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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贵州进入快速追赶轨道，GDP增速等经济指标连创全国“冠军”、“三甲”、“贵州速度”引来全国侧目。
然而，外界对于“贵州速度”给予的并不都是赞扬：“中西部地区是否一定要经历工业化，特别是大山里的贵州是否应该工业化？”但是，从栗战书到赵克志、陈敏尔，贵州坚定地举起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两面大旗，坚信这是贵州赶超发展的两大动力，是贵州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陈敏尔认为，贵州关键是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走新型的、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
贵州的快速追赶是一项千头万绪的系统工程，既要讲辩证法，又要讲方法论。尽管着急赶路，但是陈敏尔特别担心干部在实施过程中会急于求成，贵州虽急切，他也强调要“做一个是一个”。
福建生、浙江长的陈敏尔曾任职民营经济发达的绍兴县、宁波市，2012年初调入贵州省，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这位“新贵州人”说，贵字拆开来看就是“中国的一个宝贝”，贵州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自信，将贵州建设好。这位当年历经风气之先成立省级报业集团（浙报集团）的东部干部说，要将东部的先发优势与西部的后发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贵州已经错过了工业化的早班车，不能再错过城镇化这一班车。
他还特意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两种精神。一种是“钉钉子”的精神，就是要一锤一锤地钉，钉一颗是一颗，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榔头，钉子钉不牢、钉不住肯定不行；一种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就是说任期内的工作是我们的责任，要努力去做。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夫必在我。
开启激情燃烧的岁月
今年一季度，贵州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6%，增速全国第1；今年1-4月，贵州全省2000万元及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5%，增速全国第4；500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增速全国第2。贵州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锁定在了14%，为什么一定要追求这样的速度？陈敏尔说，这不仅是一个主观愿望，也是贵州同步小康的客观需要。
《财经国家周刊》：贵州提出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贵州将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这样的目标？最近几年贵州实现了外界侧目的“贵州速度”，但外界担心贵州会不会简单地依靠资源开发，会不会对生态有破坏，贵州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工业化实现这个目标？
陈敏尔：你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科学发展的辩证法。实事求是是辩证法基本要求，要从贵州的实际来思考问题。贵州作为国家欠发达地区，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因为同步小康有时间表，只有7年时间，并没有说我们可以14年。我们要赶路，实现赶超，否则我们将会掉队，被甩在小康的门槛之外，给全国的小康进程拖后腿。
同步小康有一个倒逼机制，倒逼我们要加快发展。我们算了一下，今后五年，贵州需要保持14%以上的发展速度，才能确保实现同步小康。因为我们原来基数比较低，所以现在每一个增长点里边含的绝对量和其他省是不一样的。没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就没有经济的总量，也没有人均水平，没有就业机会和税收增加。所以这个速度是贵州发展客观的一个需要，这强烈地增加了贵州人的紧迫感。
我认为贵州毕竟还是有追赶能力的，贵州的资源红利正在释放，以前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水利等不完善，资源得不到有效科学的利用，现在基础设施好了，资源能得到更好的释放，资源的价值也大大升值了。同时，我们的生态红利、劳动力红利、政策红利、改革红利不断叠加，正逐步释放出无限投资潜力和发展动能。现在全国要找一个能加快发展的地方不少，但是既能加快发展又能分享优美生态、清新空气、青山绿水的这种环境，非常可贵。
我们每年新增60万劳动人口，从省外每年有40-60万农民工返乡。贵州为何要搞工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解决就业，贵州那么多人口都外出打工能行吗？我们鼓励人民外出打工，但是如果这些人回乡就业，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我相信加上中央给一些有含金量的政策，贵州也配套地给个性化的政策，一定能造就出我们“贵州红利”的高地。
这几年贵州发展思路不断完善，实践证明是管用的。现在正是赶路的好时机，但这种追赶必须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生态保护是一条底线和铁律，不能粗放经营，不能浪费资源，尽量少用资源，用了就吃干榨净用足，有的要循环利用、再利用，变废为宝，成为再生资源。贵州一定守住生态保护这个底线，当然我们的保护是发展中的保护，不是守着青山绿水受穷。尽管我们是后起发力，但是标准一致，不可能在跑道上有两个标准，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既要赶又要转，这就是我们的发展辩证法。
我们认为，贵州这样一个17.6万平方公里、4000万人口的省，不是要不要搞工业化问题，而是搞什么样的工业化。你看世界上有些发达的山地国家，瑞士、奥地利，尽管现在搞服务业为主，但是他们也都经历了工业化的阶段，所以在贵州要搞有自己特色的工业，跟自身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相吻合。转型发展中我们很看重的一个问题就是结构，产业结构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经济上有个理论，就是和自己的资源禀赋吻合的产业结构就是好的结构。
世界上先进国家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发展和生态不是二选一，科学发展就能保护生态，甚至让生态更好，在快与慢和快与好中间，充满着辩证法。既要赶超又要转型，这就是科学发展的“贵州升级版”，这就是贵州同步小康的双重任务。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看到，现在中部、西部地区都在加速发展，作为一个西部地区的山地省份，贵州区域经济发展的抓手在哪里？
陈敏尔：当前，支撑贵州经济发展有两大平台。一个是贵安新区。国家把贵安新区与两江新区、西咸新区、天府新区、兰州新区一起，列入了西部地区重点建设的五个城市新区之中。贵安新区“贵”在生态资源，“贵”在人文条件，“贵”在后发优势。我们要建出一个有贵州特色的新区，既拉动经济发展，也经得起历史检验。
另一个是我们现在重点推进的“5个100工程”，即100个产业园区、100个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100个示范小城镇、100个城市综合体、100个旅游景区。我认为，抓好了“5个100工程”就抓住了贵州投资发展的重点，甚至是抓住了推进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当前我们的经济还是投资拉动型的，抓经济就要抓投资，抓投资就要抓项目。项目摆到哪里去？就是重点摆到“5个100工程”中去。 “5个100工程”是贵州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格局，是政府全局工作中很重要的几步棋。比如，100个城市综合体，这项工作是新生事物，抓得好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做到后来居上。
最近有些媒体对于我们建设城市综合体比较关注，也有个别的质疑，认为贵州这样欠发达地区要不要搞那么多综合体，会不会过剩。这些疑问提得好，提醒我们把这件好事做好。100个城市综合体是总体规划，顶层设计，要分步实施，我们不能急于求成。从省里来讲，重点先抓好22个，每个市（州）先抓好本级，有条件的县可以做，一般的县也不要急着搞。城市综合体关键要注重服务功能，为生产生活提供有效需求。
有了舞台就会有演员来演大戏、唱主角，没有舞台好演员来了也无用武之地。所以贵州要持续开放，以开放引进各种生产要素，引进省外的投资者，吸引省外的旅游者，这“二者”来了，人气就有了，财气就旺了。
贵州，贵在自信，贵在行动。贵字拆开了就是中国的一个宝贝，我们要看好用好这个宝贝，提高它的含金量。我们贵在有资源，有生态，有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作为发展来说，我们不光要有想法，还要有办法。我们要将各种发展的要素激活，也要把自己点燃，把人民创业激情点燃。现在有了中央给力，通过借助外力，加上自身发力，所以贵州已经开启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城镇化“贵”在特色
贵州目前的城镇化率36.5%，低于全国16个百分点，具有很大潜力和发展空间。陈敏尔说，贵州的城镇化不求大，不求洋，但力求有特色，不能做歪了、做错了，贵州经不起这样的代价。
《财经国家周刊》：在新型城镇化大格局下，现在大家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理解不尽相同，初步共识是大、中、小型城镇协调发展。贵州城镇化建设的实践有无可能为全国作出示范？
陈敏尔：越是山区省份，越是欠发达地区，越要重视城镇化。搞城镇化，我们没有条件摊大饼，只能“小笼包子一笼笼地蒸”，不求大、不求洋，也不求有多少高楼，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走出贵州特色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我们要更加重视县城和小城镇，四化要同步要融合，平台也是这一点。小城镇上面连接城市，下面连接乡村，既有工业、农业又有服务业，能够聚集更多的生产要素和人口，形成产城互动的局面，当然，我们同时也要发展像贵阳、遵义这种大中城市。
在贵州城镇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促进“农民的市民化”和“乡村的都市化”，让更多的农民在城镇里面就近就业、安居乐业，让更多进城的农民工能够享受公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对于城里人是肯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乡村里的人们生活也能美好起来。贵州城镇化真正是城在山中、房在林中、人在绿中。
贵州的城镇化如何让人家眼前一亮？是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我们要从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建筑符号中抽象出若干元素，再设计出一种共性的建筑符号，体现和融入到城市综合体中。我们的黔北民居、苗寨、侗寨、布依寨，都有自己的建筑符号，甚至项目选址上都有讲究。
我曾提醒我们的干部，建小城镇也好，搞城市综合体也好，绝对不是说大拆大建，把村庄都搬迁掉。建设中遇到经典的、传统的建筑千万别拆，一定要保护好，包括有些工业遗存也不要拆，尤其是我们一些民族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拆，要留点文脉在里面，那是很有味道的。
《财经国家周刊》：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民生问题十分突出。你觉得这个过程中让你揪心的事情和难点是什么？
陈敏尔：政府首要责任就是民生为本。在贵州，最基本的民生是就业，最长远的民生是教育，最紧迫的民生是脱贫增收，最关键的民生是社会保障，最现实的民生是改善住房。
首先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好、发展好，在这个基础上，要搞三年的免费中等职业教育，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来承担这个学费。现在关键是中等职业学校的校舍建设和基础设施，我们初步排了100家中等职业学校的建设任务，我们自己说“百校大战”，把这100个学校办好，让初中毕业生一部分能够进入普通高中，一部分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因为现在中职学校的就业情况很好。我们政府今年要压缩5%的行政支出，这个钱全部用于办教育，当然还不够，但这是我们政府的一种姿态。
贵州有一个很紧迫的民生就是贫困人口。国家标准23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还比较多，这部分人要尽快地脱贫，今年我们专门开了扶贫工作会来部署年度工作，今年要减少100万贫困人口。对生活在深山、高山、大山区的人口，我们将有计划地进行一些生态移民搬迁。我们每年有计划地在做，解决贫困问题。
在贵州最关键的民生是要做好社会保障。做牢一张安全网，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特困人口救助等等，这些制度都要不断完善。
《财经国家周刊》：贵州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西部地区的矛盾和问题有些不容易被理解，有些容易被放大、被炒作。贵州发展需要良好的氛围，对此，你是怎样考虑的？
陈敏尔：虽然近几年贵州发展速度很快，但我们充分正视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贫困有贫困的问题，发展也有发展的问题，这种问题哪个地方都少不了，只是不同的表现，具有不同的偶然性。东部地区也有成长的烦恼。现在贵州进入一个发展加速期，我们不惹事，也不能怕出事。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要积极面对，举一反三，化解矛盾，这个最重要，既要将事情本身处理好，又要积极应对媒体，主动发声。
对贵州整个发展的艰巨性，我们还是要清醒，不盲目乐观，我们要有自信。自信是对发展任务的认识，对赶路方向的认识，不是盲目的，不是轻飘飘的自信，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自信，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的信心来自于中央“给力”、外部“助力”、自身“努力”。在去年国务院出台国发“2号”文件之后，今年国务院决定由上海、大连、苏州、杭州、宁波、青岛、广州、深圳8个市，分别对口帮扶我省8个市（州），这是国家的“十分给力”。 东西合作贵在优势结合
在浙江工作多年的陈敏尔现在说：贵是一种态度，贵州贵气十足。贵州的独特优势和错位发展，也让陈敏尔想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一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财经国家周刊》：你来自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对于发展民营经济非常有心得和经验。就民营经济发展来看，第一个是省内民营经济氛围的培育，中西部省份不像江浙民间有自发的创业氛围；再一个就是省外民资的进入。你是如何统筹考虑这一问题的？
陈敏尔：发展民营经济是我们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坚持“发展为要、民生为本，企业为基、环境为重”的理念，没有企业的发展，没有就业，没有税收，我们怎么改善民生呢？首先是让贵州老百姓去创业，去办企业，去办实业，要把贵州人自身潜力激活。
我们不能忽视自身的力量。民营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要提高创业人员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东部有个指标——每百万人中有多少人在办企业，现在贵州也开始统计这个指标。目前我们民营经济的比重还比较低，发展潜力非常大。
方向感有了，方法就会多起来，贵州人也不只是苦熬了，也会巧干了。贵州一定要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聚集更多的外部要素，引进外来的企业投资发展，对央企、民企、外企到贵州投资，我们都欢迎。
解决贵州发展问题，民营企业还是赶路的主力军。我讲过，政府要为企业做好“加减乘除”法。“加法”就是要增加生产要素，强化企业融资、用电、用地、用工等要素保障；“减法”就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乘法”就是要鼓励技术创新、兼并重组，形成乘法效应；“除法”就是帮助企业淘汰落后产能。
《财经国家周刊》：你从东部到西部任职，在东西互动之间，你能够为贵州带来什么？在西部工作，你有没有感觉这里有与快速赶超不相适应的因素？
陈敏尔：我在浙江县、市、省里的不同岗位工作过，见证了东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走过东部这一程，再走贵州这一程，我的感觉还是有很多共性的东西。
当然这些东西还是要服地方的水土，所以现在想的是贵州的事，说的是贵州的话，干的是贵州的活。我知道东部的企业家现在在想什么，对他们相对了解多一些。从今年3月在北京面向全国民营企业招商，到长三角去考察学习，以及前不久带队去台湾考察交流，深切感受到很多省外的知名企业家，都非常看好贵州。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对外开放活动高潮迭起，下半年活动还将好戏连台。
我深切感受到，东部地区有先发优势，贵州有后发优势。东部有资金、资本优势，贵州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东部有企业家优势，贵州有劳动力优势；东部人会卖东西，贵州有很多好东西；东部产业技术发达，贵州市场潜力巨大。只要牵手合作，都是双赢。所以东部看好和西部的合作，西部也看好和东部的合作。至于合作交流方式则可多样化，可以投资开发项目，也可以共建产业园区。
总之，同步小康，贵州在行动，现在方向明确了，路径也选好了，我们要把全省的精气神凝聚起来，把正能量集聚起来，齐心协力地赶路，满怀信心朝着同步小康目标往前走。
（本刊实习记者黄俊溢、李方军对本文有贡献）
然而，外界对于“贵州速度”给予的并不都是赞扬：“中西部地区是否一定要经历工业化，特别是大山里的贵州是否应该工业化？”但是，从栗战书到赵克志、陈敏尔，贵州坚定地举起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两面大旗，坚信这是贵州赶超发展的两大动力，是贵州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陈敏尔认为，贵州关键是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走新型的、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
贵州的快速追赶是一项千头万绪的系统工程，既要讲辩证法，又要讲方法论。尽管着急赶路，但是陈敏尔特别担心干部在实施过程中会急于求成，贵州虽急切，他也强调要“做一个是一个”。
福建生、浙江长的陈敏尔曾任职民营经济发达的绍兴县、宁波市，2012年初调入贵州省，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这位“新贵州人”说，贵字拆开来看就是“中国的一个宝贝”，贵州人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自信，将贵州建设好。这位当年历经风气之先成立省级报业集团（浙报集团）的东部干部说，要将东部的先发优势与西部的后发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贵州已经错过了工业化的早班车，不能再错过城镇化这一班车。
他还特意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两种精神。一种是“钉钉子”的精神，就是要一锤一锤地钉，钉一颗是一颗，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榔头，钉子钉不牢、钉不住肯定不行；一种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就是说任期内的工作是我们的责任，要努力去做。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夫必在我。
开启激情燃烧的岁月
今年一季度，贵州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6%，增速全国第1；今年1-4月，贵州全省2000万元及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5%，增速全国第4；500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增速全国第2。贵州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锁定在了14%，为什么一定要追求这样的速度？陈敏尔说，这不仅是一个主观愿望，也是贵州同步小康的客观需要。
《财经国家周刊》：贵州提出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贵州将通过怎样的途径实现这样的目标？最近几年贵州实现了外界侧目的“贵州速度”，但外界担心贵州会不会简单地依靠资源开发，会不会对生态有破坏，贵州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工业化实现这个目标？
陈敏尔：你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科学发展的辩证法。实事求是是辩证法基本要求，要从贵州的实际来思考问题。贵州作为国家欠发达地区，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因为同步小康有时间表，只有7年时间，并没有说我们可以14年。我们要赶路，实现赶超，否则我们将会掉队，被甩在小康的门槛之外，给全国的小康进程拖后腿。
同步小康有一个倒逼机制，倒逼我们要加快发展。我们算了一下，今后五年，贵州需要保持14%以上的发展速度，才能确保实现同步小康。因为我们原来基数比较低，所以现在每一个增长点里边含的绝对量和其他省是不一样的。没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就没有经济的总量，也没有人均水平，没有就业机会和税收增加。所以这个速度是贵州发展客观的一个需要，这强烈地增加了贵州人的紧迫感。
我认为贵州毕竟还是有追赶能力的，贵州的资源红利正在释放，以前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水利等不完善，资源得不到有效科学的利用，现在基础设施好了，资源能得到更好的释放，资源的价值也大大升值了。同时，我们的生态红利、劳动力红利、政策红利、改革红利不断叠加，正逐步释放出无限投资潜力和发展动能。现在全国要找一个能加快发展的地方不少，但是既能加快发展又能分享优美生态、清新空气、青山绿水的这种环境，非常可贵。
我们每年新增60万劳动人口，从省外每年有40-60万农民工返乡。贵州为何要搞工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解决就业，贵州那么多人口都外出打工能行吗？我们鼓励人民外出打工，但是如果这些人回乡就业，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我相信加上中央给一些有含金量的政策，贵州也配套地给个性化的政策，一定能造就出我们“贵州红利”的高地。
这几年贵州发展思路不断完善，实践证明是管用的。现在正是赶路的好时机，但这种追赶必须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生态保护是一条底线和铁律，不能粗放经营，不能浪费资源，尽量少用资源，用了就吃干榨净用足，有的要循环利用、再利用，变废为宝，成为再生资源。贵州一定守住生态保护这个底线，当然我们的保护是发展中的保护，不是守着青山绿水受穷。尽管我们是后起发力，但是标准一致，不可能在跑道上有两个标准，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既要赶又要转，这就是我们的发展辩证法。
我们认为，贵州这样一个17.6万平方公里、4000万人口的省，不是要不要搞工业化问题，而是搞什么样的工业化。你看世界上有些发达的山地国家，瑞士、奥地利，尽管现在搞服务业为主，但是他们也都经历了工业化的阶段，所以在贵州要搞有自己特色的工业，跟自身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相吻合。转型发展中我们很看重的一个问题就是结构，产业结构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经济上有个理论，就是和自己的资源禀赋吻合的产业结构就是好的结构。
世界上先进国家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发展和生态不是二选一，科学发展就能保护生态，甚至让生态更好，在快与慢和快与好中间，充满着辩证法。既要赶超又要转型，这就是科学发展的“贵州升级版”，这就是贵州同步小康的双重任务。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看到，现在中部、西部地区都在加速发展，作为一个西部地区的山地省份，贵州区域经济发展的抓手在哪里？
陈敏尔：当前，支撑贵州经济发展有两大平台。一个是贵安新区。国家把贵安新区与两江新区、西咸新区、天府新区、兰州新区一起，列入了西部地区重点建设的五个城市新区之中。贵安新区“贵”在生态资源，“贵”在人文条件，“贵”在后发优势。我们要建出一个有贵州特色的新区，既拉动经济发展，也经得起历史检验。
另一个是我们现在重点推进的“5个100工程”，即100个产业园区、100个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100个示范小城镇、100个城市综合体、100个旅游景区。我认为，抓好了“5个100工程”就抓住了贵州投资发展的重点，甚至是抓住了推进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当前我们的经济还是投资拉动型的，抓经济就要抓投资，抓投资就要抓项目。项目摆到哪里去？就是重点摆到“5个100工程”中去。 “5个100工程”是贵州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格局，是政府全局工作中很重要的几步棋。比如，100个城市综合体，这项工作是新生事物，抓得好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做到后来居上。
最近有些媒体对于我们建设城市综合体比较关注，也有个别的质疑，认为贵州这样欠发达地区要不要搞那么多综合体，会不会过剩。这些疑问提得好，提醒我们把这件好事做好。100个城市综合体是总体规划，顶层设计，要分步实施，我们不能急于求成。从省里来讲，重点先抓好22个，每个市（州）先抓好本级，有条件的县可以做，一般的县也不要急着搞。城市综合体关键要注重服务功能，为生产生活提供有效需求。
有了舞台就会有演员来演大戏、唱主角，没有舞台好演员来了也无用武之地。所以贵州要持续开放，以开放引进各种生产要素，引进省外的投资者，吸引省外的旅游者，这“二者”来了，人气就有了，财气就旺了。
贵州，贵在自信，贵在行动。贵字拆开了就是中国的一个宝贝，我们要看好用好这个宝贝，提高它的含金量。我们贵在有资源，有生态，有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作为发展来说，我们不光要有想法，还要有办法。我们要将各种发展的要素激活，也要把自己点燃，把人民创业激情点燃。现在有了中央给力，通过借助外力，加上自身发力，所以贵州已经开启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城镇化“贵”在特色
贵州目前的城镇化率36.5%，低于全国16个百分点，具有很大潜力和发展空间。陈敏尔说，贵州的城镇化不求大，不求洋，但力求有特色，不能做歪了、做错了，贵州经不起这样的代价。
《财经国家周刊》：在新型城镇化大格局下，现在大家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理解不尽相同，初步共识是大、中、小型城镇协调发展。贵州城镇化建设的实践有无可能为全国作出示范？
陈敏尔：越是山区省份，越是欠发达地区，越要重视城镇化。搞城镇化，我们没有条件摊大饼，只能“小笼包子一笼笼地蒸”，不求大、不求洋，也不求有多少高楼，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走出贵州特色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我们要更加重视县城和小城镇，四化要同步要融合，平台也是这一点。小城镇上面连接城市，下面连接乡村，既有工业、农业又有服务业，能够聚集更多的生产要素和人口，形成产城互动的局面，当然，我们同时也要发展像贵阳、遵义这种大中城市。
在贵州城镇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促进“农民的市民化”和“乡村的都市化”，让更多的农民在城镇里面就近就业、安居乐业，让更多进城的农民工能够享受公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对于城里人是肯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乡村里的人们生活也能美好起来。贵州城镇化真正是城在山中、房在林中、人在绿中。
贵州的城镇化如何让人家眼前一亮？是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我们要从贵州17个世居少数民族建筑符号中抽象出若干元素，再设计出一种共性的建筑符号，体现和融入到城市综合体中。我们的黔北民居、苗寨、侗寨、布依寨，都有自己的建筑符号，甚至项目选址上都有讲究。
我曾提醒我们的干部，建小城镇也好，搞城市综合体也好，绝对不是说大拆大建，把村庄都搬迁掉。建设中遇到经典的、传统的建筑千万别拆，一定要保护好，包括有些工业遗存也不要拆，尤其是我们一些民族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拆，要留点文脉在里面，那是很有味道的。
《财经国家周刊》：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民生问题十分突出。你觉得这个过程中让你揪心的事情和难点是什么？
陈敏尔：政府首要责任就是民生为本。在贵州，最基本的民生是就业，最长远的民生是教育，最紧迫的民生是脱贫增收，最关键的民生是社会保障，最现实的民生是改善住房。
首先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好、发展好，在这个基础上，要搞三年的免费中等职业教育，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来承担这个学费。现在关键是中等职业学校的校舍建设和基础设施，我们初步排了100家中等职业学校的建设任务，我们自己说“百校大战”，把这100个学校办好，让初中毕业生一部分能够进入普通高中，一部分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因为现在中职学校的就业情况很好。我们政府今年要压缩5%的行政支出，这个钱全部用于办教育，当然还不够，但这是我们政府的一种姿态。
贵州有一个很紧迫的民生就是贫困人口。国家标准23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还比较多，这部分人要尽快地脱贫，今年我们专门开了扶贫工作会来部署年度工作，今年要减少100万贫困人口。对生活在深山、高山、大山区的人口，我们将有计划地进行一些生态移民搬迁。我们每年有计划地在做，解决贫困问题。
在贵州最关键的民生是要做好社会保障。做牢一张安全网，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特困人口救助等等，这些制度都要不断完善。
《财经国家周刊》：贵州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西部地区的矛盾和问题有些不容易被理解，有些容易被放大、被炒作。贵州发展需要良好的氛围，对此，你是怎样考虑的？
陈敏尔：虽然近几年贵州发展速度很快，但我们充分正视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贫困有贫困的问题，发展也有发展的问题，这种问题哪个地方都少不了，只是不同的表现，具有不同的偶然性。东部地区也有成长的烦恼。现在贵州进入一个发展加速期，我们不惹事，也不能怕出事。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没有矛盾，关键要积极面对，举一反三，化解矛盾，这个最重要，既要将事情本身处理好，又要积极应对媒体，主动发声。
对贵州整个发展的艰巨性，我们还是要清醒，不盲目乐观，我们要有自信。自信是对发展任务的认识，对赶路方向的认识，不是盲目的，不是轻飘飘的自信，而是一种沉甸甸的自信，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的信心来自于中央“给力”、外部“助力”、自身“努力”。在去年国务院出台国发“2号”文件之后，今年国务院决定由上海、大连、苏州、杭州、宁波、青岛、广州、深圳8个市，分别对口帮扶我省8个市（州），这是国家的“十分给力”。 东西合作贵在优势结合
在浙江工作多年的陈敏尔现在说：贵是一种态度，贵州贵气十足。贵州的独特优势和错位发展，也让陈敏尔想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一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财经国家周刊》：你来自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对于发展民营经济非常有心得和经验。就民营经济发展来看，第一个是省内民营经济氛围的培育，中西部省份不像江浙民间有自发的创业氛围；再一个就是省外民资的进入。你是如何统筹考虑这一问题的？
陈敏尔：发展民营经济是我们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坚持“发展为要、民生为本，企业为基、环境为重”的理念，没有企业的发展，没有就业，没有税收，我们怎么改善民生呢？首先是让贵州老百姓去创业，去办企业，去办实业，要把贵州人自身潜力激活。
我们不能忽视自身的力量。民营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要提高创业人员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东部有个指标——每百万人中有多少人在办企业，现在贵州也开始统计这个指标。目前我们民营经济的比重还比较低，发展潜力非常大。
方向感有了，方法就会多起来，贵州人也不只是苦熬了，也会巧干了。贵州一定要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聚集更多的外部要素，引进外来的企业投资发展，对央企、民企、外企到贵州投资，我们都欢迎。
解决贵州发展问题，民营企业还是赶路的主力军。我讲过，政府要为企业做好“加减乘除”法。“加法”就是要增加生产要素，强化企业融资、用电、用地、用工等要素保障；“减法”就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乘法”就是要鼓励技术创新、兼并重组，形成乘法效应；“除法”就是帮助企业淘汰落后产能。
《财经国家周刊》：你从东部到西部任职，在东西互动之间，你能够为贵州带来什么？在西部工作，你有没有感觉这里有与快速赶超不相适应的因素？
陈敏尔：我在浙江县、市、省里的不同岗位工作过，见证了东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走过东部这一程，再走贵州这一程，我的感觉还是有很多共性的东西。
当然这些东西还是要服地方的水土，所以现在想的是贵州的事，说的是贵州的话，干的是贵州的活。我知道东部的企业家现在在想什么，对他们相对了解多一些。从今年3月在北京面向全国民营企业招商，到长三角去考察学习，以及前不久带队去台湾考察交流，深切感受到很多省外的知名企业家，都非常看好贵州。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对外开放活动高潮迭起，下半年活动还将好戏连台。
我深切感受到，东部地区有先发优势，贵州有后发优势。东部有资金、资本优势，贵州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东部有企业家优势，贵州有劳动力优势；东部人会卖东西，贵州有很多好东西；东部产业技术发达，贵州市场潜力巨大。只要牵手合作，都是双赢。所以东部看好和西部的合作，西部也看好和东部的合作。至于合作交流方式则可多样化，可以投资开发项目，也可以共建产业园区。
总之，同步小康，贵州在行动，现在方向明确了，路径也选好了，我们要把全省的精气神凝聚起来，把正能量集聚起来，齐心协力地赶路，满怀信心朝着同步小康目标往前走。
（本刊实习记者黄俊溢、李方军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