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本名”活动

　　笔名隐含着什么？最近出版业的一项活动试图告诉我们，它隐含着沉重的父权压迫。为了庆祝“女性小说奖”成立25周年，它的赞助者之一百利甜酒发起了“恢复本名”活动，重新推出25部以男性笔名发表的女性作品，恢复她们的“真名”。它的宣传标语为：给予女作家应得的荣誉。
　　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促使人们去关注历史上更多的女性作家。然而，“恢复本名”活动在网上很快引起了强烈抗议，事实上，这个女权主义计划抹杀了女性刻意做出的、本应令人振奋的选择，人们对此感到愕然。
　　使用笔名的原因往往很复杂：它可以用来规避性别期望，也可以用来隐姓埋名，塑造一个公众形象或者另一个自我，反映出一个活生生的奇特身份，带有或避免带有种族传统特征。
　　这项活动本身犯了许多笨拙的、令人瞠目结舌的错误，实乃徒劳之举。他们在弗朗西丝·罗林·惠珀为废奴主义者马丁·R.德拉尼撰写的传记新封面上，误用了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画像。相似的问题还出现在中英双语女作家伊迪丝·莫德·伊顿身上，把一篇尚无定论的短篇小说认定为伊顿所作，遭到了唯一持此观点的学者的批评，因为那只是一种猜测——而且，他们“恢复”了伊顿的本名，而不是她刻意选择的、长期用于发表作品的女性化粤语名字：水仙花。还有N.K.杰米森，她用首字母来区分自己的学术作品和小说（与性别毫无关系），被要求免费为该活动赠送一篇短篇小说，因为不要钱是极好的女权主义。尽管这项活动名为“恢复本名”，可惜就连这一点都没能做到：诗人凯瑟琳·布拉德利被拼写成Katherine，而不是Katharine。
　　在強烈抗议的背后，是人们对于这种活动所秉持的错误观点感到厌倦，即，在各个时代，女性想要出书一直困难重重，她们只有躲在男性名字后面才能获得成功，而揭示她们的“真实”名字会让她们荣耀天下。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也许没错——在不同的时代、国家、种族和阶级背景下，性别歧视导致女性作家很难崭露头角。即使是21世纪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女性作家J.K.罗琳，为了确保其魔幻系列小说《哈利·波特》能吸引更多男孩，也采用了一个中性的名字，在此之前，罗琳曾化名罗伯特·加尔布雷斯匿名创作犯罪小说。即便如此，当代的这个例子揭示了该问题的复杂性：罗琳的选择不仅关乎性别歧视，也关乎渴望隐姓埋名，打造一个全新身份。

　　通常情况都是如此——才华横溢的女子很少由于单纯的性别歧视受到压制。令人费解的是，下面的这个想法一直延续至今，模糊了人们的观念，即，历史上只有少数女性通过假扮男性成功取得突破——比如乔治·艾略特和勃朗特姐妹。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我们的教育体系：自18世纪小说开始出现以来，传统经典文学往往只涉及男性作家。“事实上，在小说的兴起过程中，有一大批女作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萨姆·赫斯特博士指出，他是一位副讲师，也是免费在线课程“浪漫哥特”的主持人，“通过不断重复这些言论——女性只有使用男性笔名才能发表作品，抹杀了女性作家的存在，强化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父权主义和厌女主义文学观。”
　　在18和19世纪，除了用本名，女性作家还常常采用匿名或笔名发表作品；“由一位女士而作”实际上成了一个卖点，以至于男性作家有时会冒充女性作家。例如，根据学者詹姆斯·雷文的研究，1785年出版的小说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作品声称是“由一位女士而作”。虽然这种匿名很难确切知道到底有多少作家是男性，但可以相信，一些人故意选择“由一位女士而作”作为销售策略：女性作者有助于表明该小说的题材适合女性读者，而女性一直是购买小说的主力军。

“一直延续的错误观点”

　　这个时代对女性成就的忽视与体裁问题密切相关。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哥特式小说广受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女性有关。女性作家主导了这个领域，安·拉德克利夫获得了突破性进步，她的《奥多芙的神秘》确立了哥特式小说的标准式样，多次重印。她是无数以这种方式赚钱的“乱写乱画的女人”之一，另外还有玛丽·罗宾逊、克拉拉·里夫、夏洛特·戴克、伊丽莎·帕森斯、夏洛特·史密斯，以及玛丽·雪莱等。
　　这里无疑存在着性别歧视：小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所写，通常都被视为无聊的玩意——尤其是哥特式小说，它被嘲笑数量过多，分散了女性读者的注意力。赫斯特认为，这一体裁与女性的联系既导致了这种排斥，也是这种排斥的产物。这种当代嘲讽贯穿了经典文学确立的整个过程，他补充道：“男性在小说史上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原因之一就是哥特式小说被完全忽视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和出版界付出了巨大努力，重新审视女性作家，从伊丽莎·海伍德到弗朗西丝·伯尼，再到玛格丽特·奥列芬特。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关女性不以本名写作的不实观点一直显得苍白无力。不过，赫斯特承认，在19世纪，一些女性作家开始使用男性笔名，试图与民粹主义口中的“垃圾”小说划清界限。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微妙。

　　乔治·艾略特这个名字，很多人会把它当作一个“被迫”以男性身份发表作品以求得到重视的证据。但是，艾略特的传记作家、美国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罗斯玛丽·博登海默表示，最初，乔治·艾略特采用匿名是因为她非同寻常的感情状况。1854年，艾略特与已有妻室的乔治·亨利·路易斯私奔到德国。而她之所以使用笔名，是希望人们在评判她的作品时，不会因性丑闻而被贴上“堕落女人”的标签。但是，博登海默指出，还有更为平淡无奇的原因。就连艾略特也担心自己的写作不够好，而化名一直以来都是为了保全面子。此外，这也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身为一名记者，她的文章经常以匿名或化名发表。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就像许多“恢复本名”的作者一样，艾略特的身份很快为公众所知。她的首部长篇小说《亚当·比德》大获成功后，竟然引来一些冒名顶替者，艾略特不得不及时出面澄清。那么她为什么还坚持用艾略特这个名字？博登海默认为：“这个笔名现在已经名扬天下，也是女作家本人自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说，她会把它改成什么？对于任何希望“恢复”作者名字的学者来说，一个问题是，女性的名字经常会随着婚姻而改变。艾略特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她受洗礼时取名玛丽·安妮·埃文斯，后来改为玛丽·安·埃文斯（1837年）、玛丽安·埃文斯（1851年）、玛丽安·埃文斯·路易斯（1854年）、玛丽·安·克罗斯（1880年）。每一次改变都“标志着她人生的一个新时期”。博登海默认为，名字的设计对艾略特来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米德尔马契》（创作于1871年）以玛丽·安·埃文斯的名字再版，可以说，将她成熟的小说与她的青春时代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认为她一定会大为惊骇，”博登海默说，“玛丽·安这个名字让我觉得把她送回了压抑的少女时代，那时她压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

打造新的身份

　　其他许多作家不愿“回到少女时代”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一个男性化的笔名也许与一个同性恋身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以弗农·李为例，她原来的名字叫作维奥莱特·佩吉特，是一位以写鬼故事、文化批评以及和平主义辩论文章而闻名的作家。她还是一位公开的女同性恋者，与作家A.玛丽·F.鲁宾逊、克莱门蒂娜·基特·安斯特拉瑟-汤姆森以及艾米·利维都有过恋爱关系。
　　弗农·李在1875年写道，她的化名“有一个优势，可以让人不确定作者是男是女”。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维多利亚时期文学高级讲师安娜·帕雷洛·瓦迪罗博士说：“那种不受性别影响的感觉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作家按性别分類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与那些用化名掩盖身份的人不同，弗农·李用这个名字创造了一个新的形象，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遵循弗农·李的形象，拒绝双性恋，后来还尝试中性服装。
　　这里其实不存在笔名的问题，瓦迪罗指出：“每个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女人——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她具有‘男性’的才智。”就连她的情人都叫她弗农，而不是维奥莱特。“使用维奥莱特·佩吉特的确可以消除她身上的同性恋成分，”瓦迪罗说，“而‘弗农·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使得她的作家身份和她作为一个同性恋女人的身份结合在一起。”
　　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做的不止弗农·李一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们看到一些同性恋作家将自己的名字进行缩写、改变或中性化，譬如，拉德克利夫·霍尔、乔治·桑、维塔·萨克维尔-
　　韦斯特（她仅以“V”为作品署名）、H.D.（Hilda？ Doolittle，希尔达·杜丽特尔）和科莱特等。
　　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对女同性恋者——凯瑟琳·布拉德利和伊迪丝·库珀，也是姨妈和外甥女——走得更远：她们以迈克尔·菲尔德的名字出版她们合写的作品。这再次证明，艺术和生活往往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她们真的成了迈克尔·菲尔德，”瓦迪罗说，“她们的朋友在写信时会称呼布拉德利为‘亲爱的迈克尔’，称库珀为‘亲爱的菲尔德’，或者‘我想邀请迈克尔·菲尔德参加我的聚会……’。”
　　虚构这个人物可能比讲述女性受压迫的故事更有趣。这对伴侣经常给对方起昵称——布拉德利是西米奥格（波斯寓言中的一种神鸟）、智慧鸟；而库珀被称为咪咪，后来又被称为亨利。“名字有多种创造的可能、自由和空间，”瓦迪罗强调说，“打造自己的作者身份也是一种艺术。”
　　据说她们的作品一度受到重视，直到诗人罗伯特·布朗宁将真相泄露给媒体。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她们作品的蔑视“主要是针对这种合作关系的本质，以及她们是姨妈和外甥女这一事实”。瓦迪罗说：“在文学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诗歌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创造，通常属于天才男性，坦率地说，两代女性合作写诗有点让人无法接受。

种族以及其他因素

　　笔名的选择也可能受到作者种族的影响。人们可能认为，为了出版作品，必须使用笔名来帮助有色人种作家冒充白人。然而，安·佩特里的例子揭示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安·佩特里是一位非裔美国作家，她的短篇小说《小屋俱乐部的玛丽》在1939年以笔名阿诺德·彼得里出版（收录于“恢复本名”活动的丛书中）。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普通人的羞怯。“她早年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所以用了‘阿诺德·彼得里’这个笔名，避免朋友和熟人不必要或过度的关注。”纽约大学英语教授吉恩·贾勒特解释说。但通过发表短篇小说，佩特里变得自信起来，到了1946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街》出版时，她已经能够“享受”以真名出版小说带来的声誉。结果，《大街》轰动一时，成为第一部由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创作的销量超过100万册的小说。

　　如果说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身为一个黑人女性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挑战，未免太过天真，但这并不一定会损害她们的商业前景——事实上，吉恩·贾勒特认为，非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吸引读者认真对待他们对种族关系的文学描述”。
　　但他也指出，在这个时期，美国黑人男性和女性使用笔名或匿名出版的频率“可能比人们意识到的要高”。“一些以畅销书或广受好评的文学作品而闻名的、使用自己真名的非裔美国作家——从19世纪末的保罗·劳伦斯·邓巴和波林·霍普金斯，到20世纪初至中期的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和兰斯顿·休斯——都用笔名写短篇小说。”贾勒特解释道。这么做不是为了隐藏身份，而是为了补充身份。
　　这再次说明，体裁是这里的关键。作家用他们的真名创作“严肃”的文学作品，希望能真实地反映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并探讨种族歧视——这既提供了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创作类型。所以这些作家经常用笔名写些通俗小说来赚钱。《小屋俱乐部的玛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部含有浪漫爱情元素的惊悚小说集，当初陆续发表在一份面向大众的报纸上，并配有插图。
　　这种情况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小说这一体裁而言，最近的趋势却是男性作家以中性笔名发表作品，或者是采用首字母，让读者来猜测作家的性别，比如犯罪和惊悚小说作家S.K.特里梅因（肖恩·托马斯）、赖利·塞杰（托德·里特）、S.J.沃森（史蒂夫·沃森）、J.P.德莱尼（托尼·斯特朗）。如今，在图书整体购买市场，女性所占的比例高达80%——甚至在犯罪小说市场也是如此——而拥有一个中性的名字被认为更具吸引力。
　　从历史上看，女性作家使用男性笔名的原因可谓五花八门，但如今，如果你的书被认为是“一位女士”所写，就像哥特式小说一样，可能会大有帮助。要知道，这在历史上早有先例。