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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邻石家庄的河北临城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建于一片荒石乱岗之上，“七山一水二分田”。在很长时间里，因土地贫瘠而滋生的贫穷是这里的代名词。1994年临城县被定为国家贫困县，2012年又被定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贫困人口7.24万人。
多年以来，脱贫是这里的主政者常年奋斗的目标。如何使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摆脱贫困，这让主政者们废寝忘食、绞尽脑汁。
根据官方数据，在过去的5年里，通过扶贫攻坚，临城已脱贫5.2万人，截止到2015年底尚有贫困人口2.04万人。他们立下的军令状是：2017年底前实现全部脱贫。
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过程。整个县城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段坚持不懈的脱贫奋斗史。他们探索出了一条经由市场选择，并由政府自上而下全力推动的产业脱贫之路。
成功的产业扶贫
临城原来是一个资源型北方县城，采矿业曾经是这里的主导产业。但在数年以前，那些小矿场已经被全部关掉。
主政者的想法是，主动关、主动转，走生态发展的路子。早转型早主动。
但摆在面前的现实是：场子关掉了，这么多人的就业怎么解决？在一片荒岗乱石之上，可以干什么？
在一番调查研究及市场考察之后，他们发现，临城山区丘陵地带土壤构成以片麻岩为主，土质中性偏碱，钙质丰富，非常适宜栽种薄皮核桃;且薄皮核桃易种植、易管理、成本低，农民有极大的生产热情;同时，核桃是健脑益智的保健品，市场前景好、收益高。
2007年，临城县决定，全力以赴扶持薄皮核桃产业。这也是至今为止，临城县扶贫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产业扶贫。
那时候，临城县坚持政策、资金向核桃产业倾斜，将各项有限的涉农专项资金集聚起来，捆绑使用，补贴农民和企业，特别是突出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实现有限资金效益最大化。例如，出台实施《核桃深加工财政贴息暂行办法》，安排专项资金对项目贷款进行财政贴息。
其中，绿岭公司是政府扶持起来的最大的龙头企业，并已成为全国唯一一家集优质薄皮核桃品种繁育、种植、研发、深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现代化大型企业。
“有了龙头企业，农民的核桃就不愁销路了。”临城县委书记宋向党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龙头企业还必须反哺农民，例如，必须要给农民进行免费的技术指导和培训，要给农民优先供应优质的苗子。
他认为，只有扶持起龙头企业，才能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的整体效益。“大树底下好乘凉，可以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通过“龙头 基地 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过去的10年里，整个临城县形成了20.1万亩、年产值5亿元的中国北方最大的优质薄皮核桃生产基地，涉及138个行政村、1万农户，其中贫困村85个，贫困户6000多户。
薄皮核桃因此成为临城县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而临城县也由此成为太行山浅山丘陵区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样本。
“现代农业已经不仅仅是种植农业，而是融合一、二、三产的复合农业。”宋向党介绍说，临城不仅有薄皮核桃，还有苹果和板栗等果品产业，并逐渐形成了集果品生产 生态采摘 户外拓展 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综合型现代农业。
据临城县扶贫办提供的一组数据，果林种植面积达到27.72万亩，吸纳了全县30%的劳动力和50%的流转土地，辐射带动了3万多农户增收。
下一轮脱贫要靠爱马仕吗？
“产业的选择至关重要，这也是解决扶贫政策的落脚点问题。”宋向党说，但选择什么产业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要因地制宜，也必须要有市场的效益。“市场缺什么，他们能干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
养蚕是继薄皮核桃之后，临城准备要大力推广的产业。这同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你大概很难想象，世界著名奢侈品牌爱马仕与这个贫困县的交集。
宋向党曾派员专门到山东日照调研考察丝绸业。当地海通茧丝绸公司的产品销往日本、韩国和欧洲三大高端生丝市场，是爱马仕、LV等国际奢侈品牌的原料供应地。这家公司的老板说，以生产丝巾和领带而著名的爱马仕指定要用产自临城的丝。但目前的出口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希望临城大力发展养蚕业，他们以保护价收购。
临城的茧丝胜在韧而长，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自汉代始，这里便是有名的丝绸之乡，唐宋时中国丝绸闻名世界，南以四川江津蜀锦为最，北以临城最为著名。但后来，作为一个产业，临城的丝绸日渐没落直至消失。
宋向党认为，养蚕及丝绸业很有可能成为临城脱贫攻坚的一个主导产业。
一位基层扶贫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养蚕尤其适合发展为扶贫产业，投资不大，价格稳定;风险不高，见效较快。
一亩桑树，苗木投入大约900元，5亩桑树配套一个大棚，也可以改造之后的旧房或鸡舍替代大棚。第一年，一亩桑树蚕茧收入可达到1000～2000元，第二年大约3000～4000元，第三年之后，每亩的收入稳定在6000元左右。具备水利条件的荒岗地上都可以种植，同时，桑树下还可以继续种植其他作物。
据上述基层扶贫官员介绍，临城县正在抓紧出台财政补贴政策，拟计划一亩地补贴苗木费900元，50亩以上规模补偿加倍。同时，每个大棚补贴6000元。
“这么算下来，老百姓买桑树苗木基本不用花钱。”这位基层扶贫官员说，在一些观念较为开放的村庄，养蚕已经初具规模，他们相信，在政策的鼓励下，这个速度还要加快。
而宋向党的目标是，从养蚕业开始，临城要逐渐形成自己较为完整的丝绸产业链。
金融扶贫模式探索：扶贫资金能放大10倍吗？
“户户有项目，村村有产业，乡乡有特色。”按照这个精准扶贫思路，黑城乡胶泥沟村成为临城最大的果蔬大棚基地。 这里距离石家庄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不到70公里，商贩每天到这里来收购，一小时之后，到达石家庄市场进行交易。
胶泥沟村村民李军华的大棚里一年两季的西红柿深受石家庄市场的欢迎。他说，他的西红柿富含硒，不打农药，每斤比普通西红柿要贵1块多钱。平均下来，一年收入大约5万元。
这也差不多是那里的大棚农户过去一年的平均收入。
每到节假日，70公里外的石家庄人还会驾车到这里来观光、采摘。
“游客采摘的价格比市场价格高出一倍多，以甜瓜为例，市场上大约卖2块一斤，采摘的价格高达5块。”种植葡萄的麻延海和妻子在大棚里忙碌，他笑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葡萄还没攀藤，他先在葡萄架下种起了甜瓜，甜瓜长得很快。一个五一假期，全部被游客采摘完了。麻延海向邮政储蓄银行借的5万块贷款第一年就全还上了。
这样的光景是他以前从未想象过的。
多少年以来，他们的土地上只产出玉米和小麦，每亩土地上的收入不到800元，“那时候的日子可难了。”
直至2014年底，胶泥沟村村委会开始全村摸底流转土地，从出外打工村民的手中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流转给村集体，再由村集体流转给贫困户进行大棚种植。
据胶泥沟村村支书麻延广介绍，每个大棚占地3.5亩，造价大约8万元。扶贫资金补贴3万，剩下的5万可通过扶贫办到邮政储蓄银行贷款，三户联保，贷款利息由扶贫办补贴利息。“等于自己不用掏钱了。”
这是临城进行的一项金融扶贫机制探索，以撬动更多的资金进入扶贫产业。
扶贫资金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发到贫困户手中，而是由政府将扶贫资金集中起来放在合作银行，同时，县里的一部分财政资金也放在合作银行，形成资金池，通过竞争确定邮政储蓄和信用联社两家合作银行，按5～10倍比例放大，为贫困户、扶贫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支持。贫困户5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免抵押、免担保、低利息，扶贫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由担保中心担保。
按照这个模式的设计，贷款发生损失时，由担保中心、银行机构和保险公司按照1.5：1.5：7的比例共同代偿贷款本息。
宋向党介绍说，这是他们正在探索中的一个由“政府 银行 合作社 农户 村党支部 保险公司”六位一体的合作模式。
扶贫如何突破禁区？
事实上，临城一直在做扶贫方面的体制机制探索，而且卓有成效。例如，整合各项资金集中向选中的产业和项目进行政策倾斜，实现有限资金效益最大化，扶持起来一批像薄皮核桃那样的特色产业。
从多年的扶贫经验看，宋向党认为，原有的一些扶贫机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例如，贫困资金的使用不宜设置太多的条条框框，管得太死，而应赋予县一级政府更大的使用支配权。“使用机制要灵活，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监督机制要跟上，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允许资金使用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一些禁区。”
在这么多年绞尽脑汁的脱贫努力中，宋向党坦言，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例如，思想观念问题、资金到位问题、股权问题、干部作风及能力问题，以及长期运行当中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向一些扶贫基层干部了解，最难的是贫困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众多的贫困村因地处偏远，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抵御风险能力差，引导他们发展特色产业难上加难。
但宋向党说，“无论如何艰难，我们都一定要干成。”
2017年底前临城要实现全部脱贫“摘帽”，这是军令状。
多年以来，脱贫是这里的主政者常年奋斗的目标。如何使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摆脱贫困，这让主政者们废寝忘食、绞尽脑汁。
根据官方数据，在过去的5年里，通过扶贫攻坚，临城已脱贫5.2万人，截止到2015年底尚有贫困人口2.04万人。他们立下的军令状是：2017年底前实现全部脱贫。
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过程。整个县城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段坚持不懈的脱贫奋斗史。他们探索出了一条经由市场选择，并由政府自上而下全力推动的产业脱贫之路。
成功的产业扶贫
临城原来是一个资源型北方县城，采矿业曾经是这里的主导产业。但在数年以前，那些小矿场已经被全部关掉。
主政者的想法是，主动关、主动转，走生态发展的路子。早转型早主动。
但摆在面前的现实是：场子关掉了，这么多人的就业怎么解决？在一片荒岗乱石之上，可以干什么？
在一番调查研究及市场考察之后，他们发现，临城山区丘陵地带土壤构成以片麻岩为主，土质中性偏碱，钙质丰富，非常适宜栽种薄皮核桃;且薄皮核桃易种植、易管理、成本低，农民有极大的生产热情;同时，核桃是健脑益智的保健品，市场前景好、收益高。
2007年，临城县决定，全力以赴扶持薄皮核桃产业。这也是至今为止，临城县扶贫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产业扶贫。
那时候，临城县坚持政策、资金向核桃产业倾斜，将各项有限的涉农专项资金集聚起来，捆绑使用，补贴农民和企业，特别是突出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实现有限资金效益最大化。例如，出台实施《核桃深加工财政贴息暂行办法》，安排专项资金对项目贷款进行财政贴息。
其中，绿岭公司是政府扶持起来的最大的龙头企业，并已成为全国唯一一家集优质薄皮核桃品种繁育、种植、研发、深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现代化大型企业。
“有了龙头企业，农民的核桃就不愁销路了。”临城县委书记宋向党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龙头企业还必须反哺农民，例如，必须要给农民进行免费的技术指导和培训，要给农民优先供应优质的苗子。
他认为，只有扶持起龙头企业，才能延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的整体效益。“大树底下好乘凉，可以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通过“龙头 基地 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过去的10年里，整个临城县形成了20.1万亩、年产值5亿元的中国北方最大的优质薄皮核桃生产基地，涉及138个行政村、1万农户，其中贫困村85个，贫困户6000多户。
薄皮核桃因此成为临城县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而临城县也由此成为太行山浅山丘陵区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样本。
“现代农业已经不仅仅是种植农业，而是融合一、二、三产的复合农业。”宋向党介绍说，临城不仅有薄皮核桃，还有苹果和板栗等果品产业，并逐渐形成了集果品生产 生态采摘 户外拓展 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综合型现代农业。
据临城县扶贫办提供的一组数据，果林种植面积达到27.72万亩，吸纳了全县30%的劳动力和50%的流转土地，辐射带动了3万多农户增收。
下一轮脱贫要靠爱马仕吗？
“产业的选择至关重要，这也是解决扶贫政策的落脚点问题。”宋向党说，但选择什么产业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要因地制宜，也必须要有市场的效益。“市场缺什么，他们能干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
养蚕是继薄皮核桃之后，临城准备要大力推广的产业。这同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你大概很难想象，世界著名奢侈品牌爱马仕与这个贫困县的交集。
宋向党曾派员专门到山东日照调研考察丝绸业。当地海通茧丝绸公司的产品销往日本、韩国和欧洲三大高端生丝市场，是爱马仕、LV等国际奢侈品牌的原料供应地。这家公司的老板说，以生产丝巾和领带而著名的爱马仕指定要用产自临城的丝。但目前的出口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希望临城大力发展养蚕业，他们以保护价收购。
临城的茧丝胜在韧而长，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自汉代始，这里便是有名的丝绸之乡，唐宋时中国丝绸闻名世界，南以四川江津蜀锦为最，北以临城最为著名。但后来，作为一个产业，临城的丝绸日渐没落直至消失。
宋向党认为，养蚕及丝绸业很有可能成为临城脱贫攻坚的一个主导产业。
一位基层扶贫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养蚕尤其适合发展为扶贫产业，投资不大，价格稳定;风险不高，见效较快。
一亩桑树，苗木投入大约900元，5亩桑树配套一个大棚，也可以改造之后的旧房或鸡舍替代大棚。第一年，一亩桑树蚕茧收入可达到1000～2000元，第二年大约3000～4000元，第三年之后，每亩的收入稳定在6000元左右。具备水利条件的荒岗地上都可以种植，同时，桑树下还可以继续种植其他作物。
据上述基层扶贫官员介绍，临城县正在抓紧出台财政补贴政策，拟计划一亩地补贴苗木费900元，50亩以上规模补偿加倍。同时，每个大棚补贴6000元。
“这么算下来，老百姓买桑树苗木基本不用花钱。”这位基层扶贫官员说，在一些观念较为开放的村庄，养蚕已经初具规模，他们相信，在政策的鼓励下，这个速度还要加快。
而宋向党的目标是，从养蚕业开始，临城要逐渐形成自己较为完整的丝绸产业链。
金融扶贫模式探索：扶贫资金能放大10倍吗？
“户户有项目，村村有产业，乡乡有特色。”按照这个精准扶贫思路，黑城乡胶泥沟村成为临城最大的果蔬大棚基地。 这里距离石家庄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不到70公里，商贩每天到这里来收购，一小时之后，到达石家庄市场进行交易。
胶泥沟村村民李军华的大棚里一年两季的西红柿深受石家庄市场的欢迎。他说，他的西红柿富含硒，不打农药，每斤比普通西红柿要贵1块多钱。平均下来，一年收入大约5万元。
这也差不多是那里的大棚农户过去一年的平均收入。
每到节假日，70公里外的石家庄人还会驾车到这里来观光、采摘。
“游客采摘的价格比市场价格高出一倍多，以甜瓜为例，市场上大约卖2块一斤，采摘的价格高达5块。”种植葡萄的麻延海和妻子在大棚里忙碌，他笑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葡萄还没攀藤，他先在葡萄架下种起了甜瓜，甜瓜长得很快。一个五一假期，全部被游客采摘完了。麻延海向邮政储蓄银行借的5万块贷款第一年就全还上了。
这样的光景是他以前从未想象过的。
多少年以来，他们的土地上只产出玉米和小麦，每亩土地上的收入不到800元，“那时候的日子可难了。”
直至2014年底，胶泥沟村村委会开始全村摸底流转土地，从出外打工村民的手中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流转给村集体，再由村集体流转给贫困户进行大棚种植。
据胶泥沟村村支书麻延广介绍，每个大棚占地3.5亩，造价大约8万元。扶贫资金补贴3万，剩下的5万可通过扶贫办到邮政储蓄银行贷款，三户联保，贷款利息由扶贫办补贴利息。“等于自己不用掏钱了。”
这是临城进行的一项金融扶贫机制探索，以撬动更多的资金进入扶贫产业。
扶贫资金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发到贫困户手中，而是由政府将扶贫资金集中起来放在合作银行，同时，县里的一部分财政资金也放在合作银行，形成资金池，通过竞争确定邮政储蓄和信用联社两家合作银行，按5～10倍比例放大，为贫困户、扶贫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贷款支持。贫困户5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免抵押、免担保、低利息，扶贫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由担保中心担保。
按照这个模式的设计，贷款发生损失时，由担保中心、银行机构和保险公司按照1.5：1.5：7的比例共同代偿贷款本息。
宋向党介绍说，这是他们正在探索中的一个由“政府 银行 合作社 农户 村党支部 保险公司”六位一体的合作模式。
扶贫如何突破禁区？
事实上，临城一直在做扶贫方面的体制机制探索，而且卓有成效。例如，整合各项资金集中向选中的产业和项目进行政策倾斜，实现有限资金效益最大化，扶持起来一批像薄皮核桃那样的特色产业。
从多年的扶贫经验看，宋向党认为，原有的一些扶贫机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例如，贫困资金的使用不宜设置太多的条条框框，管得太死，而应赋予县一级政府更大的使用支配权。“使用机制要灵活，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监督机制要跟上，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允许资金使用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一些禁区。”
在这么多年绞尽脑汁的脱贫努力中，宋向党坦言，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例如，思想观念问题、资金到位问题、股权问题、干部作风及能力问题，以及长期运行当中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向一些扶贫基层干部了解，最难的是贫困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众多的贫困村因地处偏远，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抵御风险能力差，引导他们发展特色产业难上加难。
但宋向党说，“无论如何艰难，我们都一定要干成。”
2017年底前临城要实现全部脱贫“摘帽”，这是军令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