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说过，过度医疗是一种“无知”，谁“无知”呢？医生？患者？政府？还是谁？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在访谈中指出，公立医院应该以公益性为根本，但事实上大部分公立医院因为财政投入不足，收入的90%来源于自己的业务收入，包括检查、手术、原材料的消耗加价和药品的加价，既加重了医务人员的负担，还消耗了更多的药品。
言下之意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因和果相互纠缠、相互依赖。当我们在讨论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谈到过度医疗的问题。过度医疗包含着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这些“过度”对国民的精神与身体造成的危害是深远的，是不应该而且是要制止的！如何避免过度检查治疗？过度检查每个国家都有，只是或多或寡，或轻或重，原因无非就是：一为钱，二无知。
为钱大家非常清楚，就是利益最大化。“无知”却是含义“深重”，绝对的无知与技术有关，与患者无理的要求有关；相对的无知就是与专业以外的观念政策有关，或是把医院当作企业，傻乎乎地推行“薄利多销”，或是对医护人员价值的亵渎，医生成为了丑恶的医疗制度替罪羊，或是过度的举证倒置，或是在市场上寻求自我发展。如此繁多的制度缺陷，久而久之，“过度”成为了医生寻求的保护伞。要解决医生的“过度”行为，要依靠所谓的医德教育显然是“无知”的表现。
因此，我认为整治过度医疗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支付制度；二是专业自治。
医学的进步，各种新技术的产生，谁能说得清楚其治疗的效果呢？只有专家！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认为专家是“利己”的，要相信大多数专家是凭良心行医的，只有制度败坏，才会良心玷污。新技术有没有被滥用，谁来说话呢？一定是专家判断，是有良心和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说话！
如果我们的支付制度仅仅是领导说了算，医保部门说了算，那人民的健康权益谁来保证呢？科学的严谨性谁来保证呢？医生的责任谁来保证呢？所以，一项有益于人民健康的国家医疗政策的基本点应该是：公平的，量力的，科学的。
遇到急症能不能到医院先治疗后交费？多数国家，急症的救治均为政府的责任，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须能”！但是，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匪夷所思！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交由医院来回答呢？医院本来就应该是“有医无类”，救死扶伤乃医生之天职，不容置疑！
我想用我最近的一篇微博来告诉大家的一个事实：先救人后付费，谁付费？摩托肇事撞倒了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了，花费若干元。肇事者从保险获得11万赔付受害者，而受害者和肇事者均不愿交付医院的抢救费。律师说没办法。医院起诉患者家属？家属说本不该发生的事为啥我要付？起诉肇事者？肇事者说我买了全责险。问保险，我们已经支付了。医院亏了去了，值得深思。
这又说明，医院仅仅是一个提供医疗技术服务的平台，公益性是由政府的“钱”来体现的，政府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就具有公共性和合理性，用在医院就是公益性。没有金钱支持的医疗服务，公益性何来？
以上的分析仅仅是从政府政策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展开，而且仅仅是“点题”。其实“医疗过度”的一方还有患者。比如：不给红包病人死了说你不尽力；给了红包治不好说你红包受贿。当然，这种现象也许是少数，而少数的影响力是极大！又比如，不可理喻的“缝肛门”和“八毛门”，此类的患者不多，此类的记者也不多，但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巨大的！至今“阴云”未散。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在访谈中指出，公立医院应该以公益性为根本，但事实上大部分公立医院因为财政投入不足，收入的90%来源于自己的业务收入，包括检查、手术、原材料的消耗加价和药品的加价，既加重了医务人员的负担，还消耗了更多的药品。
言下之意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因和果相互纠缠、相互依赖。当我们在讨论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谈到过度医疗的问题。过度医疗包含着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这些“过度”对国民的精神与身体造成的危害是深远的，是不应该而且是要制止的！如何避免过度检查治疗？过度检查每个国家都有，只是或多或寡，或轻或重，原因无非就是：一为钱，二无知。
为钱大家非常清楚，就是利益最大化。“无知”却是含义“深重”，绝对的无知与技术有关，与患者无理的要求有关；相对的无知就是与专业以外的观念政策有关，或是把医院当作企业，傻乎乎地推行“薄利多销”，或是对医护人员价值的亵渎，医生成为了丑恶的医疗制度替罪羊，或是过度的举证倒置，或是在市场上寻求自我发展。如此繁多的制度缺陷，久而久之，“过度”成为了医生寻求的保护伞。要解决医生的“过度”行为，要依靠所谓的医德教育显然是“无知”的表现。
因此，我认为整治过度医疗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支付制度；二是专业自治。
医学的进步，各种新技术的产生，谁能说得清楚其治疗的效果呢？只有专家！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认为专家是“利己”的，要相信大多数专家是凭良心行医的，只有制度败坏，才会良心玷污。新技术有没有被滥用，谁来说话呢？一定是专家判断，是有良心和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说话！
如果我们的支付制度仅仅是领导说了算，医保部门说了算，那人民的健康权益谁来保证呢？科学的严谨性谁来保证呢？医生的责任谁来保证呢？所以，一项有益于人民健康的国家医疗政策的基本点应该是：公平的，量力的，科学的。
遇到急症能不能到医院先治疗后交费？多数国家，急症的救治均为政府的责任，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须能”！但是，在中国提出这个问题，匪夷所思！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交由医院来回答呢？医院本来就应该是“有医无类”，救死扶伤乃医生之天职，不容置疑！
我想用我最近的一篇微博来告诉大家的一个事实：先救人后付费，谁付费？摩托肇事撞倒了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了，花费若干元。肇事者从保险获得11万赔付受害者，而受害者和肇事者均不愿交付医院的抢救费。律师说没办法。医院起诉患者家属？家属说本不该发生的事为啥我要付？起诉肇事者？肇事者说我买了全责险。问保险，我们已经支付了。医院亏了去了，值得深思。
这又说明，医院仅仅是一个提供医疗技术服务的平台，公益性是由政府的“钱”来体现的，政府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就具有公共性和合理性，用在医院就是公益性。没有金钱支持的医疗服务，公益性何来？
以上的分析仅仅是从政府政策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展开，而且仅仅是“点题”。其实“医疗过度”的一方还有患者。比如：不给红包病人死了说你不尽力；给了红包治不好说你红包受贿。当然，这种现象也许是少数，而少数的影响力是极大！又比如，不可理喻的“缝肛门”和“八毛门”，此类的患者不多，此类的记者也不多，但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巨大的！至今“阴云”未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