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成为经济理论界探讨的焦点。其中一个有关经济全局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经济学者刘国光和赵人伟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并把研究成果“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接着提交1979年4月间在无锡召开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文章突破了过去关于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互排斥不能结合的传统认识，深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为了维护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和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利用市场，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国家计划的调节。因为文章触及到时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这篇文章发表后，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也结合市场经济”。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直到1990年前后才公布出来，长久不为人知。他讲此话的时候，尽管还是认为“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计划与市场互相排斥、不能相容的传统观念已经破除。此后，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经济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可以结合。这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的文件中都有相关的表述。
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会见出席会议的代表们
1987年2月6日，十三大之前，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于是，十三大就没有再讲谁为主，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国家、市场、企业三者关系的重点，放在市场方面；同时提出，要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为此，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从十二大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转为计划与市场平起平坐，并且逐渐把重点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方面倾斜。
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在理论上还是没有讲清楚到底计划与市场谁为主谁为辅，所以在1990年和1991年理论界还在继续争论，并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市场取向；有的反对市场取向，说联合国统计上分类，都把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把市场经济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邓小平一路走一路讲，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就在邓小平南巡时，十四大在紧张地筹备当中。中央领导深刻领会了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重要意义，决定将它体现在十四大的报告中。
2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党的十四大报告通篇要体现小平同志当年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很好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經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认真规划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为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清楚地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的手段，大多数人都逐渐统一到这一理解上来。在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全党对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做了《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江泽民讲了他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认识和召开十四大的准备工作。对改革经济体制问题，他介绍了当时的几种建议：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讨论后选择一种。他还亮出他的看法，倾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最后需要通过十四大代表大会充分讨论后表决通过。
刘国光参与过十四大报告的起草，据他回忆：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讲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三种提法前，找他谈过一次。江泽民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问刘国光的意见。刘国光赞成这个提法，说这个提法简明扼要，同时也提出一个意见，如果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计划”这个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江泽民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刘国光说，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是对的，社会主义就包括“有计划”。
6月12日，江泽民在邓小平住地向他汇报了有关情况，邓小平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认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他还指示：“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随后江泽民的讲话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下發，反映良好，“各省区市都同意这个提法”。
10月12日上午9时整，人民大会堂里奏响了雄壮的《国际歌》旋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9时5分，江泽民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向讲台，用洪亮的声音宣读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那铿锵的声音通过电波，从人民大会堂传向北国南疆。
长达两个小时的报告，不时被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江泽民在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14年来的实践，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十四大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认为“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据此，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除了货币金融，财政税收，还包括国家计划，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离不开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宏观调控本身就是广义的国家计划调控。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有很丰富的内容，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内容，也包含“有计划”的内容。
为了给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理论宣传准备，中共中央几个部门1992年9月19日在怀仁堂联合召开干部大会，举办系列讲座。刘国光主持，他在讲座的开篇就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把作为调节手段的计划和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我们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不能须臾忘记的”。
十四大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进程中，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成功地进行宏观调控，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落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国务院调整经济发展计划，作出了加快发展的各项部署。
这么多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由传统计划经济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生动蓬勃地向前发展。当然，目前市场经济还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资源要素市场，资本金融市场，等等，需要进一步发展到位。但是也有因为经验不成熟，犯了市场幼稚病，而发生的过度市场化的地方，如教育、医疗、住宅等领域，不该市场化的部分，都要搞市场化，发展到对市场的迷信，带来不良的后果。市场经济在发挥激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等优越性的同时，它本身所固有的缺陷，特别在总量平衡上，环境资源保护上及社会公平分配上引发的负面效果已经充分地显露出来了。这与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有很大的关系。本来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十四大以来，我们在短期宏观调控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胀和治理通缩的成功经验，但国家计划对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导向作用明显减弱。计划本身多是政策汇编性的，很少有约束性、问责性的任务；中央计划与地方计划脱节，前者控制不了后者的“GDP情结”；计划的要求与实际完成数字相差甚远。所有这些，影响到宏观经济管理的实效，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失衡问题。
邓小平南方视察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十七大重新提出“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十七大明确提出这个多年没有强调的国家计划的导向性问题，再次提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再到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这合乎辩证法的“正——反——合”的规律。这不是回到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旧模式，而是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改革新阶段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刘国光曾说：“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不同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第一，现在的国家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去管。第二，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战略性的、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必须有导向作用和必要的约束、问责功能。这样的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内涵。”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经过最初十几年实践与理论的艰苦探索，于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此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中国经济也随之进入持续的高速增长轨道。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朝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全面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充满了活力。在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不仅继续保持着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不断得到提高。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实现党所确立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经济学者刘国光和赵人伟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并把研究成果“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接着提交1979年4月间在无锡召开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文章突破了过去关于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互排斥不能结合的传统认识，深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为了维护整个社会公共利益和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利用市场，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国家计划的调节。因为文章触及到时下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重视，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这篇文章发表后，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也结合市场经济”。邓小平的这次谈话，直到1990年前后才公布出来，长久不为人知。他讲此话的时候，尽管还是认为“我们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计划与市场互相排斥、不能相容的传统观念已经破除。此后，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经济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可以结合。这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的文件中都有相关的表述。
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
1987年2月6日，十三大之前，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于是，十三大就没有再讲谁为主，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国家、市场、企业三者关系的重点，放在市场方面；同时提出，要从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为此，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从十二大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转为计划与市场平起平坐，并且逐渐把重点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方面倾斜。
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在理论上还是没有讲清楚到底计划与市场谁为主谁为辅，所以在1990年和1991年理论界还在继续争论，并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市场取向；有的反对市场取向，说联合国统计上分类，都把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国家，而把市场经济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邓小平一路走一路讲，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就在邓小平南巡时，十四大在紧张地筹备当中。中央领导深刻领会了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重要意义，决定将它体现在十四大的报告中。
2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十四大报告起草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党的十四大报告通篇要体现小平同志当年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很好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經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认真规划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为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清楚地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的手段，大多数人都逐渐统一到这一理解上来。在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全党对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做了《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江泽民讲了他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认识和召开十四大的准备工作。对改革经济体制问题，他介绍了当时的几种建议：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讨论后选择一种。他还亮出他的看法，倾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最后需要通过十四大代表大会充分讨论后表决通过。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刘国光参与过十四大报告的起草，据他回忆：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讲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三种提法前，找他谈过一次。江泽民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问刘国光的意见。刘国光赞成这个提法，说这个提法简明扼要，同时也提出一个意见，如果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计划”这个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江泽民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刘国光说，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是对的，社会主义就包括“有计划”。
6月12日，江泽民在邓小平住地向他汇报了有关情况，邓小平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认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他还指示：“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随后江泽民的讲话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下發，反映良好，“各省区市都同意这个提法”。
10月12日上午9时整，人民大会堂里奏响了雄壮的《国际歌》旋律。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9时5分，江泽民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向讲台，用洪亮的声音宣读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那铿锵的声音通过电波，从人民大会堂传向北国南疆。
长达两个小时的报告，不时被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江泽民在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14年来的实践，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十四大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认为“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据此，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除了货币金融，财政税收，还包括国家计划，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离不开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宏观调控本身就是广义的国家计划调控。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有很丰富的内容，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内容，也包含“有计划”的内容。
为了给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理论宣传准备，中共中央几个部门1992年9月19日在怀仁堂联合召开干部大会，举办系列讲座。刘国光主持，他在讲座的开篇就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把作为调节手段的计划和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我们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不能须臾忘记的”。
十四大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进程中，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成功地进行宏观调控，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为落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国务院调整经济发展计划，作出了加快发展的各项部署。
这么多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由传统计划经济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生动蓬勃地向前发展。当然，目前市场经济还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资源要素市场，资本金融市场，等等，需要进一步发展到位。但是也有因为经验不成熟，犯了市场幼稚病，而发生的过度市场化的地方，如教育、医疗、住宅等领域，不该市场化的部分，都要搞市场化，发展到对市场的迷信，带来不良的后果。市场经济在发挥激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等优越性的同时，它本身所固有的缺陷，特别在总量平衡上，环境资源保护上及社会公平分配上引发的负面效果已经充分地显露出来了。这与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有很大的关系。本来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十四大以来，我们在短期宏观调控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胀和治理通缩的成功经验，但国家计划对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导向作用明显减弱。计划本身多是政策汇编性的，很少有约束性、问责性的任务；中央计划与地方计划脱节，前者控制不了后者的“GDP情结”；计划的要求与实际完成数字相差甚远。所有这些，影响到宏观经济管理的实效，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失衡问题。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十七大重新提出“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十七大明确提出这个多年没有强调的国家计划的导向性问题，再次提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再到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这合乎辩证法的“正——反——合”的规律。这不是回到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旧模式，而是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改革新阶段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刘国光曾说：“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不同于过去‘传统计划经济’。第一，现在的国家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去管。第二，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战略性的、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必须有导向作用和必要的约束、问责功能。这样的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内涵。”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经过最初十几年实践与理论的艰苦探索，于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此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中国经济也随之进入持续的高速增长轨道。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朝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全面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充满了活力。在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不仅继续保持着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不断得到提高。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实现党所确立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