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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功学派是丰富多彩的“宋学”中的重要一派，与当时专谈性命、讳言功利的理学，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很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据笔者所知，目前学术界研究理学的论著颇多，研究事功学派的相对较少。而且，有关事功学派的论著，又多集中在浙东的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三人身上。然而，这三个人又都生活在南宋中期，在他们之前难道就没有事功思想吗？为此，笔者从学派传承演变的脉络入手，写过几篇关于王十朋、郑伯熊、陈傅良的文章，发现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从而认为王、郑二人应该是浙东事功学派的先驱。后来，我又想到王十朋事功思想的来源究竟如何呢？他既然是张浚的“门人”，师承关系密切，或许是张浚言传身教的结果吧！
张浚是南宋初期著名的抗金名帅，敢于担当，事业心极强，颇有战功，是有实际行动的事功派。其思想如何，确实应该深入探讨。检索他的著作，在其《紫岩易传》中，果然发现了大量有关“事功”的词语。由于学术界尚未注意及此，笔者不敢自私，特先作此短文介绍，其详当另文考论，希望得到高明指正。
张浚为何能比浙东学派更早地提出“事功”思想呢？主要是因为：事功思想在两宋之际已经成为时代思潮。
两宋之际，统治危机十分严重：宋徽宗时，蔡京长期窃居相位，排除异己，大造“丰亨豫大”的舆论，胡夸已经到了“太平”盛世，可以安然享乐，腐朽至极。此时，不仅阶级矛盾严重，出现了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而且民族矛盾激化，在金兵压境之下，导致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宋高宗在爱国军民的支持下，被迫南迁，偏安江左。如何解决燃眉之急，稳定局势，恢复旧业，成了那个时期最为重要的问题。显然，空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所作为，要有恢复之志，要有担当和事业心，因此有建功立业思想的人是最急需的。“事功”思想便应运而生。
据《宋史》记载，徽宗就曾诏：“绍复先烈，当在今日，……事功显著，优与推恩。”（卷九十五）康王给李纲写信说：“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当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卷三五八）高宗时，大臣廖刚奏：“经费不支，盗贼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骄官冗之弊。”（卷三七四）孝宗即位时，辛次膺奏：“陛下用贤，必考核事功。”（卷三八三）事功，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是衡量人才的标准，是考核绩效的标尺。那时，只说大话空谈的人，是不顶用的。时势使然，谁说不应该呢！于是，张浚追求事功的事业和思想便应运
而生了。
张浚的事功思想
张浚（1097—1164），《宋史》卷三六一有传。字德远，号紫岩，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其祖父张纮，曾举“茂才异等”，至和元年（1054）知雷州，是一个既懂兵事，又懂城防建设、农田水利，更重视教育的实用型学者官员。其父张咸（1048—1099），元丰年间进士，官至成都节度判官，其学更是“六艺百家，历代文史，无不该贯”，知识面很广。张浚四岁而孤，母计氏含辛茹苦，抚养张浚兄弟成人。张浚从小立志向学，报效国家。他于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第。南宋绍兴初，任枢密使，迁右丞相。因不主和议，被排挤出朝。孝宗即位，再任枢密使、右丞相，主持北伐，收复宿州等地；后因部下将领不和，兵败符离。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张浚感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罢相后，在回湖南的途中，因病死于江西余干。张浚毕生志在恢复宋朝失地，不主和议，功虽不就，其志可嘉。
张浚是学者型的大臣，著作颇多，据《宋元学案》卷四十四记载，“所著有《易解》及《杂说》十卷。《书》《诗》《礼》《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张魏公集》（不分卷），民国刻本，仅十三葉。其《紫岩易传》（十卷），则有“四库全书”本，为其曾孙张献之抄录保存下来的。有《跋》云：“忠献公潜心于易，尝为之传，前后两著稿，亲题第二稿云，此本改正处极多，绍兴戊寅（1158）四月六日某书，始为定本矣。”流传至今，堪称幸运。
笔者查阅《紫岩易传》，发现“事功”一词达11次之多。现抄录如下，略加疏解。
首先，张公问道：“方天下屯，孰无趋赴事功之志？”（卷一）当天下遭遇时运艰难的时候，谁没有趋赴事功、救亡图存的志气呢？是的，当然是有的。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不需要组织动员，便会人所共趋的潮流。他说“君子居屯（时运艰难），生养天下心，未尝一日忘之”，君子们时时刻刻都在想如何拯救天下啊！
当然，也会有一些小人“恶夫，遇合不贞（正），动不以礼，丧己违天”，伤天害理，丧失人性，不肯救亡图存，却去谋一己之私。但他们“终不能建立事功，以生利万物”，必然会“获罪于天下，后世耻之”（卷一）。
如何才能建立事功呢？那就需要团结一心，“众贤协归，则上可安宗庙，次可安百姓，下可安吾身”；如果“疑心一生，合者将离，尚可以致天下之豫（安乐）哉？”只有“尽其在我之诚，使无愧于天地，无欺于幽明，若雷动而奋，仁德以行，天下之贤其将合志同心，以赴事功之会”，才可以取得成功，“而我之德业，永永无穷矣！岂不美夫！”（卷二）
当然，还要注意“随道在系夫正否”，跟随的领导者如何，道路是否正确。如果“随匪其贞”，那就要出大问题，“在我则德损，在事功则必不能建立，在天下则必不能惠利”，领导者不好，路线不对，哪能建功立业呢！“可不慎择欤！”（卷二）如果领导者“德积于中，出而交物，物莫不服从其中正，而事功以建，是以吉”（卷三）。
若“大臣履非其位，失静顺之常，难乎得君得民，而于事功有获矣！”（卷四）如果任职大臣的才学不够，缺乏办事能力，那就很难得到君民的支持和拥护，更难在事功方面有所收获了。
特别是“位在互乾上”的領导者，如果“亢动失正”，傲然盲动，不按规律行事，也会“事功不立”的。因为“在上位于恒而无志，以动失常之正，必不能去民之害，而兴其利，何以有获邪！”（卷四）他们既然居于“上位”，就应该具有坚定的意志，不能动辄“失常”，摇摆不定，否则怎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呢！他还说：建立事功，必须“节之在礼，守之在中”，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合理适中。“不然说动不已，而失顺静之道，何以能久。”单靠一时的热情冲动，是不能持久的。“惟臣之于君亦若是，夫英才遇时，有说动之志，而不知谨礼揆中，若后世汉贾生蔑视绛灌，纷改制度，事功亦何从而立哉！”（卷五）如果不遵守理法，不合时宜地乱改一气，事功也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为臣者，只有“惟正以待命，俟君之应，而后展尽其才力，则君心可复，事功可成”（卷六）。建立事功，必须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动以趋时，动不妄动”，“应初而动，上下进退，惟恐失时”。还要以道德思想作为指导，“勉德业之为，趋事功之会”（卷十），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应该说张浚的事功思想观点明确，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方法可行。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张浚的事功行动
张浚倡导的事功思想，不仅表现在著书立说方面，更表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中。据《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三的记载：他时刻不忘“清修笃慎”的目的，因而“孜孜为国”“有志天下”。靖康初（1126），金兵陷京师，金人议立张邦昌时，张浚时任太常簿，便与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不甘受辱，不书议状，一起逃至太学中。后闻高宗即位，他立即驰赴南京，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建炎三年（1129）春，金人南侵，他抗御于吴门。不久苗傅、刘正彦作乱，他会同韩世忠、刘光世等平乱，拥高宗复位，被任知枢密院事。次年，他提出经营川陕的建议，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他知道个人的力量有限，需要团结有志于事功的人才，共同努力。因此他在关陕三年，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选用王彦、关师古、吴璘、杨政、田晟、王宗尹、王喜等人，“后皆有声，世服其能知人”。“西北遗民，归附日众。”虽然富平之战失利，但“全蜀安全，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他“自淮西归，与赵鼎同在相位，以招徕贤才为急务，从列要津，多一时之望，人号为小元祐”。同时，他还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却敌有功。后因秦桧主和，他被排挤出朝，贬谪到永州闲居。这时他虽处逆境，仍多次上书议论国事说：“当今时势譬若养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决迟则祸大而难测，决速则祸轻而易治，惟陛下断之于心，谨察情伪，豫备仓卒，庶几社稷有全安之理，不然异时以国与敌者反归罪正议，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秦桧见之大怒，把他贬到更边远的连州居住，后又迁到永州、潭州等地，让其长达二十多年不得安宁。但张浚不忘报国初心，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著作《紫岩易传》等书，探索治国之道，宣传事功思想，时刻等待朝廷的召用。
孝宗即位后，金军南侵的形势日益危急，张浚方被召见。他对孝宗说：“今日便当如创业之初，每事以艺祖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他“力陈和议之非”，劝孝宗“坚意以图事功”，“且谓新政以人才为急，人才以刚正为先，因疏当今小大之臣，有经挫折而不挠，论事切直者，凡十数人荐于上”。于是，孝宗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复往江上，积极备战。
隆兴元年（1163），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时金军在虹县和灵壁两地，积粮修城，即将南侵。张浚抢在其未发动进攻之前，与主宰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商议，二人也各献攻打二邑之策。张浚具以闻上，孝宗召浚赴行在，命先图两城。乃遣显忠出濠州趋灵壁，宏渊出泗州趋虹县，张浚亲临前线指挥。显忠至灵壁大败金军，宏渊围虹县降其守将，乘胜进克宿州，中原震动。孝宗手书慰劳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张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但金军援兵大至，显忠连日接战不利。邵、李二人“不相能”，配合接应不及时，宋军终致败退。张浚时在盱眙，亟北渡淮，入泗州，抚将士，待形势安定后，乃还维扬，上书待罪。朝廷中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孝宗复赐张浚书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并没有追究他兵败的责任。但后来以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日益得势，张浚痛感抗金无望，乃多次上章请求致仕。罢相后，在回湖南途中，行至江西余干，得疾去世。
不难看出，张浚毕生“志在报国”“志在事功”，并为之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为南宋政权的稳定，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应予肯定。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他未能“恢复旧业”，也可说是“功业未就”，但怎么能够把责任全都归到他的身上呢？“其志可嘉”，很了不起啊。
正如《宋史》在其“传论”中所说：“观其初逃张邦昌之议，平苗、刘之乱，其才识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卻勍敌，招降剧盗，能使将帅用命，所向如志。远人伺其用舍为进退，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岂非卓然所谓人豪者欤！”以至于“群言沸腾，屡奋屡踬，而辞气慨然”。毫不退缩，也表现出他事业心的坚强。直到“致仕”后，他还说：“上如欲复用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辞。”可见其爱君忧国之心，始终如一，时刻不忘建功立业。
张浚的事功思想，确实比浙东学派的事功思想更早。学术界过去还没有人使用过《紫岩易传》中的资料，没有人说他具有“事功思想”。我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引起重视，加以肯定，并做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张公学派的特点如何，与其他学派的关系如何，对后世的影响如何。
据笔者所知，目前学术界研究理学的论著颇多，研究事功学派的相对较少。而且，有关事功学派的论著，又多集中在浙东的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三人身上。然而，这三个人又都生活在南宋中期，在他们之前难道就没有事功思想吗？为此，笔者从学派传承演变的脉络入手，写过几篇关于王十朋、郑伯熊、陈傅良的文章，发现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从而认为王、郑二人应该是浙东事功学派的先驱。后来，我又想到王十朋事功思想的来源究竟如何呢？他既然是张浚的“门人”，师承关系密切，或许是张浚言传身教的结果吧！
张浚是南宋初期著名的抗金名帅，敢于担当，事业心极强，颇有战功，是有实际行动的事功派。其思想如何，确实应该深入探讨。检索他的著作，在其《紫岩易传》中，果然发现了大量有关“事功”的词语。由于学术界尚未注意及此，笔者不敢自私，特先作此短文介绍，其详当另文考论，希望得到高明指正。
张浚为何能比浙东学派更早地提出“事功”思想呢？主要是因为：事功思想在两宋之际已经成为时代思潮。
两宋之际，统治危机十分严重：宋徽宗时，蔡京长期窃居相位，排除异己，大造“丰亨豫大”的舆论，胡夸已经到了“太平”盛世，可以安然享乐，腐朽至极。此时，不仅阶级矛盾严重，出现了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而且民族矛盾激化，在金兵压境之下，导致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宋高宗在爱国军民的支持下，被迫南迁，偏安江左。如何解决燃眉之急，稳定局势，恢复旧业，成了那个时期最为重要的问题。显然，空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所作为，要有恢复之志，要有担当和事业心，因此有建功立业思想的人是最急需的。“事功”思想便应运而生。
据《宋史》记载，徽宗就曾诏：“绍复先烈，当在今日，……事功显著，优与推恩。”（卷九十五）康王给李纲写信说：“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当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卷三五八）高宗时，大臣廖刚奏：“经费不支，盗贼不息，事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骄官冗之弊。”（卷三七四）孝宗即位时，辛次膺奏：“陛下用贤，必考核事功。”（卷三八三）事功，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是衡量人才的标准，是考核绩效的标尺。那时，只说大话空谈的人，是不顶用的。时势使然，谁说不应该呢！于是，张浚追求事功的事业和思想便应运
而生了。
张浚的事功思想
张浚（1097—1164），《宋史》卷三六一有传。字德远，号紫岩，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其祖父张纮，曾举“茂才异等”，至和元年（1054）知雷州，是一个既懂兵事，又懂城防建设、农田水利，更重视教育的实用型学者官员。其父张咸（1048—1099），元丰年间进士，官至成都节度判官，其学更是“六艺百家，历代文史，无不该贯”，知识面很广。张浚四岁而孤，母计氏含辛茹苦，抚养张浚兄弟成人。张浚从小立志向学，报效国家。他于政和八年（1118）中进士第。南宋绍兴初，任枢密使，迁右丞相。因不主和议，被排挤出朝。孝宗即位，再任枢密使、右丞相，主持北伐，收复宿州等地；后因部下将领不和，兵败符离。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张浚感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罢相后，在回湖南的途中，因病死于江西余干。张浚毕生志在恢复宋朝失地，不主和议，功虽不就，其志可嘉。
张浚是学者型的大臣，著作颇多，据《宋元学案》卷四十四记载，“所著有《易解》及《杂说》十卷。《书》《诗》《礼》《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张魏公集》（不分卷），民国刻本，仅十三葉。其《紫岩易传》（十卷），则有“四库全书”本，为其曾孙张献之抄录保存下来的。有《跋》云：“忠献公潜心于易，尝为之传，前后两著稿，亲题第二稿云，此本改正处极多，绍兴戊寅（1158）四月六日某书，始为定本矣。”流传至今，堪称幸运。
笔者查阅《紫岩易传》，发现“事功”一词达11次之多。现抄录如下，略加疏解。
首先，张公问道：“方天下屯，孰无趋赴事功之志？”（卷一）当天下遭遇时运艰难的时候，谁没有趋赴事功、救亡图存的志气呢？是的，当然是有的。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不需要组织动员，便会人所共趋的潮流。他说“君子居屯（时运艰难），生养天下心，未尝一日忘之”，君子们时时刻刻都在想如何拯救天下啊！
当然，也会有一些小人“恶夫，遇合不贞（正），动不以礼，丧己违天”，伤天害理，丧失人性，不肯救亡图存，却去谋一己之私。但他们“终不能建立事功，以生利万物”，必然会“获罪于天下，后世耻之”（卷一）。
如何才能建立事功呢？那就需要团结一心，“众贤协归，则上可安宗庙，次可安百姓，下可安吾身”；如果“疑心一生，合者将离，尚可以致天下之豫（安乐）哉？”只有“尽其在我之诚，使无愧于天地，无欺于幽明，若雷动而奋，仁德以行，天下之贤其将合志同心，以赴事功之会”，才可以取得成功，“而我之德业，永永无穷矣！岂不美夫！”（卷二）
当然，还要注意“随道在系夫正否”，跟随的领导者如何，道路是否正确。如果“随匪其贞”，那就要出大问题，“在我则德损，在事功则必不能建立，在天下则必不能惠利”，领导者不好，路线不对，哪能建功立业呢！“可不慎择欤！”（卷二）如果领导者“德积于中，出而交物，物莫不服从其中正，而事功以建，是以吉”（卷三）。
若“大臣履非其位，失静顺之常，难乎得君得民，而于事功有获矣！”（卷四）如果任职大臣的才学不够，缺乏办事能力，那就很难得到君民的支持和拥护，更难在事功方面有所收获了。
特别是“位在互乾上”的領导者，如果“亢动失正”，傲然盲动，不按规律行事，也会“事功不立”的。因为“在上位于恒而无志，以动失常之正，必不能去民之害，而兴其利，何以有获邪！”（卷四）他们既然居于“上位”，就应该具有坚定的意志，不能动辄“失常”，摇摆不定，否则怎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呢！他还说：建立事功，必须“节之在礼，守之在中”，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必须合理适中。“不然说动不已，而失顺静之道，何以能久。”单靠一时的热情冲动，是不能持久的。“惟臣之于君亦若是，夫英才遇时，有说动之志，而不知谨礼揆中，若后世汉贾生蔑视绛灌，纷改制度，事功亦何从而立哉！”（卷五）如果不遵守理法，不合时宜地乱改一气，事功也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为臣者，只有“惟正以待命，俟君之应，而后展尽其才力，则君心可复，事功可成”（卷六）。建立事功，必须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动以趋时，动不妄动”，“应初而动，上下进退，惟恐失时”。还要以道德思想作为指导，“勉德业之为，趋事功之会”（卷十），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应该说张浚的事功思想观点明确，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方法可行。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张浚的事功行动
张浚倡导的事功思想，不仅表现在著书立说方面，更表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中。据《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三的记载：他时刻不忘“清修笃慎”的目的，因而“孜孜为国”“有志天下”。靖康初（1126），金兵陷京师，金人议立张邦昌时，张浚时任太常簿，便与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不甘受辱，不书议状，一起逃至太学中。后闻高宗即位，他立即驰赴南京，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建炎三年（1129）春，金人南侵，他抗御于吴门。不久苗傅、刘正彦作乱，他会同韩世忠、刘光世等平乱，拥高宗复位，被任知枢密院事。次年，他提出经营川陕的建议，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他知道个人的力量有限，需要团结有志于事功的人才，共同努力。因此他在关陕三年，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开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选用王彦、关师古、吴璘、杨政、田晟、王宗尹、王喜等人，“后皆有声，世服其能知人”。“西北遗民，归附日众。”虽然富平之战失利，但“全蜀安全，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他“自淮西归，与赵鼎同在相位，以招徕贤才为急务，从列要津，多一时之望，人号为小元祐”。同时，他还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却敌有功。后因秦桧主和，他被排挤出朝，贬谪到永州闲居。这时他虽处逆境，仍多次上书议论国事说：“当今时势譬若养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决迟则祸大而难测，决速则祸轻而易治，惟陛下断之于心，谨察情伪，豫备仓卒，庶几社稷有全安之理，不然异时以国与敌者反归罪正议，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秦桧见之大怒，把他贬到更边远的连州居住，后又迁到永州、潭州等地，让其长达二十多年不得安宁。但张浚不忘报国初心，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著作《紫岩易传》等书，探索治国之道，宣传事功思想，时刻等待朝廷的召用。
孝宗即位后，金军南侵的形势日益危急，张浚方被召见。他对孝宗说：“今日便当如创业之初，每事以艺祖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他“力陈和议之非”，劝孝宗“坚意以图事功”，“且谓新政以人才为急，人才以刚正为先，因疏当今小大之臣，有经挫折而不挠，论事切直者，凡十数人荐于上”。于是，孝宗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复往江上，积极备战。
隆兴元年（1163），除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时金军在虹县和灵壁两地，积粮修城，即将南侵。张浚抢在其未发动进攻之前，与主宰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商议，二人也各献攻打二邑之策。张浚具以闻上，孝宗召浚赴行在，命先图两城。乃遣显忠出濠州趋灵壁，宏渊出泗州趋虹县，张浚亲临前线指挥。显忠至灵壁大败金军，宏渊围虹县降其守将，乘胜进克宿州，中原震动。孝宗手书慰劳说：“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张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但金军援兵大至，显忠连日接战不利。邵、李二人“不相能”，配合接应不及时，宋军终致败退。张浚时在盱眙，亟北渡淮，入泗州，抚将士，待形势安定后，乃还维扬，上书待罪。朝廷中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孝宗复赐张浚书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并没有追究他兵败的责任。但后来以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日益得势，张浚痛感抗金无望，乃多次上章请求致仕。罢相后，在回湖南途中，行至江西余干，得疾去世。
不难看出，张浚毕生“志在报国”“志在事功”，并为之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为南宋政权的稳定，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应予肯定。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他未能“恢复旧业”，也可说是“功业未就”，但怎么能够把责任全都归到他的身上呢？“其志可嘉”，很了不起啊。
正如《宋史》在其“传论”中所说：“观其初逃张邦昌之议，平苗、刘之乱，其才识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卻勍敌，招降剧盗，能使将帅用命，所向如志。远人伺其用舍为进退，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岂非卓然所谓人豪者欤！”以至于“群言沸腾，屡奋屡踬，而辞气慨然”。毫不退缩，也表现出他事业心的坚强。直到“致仕”后，他还说：“上如欲复用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辞。”可见其爱君忧国之心，始终如一，时刻不忘建功立业。
张浚的事功思想，确实比浙东学派的事功思想更早。学术界过去还没有人使用过《紫岩易传》中的资料，没有人说他具有“事功思想”。我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引起重视，加以肯定，并做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张公学派的特点如何，与其他学派的关系如何，对后世的影响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