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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评论评洋厂长格里希的“三斧头”……胡耀邦对外国专家工作非常关注。他对外国专家局和中央引智领导小组作过多次批示，每次不只是圈阅或转某同志阅处，而是有意见、建议，有批评、赞扬，极为认真仔细，对搞好外国专家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在经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国家百废待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但搞“四化”建设，困难重重，特别是缺乏知识、缺乏经验、缺乏人才。就在1978年前后，邓小平、胡耀邦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走出国门，先后去了51个国家，且多为发达国家，进行考察访问。他们亲眼目睹世界的变化，一致感到差距太大了，强烈意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没有技术，可向别的国家学习；没有人才，恢复高考，自己培养，多派留学生，并且请外国人来帮助我们。邓小平说，过去把向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叫“崇洋媚外”，现在明白了，这是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让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胡耀邦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大力抨击闭关锁国政策，强调向外国学习要持虚心的态度，不要妄自尊大，轻视别人的经验。1981年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他在1982年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呼吁：“我们绝对不能困于过去狭小的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要做到‘两个放手’，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1983年他出访日本，回国后在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报告会上介绍：日本教育普及，生产发达，经营水平高，应该学习那些有益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强调不管对于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还是苏联，我们都是念的一本经，发展人民友谊，学习先进经验。
胡耀邦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写道：“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求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这也表明了在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上，他思想解放、态度坚决、观点鲜明。
胡耀邦胸怀博大，在寻求治国之道上，他“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主张博采众长，力求在别国成功的起点上引领国家免走或少走弯路，以达到快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目的。
“这是一项极为有意义的大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正经历着重大转变。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肩负重任，日理万机，却非常关心外国专家局的工作。他认真阅读外国专家局呈报的工作汇报以及反映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和他们意见建议的《专家工作简报》，几乎每期都读，多有批注。
由于受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涉外活动和事件非常敏感。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束手束脚，生怕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思想不解放，对外国使团、外国专家和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诸多限制，层层设关卡，宁左勿右。外国专家、外国人对这一状况自然怨言甚多，要求改变。胡耀邦则多次疾呼，要求予以松绑，改变限制过死的现象。
1982年，外国专家参观访问山东德州农村地区，受到种种限制，外国专家不满意，新华社记者在内参上作了报道。胡耀邦态度严肃，将这一报道批给当时中央外事及新华社等部门领导吴学谦、朱穆之、乔石、王炳南阅，并明确表示：“我主张进一步放宽使团、记者、外国专家去外地采访、参观，不让他们或少让他们去，误解、怨言很多。这是老框框，要多组织、多允许他们去，开眼界、受教育比什么都灵得多；多让他们去，可能也出点乱子，但出不到哪里去，而且肯定副作用比正作用小得多。这方面要教育你们下面的同志下决心丢掉老框框，开辟接待这些外国人的新套套、新局面。”类似情况，他还在《专家工作简报》上批示：请仲勋同志(习仲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督促有关部门对官僚主义狠狠将军，对各地外国专家活动范围限制过死的现象应予改变。切实纠正过去那些不近人情的地方。
胡耀邦重视外国专家及常驻中国的外国人的意见。日本《读卖新闻》驻京记者丸山胜和胜永成太郎建议中国成立一个机构，专门受理外国人来信、来访，收集和处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中国领导人能从那里听到很好的建议。胡耀邦认为这个建议值得考虑，立即指示对外友协和外专局应把受理常驻中国的外国人的来信、来访和主动征求意见这件大事办起来，要克服只应付场面的简单做法。他多次要求外国专家局的同志解放思想，与外国专家交朋友。他说，70个人(指当时外专局工作人员人数)不少，每年要有一半时间到外国专家中去，同他们一起生活，看电影，上饭馆，听取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在异国他乡不觉孤独，努力做好服务工作。在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指导下，外专局的工作有了大的变化：经常走访外国专家，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来到中国、和中国人民共同战斗和建设的外国老专家；经常组织外国专家到各地考察、访问，了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给各地、各行业带来的变化；收回了北京友谊宾馆，努力使之成为外国专家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之家”；同时认真听取、反映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困难。为此，国务院副秘书长艾知生将反映这一变化的《外国专家局工作情况汇报》报给胡耀邦、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读后非常高兴，认为外国专家局的工作有了很多改进，有了新的局面，欢迎他们向书记处汇报一次。并在批示中指出：“这是一项极为有意义的大工作。”这无疑是对外国专家局同志的鼓舞和激励。
三条评论评洋厂长的“三斧头”
1983年底，武汉市聘请西德专家格里希为武汉市柴油机厂厂长，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洋厂长。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中国工厂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当厂长?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当时武汉市市长吴官正等市领导顶住了各种压力和异议。
新华社记者孙玉昌在武汉柴油机厂进行了采访，并在内参上发了《洋厂长的三斧头》一文。大致内容是：应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格里希上任20天来，按我国赋予的厂长负责制的权限，对工厂的积弊连砍了“三斧头”：一砍涣散的劳动纪律、二砍混乱的管理方式、三砍错综复杂的干部关系网，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全厂生产面貌开始改观，零部件一次合格率由85％提高到92％，铸造废品率由33％降为5％，装机由过去每小时30台增加到50台，试车一次合格率由80％提高到95％……
胡耀邦读了这份报道，有感即发，及时批给时任中办主任王兆国，请他将《洋厂长的三斧头》一文作为参阅文 件印发给政治局并加发给中央各部门领导同志。同时注明：如果哪个部门感到要广为推荐一下，也可允许他们自行印发给各企事业单位。胡耀邦对该文的具体批注是：这个洋厂长，看来没有特殊的神奇本领，如果硬要说有，主要是这么三条：(1)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并且说到做到。(2)自己懂行，每天都要以主要时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3)赏罚分明，并且当机立断，毫不含糊。结果是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拥护他，希望他延长合同，至少再当两年厂长。
洋厂长的“三斧头”和胡耀邦的三条评论，让格里希治厂效应在国内工厂企业很快传开，推动了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提高了生产效益。武汉市聘请外国专家参加建设的经验在第一次全国引进国外智力大会上作了介绍，人们从实践中深感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行不通的。引进国外智力，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一条捷径。
亲历亲为抓引智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与万里、姚依林、方毅、宋平等中央领导讨论工作时，重点谈到要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各方面的建设。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决心不大。胡耀邦感同身受，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定要立即去办，认真解决。他一旦看准了的事就会亲历亲为，真抓实干。
邓小平谈话后的第三天，7月1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学习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统一思想，研究贯彻落实，及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两项对今后的引进国外智力事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引进国外人才是加快四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必须坚持不懈地长期贯彻执行。号召全党进一步认识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要性，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决定》还就引进国外人才重点、引进渠道、引进人才的主要行业、专家作用的发挥、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专家经费等提出了明确的意见。这个《决定》对今天的引进高端人才的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
二是成立了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组长为姚依林，方毅、张劲夫、宋平是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决策果断，行动坚决，少说多做，对全国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领导坚强有力。
胡耀邦除了参与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领导和决策外，还把这项工作列为其外事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见外国访华团组时，鼓励开展两国间的人才交流。1986年他接见意大利的一个访华团，建议意大利派丝绸印染及后整理方面的专家来华指导和帮助中国的同行。该团团长允诺，回意大利后就物色了这方面的专家，派到位于中国丝绸之乡的杭州丝绸厂，向该厂传授了丝绸印染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丝绸产品和服装的质量。
由于中央决心大，不到两年，大多数地方都建立了主要负责同志任领导的引智机构。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人才交流，1985年还成立了由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唐敖庆担任副主席(主席张劲夫)的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协会在美、日、英、德、加、香港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设了代表处，与当地民间人才交流机构、专家组织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智力机构及队伍的建设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6月，在邓小平引智重要讲话3周年的前夕，中央引智领导小组向邓小平、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汇报提纲》。引智工作初见成效，得到中央充分肯定。胡耀邦称赞有加，他仔细阅读了《汇报提纲》，高兴地批示：“劲夫同志，没有想到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我们几年来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可喜可贺，谨向同志们致敬。这个提纲条理清晰，目标稳妥，措施也得当，我感到很好。”《汇报提纲》多处都留有他的建议和意见，如关于“七五”期间人才引进和出国培训规模，他批注：这个规模可以了，但派出的人要讲求质量。在有关引智项目安排在哪些部门和行业的问题上，他批注：要吸收一些内行，共同研究出一批(例如三五十项)我们急需的太落后的，而创汇又高的现代化技术，如高级合金钢、特种钢的冶炼技术，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深加工技术，飞机、企业、小型机械设计和制造技术，等等。他要求《汇报提纲》修改后发给中央各部和各省、市同志看看，“使更多的同志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并认真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今天，引进国外智力工作规模更大，领域更广，成绩更加显著，未来会更加辉煌。越是如此，我们越加怀念改革开放和引进国外智力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勇敢的实践者胡耀邦。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我们不会忘记他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在经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国家百废待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但搞“四化”建设，困难重重，特别是缺乏知识、缺乏经验、缺乏人才。就在1978年前后，邓小平、胡耀邦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走出国门，先后去了51个国家，且多为发达国家，进行考察访问。他们亲眼目睹世界的变化，一致感到差距太大了，强烈意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没有技术，可向别的国家学习；没有人才，恢复高考，自己培养，多派留学生，并且请外国人来帮助我们。邓小平说，过去把向先进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叫“崇洋媚外”，现在明白了，这是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让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胡耀邦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大力抨击闭关锁国政策，强调向外国学习要持虚心的态度，不要妄自尊大，轻视别人的经验。1981年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他在1982年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再次呼吁：“我们绝对不能困于过去狭小的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要做到‘两个放手’，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1983年他出访日本，回国后在中央办公厅组织的报告会上介绍：日本教育普及，生产发达，经营水平高，应该学习那些有益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强调不管对于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还是苏联，我们都是念的一本经，发展人民友谊，学习先进经验。
胡耀邦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写道：“拒绝接受外国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求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这也表明了在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上，他思想解放、态度坚决、观点鲜明。
胡耀邦胸怀博大，在寻求治国之道上，他“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主张博采众长，力求在别国成功的起点上引领国家免走或少走弯路，以达到快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目的。
“这是一项极为有意义的大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正经历着重大转变。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肩负重任，日理万机，却非常关心外国专家局的工作。他认真阅读外国专家局呈报的工作汇报以及反映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和他们意见建议的《专家工作简报》，几乎每期都读，多有批注。
由于受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涉外活动和事件非常敏感。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束手束脚，生怕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思想不解放，对外国使团、外国专家和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诸多限制，层层设关卡，宁左勿右。外国专家、外国人对这一状况自然怨言甚多，要求改变。胡耀邦则多次疾呼，要求予以松绑，改变限制过死的现象。
1982年，外国专家参观访问山东德州农村地区，受到种种限制，外国专家不满意，新华社记者在内参上作了报道。胡耀邦态度严肃，将这一报道批给当时中央外事及新华社等部门领导吴学谦、朱穆之、乔石、王炳南阅，并明确表示：“我主张进一步放宽使团、记者、外国专家去外地采访、参观，不让他们或少让他们去，误解、怨言很多。这是老框框，要多组织、多允许他们去，开眼界、受教育比什么都灵得多；多让他们去，可能也出点乱子，但出不到哪里去，而且肯定副作用比正作用小得多。这方面要教育你们下面的同志下决心丢掉老框框，开辟接待这些外国人的新套套、新局面。”类似情况，他还在《专家工作简报》上批示：请仲勋同志(习仲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督促有关部门对官僚主义狠狠将军，对各地外国专家活动范围限制过死的现象应予改变。切实纠正过去那些不近人情的地方。
胡耀邦重视外国专家及常驻中国的外国人的意见。日本《读卖新闻》驻京记者丸山胜和胜永成太郎建议中国成立一个机构，专门受理外国人来信、来访，收集和处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中国领导人能从那里听到很好的建议。胡耀邦认为这个建议值得考虑，立即指示对外友协和外专局应把受理常驻中国的外国人的来信、来访和主动征求意见这件大事办起来，要克服只应付场面的简单做法。他多次要求外国专家局的同志解放思想，与外国专家交朋友。他说，70个人(指当时外专局工作人员人数)不少，每年要有一半时间到外国专家中去，同他们一起生活，看电影，上饭馆，听取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在异国他乡不觉孤独，努力做好服务工作。在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指导下，外专局的工作有了大的变化：经常走访外国专家，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来到中国、和中国人民共同战斗和建设的外国老专家；经常组织外国专家到各地考察、访问，了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给各地、各行业带来的变化；收回了北京友谊宾馆，努力使之成为外国专家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之家”；同时认真听取、反映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困难。为此，国务院副秘书长艾知生将反映这一变化的《外国专家局工作情况汇报》报给胡耀邦、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读后非常高兴，认为外国专家局的工作有了很多改进，有了新的局面，欢迎他们向书记处汇报一次。并在批示中指出：“这是一项极为有意义的大工作。”这无疑是对外国专家局同志的鼓舞和激励。
三条评论评洋厂长的“三斧头”
1983年底，武汉市聘请西德专家格里希为武汉市柴油机厂厂长，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位洋厂长。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中国工厂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来当厂长?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当时武汉市市长吴官正等市领导顶住了各种压力和异议。
新华社记者孙玉昌在武汉柴油机厂进行了采访，并在内参上发了《洋厂长的三斧头》一文。大致内容是：应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格里希上任20天来，按我国赋予的厂长负责制的权限，对工厂的积弊连砍了“三斧头”：一砍涣散的劳动纪律、二砍混乱的管理方式、三砍错综复杂的干部关系网，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全厂生产面貌开始改观，零部件一次合格率由85％提高到92％，铸造废品率由33％降为5％，装机由过去每小时30台增加到50台，试车一次合格率由80％提高到95％……
胡耀邦读了这份报道，有感即发，及时批给时任中办主任王兆国，请他将《洋厂长的三斧头》一文作为参阅文 件印发给政治局并加发给中央各部门领导同志。同时注明：如果哪个部门感到要广为推荐一下，也可允许他们自行印发给各企事业单位。胡耀邦对该文的具体批注是：这个洋厂长，看来没有特殊的神奇本领，如果硬要说有，主要是这么三条：(1)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并且说到做到。(2)自己懂行，每天都要以主要时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3)赏罚分明，并且当机立断，毫不含糊。结果是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拥护他，希望他延长合同，至少再当两年厂长。
洋厂长的“三斧头”和胡耀邦的三条评论，让格里希治厂效应在国内工厂企业很快传开，推动了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提高了生产效益。武汉市聘请外国专家参加建设的经验在第一次全国引进国外智力大会上作了介绍，人们从实践中深感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行不通的。引进国外智力，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一条捷径。
亲历亲为抓引智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与万里、姚依林、方毅、宋平等中央领导讨论工作时，重点谈到要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各方面的建设。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决心不大。胡耀邦感同身受，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定要立即去办，认真解决。他一旦看准了的事就会亲历亲为，真抓实干。
邓小平谈话后的第三天，7月1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学习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统一思想，研究贯彻落实，及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两项对今后的引进国外智力事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引进国外人才是加快四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必须坚持不懈地长期贯彻执行。号召全党进一步认识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要性，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决定》还就引进国外人才重点、引进渠道、引进人才的主要行业、专家作用的发挥、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专家经费等提出了明确的意见。这个《决定》对今天的引进高端人才的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
二是成立了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组长为姚依林，方毅、张劲夫、宋平是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决策果断，行动坚决，少说多做，对全国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领导坚强有力。
胡耀邦除了参与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领导和决策外，还把这项工作列为其外事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会见外国访华团组时，鼓励开展两国间的人才交流。1986年他接见意大利的一个访华团，建议意大利派丝绸印染及后整理方面的专家来华指导和帮助中国的同行。该团团长允诺，回意大利后就物色了这方面的专家，派到位于中国丝绸之乡的杭州丝绸厂，向该厂传授了丝绸印染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丝绸产品和服装的质量。
由于中央决心大，不到两年，大多数地方都建立了主要负责同志任领导的引智机构。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人才交流，1985年还成立了由著名科学家王淦昌、唐敖庆担任副主席(主席张劲夫)的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协会在美、日、英、德、加、香港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设了代表处，与当地民间人才交流机构、专家组织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智力机构及队伍的建设为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6月，在邓小平引智重要讲话3周年的前夕，中央引智领导小组向邓小平、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汇报提纲》。引智工作初见成效，得到中央充分肯定。胡耀邦称赞有加，他仔细阅读了《汇报提纲》，高兴地批示：“劲夫同志，没有想到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我们几年来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可喜可贺，谨向同志们致敬。这个提纲条理清晰，目标稳妥，措施也得当，我感到很好。”《汇报提纲》多处都留有他的建议和意见，如关于“七五”期间人才引进和出国培训规模，他批注：这个规模可以了，但派出的人要讲求质量。在有关引智项目安排在哪些部门和行业的问题上，他批注：要吸收一些内行，共同研究出一批(例如三五十项)我们急需的太落后的，而创汇又高的现代化技术，如高级合金钢、特种钢的冶炼技术，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深加工技术，飞机、企业、小型机械设计和制造技术，等等。他要求《汇报提纲》修改后发给中央各部和各省、市同志看看，“使更多的同志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并认真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今天，引进国外智力工作规模更大，领域更广，成绩更加显著，未来会更加辉煌。越是如此，我们越加怀念改革开放和引进国外智力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勇敢的实践者胡耀邦。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我们不会忘记他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