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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吸引本国在外留学人员的政策是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家决策层根据一定时期的价值标准与合理性原则，对本国在外留学人员实施服务、吸引、开发和使用的制度性规定。留日回国人才是整体留学回国人才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并研究留日回国人才的现状，对于考量和评价留学回国人才的群体状况与留学回国政策的综合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留学人才的流动与流失是一个时期以来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关专家认为，有证据表明中国留学人才中最优秀的20%还在国外；中科院某研究所所长也曾表示，该所吸引到的通常是海外学者群体里的中流人才，排名前20%的人才大多仍会选择留在海外。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资料的分析与研究，试图从宏观角度并在整体的把握上，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日回国人员发挥作用的状况和现象”进行系统性考察，并据此讨论中国留学政策面临的新课题。
一、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的大致规模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繁荣发展期”。据教育部2008年4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78～2007年底的29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共有约121.17万人以国家公费派遣、单位公费派遣或自酬学费的方式出国留学。同期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约有31.97万人；2007年内留学回国人员在历年中最多，约为4.4万人，比2006年增长4.79％；其中，自费留学回国人数约为3.6万人，比上年增长7.48％，国家或单位公派的留学回国人数为8 513人，比上年减少470人。改革开放29年里陆续回国的约31.97万名留学人员，约占同期出国留学总数121.17万人的26.38%。
二、1978～2006年赴日留学人员的基本状况
据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透露，自1978～2006年初，从中国大陆到日本的各类留学生累计约有15万人，而完成学业后在日就职的约有1万人，回国工作的约有3万人；在日12万多外国留学生中约有9万是中国留学生。另据统计，在此期间内，全部出国留学人员中，赴日留学人员比例约为16% ；在全部留学回国人员中，留日回国人员比例约为13% 。
中国人赴日留学方式早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单一国家公派形式发展成为国家公费派遣、单位公费派遣、自费留学、日方经费等各类渠道留学的多样化格局。中国人赴日留学的学历层次，也从改革开放之初以进修生为主，逐渐形成进修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普通或高级访问学者等多层次的留学模式。赴日留学的学科领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工科类为主（约占85%以上），发展到理工、农林、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目前，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留学生已占在日中国留学生总数的50%以上。
三、中国留日回国人才基本数据
1978～2005年，在日本完成学业且已回国工作的各类留学人员总量已有3万人左右，其中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约有6 000人；他们工作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为促进中日间的理解、交流和合作发挥了桥梁作用。如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从大阪留学后回国；青海省副省长马培华博士从日本理化所博士毕业后回国。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记录和显示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至2005年底期间，留日回国人员在全部留学回国人员中的比例约为13%，列留美回国与留英回国数量之后；留日回国人员数量约占全部赴日留学人员总数的20%（即所谓的留日“回归率”），低于同期从各国回国人数的总比例即回归率（25.77% ），也明显低于2003年时的回归率（38.77%）；留日回国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者，约占全部留日回国人员的27%。
四、留日回国人员社团组织现状
一个时期以来，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下，以聚集留学回国人员为基本功能的“留学人员联谊会”等半官方的社团组织或企业大量涌现；至2007年底，全国已大致建立了约60个留学人员联谊机构和近120家“留学人员创业园”。
南开大学“中国留学教育研究中心”曾于2007年3月就“留日回国人员社团组织现状”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抽样调查。该项调查显示，此类社团组织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如在被抽样调查的23个社团组织中，北京市有12个，天津市有7个，山东省仅有4个。根据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区分，留日回国人员社团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半官方、半民间社团有9个，占被抽查数的39.13%。主要有欧美同学会留日分会、北京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留日分会。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增进留日回国人员的联络和友情，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招商引资，并希望通过留学生社团为国内带来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以及为吸引国外资金创造有利的条件。这种类型的留学生社团人数较多。因有稳定的政府经费支持，社团能够经常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其影响面也较大。
第二，国内大学内的留学生联谊会共有5个，占被抽查数的21.74%。天津大学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和中国政法大学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较为典型。这种联谊会由同一学校的留学回国人员组成，其作用主要是支持这些留学回国人员的联络和交流以及开展与国外各高校的联系和交流。在这种社团中，留日回国人员的人数较多，力量也较为庞大，许多留日学者还成为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
第三，以日本各大学名义建立的各种同学会、同窗会、校友会共有9个，占被抽查数的39.13%。如爱知大学同窗会、东北大学同窗会、中国九州大学同窗会、名古屋大学北京（中国北方）校友会等。这种同学会、同窗会和校友会主要由毕业于日本各大学的留学生组成，其人数相对较少，成员也不局限于一校或一地。其建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开展与原就读日本高校的联系与合作。另外，这种社团还得到日本高校的财政支持，如爱知大学同窗会天津支部，就曾得到日本爱知大学的经费支持。
五、留日人才在日就职与入籍现状
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对高层次人才的大量需求。日本在外国人接受政策方面也由原来的限制和排斥逐渐转变为积极地引进和吸收，并鼓励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就职。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本国企业与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外国人雇佣条件，使签证范围由原来的12种专业内容扩展到26种，从而更加强调为高新技术人才提供就职机会。日本政府于2005年3月29日发表的《第三次出入国管理基本计划案》则更加强调：要创造吸引外国优秀人才在日本定居的有魅力的生活环境和雇佣条件，一次性给予长期的在留资格，并促进他们定居、永住。
据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统计，截至2006年初，仅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累计已有9 000多人，其中约33.3%已在日本就职。当时完成学业并已在日本就职的中国留学人员总数约有1万人。2006年，到日本企业就业的中国留学生比2005年有大幅度增加，达到8 000余人。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理事长佐藤次郎在“2007年日语教学研讨会”上表示，日本将加大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力度，鼓励和支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企业就业。
日本的经济近年来虽然逐渐复苏，但随着“少子化”及“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日本已经进入了大量引进海外人才的时代。据日本入（境）管协会2007年8月发布的《平成19年版在留外国人统计》显示，日本再度加大了吸引中国优秀人才的力度：在2006年度内被批准就职的外国留学生当中，中国留学生首次突破5 000人，达到6 000人，创历史最高纪录；比2005年增加1 814人，增长43.3%；就职率占外国留学生就职总数的72.5%，排名第一。另外，2006年从中国直接到日本就职，并持有“人文知识、国际业务”及“技术”签证的中国人达到4 853人，比前年增加2 161人，激增了80.3%，也排名居首并创历史最高纪录。中国人于2006年在日就职者高达10 853人，首次单年就职人数突破1万人大关。上述两组数据在显示中日经济交流扩大现状、突现中国人才受到日本企业青睐的同时，无疑也加大了中国对留学人才外流的顾虑。有关专家分析称，中国的IT从业人员已经从美国或中国流向日本，今后还将有大批中国IT人才到日本创业；有关专家呼吁，“中国留学人才安全”面临的形势令人担忧。
在日就职的中国留学人员，相继在日本创立了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并通过它们在科技、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领域为祖国服务，如留日博士专家支援青海服务团、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在日中国科学技术者联盟、全日本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留学生新闻》等华文媒体、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及各地区各大学的110多个学友会，都在为祖国建设和发展、为促进中日友好发挥着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12月27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访华启程三个小时之前，特意于首相官邸接见了上述“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代表、知名学者、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等12名在日就职的中国留学人员。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接见“华人教授会议”成员。福田首相向华人教授会议的会员表示：“我对今后的中日关系感到放心。”华人教授会议代表向福田首相提交了一份《中日间“战略互惠关系”发展建议书》。内容包括：中日应深化和扩大政府间的交流，加强两国首脑的互访频率，促进政府间各种级别的交流，消除相互之间的威胁感，加强解放军和自卫队的交流；应设立共同基金，促进中国的环境、新农村计划以及食品安全；应促进研究、教育领域的共同发展；应扩大民间交流等五大方面的12点建议。另外今年在日本长野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中，在日中国留学生群起声援，其间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素质也给日本人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机会。
在1952～1989年的38年里，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人有37 883人，而在1990～2005年的16年里，加入日本国籍的人数高达58 879人，这些1990年以后加入日本国籍的人有很多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日本的。虽然上述58 879名加入日本国籍的华人中，应该有留学人员的配偶和子女，但也可据此估算其中大约应有1/3即约1万～2万人具有“留学人员”身份。
1990年曾有一项针对在日留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74.0%的中国留学生表示毕业后不想立即回国，但最终会回国；14.4%的留学生表示未做出决定；5.9%的留学生则表示不会回去。这个结果在当时曾令人非常担心中国人才的流失。然而近年来，许多在日留学人员表示“回国发展”是他们的选择。中国的留学政策显示，要做好留学人才的工作，除了为留学生提供包括优惠政策、人才需求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外，还要积极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推荐留学生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在推荐人才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避免盲目性，不搞轰动效应，最终目的是使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暂未回国的留学人员在日本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为中日间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政府鼓励留学人员根据国家、单位的实际需要以及自身专业情况与生涯设计，审慎地进行双向选择，决定去留。从多年的政策效果来分析，留学人才在选择去向的时候，都会有各自的意愿和想法，但最终都会做出真正能够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并且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利的最佳选择。
六、中国人留学日本规模的预期与展望
虽然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于2005年和2006年连续递减，但在经历了2007年初的签证冰冻期后，7月~10月的签证率创出新高。有资料显示，日本高校仍视中国为海外最大生源地。截止2007年底，在日外国留学生总数114 150人，其中，中国留学生73 795人，约占留学生总数的64.6%。2007年赴日留学的中国人19 259人。另外，在日本语言学校就读的就学生有47 198人，其中中国就学生35 450人，占就学生总数的75.1%。以上合计在日中国留学生、就学生总数超过10万，为109 245人。2007年以来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加大对国际生源特别是亚洲生源的争夺，如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度，放宽政策以鼓励中国优秀学生赴日留学和就业。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到日本留学的费用已经降低了约30%。根据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2008年1月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的“2025年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的计划，将达到目前10万人的3倍；同比计算，届时中国留学生将有望突破20万人。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外交、产业、教育等方面，非常重视培养和引进国外年轻力量；未来日本引入中国等周边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将有增无减。而根据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提供的数据，中国是日本留学市场的最大生源国；在日本语言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中，有84%升入大学、研究生院和专门机构，升学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
2007年6月1日，日本政府下设的“教育再生会议”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第二次报告。其中强调，由于18岁人口持续减少，“国际化”成为日本大学教育今后改革的重点之一。报告提出，要增加国际交流项目，扩大外国教员的雇佣比例，并为吸引留学生完善居住等方面的生活条件。因学制不同，日本每年4月和9月都有新生入学，报告提出将大幅增加9月入学的学生数量，也是考虑到外国留学生的习惯与需要。在日本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已经增加了对留学生的考虑，因为留学生已成为很多日本大学赖以存续的重要生源。据报道，教育再生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应以引入100万留学生为目标。报告还进一步明确要“推进作为国家战略的留学生政策”，指出新的留学生政策不仅是教育政策，也是与产业政策、外交政策相关的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应予以大力推进。日本政府认为，青少年交流和增加留学生，有助于提升日本文化影响力，培养各国对日好感，同时为日本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条件。
另据中国国内“2006年日语教学研讨会”上传出的消息，当时全国已大约有30万人在学习日语；据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5月17日的消息，在科技化程度很高的日本，工程师资源告急，同时由于生育率的低下，工程师短缺的问题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可见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将是“留学日本”的最大生源国和人才输出国。由此可以预见，中日双方在争取留学人才的观念、政策和作为等诸多方面，将面临新一轮的合作与较量。
七、关注中国留学政策面临的新课题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在不断促使出国留学政策更加宽松、和谐而富有人性化的同时，对留学人才更多采取的是理解、宽容、支持和鼓励的抚慰性政策，反映出中国对其越来越强大的实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更加自信。如在2007年7月由教育部与财政部共同制定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中首次规定，受国家资助的留学人员均应履行学成后按期回国服务2年的义务。虽然出国留学管理部门早就定有2年服务期的规定，虽然新的规定中也有“公派留学生原则上应与推选单位签订意（定）向就业协议后才能派出”的要求，但就国家政策层面仅有“2年服务期”的限制而言，其象征意义明显大于实际效果。这是继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关于“国内公费培养的博士生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可免交培养费”的政策之后，又一项对高层次留学人才流动“不予限制”政策的确认。
尽管有关部门负责人曾扼要地表示，既然国家在留学人员的派出方面要加大力度，就不担心派出去的人都回不来；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派出去的留学人员大多数是会回国工作的，至少是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的，而更深层的意义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还远不限于此。
中国推动和完善的改革开放进程已有30年，并显然已经进入了“全球经营的新时代”。若干年以来，“中国留学生”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国人才国际间流动的同义词；已经成为逐渐融入全球的一代，并在加强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为形成一个由中国参与的“新的大国合唱的多极世界”创造了条件。一些国际著名政治家出于对世界形势走向的判断与分析以及国际关系政策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战略考量，认为“超级大国”一词业已过时，未来30年～40年内，世界将进入一个“相对大国”的新时代。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教育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大，21世纪各大国之间需要考虑建立新的国际关系。而“敌人”和“对手”等概念可能已经过时，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如何建立“更加符合实际的21世纪国际学生流动新秩序”。面对不断更新的国际关系与变化之中的世界政治格局，留学人才和留学政策的制定者们都必须做好自己的新功课，以应对留学人才流动趋势将不断加快和加大的新课题。
（作者单位：王雪萍系日本关西学院大学讲师、博士，苗丹国系教育部国际司出国留学工作处调研员）
责任编辑 张 鹤
留学人才的流动与流失是一个时期以来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关专家认为，有证据表明中国留学人才中最优秀的20%还在国外；中科院某研究所所长也曾表示，该所吸引到的通常是海外学者群体里的中流人才，排名前20%的人才大多仍会选择留在海外。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和资料的分析与研究，试图从宏观角度并在整体的把握上，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日回国人员发挥作用的状况和现象”进行系统性考察，并据此讨论中国留学政策面临的新课题。
一、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的大致规模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繁荣发展期”。据教育部2008年4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78～2007年底的29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共有约121.17万人以国家公费派遣、单位公费派遣或自酬学费的方式出国留学。同期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约有31.97万人；2007年内留学回国人员在历年中最多，约为4.4万人，比2006年增长4.79％；其中，自费留学回国人数约为3.6万人，比上年增长7.48％，国家或单位公派的留学回国人数为8 513人，比上年减少470人。改革开放29年里陆续回国的约31.97万名留学人员，约占同期出国留学总数121.17万人的26.38%。
二、1978～2006年赴日留学人员的基本状况
据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透露，自1978～2006年初，从中国大陆到日本的各类留学生累计约有15万人，而完成学业后在日就职的约有1万人，回国工作的约有3万人；在日12万多外国留学生中约有9万是中国留学生。另据统计，在此期间内，全部出国留学人员中，赴日留学人员比例约为16% ；在全部留学回国人员中，留日回国人员比例约为13% 。
中国人赴日留学方式早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单一国家公派形式发展成为国家公费派遣、单位公费派遣、自费留学、日方经费等各类渠道留学的多样化格局。中国人赴日留学的学历层次，也从改革开放之初以进修生为主，逐渐形成进修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普通或高级访问学者等多层次的留学模式。赴日留学的学科领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工科类为主（约占85%以上），发展到理工、农林、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目前，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留学生已占在日中国留学生总数的50%以上。
三、中国留日回国人才基本数据
1978～2005年，在日本完成学业且已回国工作的各类留学人员总量已有3万人左右，其中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约有6 000人；他们工作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为促进中日间的理解、交流和合作发挥了桥梁作用。如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从大阪留学后回国；青海省副省长马培华博士从日本理化所博士毕业后回国。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记录和显示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至2005年底期间，留日回国人员在全部留学回国人员中的比例约为13%，列留美回国与留英回国数量之后；留日回国人员数量约占全部赴日留学人员总数的20%（即所谓的留日“回归率”），低于同期从各国回国人数的总比例即回归率（25.77% ），也明显低于2003年时的回归率（38.77%）；留日回国人员中具有博士学位者，约占全部留日回国人员的27%。
四、留日回国人员社团组织现状
一个时期以来，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下，以聚集留学回国人员为基本功能的“留学人员联谊会”等半官方的社团组织或企业大量涌现；至2007年底，全国已大致建立了约60个留学人员联谊机构和近120家“留学人员创业园”。
南开大学“中国留学教育研究中心”曾于2007年3月就“留日回国人员社团组织现状”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抽样调查。该项调查显示，此类社团组织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如在被抽样调查的23个社团组织中，北京市有12个，天津市有7个，山东省仅有4个。根据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区分，留日回国人员社团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半官方、半民间社团有9个，占被抽查数的39.13%。主要有欧美同学会留日分会、北京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留日分会。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增进留日回国人员的联络和友情，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招商引资，并希望通过留学生社团为国内带来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以及为吸引国外资金创造有利的条件。这种类型的留学生社团人数较多。因有稳定的政府经费支持，社团能够经常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其影响面也较大。
第二，国内大学内的留学生联谊会共有5个，占被抽查数的21.74%。天津大学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和中国政法大学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较为典型。这种联谊会由同一学校的留学回国人员组成，其作用主要是支持这些留学回国人员的联络和交流以及开展与国外各高校的联系和交流。在这种社团中，留日回国人员的人数较多，力量也较为庞大，许多留日学者还成为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
第三，以日本各大学名义建立的各种同学会、同窗会、校友会共有9个，占被抽查数的39.13%。如爱知大学同窗会、东北大学同窗会、中国九州大学同窗会、名古屋大学北京（中国北方）校友会等。这种同学会、同窗会和校友会主要由毕业于日本各大学的留学生组成，其人数相对较少，成员也不局限于一校或一地。其建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开展与原就读日本高校的联系与合作。另外，这种社团还得到日本高校的财政支持，如爱知大学同窗会天津支部，就曾得到日本爱知大学的经费支持。
五、留日人才在日就职与入籍现状
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对高层次人才的大量需求。日本在外国人接受政策方面也由原来的限制和排斥逐渐转变为积极地引进和吸收，并鼓励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就职。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本国企业与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外国人雇佣条件，使签证范围由原来的12种专业内容扩展到26种，从而更加强调为高新技术人才提供就职机会。日本政府于2005年3月29日发表的《第三次出入国管理基本计划案》则更加强调：要创造吸引外国优秀人才在日本定居的有魅力的生活环境和雇佣条件，一次性给予长期的在留资格，并促进他们定居、永住。
据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统计，截至2006年初，仅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累计已有9 000多人，其中约33.3%已在日本就职。当时完成学业并已在日本就职的中国留学人员总数约有1万人。2006年，到日本企业就业的中国留学生比2005年有大幅度增加，达到8 000余人。日本语教育振兴协会理事长佐藤次郎在“2007年日语教学研讨会”上表示，日本将加大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力度，鼓励和支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企业就业。
日本的经济近年来虽然逐渐复苏，但随着“少子化”及“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日本已经进入了大量引进海外人才的时代。据日本入（境）管协会2007年8月发布的《平成19年版在留外国人统计》显示，日本再度加大了吸引中国优秀人才的力度：在2006年度内被批准就职的外国留学生当中，中国留学生首次突破5 000人，达到6 000人，创历史最高纪录；比2005年增加1 814人，增长43.3%；就职率占外国留学生就职总数的72.5%，排名第一。另外，2006年从中国直接到日本就职，并持有“人文知识、国际业务”及“技术”签证的中国人达到4 853人，比前年增加2 161人，激增了80.3%，也排名居首并创历史最高纪录。中国人于2006年在日就职者高达10 853人，首次单年就职人数突破1万人大关。上述两组数据在显示中日经济交流扩大现状、突现中国人才受到日本企业青睐的同时，无疑也加大了中国对留学人才外流的顾虑。有关专家分析称，中国的IT从业人员已经从美国或中国流向日本，今后还将有大批中国IT人才到日本创业；有关专家呼吁，“中国留学人才安全”面临的形势令人担忧。
在日就职的中国留学人员，相继在日本创立了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并通过它们在科技、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领域为祖国服务，如留日博士专家支援青海服务团、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日本华人教授会议、在日中国科学技术者联盟、全日本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留学生新闻》等华文媒体、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及各地区各大学的110多个学友会，都在为祖国建设和发展、为促进中日友好发挥着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12月27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访华启程三个小时之前，特意于首相官邸接见了上述“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代表、知名学者、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等12名在日就职的中国留学人员。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接见“华人教授会议”成员。福田首相向华人教授会议的会员表示：“我对今后的中日关系感到放心。”华人教授会议代表向福田首相提交了一份《中日间“战略互惠关系”发展建议书》。内容包括：中日应深化和扩大政府间的交流，加强两国首脑的互访频率，促进政府间各种级别的交流，消除相互之间的威胁感，加强解放军和自卫队的交流；应设立共同基金，促进中国的环境、新农村计划以及食品安全；应促进研究、教育领域的共同发展；应扩大民间交流等五大方面的12点建议。另外今年在日本长野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中，在日中国留学生群起声援，其间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素质也给日本人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机会。
在1952～1989年的38年里，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人有37 883人，而在1990～2005年的16年里，加入日本国籍的人数高达58 879人，这些1990年以后加入日本国籍的人有很多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日本的。虽然上述58 879名加入日本国籍的华人中，应该有留学人员的配偶和子女，但也可据此估算其中大约应有1/3即约1万～2万人具有“留学人员”身份。
1990年曾有一项针对在日留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74.0%的中国留学生表示毕业后不想立即回国，但最终会回国；14.4%的留学生表示未做出决定；5.9%的留学生则表示不会回去。这个结果在当时曾令人非常担心中国人才的流失。然而近年来，许多在日留学人员表示“回国发展”是他们的选择。中国的留学政策显示，要做好留学人才的工作，除了为留学生提供包括优惠政策、人才需求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外，还要积极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推荐留学生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在推荐人才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避免盲目性，不搞轰动效应，最终目的是使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暂未回国的留学人员在日本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为中日间的友好、合作与交流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政府鼓励留学人员根据国家、单位的实际需要以及自身专业情况与生涯设计，审慎地进行双向选择，决定去留。从多年的政策效果来分析，留学人才在选择去向的时候，都会有各自的意愿和想法，但最终都会做出真正能够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并且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利的最佳选择。
六、中国人留学日本规模的预期与展望
虽然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于2005年和2006年连续递减，但在经历了2007年初的签证冰冻期后，7月~10月的签证率创出新高。有资料显示，日本高校仍视中国为海外最大生源地。截止2007年底，在日外国留学生总数114 150人，其中，中国留学生73 795人，约占留学生总数的64.6%。2007年赴日留学的中国人19 259人。另外，在日本语言学校就读的就学生有47 198人，其中中国就学生35 450人，占就学生总数的75.1%。以上合计在日中国留学生、就学生总数超过10万，为109 245人。2007年以来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加大对国际生源特别是亚洲生源的争夺，如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度，放宽政策以鼓励中国优秀学生赴日留学和就业。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到日本留学的费用已经降低了约30%。根据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2008年1月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出的“2025年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的计划，将达到目前10万人的3倍；同比计算，届时中国留学生将有望突破20万人。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外交、产业、教育等方面，非常重视培养和引进国外年轻力量；未来日本引入中国等周边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将有增无减。而根据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提供的数据，中国是日本留学市场的最大生源国；在日本语言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中，有84%升入大学、研究生院和专门机构，升学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
2007年6月1日，日本政府下设的“教育再生会议”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第二次报告。其中强调，由于18岁人口持续减少，“国际化”成为日本大学教育今后改革的重点之一。报告提出，要增加国际交流项目，扩大外国教员的雇佣比例，并为吸引留学生完善居住等方面的生活条件。因学制不同，日本每年4月和9月都有新生入学，报告提出将大幅增加9月入学的学生数量，也是考虑到外国留学生的习惯与需要。在日本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已经增加了对留学生的考虑，因为留学生已成为很多日本大学赖以存续的重要生源。据报道，教育再生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应以引入100万留学生为目标。报告还进一步明确要“推进作为国家战略的留学生政策”，指出新的留学生政策不仅是教育政策，也是与产业政策、外交政策相关的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应予以大力推进。日本政府认为，青少年交流和增加留学生，有助于提升日本文化影响力，培养各国对日好感，同时为日本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条件。
另据中国国内“2006年日语教学研讨会”上传出的消息，当时全国已大约有30万人在学习日语；据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5月17日的消息，在科技化程度很高的日本，工程师资源告急，同时由于生育率的低下，工程师短缺的问题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可见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将是“留学日本”的最大生源国和人才输出国。由此可以预见，中日双方在争取留学人才的观念、政策和作为等诸多方面，将面临新一轮的合作与较量。
七、关注中国留学政策面临的新课题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在不断促使出国留学政策更加宽松、和谐而富有人性化的同时，对留学人才更多采取的是理解、宽容、支持和鼓励的抚慰性政策，反映出中国对其越来越强大的实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更加自信。如在2007年7月由教育部与财政部共同制定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中首次规定，受国家资助的留学人员均应履行学成后按期回国服务2年的义务。虽然出国留学管理部门早就定有2年服务期的规定，虽然新的规定中也有“公派留学生原则上应与推选单位签订意（定）向就业协议后才能派出”的要求，但就国家政策层面仅有“2年服务期”的限制而言，其象征意义明显大于实际效果。这是继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关于“国内公费培养的博士生申请自费出国留学可免交培养费”的政策之后，又一项对高层次留学人才流动“不予限制”政策的确认。
尽管有关部门负责人曾扼要地表示，既然国家在留学人员的派出方面要加大力度，就不担心派出去的人都回不来；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派出去的留学人员大多数是会回国工作的，至少是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的，而更深层的意义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还远不限于此。
中国推动和完善的改革开放进程已有30年，并显然已经进入了“全球经营的新时代”。若干年以来，“中国留学生”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国人才国际间流动的同义词；已经成为逐渐融入全球的一代，并在加强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中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为形成一个由中国参与的“新的大国合唱的多极世界”创造了条件。一些国际著名政治家出于对世界形势走向的判断与分析以及国际关系政策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战略考量，认为“超级大国”一词业已过时，未来30年～40年内，世界将进入一个“相对大国”的新时代。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教育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大，21世纪各大国之间需要考虑建立新的国际关系。而“敌人”和“对手”等概念可能已经过时，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如何建立“更加符合实际的21世纪国际学生流动新秩序”。面对不断更新的国际关系与变化之中的世界政治格局，留学人才和留学政策的制定者们都必须做好自己的新功课，以应对留学人才流动趋势将不断加快和加大的新课题。
（作者单位：王雪萍系日本关西学院大学讲师、博士，苗丹国系教育部国际司出国留学工作处调研员）
责任编辑 张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