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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江西省政府批准，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摘掉贫困帽，这是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井冈山有着红色的历史，也是一片绿色的土地。井冈山率先摘掉贫困帽，是十多万人民奋力攻坚的结果，也为我国县域整体脱贫提供了样本，有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不久前，记者到这里围绕脱贫攻坚进行专题调研采访。5天时间，走访6个乡镇15个村庄，访问了32个贫困户。“攻坚”二字在记者的头脑中，有了生动直观的显现。
扶贫是一项以经济指标为标准的集体努力，更是传统社会的深刻变革。贫困，尤其是连片贫困地区，受制于客观自然条件，发展脚步慢了。但是，贫困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不够，而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脱贫攻坚不是简单的“把收入搞上去”，它是一个地方的社会人文生态的多方面变化。循着这样的思路，记者在井冈山的村落里体会着“攻坚”的分量，探寻井冈山的“样本意义”。
“贫”与“困”
贫困农户经济收入已经稳步达到一个水平，摆脱了经济之“贫”。但“脱贫”之后还需“解困”。贫困户的“精神之困”远大于“增收之难”。
不让一个群众掉队，是脱贫攻坚的庄严承诺。实现这个承诺，贫困户始终是精准扶贫的“靶心”。一个地区扶贫成效如何，归根结底要看户。在井冈山采访的那些日子里，记者走村而且串户，认真地了解了32户贫困户的收入和生活情况。这些贫困户有五保老人，有残疾家庭，也有病患人家。
在鹅岭乡塘南村，记者看望了一位五保户老人，已经72岁。他刚刚搬进自己的新房里。两间新修的砖瓦房就在自家老屋的后面。進门是客厅，客厅右边是老人的卧室，左边有一个接通下水、安装了抽水马桶的卫生间。
老人告诉记者，修盖这个房子，国家补助2.4万元，自己掏3万元。原来的房子漏雨，好几年前就想翻盖，但没有钱。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好政策，他这么大年岁的人说什么也不可能再修盖新房子了。井冈山实行拆旧建新、移民搬迁、除险加固、政府代建4种方式，整合资金5000余万元，用于补助“两红”子女（红军烈属和红军后代）、贫困户和五保户等不同对象。塘南村这五保户老人能从土坯房里搬到新盖的砖瓦房，就是得益于这项政策。2015年以来，井冈山投入资金1.2亿元用于安居扶贫，解决了6708户群众的住房难题。
记者和老人算了一笔日常收支账：每年在家里务农，能有4000元左右的收入；参加五保户，每月290元，还有80元养老金，这两项下来，一年收入4440元；他每年还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持费6000元；惠农保每年分红1500元。这样粗粗算下来，老人年收入16000多元。
惠农保是井冈山金融扶贫的一个新探索。他们按贫困程度将贫困户分为红卡户、蓝卡户。红卡户是特别贫困户，蓝卡户是一般贫困户。财政给予每个红卡户1万元产业发展帮扶资金。该笔资金投入到专门组建的产业投资公司，注入九银村镇银行，确保年收益不低于股本金的15%。这样，每一个红卡户每年收入可稳定增加1500元。
一年开支多少呢？老人屈指算来，吃、穿、用等生活开支大概8000多元，能有七八千元结余。他说，每年开支高低有变化，节余不是个固定数。
在古城镇一个叫沃壤的村里，记者访问了一户因残致贫的红卡贫困户。男主人姓张，49岁。他和妻子都是天生残疾，生活能力差。全家四口人，两个儿子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去年，他们高兴地住进了三室一厅的新房子。新房迎面墙上是搬家时贴的对联：“精准扶贫奔小康，坚定信念跟党走”。
在村委会关心下，老张和妻子被安排进村组公益性岗位，负责村里的卫生打扫。夫妻两人每月有1800元收入。新农村建设以来，很多地方的乡村都实行公共卫生专门找人打扫，有了一些农村公益性岗位。记者在井冈山很多乡村看到，这种公益岗位在帮扶贫困户就业、稳定增加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井冈山全市开发出857个村组公益岗位，还整合生态保护扶贫涉林岗位470个，都用来帮助贫困户就业。
老张家是古城镇党委领导的帮扶对象。镇党委书记还帮助他在附近的家具厂找到一份涂油漆的工作，他每天打扫完村里卫生就到家具厂上班，每月工资2000元。老张家有4亩田，流转出去每年收入2000元。全家四口人享受低保，两个人每月领取270元低保金，另外两个人每月领取210元低保金。他们一家每年收入在6万元左右。老张告诉记者，全家一年开销3万多元。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每年差不多能节省下两万元。
因病因残致贫，在农村贫困户中占比很大。记者走访的32户贫困户，因病因残致贫的有18户。记者在这些贫困户家里看到了扶贫成效，也感受到农村贫困户存在的实际困难。
在茅坪乡坝上村，记者跨过村边小河上的一座小桥来到了一户姓肖的人家。清晨的阳光洒进村庄，空气中透着清新。女主人刚打扫完院落，准备接待来这里参加“红军一天”活动的游客。
女主人58岁，家里因为31岁的女儿生病成了红卡贫困户。男主人早早去工地垒岸了。女儿3年前患上尿毒症，每周都得透析两次。一年下来，医药费用两万多元。井冈山全市构建起新农合、大病医保和疾病应急救助“三道防线”。肖家这种情况，可以享受大病保险补偿等政策。两万多元医药费，需要自己支付的不到8000元。因为要到镇卫生院去透析，来往还有车费开支和在镇里住宿等，总共加起来1万多元。
“愁的倒不是钱。”女主人明确告诉记者，丈夫种着家里的3亩田，还打点零工，每年能有八九千元工资收入。这两年村里发展农家乐，他们参加“农家乐”旅游项目“红军一日”，接待游客，2016年收入超过16000元；女儿享受农村低保，每月有210元。她念念不忘的是：“孩子的将来该咋办？”说起女儿的病，女主人眼眶里就涌出了泪水。实打实说，疾病带给这个家庭的是巨大的精神压力，而经济负担倒还可以承受。 这3户人家的生活状况，让记者看到了脱贫攻坚的制度性成效。通过这些年的帮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让看病不再成为农民最发愁的事情。公益性岗位等就业帮扶政策，根本改变了贫困家庭的收入来源。如果说经济收入上不去是“贫”，记者在调研中感到，贫困农户已经“脱贫”。无论是五保户，还是因残因病致贫的农户，经济收入都已经稳步达到一个水平。但是，他们“脱贫”之后依然需要“解困”。困在哪里呢？贫困户的“精神之困”远远大于“增收之难”，残和病都是心头之困。现在，农户居住相对分散，集体活动和精神文化生活贫乏，他们对于疾病和生活的忧虑就难以得到排解。经济收入脱贫之后，如何加强农村社会文化建设，帮助有病有残疾的家庭增强信心，仍然是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
“户”与“家”
“戶”是一个统计概念，“家”则包含着精神和社会意义。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满奋进动力。脱贫攻坚不仅要政策帮扶到“户”，更要帮农民建好“家”。
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是脱贫攻坚的一条原则。记者在调研中看到，家庭“志短”，除了因病因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本身的不完整。记者理解的不完整家庭，是指作为家庭主体的夫妻一方缺失。家庭主体缺失的原因各种各样，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家庭主体缺失直接损害家庭的经济功能，造成长期精神不振和经济贫困。
有一种情况是上辈单亲，导致下一辈家庭的起步困难。记者在葛田乡华岭村访问一位58岁的老太太。她丈夫早年病逝，一个人拉扯大儿子。如今，儿子靠维修摩托为生，家里花了所有积蓄盖起了房子，但儿子33岁依然没有成家。房子里仍然摆放着过时的家具，而且多个房间都是空着的。儿子没有成家是老人最大的“心病”，也直接影响着母子两人的“心劲”。这个家庭的“扶志”与给孩子成家直接联系在一起。
记者调研的9户不完整家庭中，有8户属于上一辈单亲的情况。这种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是，家底薄，家庭积累不足。因为历史原因，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这样的家庭能把孩子抚养长大，已经十分不易，难以有更大经济力量。这样，孩子到龄无法成家，家庭接续陷入“恶性循环”，整个家庭就容易失去精神动力。
农村不完整家庭的第二种情况是儿子大龄未婚。在鹅岭乡塘南村，记者见到一位周姓老妇人。67岁的她和3个未成家的儿子一起生活。老人虽然精干利索，但无法摆脱精神的困顿。大儿子曾经成家，前几年离婚了。二儿子37岁，三儿子35岁，都没有成家。老人说，“家里除了一个电视，不用电器”。在塘南村扶贫的挂点干部介绍说，全村560多口人、141户，30岁以上适龄青年未婚的有24人。在茅坪乡坝上村，记者也遇到一位吴姓老妇人，已经60岁。21年前丈夫去世，她带着儿子生活。如今，儿子34岁还没有成家。这位老妇人参加村里的农家乐旅游项目，每年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但她还是愁眉不展：“主要是发愁儿子结不了婚。”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农村婚姻破裂有所增加，这也成为农户返贫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记者在鹅岭乡神源村就访问过一位63岁的老妇人。她早年丧夫，自己拉扯孩子成人。在孙子9岁那年，儿媳出走，后来与儿子离婚。现在，家里使出全部力气盖起一座两层楼房，但外墙仍是裸露的灰砖，家里也没有什么家具。通往二层的楼梯和二层地板都是水泥，没有来得及装修。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去了，留下老人照看着13岁、刚上初中的孙子。
给子女成婚向来是农村家庭财富实现代际转移的重要方式。子女婚姻破裂，尤其是儿子离婚，将中断一个家庭的财富积累，而且造成新的损失。按照现在的社会情况，农村结婚彩礼“行情”是10万元左右，再加上房屋、家具、酒席等开支，“婚姻成本”在20万元以上。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说，儿子婚姻重组相当于两倍付出这个成本，从经济账上看，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下，农村的家庭建设面临很多新情况。女孩从上学就离开村里，到了成婚年龄，大都在外地打工。男女比例本来是不平衡的，如果儿子遭遇离婚变故，重组家庭的难度非常大。这将直接打击一个家庭致富的精神动力。
“扶志”对于贫困户来说，就是要改变这个家庭的精神面貌。如果说“户”是一个农村统计概念，那么“家”则包含着更多精神和社会意义。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满奋进的动力。所以，在脱贫攻坚中，政府不仅要把政策帮扶到“户”，更要重视农民的家庭建设。家庭精神动力不足不是简单的政策扶持可以解决的。包括家庭建设在内的社会建设是经济稳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
“链”与“环”
农村专业合作社铺展出一条条产业链，而农户就是这链上的“环”。扶贫之难在于，让产业链把贫困户带起来，让贫困户成为产业“链”上牢固的一“环”。
井冈山脱贫攻坚中，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一个亮点。从2014年脱贫攻坚以来，新增农业合作社209个，全市贫困户100%加入了合作社。
这个100%怎样理解？记者想起了“链”与“环”的比喻。农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个产业链条，而农户就是这链条上的“环”。打造产业链，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这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验证。合作起来，才能形成规模；有了规模，才能增加效益。这是一条简单的道理。但是，农村经营以农户为主，难以形成规模，提高效益，这是很多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困境。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从理论上讲，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贫困户往往缺资金、缺技术，甚至缺劳力，谁愿意和他们一起成立合作社？如何让产业链条把贫困户带起来？怎样把贫困户有效地绑在农村发展的产业链条上？井冈山的农业合作社做出了回答。
用政府的政策举措启动专业合作的动力，这是井冈山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们根据贫困程度把农村贫困户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红卡户，需要政策兜底脱贫的；一种是蓝卡户，通过扶持可以在一定时期脱贫的；再一种是黄卡户，已经脱贫但还需要政策扶持一段时间的。政府为红卡户和蓝卡户发放产业发展资金，红卡户每户1万元，蓝卡户5000元。这些钱不是直接发到贫困户手里，而是成立合作资金，发展产业，贫困户从中分红。这项政策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注入巨大动力，使贫困户与产业发展稳固地结合起来。 政策发挥了推动作用之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就很好地发挥出来。
这种组织最容易“长”在农村的土地上，很快与当地种养条件相结合，植根乡土，而且不会“水土不服”。黄桃、茶叶、养牛等是合作社最常见的内容。因为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适合四五十岁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状况，对技术的要求也相对低一些。以种养为主的专业合作组织成为贫困户脱贫的一种有效方式。茅坪镇桃寮村一个村民小组以土地入股，2015年集中200多亩土地成立茶叶合作社。今年春天就可以采茶。村支书说，这种方式最能让农民受益。
这种“结合”有时候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当地经济资源，带有一定社会意义。井冈山有一个鹅岭乡。据说，鹅岭因附近一座山形似展翅之鹅而得名。乡里负责人说，刚刚脱贫的荷田村得益于养鹅合作社，而正在努力脱贫的神源村也有一个养鹅合作社。记者在神源村了解合作社的运营成效。全村45个贫困户，每户5000元产业资金集中起来，成立了这个合作社。2016年卖出4000多只鹅，每只鹅8斤左右，而鹅的售价是每斤10-15元。合作社只聘一个固定工，每月工资2000元，忙的时候再找几个零工。这样下来，合作社一年收入是32万-48万元之间，也算可观。
鹅岭一带养鹅合作社能够获益，并不仅仅在于那座形似鹅的山，而是因为吃鹅是乡间酒席不可少的一道菜。人们办酒席，压轴大菜就是米粉鹅。所以，本地需求量很大。正是顺应了这种社会习俗，养鹅才在这片土地上渐成产业。
规模是产业发展一个不容易把握的边界。规模大了，管理难度大；规模小了，效益提不高。但是，农业合作社这种形式适应农村千差万别的情况，规模大小完全取决于领办合作社的人和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情况。对于能够大发展的合作社，入股贫困户的范围突破了村组甚至乡镇的行政区划限制。
農村合作组织多大的规模更合适，难以实行“标准化”。葛田乡党委书记研究了当地农村合作社的情况。他提出，合作组织的产业规模要与领办人的经营能力、与当地产业基础、与市场销售情况相适应。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农场以土地100亩左右比较合适，一个种植毛竹的合作社，土地可以在千亩以上，而茶叶合作社则200亩左右比较适合人工采摘。
农业合作社仿佛是搭建在农村的一个个舞台，舞台有大小，但上演的剧目都动人。新城镇金源村一位姓尹的贫困户信心十足地领办一个养鸭合作社。他从小是孤儿，后来身患肺病，干不了重体力活。他10年前就开始学习养鸭子。他自己说“走南闯北学习养鸭经验”，但因为技术跟不上，一直没有成功。这两年，他专门到湖南学技术，但规模还是上不去。脱贫攻坚政策给了他一个机会。他联合村里5个贫困户，再加上帮扶单位的产业扶持资金，成立养鸭合作社，养了2000多只鸭子。去年半年就给贫困户每户分红1200元。他说：“过去成立合作社，自己没有钱，村里人也不相信我。现在，有了资金支持，我信心足了，大家也相信我了。”养鸭合作社这个不大的舞台，让这位47岁的农民找到了新的人生角色。
现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最缺的是领办人和技术信息服务。井冈山的村庄里，已经有不少回乡创业人员领办种养专业合作社，也有一些合作社是村干部带头办的。当下面临的还有技术、市场信息等问题。
资金问题解决之后，如何在生产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给这些合作组织提供有效服务，这成为农村进一步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记者在调研中看到，各个乡镇都在进行不同形式的探索，有的邀请老师到村里讲课，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有的吸引外地技术人才参加组建合作社，但农村还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技术培训体制。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除了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恐怕还需要考虑这些方面的内容。
井冈山有着红色的历史，也是一片绿色的土地。井冈山率先摘掉贫困帽，是十多万人民奋力攻坚的结果，也为我国县域整体脱贫提供了样本，有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不久前，记者到这里围绕脱贫攻坚进行专题调研采访。5天时间，走访6个乡镇15个村庄，访问了32个贫困户。“攻坚”二字在记者的头脑中，有了生动直观的显现。
扶贫是一项以经济指标为标准的集体努力，更是传统社会的深刻变革。贫困，尤其是连片贫困地区，受制于客观自然条件，发展脚步慢了。但是，贫困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不够，而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脱贫攻坚不是简单的“把收入搞上去”，它是一个地方的社会人文生态的多方面变化。循着这样的思路，记者在井冈山的村落里体会着“攻坚”的分量，探寻井冈山的“样本意义”。
“贫”与“困”
贫困农户经济收入已经稳步达到一个水平，摆脱了经济之“贫”。但“脱贫”之后还需“解困”。贫困户的“精神之困”远大于“增收之难”。
不让一个群众掉队，是脱贫攻坚的庄严承诺。实现这个承诺，贫困户始终是精准扶贫的“靶心”。一个地区扶贫成效如何，归根结底要看户。在井冈山采访的那些日子里，记者走村而且串户，认真地了解了32户贫困户的收入和生活情况。这些贫困户有五保老人，有残疾家庭，也有病患人家。
在鹅岭乡塘南村，记者看望了一位五保户老人，已经72岁。他刚刚搬进自己的新房里。两间新修的砖瓦房就在自家老屋的后面。進门是客厅，客厅右边是老人的卧室，左边有一个接通下水、安装了抽水马桶的卫生间。
老人告诉记者，修盖这个房子，国家补助2.4万元，自己掏3万元。原来的房子漏雨，好几年前就想翻盖，但没有钱。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好政策，他这么大年岁的人说什么也不可能再修盖新房子了。井冈山实行拆旧建新、移民搬迁、除险加固、政府代建4种方式，整合资金5000余万元，用于补助“两红”子女（红军烈属和红军后代）、贫困户和五保户等不同对象。塘南村这五保户老人能从土坯房里搬到新盖的砖瓦房，就是得益于这项政策。2015年以来，井冈山投入资金1.2亿元用于安居扶贫，解决了6708户群众的住房难题。
记者和老人算了一笔日常收支账：每年在家里务农，能有4000元左右的收入；参加五保户，每月290元，还有80元养老金，这两项下来，一年收入4440元；他每年还享受计划生育特别扶持费6000元；惠农保每年分红1500元。这样粗粗算下来，老人年收入16000多元。
惠农保是井冈山金融扶贫的一个新探索。他们按贫困程度将贫困户分为红卡户、蓝卡户。红卡户是特别贫困户，蓝卡户是一般贫困户。财政给予每个红卡户1万元产业发展帮扶资金。该笔资金投入到专门组建的产业投资公司，注入九银村镇银行，确保年收益不低于股本金的15%。这样，每一个红卡户每年收入可稳定增加1500元。
一年开支多少呢？老人屈指算来，吃、穿、用等生活开支大概8000多元，能有七八千元结余。他说，每年开支高低有变化，节余不是个固定数。
在古城镇一个叫沃壤的村里，记者访问了一户因残致贫的红卡贫困户。男主人姓张，49岁。他和妻子都是天生残疾，生活能力差。全家四口人，两个儿子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去年，他们高兴地住进了三室一厅的新房子。新房迎面墙上是搬家时贴的对联：“精准扶贫奔小康，坚定信念跟党走”。
在村委会关心下，老张和妻子被安排进村组公益性岗位，负责村里的卫生打扫。夫妻两人每月有1800元收入。新农村建设以来，很多地方的乡村都实行公共卫生专门找人打扫，有了一些农村公益性岗位。记者在井冈山很多乡村看到，这种公益岗位在帮扶贫困户就业、稳定增加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井冈山全市开发出857个村组公益岗位，还整合生态保护扶贫涉林岗位470个，都用来帮助贫困户就业。
老张家是古城镇党委领导的帮扶对象。镇党委书记还帮助他在附近的家具厂找到一份涂油漆的工作，他每天打扫完村里卫生就到家具厂上班，每月工资2000元。老张家有4亩田，流转出去每年收入2000元。全家四口人享受低保，两个人每月领取270元低保金，另外两个人每月领取210元低保金。他们一家每年收入在6万元左右。老张告诉记者，全家一年开销3万多元。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每年差不多能节省下两万元。
因病因残致贫，在农村贫困户中占比很大。记者走访的32户贫困户，因病因残致贫的有18户。记者在这些贫困户家里看到了扶贫成效，也感受到农村贫困户存在的实际困难。
在茅坪乡坝上村，记者跨过村边小河上的一座小桥来到了一户姓肖的人家。清晨的阳光洒进村庄，空气中透着清新。女主人刚打扫完院落，准备接待来这里参加“红军一天”活动的游客。
女主人58岁，家里因为31岁的女儿生病成了红卡贫困户。男主人早早去工地垒岸了。女儿3年前患上尿毒症，每周都得透析两次。一年下来，医药费用两万多元。井冈山全市构建起新农合、大病医保和疾病应急救助“三道防线”。肖家这种情况，可以享受大病保险补偿等政策。两万多元医药费，需要自己支付的不到8000元。因为要到镇卫生院去透析，来往还有车费开支和在镇里住宿等，总共加起来1万多元。
“愁的倒不是钱。”女主人明确告诉记者，丈夫种着家里的3亩田，还打点零工，每年能有八九千元工资收入。这两年村里发展农家乐，他们参加“农家乐”旅游项目“红军一日”，接待游客，2016年收入超过16000元；女儿享受农村低保，每月有210元。她念念不忘的是：“孩子的将来该咋办？”说起女儿的病，女主人眼眶里就涌出了泪水。实打实说，疾病带给这个家庭的是巨大的精神压力，而经济负担倒还可以承受。 这3户人家的生活状况，让记者看到了脱贫攻坚的制度性成效。通过这些年的帮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让看病不再成为农民最发愁的事情。公益性岗位等就业帮扶政策，根本改变了贫困家庭的收入来源。如果说经济收入上不去是“贫”，记者在调研中感到，贫困农户已经“脱贫”。无论是五保户，还是因残因病致贫的农户，经济收入都已经稳步达到一个水平。但是，他们“脱贫”之后依然需要“解困”。困在哪里呢？贫困户的“精神之困”远远大于“增收之难”，残和病都是心头之困。现在，农户居住相对分散，集体活动和精神文化生活贫乏，他们对于疾病和生活的忧虑就难以得到排解。经济收入脱贫之后，如何加强农村社会文化建设，帮助有病有残疾的家庭增强信心，仍然是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
“户”与“家”
“戶”是一个统计概念，“家”则包含着精神和社会意义。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满奋进动力。脱贫攻坚不仅要政策帮扶到“户”，更要帮农民建好“家”。
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是脱贫攻坚的一条原则。记者在调研中看到，家庭“志短”，除了因病因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本身的不完整。记者理解的不完整家庭，是指作为家庭主体的夫妻一方缺失。家庭主体缺失的原因各种各样，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家庭主体缺失直接损害家庭的经济功能，造成长期精神不振和经济贫困。
有一种情况是上辈单亲，导致下一辈家庭的起步困难。记者在葛田乡华岭村访问一位58岁的老太太。她丈夫早年病逝，一个人拉扯大儿子。如今，儿子靠维修摩托为生，家里花了所有积蓄盖起了房子，但儿子33岁依然没有成家。房子里仍然摆放着过时的家具，而且多个房间都是空着的。儿子没有成家是老人最大的“心病”，也直接影响着母子两人的“心劲”。这个家庭的“扶志”与给孩子成家直接联系在一起。
记者调研的9户不完整家庭中，有8户属于上一辈单亲的情况。这种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是，家底薄，家庭积累不足。因为历史原因，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这样的家庭能把孩子抚养长大，已经十分不易，难以有更大经济力量。这样，孩子到龄无法成家，家庭接续陷入“恶性循环”，整个家庭就容易失去精神动力。
农村不完整家庭的第二种情况是儿子大龄未婚。在鹅岭乡塘南村，记者见到一位周姓老妇人。67岁的她和3个未成家的儿子一起生活。老人虽然精干利索，但无法摆脱精神的困顿。大儿子曾经成家，前几年离婚了。二儿子37岁，三儿子35岁，都没有成家。老人说，“家里除了一个电视，不用电器”。在塘南村扶贫的挂点干部介绍说，全村560多口人、141户，30岁以上适龄青年未婚的有24人。在茅坪乡坝上村，记者也遇到一位吴姓老妇人，已经60岁。21年前丈夫去世，她带着儿子生活。如今，儿子34岁还没有成家。这位老妇人参加村里的农家乐旅游项目，每年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但她还是愁眉不展：“主要是发愁儿子结不了婚。”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农村婚姻破裂有所增加，这也成为农户返贫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记者在鹅岭乡神源村就访问过一位63岁的老妇人。她早年丧夫，自己拉扯孩子成人。在孙子9岁那年，儿媳出走，后来与儿子离婚。现在，家里使出全部力气盖起一座两层楼房，但外墙仍是裸露的灰砖，家里也没有什么家具。通往二层的楼梯和二层地板都是水泥，没有来得及装修。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去了，留下老人照看着13岁、刚上初中的孙子。
给子女成婚向来是农村家庭财富实现代际转移的重要方式。子女婚姻破裂，尤其是儿子离婚，将中断一个家庭的财富积累，而且造成新的损失。按照现在的社会情况，农村结婚彩礼“行情”是10万元左右，再加上房屋、家具、酒席等开支，“婚姻成本”在20万元以上。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说，儿子婚姻重组相当于两倍付出这个成本，从经济账上看，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下，农村的家庭建设面临很多新情况。女孩从上学就离开村里，到了成婚年龄，大都在外地打工。男女比例本来是不平衡的，如果儿子遭遇离婚变故，重组家庭的难度非常大。这将直接打击一个家庭致富的精神动力。
“扶志”对于贫困户来说，就是要改变这个家庭的精神面貌。如果说“户”是一个农村统计概念，那么“家”则包含着更多精神和社会意义。健康完整的家庭才能充满奋进的动力。所以，在脱贫攻坚中，政府不仅要把政策帮扶到“户”，更要重视农民的家庭建设。家庭精神动力不足不是简单的政策扶持可以解决的。包括家庭建设在内的社会建设是经济稳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
“链”与“环”
农村专业合作社铺展出一条条产业链，而农户就是这链上的“环”。扶贫之难在于，让产业链把贫困户带起来，让贫困户成为产业“链”上牢固的一“环”。
井冈山脱贫攻坚中，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一个亮点。从2014年脱贫攻坚以来，新增农业合作社209个，全市贫困户100%加入了合作社。
这个100%怎样理解？记者想起了“链”与“环”的比喻。农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个产业链条，而农户就是这链条上的“环”。打造产业链，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这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验证。合作起来，才能形成规模；有了规模，才能增加效益。这是一条简单的道理。但是，农村经营以农户为主，难以形成规模，提高效益，这是很多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困境。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从理论上讲，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贫困户往往缺资金、缺技术，甚至缺劳力，谁愿意和他们一起成立合作社？如何让产业链条把贫困户带起来？怎样把贫困户有效地绑在农村发展的产业链条上？井冈山的农业合作社做出了回答。
用政府的政策举措启动专业合作的动力，这是井冈山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们根据贫困程度把农村贫困户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红卡户，需要政策兜底脱贫的；一种是蓝卡户，通过扶持可以在一定时期脱贫的；再一种是黄卡户，已经脱贫但还需要政策扶持一段时间的。政府为红卡户和蓝卡户发放产业发展资金，红卡户每户1万元，蓝卡户5000元。这些钱不是直接发到贫困户手里，而是成立合作资金，发展产业，贫困户从中分红。这项政策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注入巨大动力，使贫困户与产业发展稳固地结合起来。 政策发挥了推动作用之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就很好地发挥出来。
这种组织最容易“长”在农村的土地上，很快与当地种养条件相结合，植根乡土，而且不会“水土不服”。黄桃、茶叶、养牛等是合作社最常见的内容。因为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适合四五十岁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状况，对技术的要求也相对低一些。以种养为主的专业合作组织成为贫困户脱贫的一种有效方式。茅坪镇桃寮村一个村民小组以土地入股，2015年集中200多亩土地成立茶叶合作社。今年春天就可以采茶。村支书说，这种方式最能让农民受益。
这种“结合”有时候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当地经济资源，带有一定社会意义。井冈山有一个鹅岭乡。据说，鹅岭因附近一座山形似展翅之鹅而得名。乡里负责人说，刚刚脱贫的荷田村得益于养鹅合作社，而正在努力脱贫的神源村也有一个养鹅合作社。记者在神源村了解合作社的运营成效。全村45个贫困户，每户5000元产业资金集中起来，成立了这个合作社。2016年卖出4000多只鹅，每只鹅8斤左右，而鹅的售价是每斤10-15元。合作社只聘一个固定工，每月工资2000元，忙的时候再找几个零工。这样下来，合作社一年收入是32万-48万元之间，也算可观。
鹅岭一带养鹅合作社能够获益，并不仅仅在于那座形似鹅的山，而是因为吃鹅是乡间酒席不可少的一道菜。人们办酒席，压轴大菜就是米粉鹅。所以，本地需求量很大。正是顺应了这种社会习俗，养鹅才在这片土地上渐成产业。
规模是产业发展一个不容易把握的边界。规模大了，管理难度大；规模小了，效益提不高。但是，农业合作社这种形式适应农村千差万别的情况，规模大小完全取决于领办合作社的人和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情况。对于能够大发展的合作社，入股贫困户的范围突破了村组甚至乡镇的行政区划限制。
農村合作组织多大的规模更合适，难以实行“标准化”。葛田乡党委书记研究了当地农村合作社的情况。他提出，合作组织的产业规模要与领办人的经营能力、与当地产业基础、与市场销售情况相适应。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农场以土地100亩左右比较合适，一个种植毛竹的合作社，土地可以在千亩以上，而茶叶合作社则200亩左右比较适合人工采摘。
农业合作社仿佛是搭建在农村的一个个舞台，舞台有大小，但上演的剧目都动人。新城镇金源村一位姓尹的贫困户信心十足地领办一个养鸭合作社。他从小是孤儿，后来身患肺病，干不了重体力活。他10年前就开始学习养鸭子。他自己说“走南闯北学习养鸭经验”，但因为技术跟不上，一直没有成功。这两年，他专门到湖南学技术，但规模还是上不去。脱贫攻坚政策给了他一个机会。他联合村里5个贫困户，再加上帮扶单位的产业扶持资金，成立养鸭合作社，养了2000多只鸭子。去年半年就给贫困户每户分红1200元。他说：“过去成立合作社，自己没有钱，村里人也不相信我。现在，有了资金支持，我信心足了，大家也相信我了。”养鸭合作社这个不大的舞台，让这位47岁的农民找到了新的人生角色。
现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最缺的是领办人和技术信息服务。井冈山的村庄里，已经有不少回乡创业人员领办种养专业合作社，也有一些合作社是村干部带头办的。当下面临的还有技术、市场信息等问题。
资金问题解决之后，如何在生产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给这些合作组织提供有效服务，这成为农村进一步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记者在调研中看到，各个乡镇都在进行不同形式的探索，有的邀请老师到村里讲课，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有的吸引外地技术人才参加组建合作社，但农村还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技术培训体制。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除了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恐怕还需要考虑这些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