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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为中国园林史上突出繁荣的时期，而江南地区园林文化的高度繁荣使其在中国园林历史的研究进程中占有突出的优势。然而在明代初期，其造园风格及规模与其后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别，本文通过两个园子的鉴析来分析明初的造园情况。
关键词：元末明初;江南园林
一、元末明初江南园林概况
（一）元末
“元代蒙族政权不到一百年的短暂统治，民族矛盾尖锐，明初战乱甫定，经济有待复苏，造园活动总的来说处于迟滞的低潮状态。”周维权先生就元末大的时代背景分析了造园进程，在蒙古进据中原和江南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确实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也严重影响了私家园林的发展。从现有资料来看，有关元代的私家园林的记载也很少，与宋朝的盛状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虽然就全国来看园林建设是很少的，但江南地区却是例外，也就是说，元这一时期园林建设即是集中在了江南地区。尤其在其周边地区都在遭受战乱的时候，江南却相对安定，有着高水准的园林建设。
（二）明初
与元末江南地区较为和平的园林发展环境，明初的社会环境对园林的发展无疑是一片阴霾。这一时期对江南园林的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简要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朝代交替之时战争的惨烈破坏，二是朱元璋的造园禁令。
虽然江南在张士诚占据时期苏州一带较为安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来争夺江南，这个人就是朱元璋。园林是一个朝代、一个时期的真切反映，战火弥漫的当下，众多精致的江南园林毁于一旦。除了战火带来的伤害，明初朱元璋还陆续以强制迁移人口、加重赋税、捕杀文人等等一系列报复性的措施重创江南，严重削弱了江南造园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然而对于明初的造园形式产生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朱元璋颁布的造园禁令。《明太祖实录》中记载“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财以为游观之乐，朕绝不为之。”可见朱元璋对园林建设持有坚决反对的态度。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夺取政权的，他极为厌恶元代富豪们的造园享乐，也轻视文人士大夫那种在他眼中“自命清高”的园林情结。
上述两个重要因素使得明初的园林并未有突出性的建树，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滞，暗中为后期的兴盛积蓄着力量。
二、名园概述
（一）玉山佳处
这个曾经名噪一时的园子的主人是是元末文学家、藏书家顾瑛。家境优越、才华出众的他在30岁之时弃商从文，与朋友游山玩水，饮酒赋诗，过着优腴闲适的生活。他以其家的藏书楼为据点，建园名为“玉山佳处”，是当时文人聚会、赋诗的著名场所。《明史》对其的评价为：“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饩馆声伎，并冠绝一时。”，由此也看见这座园林在当时的地位。
关于园中的景点，各个时期众说纷纭，有说二十八处，也有说三十六处的，可以看出这座园子的关注度并不低。从景观的营造上来看，园中堆山累石所形成的假山成为了突出景观，值得注意的是，假山有着因时而异的欣赏特性，不同的时段、天气，呈现出的景致也大不相同。陈基在其《玉山佳处后记》中描述：“每日初昕，霁景鲜丽......晦冥之夕，则云雨之霑薱者，恍若出於其谷”。另外的景观如水池“春草池”，也是被大量吟诵。大片的深池、绿水，水中的游鱼、细藻，池畔的石矶、芳草，都使得池景甚至成为园中最佳处。此外，顾瑛本人对奇石的热爱，加之草木之映带，使得园中之“奇”景更为生动。
然而，它终究没能逃过战争的迫害。“及吴平，父子并徙濠梁。洪武二年卒。”随着主人的离去，带不走的园林无依无靠，最终也被无情的摧毁。大多数曾在此园中聚会的文化精英进入明朝，仍然忘不了这座园子，玉山佳处无疑是他们心中的珍藏。
（二）苏州狮子林
历史上对狮子林的建设时间有着很大的争议，不过现代研究较倾向建成于1342年，比玉山佳处稍早建成。因其位于城内，其规模较玉山小很多，仅十余亩。但就是在这片不大的地块中，狮子林形成了属于特自己的奇景。
放在第一点说的，便是狮子林中的大片竹林。据郑元佑所撰《立雪堂记》可知，“几数万个”的“挺然修竹”，形成了“如大丛林”的氛围。而“丛林”原为佛寺的别称，形容蒋静修行的场所，可见大片竹林对修行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竹林，假山怪石便是狮子林最大的特点。从欧阳玄《师子林菩提正宗寺记》中可以略知一二。狮子林的营建利用了原先的园林基础，傍山便有石，在原先的地块上，本身就有很多形态特异的怪石，成为了这座园林的最为突出的景观特征，甚至成为狮子林得名来源。做法即为土丘上置太湖石峰，形成岩谷等景象，而石峰也形成突出的欣赏对象。
尽管有着宗教特色，但狮子林的造园方式与文人园并无太大差异，也有着较多的士大夫的参与，集会赋诗作画更是与文人们的活动密切相关，所以说，文人文化仍对此园起到了领导性的作用。
三、园林观念
在环境条件并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元末明初交替之际造园仍在继续。除了一般性的园林观念（如养亲、自娱、聚会）外，在这特殊的时期，还有一些新兴的观念。
一是园林的象征意义。经历战乱以后，文人们对于自己的园林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明初文坛的杰出成就者宋濂就清楚地认识到了：园林之兴，象征社会的欣欣向荣。易代战乱以后，此时园林重兴，值得赏园赋诗为乐。
二则是反映志向的追求。“隐逸”，这在当时的江南地区是不愿入世为官的文人们的常见姿态，这种“隐”的志向直接就能够反映在园林之上。不大同于元末，“隐”到了明初并没有一直保持下去，原因显而易见：元朝和明朝的统治者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到了明朝，汉人地位的抬升也有助于元末隐士们的入世。当然，既然园林可以反映“隐”，那么也是能够反映“入”的。所以总的来说，在明初“隐”虽然还是园林文化中一个不可替代的方面，但其内容已然开始悄悄的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仍会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12）
[2]顾 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03）
[3]《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
[4][明]陈基 《玉山佳处后记》
[4][明]朱元璋 《明太祖文集》卷七
[5][明]顾瑛 《玉山名胜集》
关键词：元末明初;江南园林
一、元末明初江南园林概况
（一）元末
“元代蒙族政权不到一百年的短暂统治，民族矛盾尖锐，明初战乱甫定，经济有待复苏，造园活动总的来说处于迟滞的低潮状态。”周维权先生就元末大的时代背景分析了造园进程，在蒙古进据中原和江南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确实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也严重影响了私家园林的发展。从现有资料来看，有关元代的私家园林的记载也很少，与宋朝的盛状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虽然就全国来看园林建设是很少的，但江南地区却是例外，也就是说，元这一时期园林建设即是集中在了江南地区。尤其在其周边地区都在遭受战乱的时候，江南却相对安定，有着高水准的园林建设。
（二）明初
与元末江南地区较为和平的园林发展环境，明初的社会环境对园林的发展无疑是一片阴霾。这一时期对江南园林的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简要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朝代交替之时战争的惨烈破坏，二是朱元璋的造园禁令。
虽然江南在张士诚占据时期苏州一带较为安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来争夺江南，这个人就是朱元璋。园林是一个朝代、一个时期的真切反映，战火弥漫的当下，众多精致的江南园林毁于一旦。除了战火带来的伤害，明初朱元璋还陆续以强制迁移人口、加重赋税、捕杀文人等等一系列报复性的措施重创江南，严重削弱了江南造园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然而对于明初的造园形式产生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朱元璋颁布的造园禁令。《明太祖实录》中记载“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财以为游观之乐，朕绝不为之。”可见朱元璋对园林建设持有坚决反对的态度。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夺取政权的，他极为厌恶元代富豪们的造园享乐，也轻视文人士大夫那种在他眼中“自命清高”的园林情结。
上述两个重要因素使得明初的园林并未有突出性的建树，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滞，暗中为后期的兴盛积蓄着力量。
二、名园概述
（一）玉山佳处
这个曾经名噪一时的园子的主人是是元末文学家、藏书家顾瑛。家境优越、才华出众的他在30岁之时弃商从文，与朋友游山玩水，饮酒赋诗，过着优腴闲适的生活。他以其家的藏书楼为据点，建园名为“玉山佳处”，是当时文人聚会、赋诗的著名场所。《明史》对其的评价为：“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饩馆声伎，并冠绝一时。”，由此也看见这座园林在当时的地位。
关于园中的景点，各个时期众说纷纭，有说二十八处，也有说三十六处的，可以看出这座园子的关注度并不低。从景观的营造上来看，园中堆山累石所形成的假山成为了突出景观，值得注意的是，假山有着因时而异的欣赏特性，不同的时段、天气，呈现出的景致也大不相同。陈基在其《玉山佳处后记》中描述：“每日初昕，霁景鲜丽......晦冥之夕，则云雨之霑薱者，恍若出於其谷”。另外的景观如水池“春草池”，也是被大量吟诵。大片的深池、绿水，水中的游鱼、细藻，池畔的石矶、芳草，都使得池景甚至成为园中最佳处。此外，顾瑛本人对奇石的热爱，加之草木之映带，使得园中之“奇”景更为生动。
然而，它终究没能逃过战争的迫害。“及吴平，父子并徙濠梁。洪武二年卒。”随着主人的离去，带不走的园林无依无靠，最终也被无情的摧毁。大多数曾在此园中聚会的文化精英进入明朝，仍然忘不了这座园子，玉山佳处无疑是他们心中的珍藏。
（二）苏州狮子林
历史上对狮子林的建设时间有着很大的争议，不过现代研究较倾向建成于1342年，比玉山佳处稍早建成。因其位于城内，其规模较玉山小很多，仅十余亩。但就是在这片不大的地块中，狮子林形成了属于特自己的奇景。
放在第一点说的，便是狮子林中的大片竹林。据郑元佑所撰《立雪堂记》可知，“几数万个”的“挺然修竹”，形成了“如大丛林”的氛围。而“丛林”原为佛寺的别称，形容蒋静修行的场所，可见大片竹林对修行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竹林，假山怪石便是狮子林最大的特点。从欧阳玄《师子林菩提正宗寺记》中可以略知一二。狮子林的营建利用了原先的园林基础，傍山便有石，在原先的地块上，本身就有很多形态特异的怪石，成为了这座园林的最为突出的景观特征，甚至成为狮子林得名来源。做法即为土丘上置太湖石峰，形成岩谷等景象，而石峰也形成突出的欣赏对象。
尽管有着宗教特色，但狮子林的造园方式与文人园并无太大差异，也有着较多的士大夫的参与，集会赋诗作画更是与文人们的活动密切相关，所以说，文人文化仍对此园起到了领导性的作用。
三、园林观念
在环境条件并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元末明初交替之际造园仍在继续。除了一般性的园林观念（如养亲、自娱、聚会）外，在这特殊的时期，还有一些新兴的观念。
一是园林的象征意义。经历战乱以后，文人们对于自己的园林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明初文坛的杰出成就者宋濂就清楚地认识到了：园林之兴，象征社会的欣欣向荣。易代战乱以后，此时园林重兴，值得赏园赋诗为乐。
二则是反映志向的追求。“隐逸”，这在当时的江南地区是不愿入世为官的文人们的常见姿态，这种“隐”的志向直接就能够反映在园林之上。不大同于元末，“隐”到了明初并没有一直保持下去，原因显而易见：元朝和明朝的统治者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到了明朝，汉人地位的抬升也有助于元末隐士们的入世。当然，既然园林可以反映“隐”，那么也是能够反映“入”的。所以总的来说，在明初“隐”虽然还是园林文化中一个不可替代的方面，但其内容已然开始悄悄的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仍会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12）
[2]顾 凯.明代江南园林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03）
[3]《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
[4][明]陈基 《玉山佳处后记》
[4][明]朱元璋 《明太祖文集》卷七
[5][明]顾瑛 《玉山名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